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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数字时代，那么可以说随着作为生产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万物互联、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的成熟与发展，基于此的生产关系，包括人类在阅读中的地位、出版者与读者的关系、读者与读者的关系、出版赢利模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文化的生成和交往方式从“少数人写、多数人读”转变为“人人写、人人读”，新的“读写文化”悄然形成，人类社会正在步入真正意义的“网络社会”，新的读写文化孕育而生。新文化变革新出版，新出版亦再造新文化。为推动政、产、学、研等领域对于这一深刻的时代变革进行回应，并促进多领域交流互动，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与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以“数字时代的读写文化与出版创新”为主题，近期在杭州召开学术研讨会。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张广洲，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胡可先莅临了开幕式并致辞。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秀明主持开幕式。柳斌杰、张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蔡翔（中国传媒大学）、张志强（南京大学）、师增志（北京大学）、张燕鹏（咪咕数字阅读总经理）、鲁东明（浙江大学出版社）、陈洁（浙江大学）分别围绕出版产业、数字出版与知识服务、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数字时代出版创新、观看与跃读、AI赋能、融合出版、社群网络出版等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柳斌杰在主旨演讲中首先充分肯定了浙江大学数字出版发展及其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他指出在当下五种出版形态并行的局面下，融合发展是必行之路，数字出版将为未来的第六种出版形态——智能出版做好实践与理论的准备，并进一步指出当下数字出版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研发先进安全的全产业链智能出版平台;第二，集中开发内容生产、数据聚结的智能出版软件，让所有内容创造者能投入到智能式的参与制造、内容上传中去，打破传统出版的分割状态，激发个人的创作力;第三，加快中国出版数据库建设和大数据技术应用，汇聚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使知识资源能够与世界共享;第四，构建完善的智能化供给体系，提供用户需求导向的智能出版服务;第五，加快完善智能出版的相关法律规定、管理制度，确保智能出版系统能够稳定运行。研讨会还举行了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华夏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中国知网、今日头条、睿泰研究院等新型行业领军企业及相关领域的近百名学者专家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注重会议的学术性，在众多的投稿文章中精选了27篇，按照主题，在三个分会场进行分别汇报，同时安排学界和业界的穿插交流与评议，让政产学研在本次研讨会进行深度融合与碰撞，为与会者展开多元、多维、多面向的交流搭建了平台。
一、阅读风貌的扫描和意义与表达互动的呈现
技术的发展在阅读方面的变革作用首先体现在器物层面。新材料技术、新光影技术、信息传输技术等驱动着阅读设备的更换、换代、升级，甚至是颠覆，阅读载体越来越往轻便快捷的人性化方向发展。继而是内容层面。原来固定排版的油墨文字从纸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灵活自由的内容不仅可以通过视觉，还可以通过听觉、甚至是触觉进行吸收，读者的阅读行为出现了新的行为特征。李武、吴月华（上海交通大学）以上海初高中生为样本对象考察了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发现青少年的内在性动机、成就性动机和社交性动机对社会化阅读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社交性动机是他们开展社会化阅读活动最为重要的动机因素。王素芳（浙江大学）运用扎根理论，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杭州地区高校学生对电子书平台的使用行为，对大学生的阅读平台偏好、使用频率和时长、阅读目的、阅读载体、内容资源、付费行为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并对大学生阅读推广提出了建议。王翎子（浙江传媒大学）、张志强（南京大学）、庆海涛（南京大学）以微信阅读为例进行了大量问卷调查，从性别秩序视角解释了阅读行为在性别间的差异，并对生产类运营社交类阅读产品提出了建议。邓香莲（华东师范大学）对国际上通用的传统阅读素养量表和阅读动机量表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对上海的一些大学生进行调研，考察了上海大学在新时代的阅读素养、阅读动机和阅读行为特征，并对阅读素养指数、阅读动机指数和阅读行为指数做了量化研究，对大学生阅读进行了反思。这些研究对当下的阅读行为或进行细致而扎实的调研分析，或进行理论思辨式的探究，对于拓宽当下阅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
技术的变化赋予了表达方式无穷的可能，继而解放了内容生产“被压抑”的潜力。陈新榜（浙江大学）从近日发生的金庸诉江南《此间的少年》说起，认为虽然本案凸显了“同人文”与商业化之间爱与怕的冲突，但是真正的趋势是网络媒介革命的深化将使同人圈越来越壮大，“同人文”商业化越来越有可能。而“同人文”品质提升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突破“爱”的小同而实现更大的“同”。马婷（北京大学）以抖音和喜马拉雅FM分别作为网络视频和音频的典型代表，通过阐述二者的传播形式与特点，来进一步分析网络时代的凝视与跃读在技术的流变与资本的包装之下所呈现出的差异，以及追问这种差异背后技术的本质及其价值。陆朦朦（武汉大学）基于对2014-2018年全球数据新闻奖获奖作品的实证分析，归纳全球范围内数据新闻的互动叙事特征与策略，提出了主线索引导模式、间断性过渡模式和多线程触发模式三种数据新闻的互动叙事模式，指出尽管数据新闻的互动叙事背后仍然隐藏了作者预设的叙事线索与结构路径，但互动叙事为读者提供了参与整个数据新闻意义建构的可能性。崔雯雯（安徽出版集团）认为网易LOFTER为成熟的“同人”群体提供了新的乐土，也见证并促进了“同人”的“再进化”，而“同人”的力量盡管日益不容小觑，但是地位可能在外界看来依旧是有些“非正道”的尴尬，后续的发展还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观察。杨会（天津理工大学）指出文学作品呈现出有声“出版”的趋向。声音的立体环绕特征为有效利用碎片化时间提供了条件，同时其即时消失性又对听者的注意力提出了要求。文学作品的有声“出版”将为文学的普及与阅读提供新的图景，但从目前文学作品有声“出版”现状来看，远未达到理论上的理想化的状态。这些研究对当下最热门的出版事件、内容载体、表达方式进行及时的关注，用学术眼光迅速厘清现象，极大更新了数字出版研究的知识域。 二、阅读推广的总结与读者社群的探究
新的现象必然需要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来进行引导与规范。无论是从计划思维来说，还是从市场逻辑来说，官方在推广阅读过程中，随着阅读风貌的变化，也必须有新的建设规划与政策动向。张曼玲（中国农业大学）以北京地区全民阅读推广为研究范围，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阅读薄弱人群——儿童的阅读现状，梳理了儿童的阅读态度、阅读行为、阅读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提出相关思考。张文彦（青岛大学）、田菲（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从第十五次全民阅读调查情况总结、全民阅读法规体系格局出现、全民阅读各界力量的融合、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发展、出版业视角下的阅读推广、阅读产业概念的广受关注等方面全面系统梳理了“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的中国全民阅读，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陈艳君（浙江大学）、尤建忠（浙江工商大学）认为要挖掘潜在的阅读可利用时间及公共服务机构阅读推广的潜力，提出了我国阅读服务体系建构的十点新思路，开拓和挖掘了现有阅读推广的时间和空间，为公共阅读政策提供了新思路。万丽慧（闽南师范大学）运用了珍妮·乔尔的阅读理论，解构了台湾阅读运动的发展脉络，归纳出台湾阅读运动两个阶段的不同目标对象、推广目的及方法，并提出反思。各位学者在阅读推广的历史总结、现状梳理、政策建议等方面都做了总结和思考。
网络社群作为当下网络技术成熟条件下自发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参与编辑出版产业流程再造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移动终端和社交软件为支撑的社群网络和社群网络效应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陈洁（浙江大学）认为当下社群开始参与改写了出版方式，社群决策引导出版选题，社群用户创造形成出版资源，社群分享推动品牌营销，运用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概念和亨利·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理论，主张应该发挥社群网络效应，构建新型参与式出版。方玲玲、狄姝雅（浙江大学）从社群阅读的背景及其含义出发，强调了其中的群体动力机制，探究阅读的社会功能发生了从“怡情”到“共情”，从“傅彩”到“社交”，从长才到生活场景的重塑。刘影、武雨薇（华东师范大学）从社群概念的原点出发，认为互联网发展到社会化媒体阶段，其“人的连接”、用户创造内容（UGC）和互动的三大技术特征，导致网络社群和知识社区的出现。知识和人联结的新变化，触及出版业的本质。但是对“社群”概念的误读和似是而非的适用，使传统出版业如何打造社群和借力社群经济研究无法走向精深。肖洋、任艺霏（华东师范大学）提出关系链融合驱动强弱关系的转换协同，从弱关系的“去中心化”到强关系的“再中心化”，从强关系的移动场景到弱关系的多元产业链，主张构建起“自媒体+社群+产业”的价值链，实现自媒体出版的社群营销理念由共享经济向信任经济转型创新。这些论文对来自技术领域的“互联网+”与来自社会学领域的“社群”概念所形成的“网络社群”在出版学领域的使用进行了梳理与呈现，无论是从概念内涵的讨论，还是最新情况的梳理，在国内都居于最前沿地位。
三、出版产业的聚焦与知识服务的梳理
产业往往是对外部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力量。内容生产方式的变迁激发了新的产业形态，理论须对现实做出指导。崔波（浙江传媒学院）通过梳理文献，联系现实，发现中国版权输出的核心问题是供需错位，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指导，提出了破解这一困局路径，在此基础上从企业角度和政府角度提出微观和宏观优化治理策略。王鹏飞（河南大学）认为随着网购的普及与电子阅读的兴起，此前以种类齐全和折扣较大为特征的城市书展，遇到了较大的发展瓶颈。在此情况下，城市书展的发展指向，就要在以“阅读”为核心的定位之下，完成体验、仪式与狂欢三个方面的转化：从注重图书销售到注重阅读体验，从引导阅读内容到培养阅读行为，从面向小众群体到面向全体市民。沈珉（浙江工商大学）认为以内容取胜的APP交互图书之所以没有取得佳绩，是因為APP交互的内涵指向不利于内容传递，营销模式很难脱颖而出，以商业推广为目的简单内容制作类图书比例大，内容编辑薄弱。屈高翔（中国传媒大学）对2005-2017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以“数字出版产业”为主题的378篇文献开展计量研究，梳理出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研究现状，从研究人员、研究内容、研究思维三个角度进行了科学评价。隗静秋（浙江万里学院）以当下公众对特定职业群体——编辑的刻板印象为研究对象，认为公众对编辑的刻板印象支持SCM模型，从该模型的三个维度：热情、能力、社会地位考察了编辑的公众印象。研讨会对产业的关注聚焦于版权、城市书展、APP运营、编辑形象、现状归纳等领域，在旧的研究对象上有新的理论运用，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
知识服务指的是从信息资源中按照人们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炼出知识和信息内容，搭建知识网络，为用户提出的问题提供知识内容或解决方案的信息服务过程。知识服务以满足求知需求为原点，以赢利为终点。出版与之具有非常接近的原点和终点。两者在数字技术的催生下，产业链越来越贴合，产业属性越来越接近。孙利军（中国人民大学）、孙甜甜（中国工商报）通过知识服务兴起背景与国外知识服务实践的分析与梳理，探讨了近年来作为数字出版主要发展方向之一的知识服务重塑了出版与读者的关系，指出了知识服务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与大众化传播相矛盾、是否贩卖成功学、是否包含知识创新、不同机构的知识服务的区别、大众出版机构如何开展知识服务。许欢、桑裕臻、彭婉（北京大学）认为知识服务通过认知盈余的聚合凸显知识资源价值，分散式多节点的传播路径强化场景营销，推动出版业向教育类立体化的知识服务转型，是出版业在时代浪潮下进行升级和集体更新的助推器。丛挺（上海理工大学）提出要构建科技出版知识链服务模型，在微观层面是由科技数据与用户行为数据构成的支撑要素，中观层面是由知识获取、知识挖掘、知识内化、知识共享、知识评价、知识外化等组成的服务模块，宏观层面由出版社、图书馆、科研机构等协同形成知识链生态。孙晓翠（睿泰研究院）分析了睿泰集团的知识服务理念和业务，分享了知识服务战略生态实施的情况，以自身经验为出发点，认为除了技术驱动这一因素，内容、用户和资本等各种要素均是科技型数字出版企业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转型的关键。方卿、占莉娟（武汉大学）认为知识付费运营商欲在垂直领域取得市场优势，需以优质的免费产品切入市场，精心选择并深度加工垂类资源，从专业角度抓用户知识获取痛点，配套个性化的用户服务，激励垂类用户扮演营销人角色。研讨会对知识服务与数字出版关系、模式创新、产业新态等进行了探究，切中知识服务要害，具有前沿性和启发性。
与历史上的若干次技术革命展现的一样，科学技术在当下又一次结合并释放个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产生了新的读写文化。我们正处于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本次研讨会构筑一个人文与科技、文化与出版、政产学研、学科与学科之间互动的平台，集中探究这种多元互动背后的商业逻辑与艺术逻辑，对当下数字出版领域的各个层面都有讨论与开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读写和交流中曾经扮演着并正在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出版业，将在未来具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作者单位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张广洲，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胡可先莅临了开幕式并致辞。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秀明主持开幕式。柳斌杰、张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蔡翔（中国传媒大学）、张志强（南京大学）、师增志（北京大学）、张燕鹏（咪咕数字阅读总经理）、鲁东明（浙江大学出版社）、陈洁（浙江大学）分别围绕出版产业、数字出版与知识服务、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数字时代出版创新、观看与跃读、AI赋能、融合出版、社群网络出版等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柳斌杰在主旨演讲中首先充分肯定了浙江大学数字出版发展及其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他指出在当下五种出版形态并行的局面下，融合发展是必行之路，数字出版将为未来的第六种出版形态——智能出版做好实践与理论的准备，并进一步指出当下数字出版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研发先进安全的全产业链智能出版平台;第二，集中开发内容生产、数据聚结的智能出版软件，让所有内容创造者能投入到智能式的参与制造、内容上传中去，打破传统出版的分割状态，激发个人的创作力;第三，加快中国出版数据库建设和大数据技术应用，汇聚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使知识资源能够与世界共享;第四，构建完善的智能化供给体系，提供用户需求导向的智能出版服务;第五，加快完善智能出版的相关法律规定、管理制度，确保智能出版系统能够稳定运行。研讨会还举行了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华夏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中国知网、今日头条、睿泰研究院等新型行业领军企业及相关领域的近百名学者专家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注重会议的学术性，在众多的投稿文章中精选了27篇，按照主题，在三个分会场进行分别汇报，同时安排学界和业界的穿插交流与评议，让政产学研在本次研讨会进行深度融合与碰撞，为与会者展开多元、多维、多面向的交流搭建了平台。
一、阅读风貌的扫描和意义与表达互动的呈现
技术的发展在阅读方面的变革作用首先体现在器物层面。新材料技术、新光影技术、信息传输技术等驱动着阅读设备的更换、换代、升级，甚至是颠覆，阅读载体越来越往轻便快捷的人性化方向发展。继而是内容层面。原来固定排版的油墨文字从纸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灵活自由的内容不仅可以通过视觉，还可以通过听觉、甚至是触觉进行吸收，读者的阅读行为出现了新的行为特征。李武、吴月华（上海交通大学）以上海初高中生为样本对象考察了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发现青少年的内在性动机、成就性动机和社交性动机对社会化阅读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社交性动机是他们开展社会化阅读活动最为重要的动机因素。王素芳（浙江大学）运用扎根理论，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杭州地区高校学生对电子书平台的使用行为，对大学生的阅读平台偏好、使用频率和时长、阅读目的、阅读载体、内容资源、付费行为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并对大学生阅读推广提出了建议。王翎子（浙江传媒大学）、张志强（南京大学）、庆海涛（南京大学）以微信阅读为例进行了大量问卷调查，从性别秩序视角解释了阅读行为在性别间的差异，并对生产类运营社交类阅读产品提出了建议。邓香莲（华东师范大学）对国际上通用的传统阅读素养量表和阅读动机量表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对上海的一些大学生进行调研，考察了上海大学在新时代的阅读素养、阅读动机和阅读行为特征，并对阅读素养指数、阅读动机指数和阅读行为指数做了量化研究，对大学生阅读进行了反思。这些研究对当下的阅读行为或进行细致而扎实的调研分析，或进行理论思辨式的探究，对于拓宽当下阅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
技术的变化赋予了表达方式无穷的可能，继而解放了内容生产“被压抑”的潜力。陈新榜（浙江大学）从近日发生的金庸诉江南《此间的少年》说起，认为虽然本案凸显了“同人文”与商业化之间爱与怕的冲突，但是真正的趋势是网络媒介革命的深化将使同人圈越来越壮大，“同人文”商业化越来越有可能。而“同人文”品质提升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突破“爱”的小同而实现更大的“同”。马婷（北京大学）以抖音和喜马拉雅FM分别作为网络视频和音频的典型代表，通过阐述二者的传播形式与特点，来进一步分析网络时代的凝视与跃读在技术的流变与资本的包装之下所呈现出的差异，以及追问这种差异背后技术的本质及其价值。陆朦朦（武汉大学）基于对2014-2018年全球数据新闻奖获奖作品的实证分析，归纳全球范围内数据新闻的互动叙事特征与策略，提出了主线索引导模式、间断性过渡模式和多线程触发模式三种数据新闻的互动叙事模式，指出尽管数据新闻的互动叙事背后仍然隐藏了作者预设的叙事线索与结构路径，但互动叙事为读者提供了参与整个数据新闻意义建构的可能性。崔雯雯（安徽出版集团）认为网易LOFTER为成熟的“同人”群体提供了新的乐土，也见证并促进了“同人”的“再进化”，而“同人”的力量盡管日益不容小觑，但是地位可能在外界看来依旧是有些“非正道”的尴尬，后续的发展还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观察。杨会（天津理工大学）指出文学作品呈现出有声“出版”的趋向。声音的立体环绕特征为有效利用碎片化时间提供了条件，同时其即时消失性又对听者的注意力提出了要求。文学作品的有声“出版”将为文学的普及与阅读提供新的图景，但从目前文学作品有声“出版”现状来看，远未达到理论上的理想化的状态。这些研究对当下最热门的出版事件、内容载体、表达方式进行及时的关注，用学术眼光迅速厘清现象，极大更新了数字出版研究的知识域。 二、阅读推广的总结与读者社群的探究
新的现象必然需要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来进行引导与规范。无论是从计划思维来说，还是从市场逻辑来说，官方在推广阅读过程中，随着阅读风貌的变化，也必须有新的建设规划与政策动向。张曼玲（中国农业大学）以北京地区全民阅读推广为研究范围，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阅读薄弱人群——儿童的阅读现状，梳理了儿童的阅读态度、阅读行为、阅读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提出相关思考。张文彦（青岛大学）、田菲（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从第十五次全民阅读调查情况总结、全民阅读法规体系格局出现、全民阅读各界力量的融合、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发展、出版业视角下的阅读推广、阅读产业概念的广受关注等方面全面系统梳理了“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的中国全民阅读，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陈艳君（浙江大学）、尤建忠（浙江工商大学）认为要挖掘潜在的阅读可利用时间及公共服务机构阅读推广的潜力，提出了我国阅读服务体系建构的十点新思路，开拓和挖掘了现有阅读推广的时间和空间，为公共阅读政策提供了新思路。万丽慧（闽南师范大学）运用了珍妮·乔尔的阅读理论，解构了台湾阅读运动的发展脉络，归纳出台湾阅读运动两个阶段的不同目标对象、推广目的及方法，并提出反思。各位学者在阅读推广的历史总结、现状梳理、政策建议等方面都做了总结和思考。
网络社群作为当下网络技术成熟条件下自发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参与编辑出版产业流程再造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移动终端和社交软件为支撑的社群网络和社群网络效应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陈洁（浙江大学）认为当下社群开始参与改写了出版方式，社群决策引导出版选题，社群用户创造形成出版资源，社群分享推动品牌营销，运用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概念和亨利·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理论，主张应该发挥社群网络效应，构建新型参与式出版。方玲玲、狄姝雅（浙江大学）从社群阅读的背景及其含义出发，强调了其中的群体动力机制，探究阅读的社会功能发生了从“怡情”到“共情”，从“傅彩”到“社交”，从长才到生活场景的重塑。刘影、武雨薇（华东师范大学）从社群概念的原点出发，认为互联网发展到社会化媒体阶段，其“人的连接”、用户创造内容（UGC）和互动的三大技术特征，导致网络社群和知识社区的出现。知识和人联结的新变化，触及出版业的本质。但是对“社群”概念的误读和似是而非的适用，使传统出版业如何打造社群和借力社群经济研究无法走向精深。肖洋、任艺霏（华东师范大学）提出关系链融合驱动强弱关系的转换协同，从弱关系的“去中心化”到强关系的“再中心化”，从强关系的移动场景到弱关系的多元产业链，主张构建起“自媒体+社群+产业”的价值链，实现自媒体出版的社群营销理念由共享经济向信任经济转型创新。这些论文对来自技术领域的“互联网+”与来自社会学领域的“社群”概念所形成的“网络社群”在出版学领域的使用进行了梳理与呈现，无论是从概念内涵的讨论，还是最新情况的梳理，在国内都居于最前沿地位。
三、出版产业的聚焦与知识服务的梳理
产业往往是对外部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力量。内容生产方式的变迁激发了新的产业形态，理论须对现实做出指导。崔波（浙江传媒学院）通过梳理文献，联系现实，发现中国版权输出的核心问题是供需错位，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指导，提出了破解这一困局路径，在此基础上从企业角度和政府角度提出微观和宏观优化治理策略。王鹏飞（河南大学）认为随着网购的普及与电子阅读的兴起，此前以种类齐全和折扣较大为特征的城市书展，遇到了较大的发展瓶颈。在此情况下，城市书展的发展指向，就要在以“阅读”为核心的定位之下，完成体验、仪式与狂欢三个方面的转化：从注重图书销售到注重阅读体验，从引导阅读内容到培养阅读行为，从面向小众群体到面向全体市民。沈珉（浙江工商大学）认为以内容取胜的APP交互图书之所以没有取得佳绩，是因為APP交互的内涵指向不利于内容传递，营销模式很难脱颖而出，以商业推广为目的简单内容制作类图书比例大，内容编辑薄弱。屈高翔（中国传媒大学）对2005-2017年以来CSSCI数据库中以“数字出版产业”为主题的378篇文献开展计量研究，梳理出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研究现状，从研究人员、研究内容、研究思维三个角度进行了科学评价。隗静秋（浙江万里学院）以当下公众对特定职业群体——编辑的刻板印象为研究对象，认为公众对编辑的刻板印象支持SCM模型，从该模型的三个维度：热情、能力、社会地位考察了编辑的公众印象。研讨会对产业的关注聚焦于版权、城市书展、APP运营、编辑形象、现状归纳等领域，在旧的研究对象上有新的理论运用，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
知识服务指的是从信息资源中按照人们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炼出知识和信息内容，搭建知识网络，为用户提出的问题提供知识内容或解决方案的信息服务过程。知识服务以满足求知需求为原点，以赢利为终点。出版与之具有非常接近的原点和终点。两者在数字技术的催生下，产业链越来越贴合，产业属性越来越接近。孙利军（中国人民大学）、孙甜甜（中国工商报）通过知识服务兴起背景与国外知识服务实践的分析与梳理，探讨了近年来作为数字出版主要发展方向之一的知识服务重塑了出版与读者的关系，指出了知识服务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与大众化传播相矛盾、是否贩卖成功学、是否包含知识创新、不同机构的知识服务的区别、大众出版机构如何开展知识服务。许欢、桑裕臻、彭婉（北京大学）认为知识服务通过认知盈余的聚合凸显知识资源价值，分散式多节点的传播路径强化场景营销，推动出版业向教育类立体化的知识服务转型，是出版业在时代浪潮下进行升级和集体更新的助推器。丛挺（上海理工大学）提出要构建科技出版知识链服务模型，在微观层面是由科技数据与用户行为数据构成的支撑要素，中观层面是由知识获取、知识挖掘、知识内化、知识共享、知识评价、知识外化等组成的服务模块，宏观层面由出版社、图书馆、科研机构等协同形成知识链生态。孙晓翠（睿泰研究院）分析了睿泰集团的知识服务理念和业务，分享了知识服务战略生态实施的情况，以自身经验为出发点，认为除了技术驱动这一因素，内容、用户和资本等各种要素均是科技型数字出版企业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转型的关键。方卿、占莉娟（武汉大学）认为知识付费运营商欲在垂直领域取得市场优势，需以优质的免费产品切入市场，精心选择并深度加工垂类资源，从专业角度抓用户知识获取痛点，配套个性化的用户服务，激励垂类用户扮演营销人角色。研讨会对知识服务与数字出版关系、模式创新、产业新态等进行了探究，切中知识服务要害，具有前沿性和启发性。
与历史上的若干次技术革命展现的一样，科学技术在当下又一次结合并释放个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产生了新的读写文化。我们正处于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本次研讨会构筑一个人文与科技、文化与出版、政产学研、学科与学科之间互动的平台，集中探究这种多元互动背后的商业逻辑与艺术逻辑，对当下数字出版领域的各个层面都有讨论与开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读写和交流中曾经扮演着并正在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出版业，将在未来具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作者单位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