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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世界呼唤那些接地气、有行动力的政党站出来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去掉官僚化、去掉空谈、去掉通过分化社会来实现政治操弄的做法，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打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不懈努力。
10月13日至15日，“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重庆举行，来自50个国家72个政党和组织参加了对话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讲话。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是一个以政党为主体和特色，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也是国内目前首个以中国共产党名义与世界展开对话的多边政党论坛，创办这个对话会，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之间，搭建一个促进相互了解、开展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和世界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
对话会此前已于2014年和2015年举办了两届，主题分别是“中国改革：执政党的角色”和“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今年的主题则是“全球经济治理创新：政党的主张和作为”。只从主题上就可以看出，此次对话会和不久前中国举办的近些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形成了衔接。和杭州峰会形成杭州共识类似，这次对话会也形成了重庆倡议。
对话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重庆市委承办。重庆，近几年中国国内GDP增长速度的领跑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样本之一，又是包括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重大战略的交汇点，所有这些“标签”也都和此次对话会的主题深度契合。
在全球经济治理处于深度变革的关键时刻，这样以政党为主体的对话会，其意义不仅在于传递中国声音和中国主张，和世界分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治理理念，凝聚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共识，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中不断关照自身，不断校正一个执政党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精准的行为坐标的过程。对话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所发挥的政治引领作用，其带来的重要启示也值得深入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峰会上明确指出，世界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关键当口，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波折：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
这一判断在此次政党对话会上得到了普遍的呼应。因为是以政党为主体的对话，经济变化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民粹主义泛滥、恐怖主义扩散和保护主义抬头现象，屡次被与会的政要和学者提及。
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英国前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前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认为，过去，政治精英对于全球化中的赢家和输家的区分过于忽视了，对于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分裂和分离，政治精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批评民粹主义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难的是如何应对民粹主义背后的不满情绪。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民粹主义正在利用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担忧而生根壮大，全球化的成果并没有公平和持久的分配给所有人，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甚至在一些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都受到失业、缺少发展和社会排斥的威胁。
阿尔巴尼亚争取社会一体化社会运动党主席团成员哈吉纳斯托指出，经济增长的每一个问题、现象或者危机，都和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讨论越来越急迫的安全问题。
意大利民主党对外事务负责人夸塔贝莱进一步具体分析说，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往往是超越国别层次的，会影响到公民的生活方式，很多方面会让公民产生焦虑和恐慌情绪，担心跟不上这些变化，同时人们对政党普遍有一种无力感，往往认为这些发生的变化是超越政治之上的，是政治所无法解决的。
澳大利亚全球经济会秘书长霍华德更直接断言，西方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后政治”的新时期，有时候人们并不相信政治高层所展开的对话以及对话内容。
……
所有这些重要的观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在讨论全球经济治理的时候，全球经济增长议程是不断在拓展的，不仅要关注国际经贸、投资等问题，还要关注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这不仅意味着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现有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突出，改革的诉求不断上升，改革的力量不断聚集，也意味着除了主权国家，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都会深度卷入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在这个进程中，政党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成为突出的问题。
探讨所有的创新和改革，背后都会有一个“元问题”。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背后的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这一波经济全球化进程。
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观点是，在经济全球化中，主要的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的1%的少数人和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但在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是受损的。在此次对话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对之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反驳。
在林毅夫看来，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不是全球化带来的，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首先是来自于所谓的金融创新，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家以1%的群体数量占有比重过高的财富。第二个是科技创新，硅谷的创新企业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创造了巨大财富。从全球化来说，实际上对发达国家的低收入群体是带来了巨大好处的，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非常低，很多产品在过去是不敢想象能够拥有的。并且实际上来看，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保持了比较高的就业率。因此，把发达国家出现的两极分化归罪于全球化，“我个人认为是看对了问题，找错了原因，由此提出的治理方案，一定对低收入群体不好。” 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如何有效地引导民众对全球化的正确认识，如何有效疏导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情绪，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
法国共产党全国执委会协调员内格认为，应加强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拒绝金钱操纵下的权力使用，并且要摆脱似乎已经无所不能的金融市场的不良影响，抵抗它们对社会的反作用。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君贝尔认为，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不能简单地说全球化是好还是坏，现在要做的就是描述什么是全球化，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全球化，这是政党的任务。新西兰工党主席霍沃斯指出，如果经济发展模式违背了政治意愿的话，是不可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全球贸易的进展，既来自于相关国家促进贸易的措施得力，同时对于利益的分配推进的力度也是很大的，比如福利国家的出现。今天的政党也要确保延续过去这种好的做法。
对中国而言，有与会的企业家代表就指出，现在的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存在很多重大缺陷，这个道理要讲清楚。不过，另一层意思也要讲清楚，否则容易引起误解。这个意思就是，中国是现有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一个巨大受益者，中国加入WTO之后，是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
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发展仍是解决国内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个思想也延续到了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主张之中。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等新机制为例分析说，跟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很大的不同就是发展导向，因为尽管现有的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有各种弊端，但最突出的问题是发展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危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全球提供一个新型的公共产品。
实际上，通过此前的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以及此次对话会，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向世界明确表明：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对于确保世界经济宏观形势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其中的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中国共产党主张进行渐进的改革，不搞大拆大建、一蹴而就、推倒重来，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的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是根据时代要求进行的创新和完善。
也就是说，对于前述“元问题”，政党作为大多数国家广泛存在的重要政治组织，不仅不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缺位，反而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要在凝聚共识、引导社会情绪、政策议程设置等方面发挥出自己的主导性和建设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主张的第一要义正是，通过各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提高各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通过深化而不是排斥经济全球化来推动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通过“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政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变得非常清晰了：
政党是全球经济治理方向的引领者。政党背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政党的责任就是要把分散的民众的需求提升为理论和纲领，明确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回顾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每当社会发展的航船遭遇了风雨和迷雾，负责任有担当的政党总会站出来为人们导航。在经济全球化的又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政党应当具有世界眼光和政治勇气，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发展大势，切实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得更加公正合理。
政党也是全球经济治理力量的培育者。政党的基本功能是组织动员，失去这一基本功能的政党实际上只是一个官僚化的、与社会和民众脱节的机构，无法承担起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任。通过组织动员，让人才和利益攸关者都能够参与到治理变革中来，这是政党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的独特作用。
政党还要成为全球经济治理进程的推动者。各国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政策、主张的背后实际上是各国以政党为主的政治力量在发挥推动作用。所谓建设性作用，也就是指政党通过主动设置议题，通过广泛讨论促进共识的形成，推动从政府、企业到民众、社会组织等采取行动，解决应对危机中出现的规则碎片化、封闭化和排他性倾向。
行动，才有力量；行动者，才有未来。从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到此次政党对话会，中国共产党反复向世界各国和各政党强调，新机制新倡议不能变成清谈馆，要从切实解决问题入手，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和图纸上，相关各方应该尽快采取务实的行动。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积极行动，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和世界对话的方式所传递出的，自身的鲜明执政品格。办好“对话会”本身也为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国外政党经济社会治理经验提供了平台，通过与外国各类政党、各类组织的对话，既能影响世界，也向世界学习，展现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所应当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办会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各个办会环节，都进行了转型升级，比如不仅安排同类代表之间的对话，还安排不同领域的跨界代表的对话，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摆脱了传统机关办会的路子，整个对话会展现出既接地气又与国际接轨的格调，比如一个会议文宣的H5产品，借鉴了流行的网络语言“撩”，标题是“一个小目标！党想跟世界聊liao”。在媒体邀请上，不仅有官媒，还有商业媒体，不仅有报纸，还有时政类杂志，不仅有国内媒体，还有金融时报等国外媒体，不仅有传统媒体，还有一大波新媒体，满足传播受众多元化需求，力求实现“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政治信息传播效应的最大化。
开放带来发展，包容带来和谐。中国历史上，越是强盛的时期，越是具有开放和包容气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有着天下情怀和全球眼光，经过艰难探索，一步步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正是实事求是的行动精神，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经济奇迹，并将继续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被人寄予厚望。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世界呼唤那些接地气、有行动力的政党站出来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去掉官僚化、去掉空谈、去掉通过分化社会来实现政治操弄的做法，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打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不懈努力。
这也许就是“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迪。
10月13日至15日，“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重庆举行，来自50个国家72个政党和组织参加了对话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讲话。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是一个以政党为主体和特色，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也是国内目前首个以中国共产党名义与世界展开对话的多边政党论坛，创办这个对话会，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之间，搭建一个促进相互了解、开展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和世界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
对话会此前已于2014年和2015年举办了两届，主题分别是“中国改革：执政党的角色”和“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今年的主题则是“全球经济治理创新：政党的主张和作为”。只从主题上就可以看出，此次对话会和不久前中国举办的近些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形成了衔接。和杭州峰会形成杭州共识类似，这次对话会也形成了重庆倡议。
对话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重庆市委承办。重庆，近几年中国国内GDP增长速度的领跑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样本之一，又是包括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重大战略的交汇点，所有这些“标签”也都和此次对话会的主题深度契合。
在全球经济治理处于深度变革的关键时刻，这样以政党为主体的对话会，其意义不仅在于传递中国声音和中国主张，和世界分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治理理念，凝聚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共识，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中不断关照自身，不断校正一个执政党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精准的行为坐标的过程。对话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所发挥的政治引领作用，其带来的重要启示也值得深入总结。
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峰会上明确指出，世界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关键当口，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波折：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
这一判断在此次政党对话会上得到了普遍的呼应。因为是以政党为主体的对话，经济变化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民粹主义泛滥、恐怖主义扩散和保护主义抬头现象，屡次被与会的政要和学者提及。
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英国前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前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认为，过去，政治精英对于全球化中的赢家和输家的区分过于忽视了，对于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分裂和分离，政治精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批评民粹主义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难的是如何应对民粹主义背后的不满情绪。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民粹主义正在利用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担忧而生根壮大，全球化的成果并没有公平和持久的分配给所有人，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甚至在一些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都受到失业、缺少发展和社会排斥的威胁。
阿尔巴尼亚争取社会一体化社会运动党主席团成员哈吉纳斯托指出，经济增长的每一个问题、现象或者危机，都和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讨论越来越急迫的安全问题。
意大利民主党对外事务负责人夸塔贝莱进一步具体分析说，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往往是超越国别层次的，会影响到公民的生活方式，很多方面会让公民产生焦虑和恐慌情绪，担心跟不上这些变化，同时人们对政党普遍有一种无力感，往往认为这些发生的变化是超越政治之上的，是政治所无法解决的。
澳大利亚全球经济会秘书长霍华德更直接断言，西方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后政治”的新时期，有时候人们并不相信政治高层所展开的对话以及对话内容。
……
所有这些重要的观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在讨论全球经济治理的时候，全球经济增长议程是不断在拓展的，不仅要关注国际经贸、投资等问题，还要关注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这不仅意味着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现有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突出，改革的诉求不断上升，改革的力量不断聚集，也意味着除了主权国家，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都会深度卷入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在这个进程中，政党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成为突出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元问题”
探讨所有的创新和改革，背后都会有一个“元问题”。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背后的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这一波经济全球化进程。
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观点是，在经济全球化中，主要的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的1%的少数人和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但在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是受损的。在此次对话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对之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反驳。
在林毅夫看来，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不是全球化带来的，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首先是来自于所谓的金融创新，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家以1%的群体数量占有比重过高的财富。第二个是科技创新，硅谷的创新企业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创造了巨大财富。从全球化来说，实际上对发达国家的低收入群体是带来了巨大好处的，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非常低，很多产品在过去是不敢想象能够拥有的。并且实际上来看，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保持了比较高的就业率。因此，把发达国家出现的两极分化归罪于全球化，“我个人认为是看对了问题，找错了原因，由此提出的治理方案，一定对低收入群体不好。” 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如何有效地引导民众对全球化的正确认识，如何有效疏导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情绪，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
法国共产党全国执委会协调员内格认为，应加强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拒绝金钱操纵下的权力使用，并且要摆脱似乎已经无所不能的金融市场的不良影响，抵抗它们对社会的反作用。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君贝尔认为，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不能简单地说全球化是好还是坏，现在要做的就是描述什么是全球化，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全球化，这是政党的任务。新西兰工党主席霍沃斯指出，如果经济发展模式违背了政治意愿的话，是不可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全球贸易的进展，既来自于相关国家促进贸易的措施得力，同时对于利益的分配推进的力度也是很大的，比如福利国家的出现。今天的政党也要确保延续过去这种好的做法。
对中国而言，有与会的企业家代表就指出，现在的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存在很多重大缺陷，这个道理要讲清楚。不过，另一层意思也要讲清楚，否则容易引起误解。这个意思就是，中国是现有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一个巨大受益者，中国加入WTO之后，是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
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发展仍是解决国内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个思想也延续到了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主张之中。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等新机制为例分析说，跟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很大的不同就是发展导向，因为尽管现有的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有各种弊端，但最突出的问题是发展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危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全球提供一个新型的公共产品。
实际上，通过此前的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以及此次对话会，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向世界明确表明：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对于确保世界经济宏观形势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其中的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中国共产党主张进行渐进的改革，不搞大拆大建、一蹴而就、推倒重来，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的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是根据时代要求进行的创新和完善。
也就是说，对于前述“元问题”，政党作为大多数国家广泛存在的重要政治组织，不仅不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缺位，反而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要在凝聚共识、引导社会情绪、政策议程设置等方面发挥出自己的主导性和建设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主张的第一要义正是，通过各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提高各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通过深化而不是排斥经济全球化来推动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
行动的力量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通过“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政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变得非常清晰了：
政党是全球经济治理方向的引领者。政党背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政党的责任就是要把分散的民众的需求提升为理论和纲领，明确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回顾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每当社会发展的航船遭遇了风雨和迷雾，负责任有担当的政党总会站出来为人们导航。在经济全球化的又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政党应当具有世界眼光和政治勇气，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发展大势，切实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得更加公正合理。
政党也是全球经济治理力量的培育者。政党的基本功能是组织动员，失去这一基本功能的政党实际上只是一个官僚化的、与社会和民众脱节的机构，无法承担起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任。通过组织动员，让人才和利益攸关者都能够参与到治理变革中来，这是政党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的独特作用。
政党还要成为全球经济治理进程的推动者。各国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政策、主张的背后实际上是各国以政党为主的政治力量在发挥推动作用。所谓建设性作用，也就是指政党通过主动设置议题，通过广泛讨论促进共识的形成，推动从政府、企业到民众、社会组织等采取行动，解决应对危机中出现的规则碎片化、封闭化和排他性倾向。
行动，才有力量；行动者，才有未来。从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到此次政党对话会，中国共产党反复向世界各国和各政党强调，新机制新倡议不能变成清谈馆，要从切实解决问题入手，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和图纸上，相关各方应该尽快采取务实的行动。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积极行动，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和世界对话的方式所传递出的，自身的鲜明执政品格。办好“对话会”本身也为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国外政党经济社会治理经验提供了平台，通过与外国各类政党、各类组织的对话，既能影响世界，也向世界学习，展现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所应当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办会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各个办会环节，都进行了转型升级，比如不仅安排同类代表之间的对话，还安排不同领域的跨界代表的对话，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摆脱了传统机关办会的路子，整个对话会展现出既接地气又与国际接轨的格调，比如一个会议文宣的H5产品，借鉴了流行的网络语言“撩”，标题是“一个小目标！党想跟世界聊liao”。在媒体邀请上，不仅有官媒，还有商业媒体，不仅有报纸，还有时政类杂志，不仅有国内媒体，还有金融时报等国外媒体，不仅有传统媒体，还有一大波新媒体，满足传播受众多元化需求，力求实现“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政治信息传播效应的最大化。
开放带来发展，包容带来和谐。中国历史上，越是强盛的时期，越是具有开放和包容气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有着天下情怀和全球眼光，经过艰难探索，一步步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正是实事求是的行动精神，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经济奇迹，并将继续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被人寄予厚望。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世界呼唤那些接地气、有行动力的政党站出来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去掉官僚化、去掉空谈、去掉通过分化社会来实现政治操弄的做法，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打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不懈努力。
这也许就是“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