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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宝兴县等地发生7.0级地震。震后3小时，7倍于玉树地震的救援力量向芦山进发，6米宽的道路上浩浩荡荡，长达30余公里，这里面也包括不少媒体记者和摄影师，据后来统计，一共有超过2000人次的媒体人赶到了地震的第一线。截至我们发稿，距离“4·20”雅安地震已经两个多月，从摄影的角度，我们也许需要再一次思考图片影像到底可以怎样“救”灾？
从雅安地震的媒体报道来看，相比于五年前汶川地震时传统媒体“一家独大”的局面，以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为主的“微救援”平台，在本次救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日8点02分，雅安强震仅仅53秒之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就发出了有关地震的第一条微博。某资深传统媒体人在微信中感叹并总结着：“9·11，凤凰；5·12，央视；4·20，微博”，言简意赅地道出10余年来灾难的第一现场信息渠道的演变和热点所在。而传统媒体为争得时效，也纷纷借助平日搭建的网络平台，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一手信息，反应之快近乎直播。
不仅是微博，最近沸沸扬扬“被收费”的网络新利器微信也在此次地震的信息传递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仅通过微信平台的网友捐款就达到1200余万元。在通讯信号不畅的极端情况下，利用微信文件量小可以传输的优势，发起大规模的寻人，而图片也在发挥着实际的作用。而且这一次，救援部队也开通了微信官号，利用网络的特点，辅助救灾工作。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许多通信正常灾区的用户率先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发布地震信息。随后，人民日报、头条新闻等拥有海量“粉丝”的认证微博相继发布了相关消息。再随后，不少微博名人、认证机构开始通过微博平台，进行地震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指导。20日下午，新浪微博话题榜前五位全部被雅安地震占据。
图片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种简单的视觉工具，被新闻媒介用过一遍之后，又被艺术筛选。这次的微博、微信，很多民间的图片真正地回归到它本来的记录功能，为寻人、锁定地理位置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帮助。
作为职业的摄影师，在灾难面前，每个人恐怕都不愿失去用影像见证的机会，但是救灾与影像，孰轻孰重，服从大局观，也是每个摄影师需要在行动前做出判断的。
此次地震报道中，虽然各大网站也开辟专区，呈现多组地震救灾的影像专题，但和汶川地震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腾讯图片新闻中心副主编、图片组组长李昕樾在采访中说：“‘5·12’汶川地震的时候，媒体甚至都被自己感动了，这一次地震相比五年前，媒体普遍感觉成熟了，不同于现实救灾显得拥挤的场面，媒体相对淡定，尤其是发布速度最快的网络，在经历过汶川地震之后，更多地不再是感动与煽情，而是最大限度发挥网络优势，从报纸到电脑，再到如今的手机端，图片的编辑和使用更理性。这次雅安地震的报道我个人觉得是合适的，在灾难面前，媒体始终要把握一个度，之前的昭通地震就有些过度报道，好在媒体都在反思和总结以往灾难报道的经验。”
天灾无情，非人力所能掌握， 37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事后参与报道的一些摄影师曾有过深刻的反思，5年前的汶川地震也给我们的媒体很多思考的空间，我们在灾难面前逐渐成熟，这里面也包括图片。而图片真正能为灾难做些什么？毫无例外地，每一次天灾面前，摄影师、媒体以及每个人都会被追问和自问。
同为视觉媒介的绘画界，并不因为不及摄影的迅捷就对灾难漠视。著名艺术家刘小东在汶川地震两年后亲临当时的地震现场，绘制了巨幅油画作品《出北川》。“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需要沉淀，马上去面对它，可能会情绪化主观化。我比较注意这事情过去以后剩下什么。地震正在发生时需要救援队这些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不需要我们去打扰。……艺术家的角色在生活里如果弄不好就挺‘烦人’的，不可爱。所以等这件事逐渐淡出大家视线了我再去。”刘小东的自述不仅道出了艺术创作的独有规律，也表明了一个艺术家对灾难的态度和思考。摄影同样是视觉语言，面对残酷的灾难，恐怕肤浅的美学观或者教条的道德观都难以指导你的拍摄。
突如其来的灾难可能更容易将摄影的属性划分地清楚一些，艺术的归艺术，新闻的归新闻，不容含糊。在众多的地震影像中，限于篇幅，我们选登了两组影像，自由摄影拍客山姆哥曾卧底拍摄过“杭州卖肾案”等热点事件，他的“挖掘最后的尊严”用图片讲述了一个线性的救灾事件，事件的影像叙述充满着感人的细节，面对残酷的生死，他的记者手记文字冷静而克制：“人不能决定何时死去，但社会应该作出努力，让人逝去的方式，更体面更有尊严一些。”而李舸则用微单相机+24mm的定焦镜头，“芦山非像”散点透视般的图片格局生动描述了灾后的方方面面。作为职业的摄影记者，李舸的思路很清晰：“记者，第一要传递正确的信息，第二要正确地引导公众，把握信息传递的度和量，这非常重要。”
中国有句古话：事过境迁，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眼花缭乱的各种热点大多脱不了“各领风骚三五分钟”的命运，一些天灾人祸的突发新闻甚至也被拿来“消费”， 就在我们截稿在即的时候，电视剧《唐山大地震》的收视率已经超越《新编辑部的故事》，但同时观众对该剧的质疑也不断，其中不乏认为影视剧在消费灾难的尖锐批评。在摄影界，因为两组地震肖像所引发的“地震灾难现场，环境肖像该不该拍”的讨论，再一次将影像伦理的问题摆了出来，其实每一次伴随着灾难的发生，媒体上都会出现类似的讨论，更像是灾难的次生品，而非灾难时刻的影像伦理的普教与建设才是更应该的。
从雅安地震的媒体报道来看，相比于五年前汶川地震时传统媒体“一家独大”的局面，以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为主的“微救援”平台，在本次救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日8点02分，雅安强震仅仅53秒之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就发出了有关地震的第一条微博。某资深传统媒体人在微信中感叹并总结着：“9·11，凤凰；5·12，央视；4·20，微博”，言简意赅地道出10余年来灾难的第一现场信息渠道的演变和热点所在。而传统媒体为争得时效，也纷纷借助平日搭建的网络平台，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一手信息，反应之快近乎直播。
不仅是微博，最近沸沸扬扬“被收费”的网络新利器微信也在此次地震的信息传递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仅通过微信平台的网友捐款就达到1200余万元。在通讯信号不畅的极端情况下，利用微信文件量小可以传输的优势，发起大规模的寻人，而图片也在发挥着实际的作用。而且这一次，救援部队也开通了微信官号，利用网络的特点，辅助救灾工作。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许多通信正常灾区的用户率先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发布地震信息。随后，人民日报、头条新闻等拥有海量“粉丝”的认证微博相继发布了相关消息。再随后，不少微博名人、认证机构开始通过微博平台，进行地震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指导。20日下午，新浪微博话题榜前五位全部被雅安地震占据。
图片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种简单的视觉工具，被新闻媒介用过一遍之后，又被艺术筛选。这次的微博、微信，很多民间的图片真正地回归到它本来的记录功能，为寻人、锁定地理位置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帮助。
作为职业的摄影师，在灾难面前，每个人恐怕都不愿失去用影像见证的机会，但是救灾与影像，孰轻孰重，服从大局观，也是每个摄影师需要在行动前做出判断的。
此次地震报道中，虽然各大网站也开辟专区，呈现多组地震救灾的影像专题，但和汶川地震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腾讯图片新闻中心副主编、图片组组长李昕樾在采访中说：“‘5·12’汶川地震的时候，媒体甚至都被自己感动了，这一次地震相比五年前，媒体普遍感觉成熟了，不同于现实救灾显得拥挤的场面，媒体相对淡定，尤其是发布速度最快的网络，在经历过汶川地震之后，更多地不再是感动与煽情，而是最大限度发挥网络优势，从报纸到电脑，再到如今的手机端，图片的编辑和使用更理性。这次雅安地震的报道我个人觉得是合适的，在灾难面前，媒体始终要把握一个度，之前的昭通地震就有些过度报道，好在媒体都在反思和总结以往灾难报道的经验。”
天灾无情，非人力所能掌握， 37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事后参与报道的一些摄影师曾有过深刻的反思，5年前的汶川地震也给我们的媒体很多思考的空间，我们在灾难面前逐渐成熟，这里面也包括图片。而图片真正能为灾难做些什么？毫无例外地，每一次天灾面前，摄影师、媒体以及每个人都会被追问和自问。
同为视觉媒介的绘画界，并不因为不及摄影的迅捷就对灾难漠视。著名艺术家刘小东在汶川地震两年后亲临当时的地震现场，绘制了巨幅油画作品《出北川》。“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需要沉淀，马上去面对它，可能会情绪化主观化。我比较注意这事情过去以后剩下什么。地震正在发生时需要救援队这些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不需要我们去打扰。……艺术家的角色在生活里如果弄不好就挺‘烦人’的，不可爱。所以等这件事逐渐淡出大家视线了我再去。”刘小东的自述不仅道出了艺术创作的独有规律，也表明了一个艺术家对灾难的态度和思考。摄影同样是视觉语言，面对残酷的灾难，恐怕肤浅的美学观或者教条的道德观都难以指导你的拍摄。
突如其来的灾难可能更容易将摄影的属性划分地清楚一些，艺术的归艺术，新闻的归新闻，不容含糊。在众多的地震影像中，限于篇幅，我们选登了两组影像，自由摄影拍客山姆哥曾卧底拍摄过“杭州卖肾案”等热点事件，他的“挖掘最后的尊严”用图片讲述了一个线性的救灾事件，事件的影像叙述充满着感人的细节，面对残酷的生死，他的记者手记文字冷静而克制：“人不能决定何时死去，但社会应该作出努力，让人逝去的方式，更体面更有尊严一些。”而李舸则用微单相机+24mm的定焦镜头，“芦山非像”散点透视般的图片格局生动描述了灾后的方方面面。作为职业的摄影记者，李舸的思路很清晰：“记者，第一要传递正确的信息，第二要正确地引导公众，把握信息传递的度和量，这非常重要。”
中国有句古话：事过境迁，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眼花缭乱的各种热点大多脱不了“各领风骚三五分钟”的命运，一些天灾人祸的突发新闻甚至也被拿来“消费”， 就在我们截稿在即的时候，电视剧《唐山大地震》的收视率已经超越《新编辑部的故事》，但同时观众对该剧的质疑也不断，其中不乏认为影视剧在消费灾难的尖锐批评。在摄影界，因为两组地震肖像所引发的“地震灾难现场，环境肖像该不该拍”的讨论，再一次将影像伦理的问题摆了出来，其实每一次伴随着灾难的发生，媒体上都会出现类似的讨论，更像是灾难的次生品，而非灾难时刻的影像伦理的普教与建设才是更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