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君匋(1907-1998)与沪上画商钱镜塘(1907-1983)为远房堂兄弟，祖上为浙江海宁人，君匋父辈迁桐乡，遂占籍焉。今海宁、桐乡争以钱氏为荣。君匋、镜塘生同年，君匋大数月而已，而更巧者，二人幼时俱名锦棠，后各以谐音改为今名。君匋多才艺，镜塘精鉴藏，亦能画，堪称“棣萼联芳”。
　　云间朱孔阳(1892-1986)号庸丈，以《诗经》有“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之句，故又号曰“云裳”。朱氏擅岐黄之术，复精鉴藏。今西湖岳王坟前之精忠柏化石即其于抗战期间为逃避日伪掠夺而设法保存下来的，建国后捐与国家。孔阳复能画，喜写梅，虽稚拙，然无作家气。三十年代曾与陶冷月合作举办扇画展览，报章戏称为“陶朱公卖扇”。其夫人金启静，亦擅六法，斋号曰“联铢阁”，盖取其金与朱二姓而成者，亦巧思矣。
　　罗叔重(1898-1969)笑谑无间，喜吟事，尤擅以粤俚入联，曾撰一联写拇战者，颇可发一噱：“四圈未完，不许移灯换凳屙假尿；一底输晒，可以加骰过筒闹吓人”。晚岁窘于生计，曾于澳门举办书展，拟作换米之资，不料开幕当天，风雨大作，参加者寥寥。心绪大恶，成一联云：“料无坚野逼人至，唯有回家伴虎眠”，“坚野”粤语意为“好东西”。然味其意当作“好运”解。
　　罗叔重初居香港，掌教于九龙深水埗之“文言学校”，(后搬迁易名为明伦书院)。罗氏嗜酒，且为人豁达，广结交，虽屠夫贩卒也不耻为伍。某岁狗肉登场，于学校大摆狗肉宴，忽而聚者多达近百人，只好把黑板拆下权作餐桌，一时嘻笑之声，达旦方休。当其酒酣之际，挥毫落笔尤为跳荡雄豪，澳门邓苍梧藏其醉后所书者尤多。
　　
　　当代书法家张旭光曾于去岁九月间发表《志愿宣言》，谓：“当今城市，电脑牌匾千篇一律，大红大绿，几近城市污染，原因之一乃书家润笔有价。旭光不才，却有责任，志愿为提升城市文化尽绵薄之力，题写牌匾，每月限十家，分文不取”(附图)。此举本属善举，幸张书家字尚不难看，若以丑为美之书者(姑称为“丑书家”，今充斥书坛)忽发此豪举，则与污染何异?
　　中国书协崔志强擅篆刻，某岁西泠印社雅集忽口发狂言：“王福厂、陈巨来算什么?我三天就可搞掂他们!”没想座中有王、陈的崇拜者，闻言大怒，登时跳起，准备饱之以拳，幸得周围劝架，方免致雅集演成武行。又崔君某次谓其小女儿曰：“老爸现在多少有点名气，亦算是名人了。”其女不以为然曰：“咋不见你上街时戴上黑眼镜?”
　　嘉兴古称秀州，其地山水殊佳，人文犹盛。有范君名笑我者，今之异人也。范君于嘉兴图书馆侧赁一弓地，辟“秀州书局”，冰心为书额。店虽小而名颇大，凡游嘉兴而能读书者，莫不闻名而至。书局每月油印简讯一期，邮寄四方书友。除图书信息外，凡客人于书局观书时所感所言，事无巨细，范君有闻必记，不避忌讳，其中不乏触及当今文坛恶行，及今已百余期矣。前曾结集成《笑我贩书》，闻甫出版即告罄。近闻有二集之续。数年前予与宋浩君同访嘉兴，尝往秀州书局观书，与范君有一面之雅，范君盛邀游南湖。南湖旧称鸳湖，其名甚巨，骚人之咏备矣。其最著者为吴梅村之“鸳湖曲”。近今为举世瞩目者即中国共产党于湖中画舫诞生，故南湖又多一层革命色彩。归途于“来许亭”，合摄一影，亭匾为俞平伯所书，俞夫人许姓，亦算与吾家不无关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