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很多热门电影大片一样，表面上看来成立于20世纪初的汉堡大学校史不长，但若追溯其创校前传，却有着很多值得感慨和追忆的内容。
　　前传：从学术到商业
　　16世纪初期，发端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运动为这个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也改变了历史，而宗教改革的推崇者却并不仅仅将宣传新教教义停留在嘴皮子和著作上，他们还将以实际行动证明新教的优越性。教育，无疑成为他们的主阵地。1529年，宗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的好友约翰内斯·布根哈根来到汉堡，因为这里早已成为新教教义推广的成功典范，因此这里的市民也表现的更为开放和包容。为了让马丁·路德的教义更加深入人心，他在圣约翰修道院的基础上成立了约翰高等学校，这座中学连同成立于1479年的汉堡市立图书馆成为当时宣传教义、教育市民的重要机构。
　　约翰高等学校成立伊始，就得到了汉堡市民的热烈拥护，生源也在稳步增长，而按照新教教义宗旨创办教育机构这一尝试的成功，也给约翰内斯·布根哈根带来了自信，随后为了满足准备报考大学的学生的需求，他又在汉堡成立了一所高级文理中学，这个类似于大学预科的学校在德国掀起了一股推崇公共学术教育的飓风。可惜好景不长，随着17世纪德国人对于海外市场的重视及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公共学术教育被浓烈的商业氛围所取代，而汉堡的富商也需要一所能够满足自身高端教育需求的学校，汉堡商学院应运而生，再加上日后设立的汉堡天文台，构成了17-19世纪这长达200年的德意志攫取海外资本的壮阔图景。
　　商人筑梦
　　德意志的统一极大地刺激了垄断资本的形成，作为商业城市的汉堡更是如此，也许是受到17世纪那次商学院之风的惯性影响。20世纪初的汉堡商人们纷纷向市政府和市议会提出“建立一所大学”的提案，然而这些言辞恳切的提案都如“泥牛入海”而杳无音信。虽然身为著名商人的汉堡市议员的 Werner von Melle也数次上书议会阐述创办大学的重要性，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虽然被归咎于市议会对大学成本和社会需求的刻意回避，但是缺少汉堡商会的支持，却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
　　“大学提案之败”并没有让这些饱经商海沉浮的大佬们退缩，他们采取了迂回战略，于1907年创办了以支持教学和资助海洋研究学者的汉堡科学基金会，这也为日后的汉堡大学积累了宝贵的教育人才资源。可见在当时的德国即便腰缠万贯的商业大亨想要创办一所大学也难于登天。不过科学基金会成立之后，商人们的大学梦似乎突然加快了实现的脚步，随着1911年由一位大学支持者捐助地块和建筑，这所汉堡的第一所大学似乎就要从梦想变成现实了，然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这个近在眼前的梦想化为泡影。
　　随着1918年法福煦元帅和德国代表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里签署停战协定，德国暂时从战争中解脱出来。此时的汉堡完全看不出丝毫颓废的景象，反而开始了第一次自由选举，也许上天真的过于同情和怜悯汉堡大学的命运多舛，大学支持派的一位候选人赢得了选举，成为汉堡市市长。上任伊始，市议会就通过了《汉堡大学和人民高校的临时法律》，汉堡大学终于在涅槃后赢得了重生，虽然不能说是商人们完成了新教教徒的梦想，但我们可以说是汉堡的商人们重塑了汉堡高等教育。

　　从“光明魏玛”到“黑暗纳粹”
　　魏玛共和国时期被认为是汉堡大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不仅学生数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且教授数量也比一战结束之时翻了一番。一些知名学者的加入，让这所既古老又崭新的学校的学术氛围变得异常活跃。尽管很多学生生活受到经济危机影响而每况愈下，但最难能可贵的是学校的学生并没有整天因为困苦而抱怨，他们自发成立了学生互助协会，就在这样依靠公民和社区意识维持的组织中，很多学生获得了基本的温饱需求，坚持到完成学业。
　　可谁曾会想到，正是这场经济危机差点将汉堡大学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33年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政，随之将汉堡大学改名为汉莎大学，而且这所大学的学生还参与了拥戴希特勒的游行，虽然这其中更多的是暴政下的无奈，但是这无疑给汉堡大学蒙上了一层历史阴影。不仅如此，纳粹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还将学校图书馆中那些异见人士的著作付之一炬，很多教授被解雇，其中一些当局眼中的激进分子还被秘密处决。纯净的“学术之花”被鲜血玷污，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历史，也成为战后汉堡大学师生反省二战的重要史料。

　　战后的德国虽然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两德分离”的局面，但是位于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汉堡大学，却获得了平稳的发展，师生数量不仅过万，而且经济学和社会学也得到了加强。充足的物质保障与和平的环境的确是一所高校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