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的一天，就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终结了任期长达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统治的前一个星期，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士丹，在国会听证会上发难CIA（中央情报局）高官。“总统、国务卿、国会正在对埃及做出政策决定，这些决策者应该得到及时的情报分析，”范士丹警告时任中情局副主任斯蒂芬妮?奥沙利文，“我怀疑情报部门在这一地区是否尽到职责。”
　　范士丹并不是唯一一个批评情报部门无能的人，还有人指责情报部门没能预测到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意图自焚的火焰旋即烧遍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但世界上所有的官僚机构和调查委员会，都不能改变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需要情报部门了解的许多事情都过于复杂，难以套用模型或者预测。
　　美国情报部门每年要花费800亿美元以便每周提供大量的情报，从“狩猎”恐怖分子到应对中国“崛起”等无所不包。
　　在重大外交政策的决定上，比如是否发起战争或广泛的重新思考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战略，情报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真正起影响作用的是和情报一起被带进办公室的东西：领导人的战略意识、从历史或个人经验中总结的教训、党内政治的考量和性格特征……尘封在不起眼的角落的某个备忘录或简报是没有机会被青睐的。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按照定义来说，算是情报工作上的战术失败。虽然情报分析人员没有预测到此次袭击，但他们一直没有放松对威胁的监控。“9?11”恐怖袭击发生前几年，中央情报局倾注了异乎寻常的时间和精力努力去了解“基地”组织。
　　1996年初，中情局便成立了本?拉登特别工作组，而当时“基地”组织才刚刚成型。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1998年曾指示，美国议事工作的头号议题都是“恐怖主义”。甚至在1998年美国大使馆在非洲遭轰炸前，他就推出了打击“基地”组织的秘密行动计划，彼时，克林顿已经在制定计划捕获本?拉登。
　　在“9?11”之前，情报部门对“基地”组织最权威的理解来自《2001年2月全球恐怖活动报告》，报告说，本?拉登和他的同伙是“迫在眉睫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具备“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
　　“9?11”发生之后，调查委员会建议情报部门改革，设置一个国家情报总监的岗位并要求所有情报部门向唯一的国家情报总监汇报。国会采纳了此项建议。但此举只是增加而不是取代了现有的政府职能，这进一步扰乱了各机构之间的权责界限。
　　当恐怖袭击嫌疑人阿卜杜勒?穆塔拉布在2009年圣诞节当天企图炸毁一架飞往底特律的客机时，这种混乱清晰地表现出来。这次事件的发生导致了“9?11”之后出现的同样内容的指责，即信息得不到比对，以及各种线索不能得到有效关联，只是这次人们将矛头指向在“9?11”调查委员会建议下创设的那些部门身上。（国家情报总监岗位自2005年首位总监上任，至今历任4界，平均每两年即更换人选——译者注）
　　和任何其他情报获取不同的是，“反恐”工作顺利与否主要取决于与其他国家政府的合作、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当地警方和调查的权力，这通常是美国所缺乏的。“9?11”之前，一些国家在与美国政府合作方面表现得很不情愿，特别是地方利益被尴尬地破坏的时候。然而，“9?11”之后，美国官员可以猛击国外同行的办公桌说：“这一次我们要玩真格的了。”这种强烈反差带来了很多显而易见的成功，比如冻结或者获取恐怖分子的金融资产。
　　情报工作可以帮助应对不确定性，界定其范围，可以区分真正的不确定性和简单的无知，并系统地组装所有可用的信息，但其并不能消除不确定性，也不能阻止所有意外的发生，包括一些大的突然袭击事件。领导人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必须期待——并准备着——被突然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