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论及现有的翻译伦理的基本理论及其不足。文章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时代的变化和全球文化融合等外部因素对翻译伦理造成了全面的冲击;在作者、译者、读者的关系中,译者的作用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因而翻译伦理研究的重点应关注译者个人的因素,特别是其文化、心理的归属感。
关键词:全球化 外部因素 翻译伦理 归属感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翻译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在人脑有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为实现特定的交流目的和意图的一种活动,其主要作用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翻译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更多的涉及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骆贤凤,2009)。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伦理问题,伦理关系也会发生作用,因此,翻译研究应该重视伦理问题(王海明,2004)。
东西方学者对翻译伦理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研究的成果也非常多。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对翻译的过程和质量、对译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商业元素不断地渗透,主流的文学翻译也逐渐让位于商务翻译。赞助商的加入,使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作者、译者、读者和赞助商之间的伦理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因而可以说,外部因素的变化,对译者的影响最大。翻译伦理的研究也因此应该更多地关注译者。
本文将论及翻译伦理研究的现有成果和不足,并提出今后的翻译伦理研究应更多的关注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其对译者的巨大影响,毕竟译者的文化的、伦理的、甚至是心理的归属感的变化,对翻译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一 西方翻译伦理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开始对翻译理论和架构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是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贝尔曼、皮姆和韦努蒂等。早在1984年,托瓦纳·贝尔曼对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特别是以“意义的传达”,或称之为“归化”的译法为最高标准的翻译思想展开了批判。贝尔曼认为“归化”的译法助长了西方强势文化的霸权,强化了西方翻译实践中的“我族中心倾向”。其结果往往只注重对“源语言的文本意义”的传达,而对“源语的文字”漠不关心(贝尔曼,1984)。
贝尔曼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的基本思想是要尊重原著,尊重原著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王大智,2005:45)。贝尔曼认为翻译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对“外来元素”的译介来丰富本族语言和文化。为达到上述之目标,翻译的最好方法就是翻译文字,也就是“直译”。翻译实践要尽可能多的使用“异化”的译法,译者不能一味地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想认识水平。
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影响极为深远,韦努蒂进一步发展了贝尔曼的翻译伦理理论,他强调翻译过程中要突出原文本的“异质”;要坚持“异化”、而不是“归化”的翻译原则;要保留原文本的异域特色,而不被西方强势文化干扰。韦努蒂认为,“好的翻译最好就是用译入语来表现异域性”(Venuti,1998:1)。相对而言,韦努蒂更关注翻译实践过程中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主张在对非西方的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更多的使用“异化”的翻译方式,尽量的保留非西方作品的本族特色,以抵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一统霸权。
然而在皮姆眼里,翻译被定义为“一项交际行为,是为特定客户提供、针对特定接受者的一种职业性服务”,因而译者在提供服务时应突出职业性的特点,译者应该也只能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文化社群”(皮姆,1997:11)。皮姆认为,译者在从事翻译工作时,其行为首先应该体现职业性;其次译者还肩负着一定的使命,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皮姆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也在论述的是翻译的伦理问题,他特别强调译者应该是处于两种文化的中间,其职业性的基本要求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
贝尔曼和韦努蒂的翻译伦理理论,虽然论及了翻译伦理的问题,但是他们讨论的重点一般还停留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等翻译技术层面。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翻译应通过使用新的技术,来达到反抗西方翻译界中一贯存在的文化霸权。
相比之下,皮姆的翻译思想和研究的伦理色彩更突出。他的重要论点是翻译伦理实际体现在“译者伦理”上。译者的职业性伦理问题更应该是翻译伦理研究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如果翻译伦理研究能解决“为什么应该翻译?”以及“为谁而翻译”的问题,“应该如何翻译”或者“什么是好的翻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骆贤凤,2009)。虽然皮姆对翻译伦理的问题研究更深入,但他也仅仅是关注到了译者的职业性,而对译者为何能有这样的职业道德、译者的内心感受对翻译的影响等主要的深层次的伦理因素,着力不多。
二 国内的翻译伦理研究与不足
在国内,早在2001年,吕俊等即开始对西方的翻译伦理思想以及翻译伦理研究的成果进行了一系列的译介,取得了很好的推广作用(朱志瑜,2009:7;骆贤凤,2009:15;刘卫东,2008;葛林2007)。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到对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据骆贤凤等人在2009年的统计,国内公开发表的关于翻译研究的专业论文不下30篇(朱志瑜,2009:7),说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了对翻译伦理的研究。有些研究者,如张道振(2009:18-22)和陈科芳(2009)等,重点研究了西方翻译伦理理论的实际应用。此外,有些学者则开始探索如何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翻译伦理学的问题(许钧,2002;吴建国、魏清光,2006)。可以说,翻译伦理的理论在国内翻译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目前,国内的翻译伦理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论其要者,首先是,国内对西方翻译伦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研究的重点还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翻译伦理理论的翻译和推介上。而且,虽有论者注意到了其实在中国的古代译学论著中对伦理问题的涉猎颇多,但在如何将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与中国原有的翻译伦理论述结合起来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什么特别的超越。此外,国内对西方翻译伦理的翻译和推介,也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多数情况下还取决于推广者的兴趣和爱好,对西方主要的翻译伦理学者及其理论进行的译介和推广,有很强的个人取向性,对西方翻译伦理研究成果的推介缺乏系统性。
其次,国内目前对翻译伦理的研究指向还非常集中。从目前已收集到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内翻译研究还主要集中或者说是局限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的对外交流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作为对外交流基本工具的翻译研究,却没有做出应有的更新。并且,随着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内翻译实践的主要领域已经开始向商务翻译和联络翻译等方面转变。而国内的翻译伦理研究却还没有完全和大量的翻译实践接上轨。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国内目前仅有的一些翻译伦理研究对翻译规范和技术方面的问题非常重视,但是对人的因素,特别是对翻译过程中衍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译者本身应有的伦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三 翻译伦理研究应该重视的两个方面
影响翻译或者说影响翻译质量的因素很多,翻译伦理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翻译是一种非常主观的行为,翻译的意义就在于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流,因而翻译过程中牵涉更多的是人的因素,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据伦理学的界定,涉及到人的因素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地伦理就开始起作用。
虽然东西方翻译学界的翻译伦理研究都涉及到了伦理的问题,特别重点关注了作者、译者、读者,甚至到了研究他们三者与翻译赞助商的关系问题,但对起桥梁作用的译者的关注程度却非常不够。事实上,译者自身的伦理观念,特别是其文化和心理的归属感等,对翻译过程和翻译质量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因此,翻译伦理研究更应从译者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译者的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关注翻译技术或者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文化交流因素。
所以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讨论,笔者认为,翻译伦理的研究更应该重视译者个人的因素,其重点更应该放到译者个人的情感、伦理观念,特别是其对自身的定位或者归属感等对翻译过程和翻译质量的影响等上来。
此外,翻译伦理研究还应重视影响翻译或者说译者发挥其作用的外部因素。翻译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事物,也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过程、译者认同的伦理等,都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对翻译的过程和质量、对译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外部经济的全球化的深入,商业元素不断地渗透,翻译的过程甚至会出现新的第四方,那就是翻译赞助者。在这样的氛围下,不仅主流的文学翻译逐渐让位于商务翻译,随着赞助商的加入,使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作者、译者、读者和赞助商之间的伦理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可以说,外部因素的变化,对翻译的冲击是最大的。因此,翻译伦理的研究也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关注外部因素,以及其对翻译的理论构建、翻译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和对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影响。毕竟,外来异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外来伦理观念对译者或者受众本身的伦理观念的冲击,有时候会达到一个如此高的程度,以至于译者是不能像皮姆所论述的那样,始终站在“两种文化的交界处,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文化社群”。
四 结语
翻译是一个人与人交流的过程,其间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到严肃的伦理问题。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应该回归到译者因素上来。只有更深入的研究译者本身的归属感,无论是文化的还是心理的,才能使作为文化和思想交流桥梁的译者发挥其重要作用。
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外部因素的变化对翻译中的经典三角关系(作者、译者、读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不能对这些外部因素的巨大影响做出适当的解读,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翻译伦理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1] 陈科芳:《关于本科翻译专业社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些思考》,《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
[2] 葛林:《翻译伦理再思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2期。
[3] 刘卫东:《翻译伦理的回归与重构》,《中国外语》,2008年第6期。
[4] 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
[5] 王大智:《关于开展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2期。
[6] 王海明:《伦理学方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 吴建国、魏清光:《翻译与伦理规范》,《上海翻译》,2006年第2期。
[8] 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9] 张道振:《意义阐释和文学翻译的伦理》,《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
[10] 朱志瑜:《翻译研究:规定、描写、伦理》,《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
[11] Berman,Antonie. L′epreuve de L′etranger,Cultural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A].Paris:Gallimard,1984.
[12] Pym,Anthony.Pour Une Ethnique du Traducteur [M].Arrsa et Ottwa:Artois Presses Universite et Presses de L′Universite,Ottawa,1997.
[13] Venuti,Lawrence.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8.
作者简介:崔卫,女,1967—,山东青岛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西文化对比、翻译、英语教学,工作单位: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公共外语部。
关键词:全球化 外部因素 翻译伦理 归属感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翻译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在人脑有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为实现特定的交流目的和意图的一种活动,其主要作用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翻译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更多的涉及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骆贤凤,2009)。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伦理问题,伦理关系也会发生作用,因此,翻译研究应该重视伦理问题(王海明,2004)。
东西方学者对翻译伦理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研究的成果也非常多。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对翻译的过程和质量、对译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商业元素不断地渗透,主流的文学翻译也逐渐让位于商务翻译。赞助商的加入,使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作者、译者、读者和赞助商之间的伦理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因而可以说,外部因素的变化,对译者的影响最大。翻译伦理的研究也因此应该更多地关注译者。
本文将论及翻译伦理研究的现有成果和不足,并提出今后的翻译伦理研究应更多的关注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其对译者的巨大影响,毕竟译者的文化的、伦理的、甚至是心理的归属感的变化,对翻译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一 西方翻译伦理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开始对翻译理论和架构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是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贝尔曼、皮姆和韦努蒂等。早在1984年,托瓦纳·贝尔曼对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特别是以“意义的传达”,或称之为“归化”的译法为最高标准的翻译思想展开了批判。贝尔曼认为“归化”的译法助长了西方强势文化的霸权,强化了西方翻译实践中的“我族中心倾向”。其结果往往只注重对“源语言的文本意义”的传达,而对“源语的文字”漠不关心(贝尔曼,1984)。
贝尔曼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的基本思想是要尊重原著,尊重原著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王大智,2005:45)。贝尔曼认为翻译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对“外来元素”的译介来丰富本族语言和文化。为达到上述之目标,翻译的最好方法就是翻译文字,也就是“直译”。翻译实践要尽可能多的使用“异化”的译法,译者不能一味地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想认识水平。
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影响极为深远,韦努蒂进一步发展了贝尔曼的翻译伦理理论,他强调翻译过程中要突出原文本的“异质”;要坚持“异化”、而不是“归化”的翻译原则;要保留原文本的异域特色,而不被西方强势文化干扰。韦努蒂认为,“好的翻译最好就是用译入语来表现异域性”(Venuti,1998:1)。相对而言,韦努蒂更关注翻译实践过程中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主张在对非西方的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更多的使用“异化”的翻译方式,尽量的保留非西方作品的本族特色,以抵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一统霸权。
然而在皮姆眼里,翻译被定义为“一项交际行为,是为特定客户提供、针对特定接受者的一种职业性服务”,因而译者在提供服务时应突出职业性的特点,译者应该也只能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文化社群”(皮姆,1997:11)。皮姆认为,译者在从事翻译工作时,其行为首先应该体现职业性;其次译者还肩负着一定的使命,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皮姆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也在论述的是翻译的伦理问题,他特别强调译者应该是处于两种文化的中间,其职业性的基本要求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
贝尔曼和韦努蒂的翻译伦理理论,虽然论及了翻译伦理的问题,但是他们讨论的重点一般还停留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等翻译技术层面。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翻译应通过使用新的技术,来达到反抗西方翻译界中一贯存在的文化霸权。
相比之下,皮姆的翻译思想和研究的伦理色彩更突出。他的重要论点是翻译伦理实际体现在“译者伦理”上。译者的职业性伦理问题更应该是翻译伦理研究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如果翻译伦理研究能解决“为什么应该翻译?”以及“为谁而翻译”的问题,“应该如何翻译”或者“什么是好的翻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骆贤凤,2009)。虽然皮姆对翻译伦理的问题研究更深入,但他也仅仅是关注到了译者的职业性,而对译者为何能有这样的职业道德、译者的内心感受对翻译的影响等主要的深层次的伦理因素,着力不多。
二 国内的翻译伦理研究与不足
在国内,早在2001年,吕俊等即开始对西方的翻译伦理思想以及翻译伦理研究的成果进行了一系列的译介,取得了很好的推广作用(朱志瑜,2009:7;骆贤凤,2009:15;刘卫东,2008;葛林2007)。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到对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据骆贤凤等人在2009年的统计,国内公开发表的关于翻译研究的专业论文不下30篇(朱志瑜,2009:7),说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了对翻译伦理的研究。有些研究者,如张道振(2009:18-22)和陈科芳(2009)等,重点研究了西方翻译伦理理论的实际应用。此外,有些学者则开始探索如何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翻译伦理学的问题(许钧,2002;吴建国、魏清光,2006)。可以说,翻译伦理的理论在国内翻译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目前,国内的翻译伦理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论其要者,首先是,国内对西方翻译伦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研究的重点还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翻译伦理理论的翻译和推介上。而且,虽有论者注意到了其实在中国的古代译学论著中对伦理问题的涉猎颇多,但在如何将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与中国原有的翻译伦理论述结合起来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什么特别的超越。此外,国内对西方翻译伦理的翻译和推介,也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多数情况下还取决于推广者的兴趣和爱好,对西方主要的翻译伦理学者及其理论进行的译介和推广,有很强的个人取向性,对西方翻译伦理研究成果的推介缺乏系统性。
其次,国内目前对翻译伦理的研究指向还非常集中。从目前已收集到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内翻译研究还主要集中或者说是局限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的对外交流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作为对外交流基本工具的翻译研究,却没有做出应有的更新。并且,随着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内翻译实践的主要领域已经开始向商务翻译和联络翻译等方面转变。而国内的翻译伦理研究却还没有完全和大量的翻译实践接上轨。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国内目前仅有的一些翻译伦理研究对翻译规范和技术方面的问题非常重视,但是对人的因素,特别是对翻译过程中衍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译者本身应有的伦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三 翻译伦理研究应该重视的两个方面
影响翻译或者说影响翻译质量的因素很多,翻译伦理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翻译是一种非常主观的行为,翻译的意义就在于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流,因而翻译过程中牵涉更多的是人的因素,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据伦理学的界定,涉及到人的因素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地伦理就开始起作用。
虽然东西方翻译学界的翻译伦理研究都涉及到了伦理的问题,特别重点关注了作者、译者、读者,甚至到了研究他们三者与翻译赞助商的关系问题,但对起桥梁作用的译者的关注程度却非常不够。事实上,译者自身的伦理观念,特别是其文化和心理的归属感等,对翻译过程和翻译质量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因此,翻译伦理研究更应从译者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译者的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关注翻译技术或者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文化交流因素。
所以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讨论,笔者认为,翻译伦理的研究更应该重视译者个人的因素,其重点更应该放到译者个人的情感、伦理观念,特别是其对自身的定位或者归属感等对翻译过程和翻译质量的影响等上来。
此外,翻译伦理研究还应重视影响翻译或者说译者发挥其作用的外部因素。翻译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事物,也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过程、译者认同的伦理等,都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对翻译的过程和质量、对译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外部经济的全球化的深入,商业元素不断地渗透,翻译的过程甚至会出现新的第四方,那就是翻译赞助者。在这样的氛围下,不仅主流的文学翻译逐渐让位于商务翻译,随着赞助商的加入,使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作者、译者、读者和赞助商之间的伦理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可以说,外部因素的变化,对翻译的冲击是最大的。因此,翻译伦理的研究也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关注外部因素,以及其对翻译的理论构建、翻译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和对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影响。毕竟,外来异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外来伦理观念对译者或者受众本身的伦理观念的冲击,有时候会达到一个如此高的程度,以至于译者是不能像皮姆所论述的那样,始终站在“两种文化的交界处,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文化社群”。
四 结语
翻译是一个人与人交流的过程,其间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到严肃的伦理问题。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应该回归到译者因素上来。只有更深入的研究译者本身的归属感,无论是文化的还是心理的,才能使作为文化和思想交流桥梁的译者发挥其重要作用。
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外部因素的变化对翻译中的经典三角关系(作者、译者、读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不能对这些外部因素的巨大影响做出适当的解读,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翻译伦理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1] 陈科芳:《关于本科翻译专业社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些思考》,《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
[2] 葛林:《翻译伦理再思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2期。
[3] 刘卫东:《翻译伦理的回归与重构》,《中国外语》,2008年第6期。
[4] 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
[5] 王大智:《关于开展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2期。
[6] 王海明:《伦理学方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 吴建国、魏清光:《翻译与伦理规范》,《上海翻译》,2006年第2期。
[8] 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9] 张道振:《意义阐释和文学翻译的伦理》,《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
[10] 朱志瑜:《翻译研究:规定、描写、伦理》,《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
[11] Berman,Antonie. L′epreuve de L′etranger,Cultural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A].Paris:Gallimard,1984.
[12] Pym,Anthony.Pour Une Ethnique du Traducteur [M].Arrsa et Ottwa:Artois Presses Universite et Presses de L′Universite,Ottawa,1997.
[13] Venuti,Lawrence.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8.
作者简介:崔卫,女,1967—,山东青岛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西文化对比、翻译、英语教学,工作单位: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公共外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