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头3个月，有三位科学界、文化界的名人故去，分别是饶宗颐、霍金、李敖。每一次谢幕，都引来一波卷帙浩繁的纪念文字。
　　饱蘸深情以文相送，诚为雅事，只是，雅事应出乎雅人，深情则源于相知。这便是令人困惑之处：中国社会里，真有那么多人对三位先生的学问、文章、为人如此谙熟吗？
　　饶宗颐虽然声名素著，但他是个严肃学者，长于考据，作品与大众之间有着天然隔膜；霍金在科学界的地位毋庸置疑，书卖得好，不过能看得懂的人不多。至于李敖，一生风流，著作等身，但在当下社会早已“过气”，多年前他就说过，“现在的年轻人不看我的书了”，“被当成空气，当你不存在”。
　　但斯人一去，知心如潮，全天下都显得特别熟悉他们，“懂得”他们。
　　难以置信。倘若这是实情，则中国社会的理性程度，应有另一番景象才是。那么，在“发”和“转”这两个集体动作背后，暗含着哪些秘密？

制造“熟悉”

　　有人已经指出，“谁死粉谁”是一个早已存在的怪异现象。
　　和娱乐明星的任何鸡毛蒜皮都会引来围观、尖叫不一样，学术大师、文化名人、科学英雄，只有去世之时，才能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引起人们关注的不是他们的学问成就，而是去世这一事实本身。
　　死亡总是一个带有刺激性的意象，大人物的死亡更是如此。
　　一方面，社会总是由多数的平凡者组成，大人物的去世，会引发一种对终极平等的确认—在自然规律面前，有名无名，终归还是平等。如此想想，对于自己的平凡就多了一丝安慰。另一方面，著名者的死亡，同时也会勾起“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情愫，激发人们本能的死亡焦虑。
　　上面这个心理过程，给予名人去世相关的信息提供了需求基础。但这还不够，要让需求有效，还必须有另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熟悉”。人们会对陌生的、只有一个名字的普通人离世无动于衷，但对熟人、见过的人、听过的人的逝去，就会心有戚戚，至少心中一动。一个名人，明明不熟悉，要怎样产生熟悉感呢？
　　这就要由文章的作者去完成了，作者一定会显得和这个名人很熟悉。
　　有些人是真正熟悉，因为喜欢，所以对其作品、生平都熟稔于心，甚至有一些人本就是故去者的朋友。不过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写作者对名人情况的掌握是临时做功课的结果，但一样会在表述上显得很熟悉，还可能为此制造一些细节，比如“从我身边走过”、“听过他的演讲”、“在机场曾经偶遇”之类。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对于“熟悉”程度，都必会在事实基础上有所夸大。就像李敖去世了，一下子好像涌现出无數的“知己”来，但李敖自己说过，他不大交朋友；而且因为青年成名、耄耋离世，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配得上的大多都已先他而去，存世不多。
　　写作者的夸大有两个目的，一是给写作提供合理性，显得“有资格”，二是让读者更易代入，更愿意转发。
　　尽管行文中一派怜惜之情，但其实当下的许多文字匠，都有着棺材铺老板一般的淡定：人生自古谁无死？

社会总是由多数的平凡者组成，大人物的去世，会引发一种对终极平等的确认—在自然规律面前，有名无名，终归还是平等。

　　我就看到过一个微信公号作者，在李敖去世之后迅速抛出了一篇进行激烈的道德批判的文章，并且加了按语表示这篇文章其实早已写好，只等着李敖去世。李敖不好惹是尽人皆知的，不过他生前显然也不会在意这样的文章，故而可以相信作者不是惧怕风险，而是为了等待一个好时机，一个“李敖”这个名字最炙手可热的时间点。电影《落叶归根》里有一个细节，赵本山途中饥渴难耐，看到有人家办丧事，就进去哭灵混顿饭吃。如是而已。
　　等着名人去世然后可以写他，不是什么暗黑心理，也算不上道德有亏，毕竟他们并未用什么压胜之法。这个现象揭示的社会现实在于，人们很清楚文字越来越速朽了，能够一日有人读已然值得庆幸。和避孕套一样，它是一次性的—这是大部分文章在写作之前就已了然于胸的命运。
　　正因如此，就要抓住一切可以短暂停留的机会，名人去世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文人过剩

　　考虑到写作的客体是一名逝者，这会让我们想到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墓志铭。
　　墓志铭的执笔者，最具合理性的身份当然是亲属、故交，但这一文体自东汉末年诞生以来，后人为了示孝，往往会请专业的文人代笔，以求写得“好”一点。代笔者对逝者不熟悉，却必须假装熟悉，文采斐然，天花乱坠。到了唐代，此风尤盛。
　　被苏东坡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留给后世的作品中，大部分就是墓志铭，他用深厚的散文功底，把墓志铭写成了一种艺术。当然，他对其中多数逝者，一样并不熟悉，写作本身只是一门生意。
　　为他人写墓志铭润笔丰厚，韩愈就更不在话下，传说他为当时的国舅王用写了一篇，报酬就是宝马一匹、玉带一条。到唐文宗时，写墓志铭已是一种文人的正当职业，同业之间竞争激烈。每有富贵之人去世，门前就挤满了这种职业文人，有的人干脆去棺材铺“登记注册”，有人故去，老板就会优先通知。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文人过剩，而文人又不愿也不能从事工、商等贱业。唐朝建立了科举制，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体制内社会流动机制，它的开放性值得给予足够的肯定，只要不是工、商出身，未曾作奸犯科，都可报名，没有其它条件限制。其弊端在于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文人，远远超出政府机构的容纳限度。于是许多人就徒有功名，并无实职，为了生存，什么都写。
　　写墓志铭获得的报酬，被称为“谀墓金”。
　　在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写作换钱。假装熟悉，写文章怀念去世名人，虽然不会得到家属赠予的“谀墓金”，但市场机制一样会给予一定的报酬。也有的作者并不“谀”，而是“骂”，“谀”是奉承死人，“骂”是迎合活人，目的上并无二致。 　　而自媒体之发达，也昭示着一个现实：这个时代里一样文人过剩。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交汇时，“文科生过剩”就已成为大学招生和就业市场上的突出现象。文科难考，但报考比例走高；理科人才需求大，但供应不足。被堵在大学门外的文科考生和被挡在就业市场门外的文科毕业生，在自媒体创业时代迎来了一个“春天”。人们可以感受到，有很多人在勤快地生产文章，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他们常用的名字是“小编”、“某君”。
　　一些原本有固定职业的人，看到自媒体时代思想市场的开放性，也化身为意见领袖，借以名利双收。此外，还有大量的微信公号其实是工业化协作下的信息装配车间，效率第一，谈不上什么价值观。
　　不管是哪一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会放过任何有流量带动力的信息。

转 发

　　前面我们分析了名人身后文字滚滚的需求基础—平凡人的自我慰藉和死亡焦虑，以及催化条件—制造“熟悉”假象。
　　不过这些都只是针对信息（文章）本身而言，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与信息相关的集体行为—主要是大众一拥而上的转发，背后又有什么奥妙？
　　如果说许多写作者对故去的名人其实并不熟悉，那么社会大众之中的不熟悉者，比例就更高。写作者还会提前做点临时的功课，而受众则是骤然地接受他的突击成果，但受众在朋友圈里还是会迅速转发扩散，看上去似乎感慨良多，深情难舍。
　　为什么？
　　有评论者认为，这是“小布尔乔亚的媚雅”，翻译一下，这个词组的意思是“小资情调的装蒜”。当然有道理—其实在当下的中国，只要是“小资”的爱好，你都可以把它和“装蒜”联系在一起。这是“小资”这个身份天然决定的，不是什么逻辑推断，这“道理”就像说“大力士力气大”一样。

有的作者并不“谀”，而是“骂”，“谀”是奉承死人，“骂”是迎合活人，目的上并无二致。

　　但我们发现，转发者并不限于某种阶层角色，其中有“小资”，也有知识分子，中产，富人，而更多的是还没有达到“小资”经济水平的社会中下层。甚至于越不懂的人，就越热衷于转发。
　　正如李敖所说，年轻人已经不读他的书—这和年轻人已经“无感”于他的写作背景而他的旁征博引又不符合人们的知识结构有关，但我们会看到许多年轻人在传播着纪念李敖的文章。李敖尚且如此，读霍金和饶宗颐的人一定会更少，读懂者更是寥寥，然而一样无碍于朋友圈的热度。
　　冷静地梳理了一下，人们转发时的驱动力，基本可以归结为三点：1、过节式的无意识；2、保持熟人圈曝光度；3、印象管理。
　　过节式的无意识是从众的一种表现。大家都这么做，就跟着这么做。节就在那，你过不过都是过。过春节，大家都会吃得丰盛一点，你也会吃得丰盛一点。
　　而保持熟人圈的曝光度，目的是把自己嵌入社会结构当中去。不管什么名人去世，人们的转发行为其实都是围绕“我”而不是“他”发生的，是为了暗示熟人们我知道、我听说过、我读过……因为名人身份具有公共性，“他们代表世界，而我关心世界”。他们是一个个中心，人们可以以之为参照系，按距离远近确定自己的位置，同时把自己捧得高一点。
　　印象管理则是其中最主动的一种驱动力。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名词，本身不带褒贬色彩，但每次看到这个词我都會有一阵反胃的感觉，因为它散发着浓重的庸俗成功学味道。不过现实无法回避，先天性格加上社会打磨，已经让获取他人的良好印象成为许多人在行为上的惯性目标。印象管理让人们不再被动地去符合他人的期待，而是主动地塑造自己值得更高期待的形象。
　　表现在名人去世问题上，这三种驱动力中的任何一种都会推动形成一种局面：似乎每一个人的知识和理解能力都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这实在有趣极了。
　　当然，这篇文章里没有涉及一类人，那就是虽然从未谋面却真正理解那些文化英雄的人们。这少数人，不论赞或弹，也不管他们是活着还是离去，本心里都珍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