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韩愈在《调张籍》中对李白和杜甫诗文的称赞，其实，韩愈也是写文章的好手。他的散文摒弃了六朝以来浮华的文风，吸收了先秦以来散文创作的有益经验，形成了气势雄浑、说理精辟的独特文风，成为唐代文学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细读韩愈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他非常擅长使用对比的手法。下面，笔者就详细谈谈。
　　一、多重对比，纵横交错
　　我们来看韩愈的《师说》。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使用了对比的手法。《师说》的第二段连续使用了三组对比，一是把“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进行对比，这是纵向对比。以古比今，指出“众人”和“圣人”的差别之所在，表明远远超出“今之众人”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那么“今之众人”就更应该从师学习了。这一对比阐明了“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强调了从师求学的必要性。第二是自身对比。将一个人一方面择师教子，让儿子学习“句读”;另一方面自己有惑却“耻学于师”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指出这其实是“小学而大遗”，由此阐明了自己所说的老师是指那些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第三，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这是横向对比。用对比，讽刺当时有违常理的怪异现象，批判了“士大夫之族”不重视从师求学的不良风气。在这样的对比中，作者的观点也更加鲜明了。
　　韩愈在《原毁》中运用对比，写“古之君子”“责己”“重以周”，而“待人”却“轻以约”。他将“古之君子”对己、对人的不同要求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突出古之君子嚴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质，肯定了古之君子立身处世的可贵精神。而“今之君子”“责人也详”“待己也廉”，他们要求别人完美，却很少要求自己，自我满足，嫉善妒能。文章既将“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对人、对己的不同做法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同时又将“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精神品质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多角度、多层面地比较，批判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同样，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也使用了对比的手法，将那些唯利是图、重利轻义的小人和品性高洁的柳宗元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柳宗元自己身处困境，还在替刘禹锡冒死以请。反观，有些小人平日里与他人互相敬慕，相邀宴饮，相互讨好，指天发誓永不背弃。但是一旦在利益上有了冲突，他们不仅不伸手援救，反而趁机排挤，反目相向，落井下石。作者又将这些小人在“平居”和“一旦临小利害”时的不同反应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在批判他们这种卑劣行径的同时，也将其小人的嘴脸刻画殆尽。
　　二、叙中含比，情感浓郁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中这样评价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苏轼也说：“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可以说，《祭十二郎文》字字血泪，情真意切，饱含了作者对十二郎的无限深情。而情感的抒发同样离不开对比。韩愈在祭文中叙述自己悲惨的身世，三岁丧亲，三个兄长都不幸早逝，正如韩愈的嫂嫂所言：“韩氏两世，惟此而已！”家族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韩愈和十二郎身上。懂事的韩愈从小刻苦读书，无需别人嘉许勉励，七岁时言出成文，十三岁时就能写文章。他可谓饱读诗书，才华出众，在当时也小有名气。按理说，韩愈应该崭露头角，考取功名，但事实上他却在宦海沉浮，仕途失意。肩负重担、渴望成功的他屡屡遭遇失败，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压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人感受到了韩愈内心的悲痛。
　　得知十二郎突然去世的消息后，韩愈悲痛万分，不相信这是事实。他不相信“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自己比十二郎年龄大，已经两眼昏花，两鬓斑白，牙齿松动，身体也不好，总以为自己不能久存。但万万没有料到“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自己将死却没死，十二郎不应该死却死了，这一老一少，一病弱一健康，一生一死的对比，让作者不能接受，也不想接受。“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虽然不愿相信这是事实，然而在一侧的“东野之书，耿兰之报”又无情地证明了这是真的。这现实与梦境的对比冲突可谓震撼人心，从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韩愈内心的无比哀痛，也可以感受到他与十二郎之间深厚的叔侄之情。正如明代茅坤所说：“通篇情意刺骨，无限凄切。”读之，怎么不潸然泪下！
　　韩愈的散文风格多变，内容广博，说理透彻，论证深刻。苏轼曾称赞道：“唐之古文，自韩愈始。”而对比手法在韩愈的散文中可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在阅读时要细细揣摩，认真品味。
　　（作者单位：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