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涌现出反全球化的声音。一些人甚至预言全球化出现倒退，世界进入一个“逆全球化”时期。实际上，反全球化的力量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相随。这些反对力量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一些相似的主张，主要包括：
　　第一是反对商品自由流动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商品的自由流动总是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但不利于被替代商品的生产者和部分消费者。本国的商品被外国商品抢占了市场份额，本国生产商就会要求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同时，外来的电影、儿童读本、快餐店和汽车品牌赢得了本国大量消费者的青睐，让本国生产的同类商品更难买到、更昂贵或者改变风格与品质，也会让那些怀旧的消费者颇有意见。他们可能指责那些热衷于消费外国商品的人不爱国，可能支持政府减少进口国外的商品和服务。本地化的生产和消费被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所替代，使很多国家都存在内部的利益冲突，也使得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在世界各国政治中出现。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受到冲击的企业要么无法适应而被迫降薪裁员，要么把工厂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国家或地区，而本国的工人往往会失去工作。因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受到冲击的国家的工会组织常常倾向于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相关的政党也会成为传声的渠道。但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60多个国家来说，贸易保护主义與其国际承诺不符。在多数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作为反全球化力量的最主要政治主张之一，只能在局部问题和偶然的条件下转化对外政策。
　　第二是反对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仅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公平市场原则下的外国投资会直接创造本国的就业，引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拉动上下游产业。即便外资和国内资本产生了竞争，也往往可以通过并购、合资等手段减少失业等整体社会损害，甚至将竞争关系转化为利益共同体关系。因而外国投资从纯粹经济意义上更接近于“帕累托改进”。但是，反对外国资本的声音仍然在各国政治中普遍存在。媒体、政客都有可能迎合和煽动广泛存在的民族情绪。一些国际投资协议会以“国家安全”“道德风险”等方面的理由被否决。在外交关系出现波动时，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反弹也往往指向外资公司，并经常以民众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而那些仅仅是购买土地、矿产的投资就更容易受到否决。
　　第三是反对人员自由流动的排外主义主张。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必然引发人员的国际流动，这就要求各国放松对人员跨国流动的管制。而对人员跨国流动的解放，就会衍生出相应的移民问题。除了少数因政治原因产生的移民外，绝大多数合法的跨国移民都可以追溯到某种形式的国际商业活动。如果大学算作一种教育服务，大学可能在招收国际学生中获利。企业聘用了更优秀和廉价的外籍员工，愿意支持他们取得国籍、甚至帮助他们的家人过来陪伴。但未必所有人都会在移民问题上获利。与更廉价和更优秀的外国工人比起来，本国工人可能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压力。以美国为例，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至2014年，美国雇主对合法和非法移民的雇佣量增长了200万，而对本土美国人的雇佣量反而下降了146万。此外，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成功推动就业复苏，但美国增长的所有就业岗位几乎都被移民所占领。对移民的反对构成了美国中下层白人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基础。
　　可以看出，反全球化的政治主张，实际上体现了各国国内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些分歧在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因而一概地议论“逆全球化”是不对的。反全球化主张在一定时期、一些国家高涨，有其国内的特殊原因，但背后的本质就是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从长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说全球化发展必然呈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会导致不同群体全球化程度的不平衡和获利的不均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家管控社会矛盾的能力下降，被压抑的反全球化力量呈现出爆发的态势。这会在短时间内造成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上升。但随着相关国家的经济得以恢复、社会矛盾得到调和，反全球化的主张可能很难长期占据政治舞台的主流。但在一些政治比较脆弱的国家，可能会造成社会分裂甚至下层革命，危及国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