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一词，在唐代以前是官政掌管文书之处。到了唐代，成为了文人学士书斋的同义词。唐代大文豪陆龟蒙在《石笔架子赋》记载：“唠居谈柄之列，辱在文房之理。”可见文房在文人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文房四宝”是对纸、墨、笔、砚四种文具的统称。文房谓书房。北宋苏易简著《文房四谱》一名《文房四宝谱》，叙述这四种文具的品类。这些文具，制作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历代都有著名的制品等。它们不仅用途多，也有实用性。文房四宝的材质有很多，其中最为广见的就是陶瓷文具。它的可塑性强，几乎可以仿制其他所有材质的肌理质感效果。其中文房里的小器玩，更有纯作观赏。分工细有笔筒、笔架、笔盒、水丞、笔插、笔洗、笔掭、瓷砚、纸镇等。它们的造型小巧、生动可爱，摆在书桌上，压在墨纸上，不仅是实用，还可以在读书之余放在手心里把玩把玩，过过瘾。中国文房瓷器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变革也波折起伏。
　　
　　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的陶瓷工艺风格，已经没有了汉代的浑朴、神秘、热烈、飞动的美术工艺风格。以浙江青瓷为代表，它的温润洁净、坚固、耐用的特性，很快为魏晋名士所接受。青瓷文房用品也大量生产，从装饰题材来看，青瓷的颜色首先符号“士”的审美理想。古人日：“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渍。”青瓷的青给魏晋的士人以无限的想象。如青瓷制作的蛙形水丞、镇纸、水注等文具都适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实用要求。如图“青釉蛙形水丞”，西晋早期造型。蛙作蹲伏，蛙头往前伸，前足作捧钵饮水样，后腿弯曲贴于腹部，腹部扁圆，通体施青釉。蛙是益虫，有蛙多的地方，水草丰美，五谷丰登，聪明的陶瓷工匠利用瓷土把蛙的形象表现在文人用瓷的制作上，小巧、雅致，使得文人可朝夕相处，也可随身把玩，有雅有趣，小中见大，有的文人亲自设计、制作，真是其乐无穷。
　　
　　唐代
　　
　　唐代的诗歌发达，涌现出王通、陈子昂、李白、杜甫、皎然、白居易、杜牧等一批诗人。汉、唐、宋三代，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取得杰出成就的三个朝代，其工艺制作所反映的时代生活方式来说，唐代都要更宏富和更广阔些。
　　诗与工艺互为印证，唐代的陶瓷最著名的品种是南青北白。南青指的是浙江越窑青瓷，浙江唐时称越州，是我国青瓷的主要产地，具有深厚的制瓷基础和技术力量。越窑的特点是：胎骨较薄，施釉均匀，釉色青翠莹润。因此，越窑青瓷的这些特色得到唐代诗人的许多赞美。
　　唐代的陶瓷工艺讲究装饰，其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繁荣带来的生活方式，在美学趣味上也受到影响。唐代文化儒、道、禅融和思想成份复杂，它们必然影响到生活的日用，尤其是装饰上来。具体表现在动物装饰退居到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以卷草、莲花、牡丹等生活气息浓厚的植物装饰。如“越窑青釉划花牡丹纹印盒”，盖稍鼓，平底。里外满施青色釉，温润莹亮，器物面上的牡丹，叶片卷曲，叶脉主旋，具有生机和动感。牡丹，自唐代以来，被人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群芳谱》说“唐宋洛阳之花为天下冠，故牡丹竞明洛阳花”。牡丹的雍容、颜色均成为唐时文人审美趣味的代表，体现在装饰纹样的文房器物，所以说唐代装饰中的富贵气息与此有关。
　　
　　宋代
　　
　　宋代是历史上给知识分子有较为充分机会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时代。对于工艺美术领域来说，文人阶层思想趣味的影响也是十分广泛的。无论是陶瓷、漆器、家具等，宋代的工艺美术趣味超越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典雅、温润、平易的艺术风格。都以质朴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使人感到一种清淡的美。
　　
　　宋代的陶瓷工艺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高峰，除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外，其他民间窑址也遍布全国，在南北方各有自己的风格，不论从陶瓷产量、技术水平和艺术质量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如著名的民窑磁州窑的装饰成就十分突出，如“磁州窑白地黑花笔筒”，牡丹、卷草纹样为主，其装饰风格，粗犷潇洒，运用黑白对比的装饰手法，以黑白分明的花卉形成自己的特色，为当时的士大夫所赏识。
　　
　　元代　明朝时期
　　
　　元代的文房器具工艺，釉彩都比较粗糙。
　　明朝恢复了传统的科举考试，一朝中榜成为众多读书人的心愿，瓷砚、笔架、笔筒也适应文人的科举的需要而大量生产。明代的瓷砚，以青花为主，造型多样，装饰风格以龙凤、缠枝花卉多见，其他纹饰有云龙、狮子滚球、福禄寿等。明早期的瓷砚，胎质还比较细腻洁白，青花色泽浓艳，中后期，纹饰比较粗糙，底足大多数不施釉。
　　笔架：在明代，成为文人书斋最为主要的文房用具，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都列有笔架的条目。如“德化窑白釉笔架”，明代的笔架造型，继承元代的风格多为山峰形，似群山起伏，峰数一般不超过五个。笔架器身，绘有青花灵芝缠枝或花卉间以回文等纹饰。
　　
　　水丞：有仿哥窑、官窑等，制作精致，风格各异，小巧玲珑，可上手把玩。
　　
　　清代
　　
　　清代，政府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政策，给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文化的发展又刺激文化用瓷的大量增加。清代瓷制文房用具的生产数量为有瓷以来最多的一代，在当时瓷器生产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如康、雍、乾三朝的笔筒、臂搁、水丞、笔床、印泥盒、砚、笔架、笔管、书函式浆糊盒等文房用具，为明代所罕见。其装饰风格富丽繁密，细致精巧，尤其是文房器玩，造型小巧，无论是器型、釉色、装饰纹样等，都讲究一个“雅”字。
　　清代的小把玩文房器具，广为流行。特别是水丞的制作，文人将偏于清雅高洁的喜好倾注在这个温润细致的小小的水丞里。
　　
　　水丞：是文房用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形体多样，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植物、动物形状等。康熙的马蹄式水丞，分高矮两种，小口、广腹、平底。矮的圆口、扁腹，足内凹，见图8。制品绝大部分为豇豆红及白釉制品，其他釉色为釉里红、天蓝釉、苹果青等。豇豆红、白釉是康熙时期的名贵品种，均以官窑为主，腹部有三组暗团螭纹样。
　　雍正时期的水丞：康熙时期的广为流行的马蹄形水丞不见，代之而起的是蛋式、瓜式、莲蓬式、荷花式、灵芝式、海螺式、四方、六方、八方等多种形式。器物的造型的特点可以用一个“秀”字来概括。精巧秀雅，制作精美，旋削规矩，无论大器小器，规矩方圆，一丝不苟。这些器物大多具有胎薄体轻的特征。
　　乾隆时期，文房器玩的设计独具匠心，制作工艺愈发精湛，品种多，制作精，都超过以往的时期。水丞的造型大多取材于自然界的花花果呆的形态而制，样式繁多，桃式水丞、荷叶式水丞、海螺式水丞，小巧别致，色彩真实，生动、逼真，足以体现了清代文人雅士追求闲情逸致，亦将文房器玩与养身之道相融合在一起。
　　案，范兆经字纬君，其弟兆昌字子衡(恒)，雪堂发妻范淑人次弟。雪堂与范淑人伉俪情深，而妇姑不能相安，遂抑郁早卒，临终以其二弟不成器，不能亢宗，乃以其母请于雪堂，雪堂奉礼终身不少衰，卒并为作家传。纬君子衡亦挈于身边，使代为收购古物。然终不能成器，雪堂信中往往苦口婆心，谆谆教诲，且时见哭笑不得之意，家书中可复案。此第一二两书作于雪堂甫东渡时，虽皆家常琐事，而雪堂娓娓谈来，苦心调护亡妻两弟及岳母，新居建成，首以亡妻之母不能来日本小住为憾，仁人之心，先施于家，恂恂纯儒本色，令人增愧。而所言欠人人欠书画价款事，与致宝熙等信对勘，颇有助了解雪堂在东时之生活来源，更可见其性情。第三书作于雪堂专程返国奔走救济河北灾民时。雪堂于济灾素所萦心，沪上兴农时，即著有专论，并特定润格，言明将赈济收据一并寄赠购书者。后居京都，曾为日本火山之灾，书大隶书八百字为横额二百，得价二千元。丁巳为国内水灾，又作四尺横幅百张，致经手者董康信，有平生不愿以薄技娱人，为灾黎书之，固所愿也。三十年来，所书不满百纸，今以赈济之故，扶病染翰云云。仁人之心，由齐家起，而达于灾黎。
　　诸信中其他事实及人物简注如次：大学即日本京都大学，雪堂东渡，借住之宅局促，乃将藏书寄在校内，京都大学竟拟以捐赠之名吞并，后终取回，其事约略见于致观堂信中。雪堂曾委托观堂为编目，以为资助之借口，此目今编入《雪堂类稿》及《罗雪堂合集》。程冰泉为上海古董商。在东之新宅永慕园，为壬子秋借藤田丰八名义，在京都市内净土寺町购地所建成，有楼四楹，甚都丽，藏书楼名大云书库，以藏有北魏写本《大云无想经》故也。鄂书板为雪堂在湖北武昌所覆刻之《宸翰楼丛书》，傅氏丛书为德清傅云龙光绪十五年所刻《纂喜庐丛书》四种，版后归雪堂。刘惠之，刘体智字惠之。刘氏两外孙云云，当指雪堂亲家刘鹗。
　　老太太、堂上均即雪堂前岳母、范氏昆季之母。见张杜杨许未见之文字之白文方印为甲寅雪堂自刻，以纪念甲骨文之发现与研究，张敞、杜林、杨(扬)雄、许慎，为有汉文字训诂学家。张敞宣帝时受命受读《仓颉篇》古字。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研治之，有《苍颉训纂》、《苍颉故》。扬雄有《方言》、《别字》、《苍颉训纂》。许慎有《说文解字》。
　　子衡之母此时患肝阳之疾。陈松老名田字松山，雪堂四子岳父。广州孔氏指藏书家岳雪楼。淮为淮安，雪堂故家，五儿名福颐，聘妇为商衍瀛次女茝若。宝公即宝熙。
　　此第一信曾据互联网上之手迹，考释收入《罗雪堂合集》，因扫描模糊，有几字不甚可辨，此次已将误释之字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