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堪称我国农业领域的一面旗帜，“农业学大寨”似乎成为一项“国策”。“文革”结束后，伴随着一场“真理标准”的讨论，大寨也受到了质疑。1978—1981年，杨显东第一个顶住压力，揭开了大寨的盖子，推动了大寨时代在我国农业史上的最终告别。
　　我极为钦佩杨显东的胆识！
　　先说说他的“胆”。虽说“四人帮”垮台了，但当时我们党还没有否定“文革”，也没人敢说毛泽东同志会犯错误。作为毛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那时还红得发紫。“文革”刚结束，中央就连续几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华国锋主席在会上讲话还强调：“坚持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甚至提出：以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作为“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径之一。当时，推广包括“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在内的12项大寨经验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大寨炙手可热呵！杨显东，这位建国初期的农业部副部长，经过一番人生折腾，1976年年底重新回到了农业部的领导岗位。1979年春，在全国“两会”期间，杨显东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对大寨经验和“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大声说“不”：“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一石激起千层浪。杨显东富有胆量的发言自然引来一阵攻讦，或指责其诬蔑大寨就是“砍旗”，或断言“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甚至有知名人士公然提出应该来个第二次“反右”。然而，杨显东则无愧色更不怯步，直言不讳：“大寨问题很大，如果盖子再不揭开，对全国农业发展极为不利。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业科学家，一名政协委员，我要对8亿农民负责，要敢于说真话。如果我们再捂盖子，我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啊！”可见，杨显东的胆量是以“良心”垫底的，显得沉稳、伟岸、岿然独存！
　　与杨显东良心比翼的是睿智，也就是其“识”。杨显东质疑大寨，充满着理性思辨。1978年7月，他当选为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旋即带领800余名代表赴大寨参观考察。虎头山光秃秃、麦苗长势稀疏、玉米病虫泛滥……这些惨景和败象令其大失所望。带着实地直感，杨显东又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详尽分析了大寨成因、发展、现状，以他一个农业科学家的睿智得出一个结论：“倘若全国农业再继续学大寨，后果不堪设想。”1980年全国“两会”和1981年国务会议上，杨显东相继作了富有创见的发言，与会的支持者甚夥。从此以后，风行一时的大寨经验黯然失色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也偃旗息鼓了。甭说我国农业发展彻底摆脱了大寨经验的桎梏，就连大寨本身也跟上了新时代的步伐。
　　如果说当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杨显东成功质疑和否定大寨便是在实践层面上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个足以可资的范本。记得美国学者约翰·杰温斯波说过：“对政治的怀疑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我认为，杨显东的胆识充分彰显了这一精神。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路途中，这种精神值得光大。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本栏目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