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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天露天电影的日子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看电影频道上的一部电影，片名叫《地雷战》。不知咋的，看了一会儿，小儿子突然站起来走到门口，伸手就把吊灯关了。屋里除了荧屏上反照的光外，可以说是太黑暗了。但小儿子天真地说：“看电影，就这样嘛。”还做了个可爱调皮的动作。妻子笑。而我心里却哦了声，灵犀地想起来，几个月前，我带他们到县影剧院看过一场电影，他肯定是模仿了那里放电影关房灯的情形。可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爸爸儿时要看一场电影是多么的困难啊!于是，我灵机一动，讲起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农村看电影的一些小事。然而，与其说讲看电影的事，不如说我在讲当时怒江大峡谷农村的一段历史。
当年，怒江农村傈僳族群众最幸福的有两种情况，一是看电影，二是每年过傈僳阔时节(即傈僳族过年)。不过，阔时节的热闹远不如看电影热闹。
我认为，那时候放映员很辛苦，宣传也十分到位。放映员今晚上在这村放电影给社员们观看，明天又到另一个村子放映，不知后天要到到哪个村。反正这个电影小组，他们用一年的时间就转完全县57个大队248个自然村社。尽管电影的各种机器零件都是社员们背送，但放映员每天都需要跋山涉水，夜晚还睡不够，他们真是挺辛苦的。有一天，我和爸爸去犁田，放映员路过我们犁地的地方。父亲说：“兄弟们，你们为社员们看一场电影，丢下妻儿们到这么高的农村来，太辛苦了。”有个叫阿南柱的放映员说：“大哥，这是革命。要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群众中去，又能让他们看电影，这是我们的职责，很幸福啊!”他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金沙江”递给父亲一支。父亲也把为自己备好的茶水递给阿南柱喝。然后就坐在一起聊了起来。
“今晚上要放什么一部电影?”
“放一部《南征北战》，外加一部《地道战》。”
“真是过瘾，今晚要看那么两部电影。明天到哪个大队?”
“在俄科罗大队各村社放完后，再到南安建大队?”
“年内，还来不来一次?”
“一定还来，需要宣传党的新政策嘛。”
……
那天，我身子尚未回到家，心却早已飞到学校球场看电影的地方了。
我和父亲是傍晚时分才到家的。这时，村里的人有的向学校走去，有的在屋里找电筒，没有电筒的人家就划松明，用麻皮捆起来，让孩子背上，以便看完电影回来时照明用；有的把孩子领到门前的水沟边洗脸，有的在屋里换衣服、换鞋子，没有可换衣服鞋子的人家，也把孩子的脚洗得干干净净。那天下着毛毛细雨，离家近的就带好小木凳，带上棕皮缝制的蓑衣，竹篾制成的斗笠，塑料布，离家远的人就就近搬块石头当板凳坐坐。我也洗了把脸，再换衣服，准备去看电影。父亲说：“先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去。”那时，我是很乖的孩子，父母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我端起一碗稀饭——苞谷面和野菜搅糊的饭。当时的生活实在太困难了，现在想它也不敢想。我吃了两碗，父亲连一碗都没吃完。我划好一大把松明，等着父亲吃完饭。我时儿跑出门看看天空，时儿又进屋看看父亲有没有吃完饭。西天的晚霞实在太美丽了，好像一群绵羊舒缓地走在大草原上。父亲终于吃完饭，我们各自拿着一把松明，向学校球场走去。
我们到学校时，电影还未正式开机，大队党支部书记阿坡昌在讲话，而且已讲到中间了。他说：“……各位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读书，以后没有文化就连工人都当不上，当兵也无人要。”“各生产队长要带领好各自的社员，抓好节令，一定要完成好今年的播种任务，同时抓好大春生产中后期的管理，确保今年的粮食丰收。”“电影放完后把自己坐的石头抬到球场边上，不要明天让学校里的师生为我们再辛苦一次。回去时要注意防火，因为用松明火把的人很多。”他说完，就开始放电影了。
当时有这么个习惯，放电影正片之前，要放一卷纪录片，有的纪录片里有毛主席、周总理、康生、和乌兰夫、江青、叶剑英等党和国领导人的工作活动，有的是反映内地如何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的情况，如何依靠科技提高粮食生产的情况……也许大家都有政治意识的缘故吧，放这些纪录片时，谁也不躁动。只是听到有人在说：“你看，你看，毛主席来了，周总理来了。”看到江青的镜头时，旁边的一位学生问我：“你知道江青是谁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你怎么不知道。”他说。“谁说给你的?”“我问。他十分高傲而且兴奋地说：“是老师讲给我们的。”我心里有些难过。我想只有读书，才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于是第二天一早向父母亲恳求道：“让我去读书吧?爸爸。”爸爸笑着说：已十三四岁的小伙子了，还要去读书?说明年要娶媳妇，还差不多。“第三天，我悄悄去学校读书。那些老师和学生们不相信我来读书，因为我的身体比四年级的许多学生都高，都粗壮。
纪录片放完后，那些小伙子小姑娘就开始“不安守分”了。在球场边上，在别人的屋檐底下，在角落里，这里几个，那里一群，甚至只是一对，说悄悄话——谈恋爱。正在放电影时，他们谈起恋爱也很自然，好像世上只有他俩一样的；可是电影放完一卷，机子上的灯一亮起来，他们象乌龟一样把头缩回去，或把脸面朝背阴的一边，不让其他人认得他们。我不知道怒江大峡谷外的情况，而这里由于思想落后，封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事，也不能公开，不好公开，不敢公开，可怜的他们只好偷偷摸摸地恋爱。那上了年纪当了爸爸妈妈的人看着恋爱的青年男女有的便悄悄地说：“他们不是来看电影，是来找心上人。”有经验的人说：“现在大家都在这里看电影，那些热恋的青年干脆回家谈恋爱多好!真是笨蛋。”
电影放完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在再球场上涌动起来，有位队长到电影机旁，拿起话筒挨在嘴边说：“明天背电影机器的任务轮到我们社了，请注意以下几位同志：邓付思、义三言、娜付相、妮阿加……明早上把电影机器零件背到双米底村。
由于爱看电影，再说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第二晚上，那些男女青年还去离村五公里，而且得攀爬笔直的山路的双米底社看电影，第三天晚上，电影又在另一个村社放映，有人还去看电影。尽管我的年龄比他们小，可人群中也有我。父母亲是不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看电影的，可我还是去了。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我逐步有了自己的主见，有些时候，我要做的事，父母总是拦不住。有些时候，我真是太任性，太固执了。
我的老师
参加工作后，我不仅一次地想到我们的小学老师，也对同事讲过我与老师的事儿：“我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那位世上最漂亮的姑娘，就没有今天的这份工作；如果没有遇到怀有慈母般的那位女民办老师，我就只能与平时要好的那位村姑结婚生子；如果我没有遇到愿意在我身上费尽心血和汗水的女民办老师，我就只有年年月月、月月日日面朝黑土地，背朝蓝蓝的天躬耕，还填不饱我的肚子……”现在我在物质上报答不了什 么，可我心里永远装着她。她就是我的小学老师陆义妞。
那年3月5日，我第一次去学校上学，老师和学生对我读书的梦想，都感到突然和意外。因为我的身高比当时的四年级学生高得多，体格比他们粗壮得多。校长说我年纪大了，不好接收。叮叮当当的上课铃响起来，是手摇的一种铃的声音。那些学生陆续进去各自的教室里，我孤立立地站在校门口。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感觉到暖暖的春光照到我的身上，柔和的春风吹拂到我的脸上。我正茫然的时候，一位女老师向我走来。我不敢抬头，只有用眼睑稍稍睁了睁看过去：她脚穿一双布鞋，下身穿着一条的确卡裤子，上身穿一件黄黑搭配的花格子衣服，满脸是笑，粗大的两条修长的辫子拖到臀部，身高约有一米六左右。她笑着问我：“向阳江你真想读书吗?”我不回答，只是点点头。“你父母让你读还是你自愿来读?”她又问。“爸妈让我读，我也愿意读。”其实，父母根本不同意我读书，特别是父亲不同意，我是骗老师而说的。她把我领到教室内，与一位同学坐在一起。她走进宿舍又出来，手里拿着语文、算术课本，还有几本作业本和三支铅笔。她用钥匙上的一把小刀先后削了这三支铅笔，削好后递给我，说“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班的学生了，要好好读书。”又对其他同学说：“向阳江同学刚插到我们三年级班，他不会的算术题、汉字，大家都教他。”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从《南方和北方》这篇课文开始读的，那是三年级语文第五册的最后一课。而算术是“混合运算和应用题”这节开始学的，也是算术第五册的最后一节内容了。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到3月份了也读这些内容?是因为前个学期他们没有读完。
那天下课后，我不敢回家，天快深黑了才到祖父家找冷饭吃。大概晚上十点左右吧，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在祖父家，就点着火把到祖父家找我。母亲对祖父说：“爸，我们领阿邓(老二的意思，我们几个兄弟中我排行老二。)到我家吧，阿普他爹正杀只鸡呢。”但我不相信，家里只有三只鸡，父亲怎么会杀鸡呢!祖父说：“孩子爱读书，就给他读嘛，读一点书好。”爷爷知道没有文化的人越来越不会做事了。因为爷爷是个老“革命”，国民党的时候为村里的穷苦人做过许多好事，解放后初期被群众推选为乡长(乡，国民党时期叫保，后来叫乡，再后来叫大队，现在叫村。)，但由于没有文化，那时他被人劝退下来在家。
我们到家时，父亲用龙竹片把火烧得旺旺的，火光把整个屋子都照得亮亮的，他蹲在火糖边烧着鸡毛。我不敢坐到火塘边去，就坐到屋子东南角上特大的粮屯边上。父亲见我们一同来便开口道：“这几天都到怒江边种苞谷，感觉挺累的，杀只鸡补补，爸您来就好了，喝碗鸡肉汤也好的。”但祖父不接父亲的话茬说，而是说我读书的事。祖父说：“娃娃读书是个好事。你们应该清楚，我没有文化才干不成工作，当不成干部嘛。当年革命也是白革命。”爸爸沉默了片刻才说了一句，他说：“你孙子年纪大了，干劳动也可以养活他的一个弟弟了。”有点远见的祖父说：“先苦后甜。有我，你们家还怕会饿死吗?”
夜深了，父亲对我说；“可以让你去读书，但你要保证家里喂的猪草，还有五年级毕业后，不能再留级补习了。”我轻声答道：“我会努力读书的，一定考上初中。”那晚开始，我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小学生了。
但是，我让老师——我最敬爱的陆义妞老师辛苦了，她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课余时间补给我算术计算题，因为我不懂汉字，她无法辅导我算术应用题；她买来《新华字典》，教我如何查字典；买来水笔，教我如何执笔书写。她买给我的第一支钢笔，我不慎在砍柴处丢失了。她知道后，又买了一支钢笔，而且用线织出装钢笔的小筒型袋子，袋子又接上一根线，线的另一端拴在我的上衣纽洞上，笔袋钢笔别在衣包边。她说这样做笔就不易丢失。太可惜了，我读到初中时，她给我的第二支钢笔被一个同学无意中压断了，字典也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为这当时我难过、懊悔了好几天。
挣工分吃饭的年代，社员们把工分看作生命，我父亲也不例外。有一天早上，父亲一反常态，将一把锄头递给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去挣工分。母亲首先是口头劝他，说：“娃娃正读书，且原先你答应他去读书，今天怎么就出尔反尔了!”父亲大声喝道：“你懂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推了母亲一把，差点把母亲推掉到猪圈里。我只好与社员一起去苞谷地锄草。
晚上，陆义妞老师到我家做家访工作。父亲说：“有人说过，当官的家族永远当官……我家祖宗几代，还没有一个能捏笔杆子吃饭的人。”陆义妞老师说：“向阳江学习很刻苦，前次考试成绩列全班第三名，是很有希望的。我想以后不出什么意外，他会找到工作的。再说，小学快要毕业了，让他坚持读下去吧。”“正因为没有一个捏笔杆子吃饭的人，我们才要他读书呗。”父亲被陆老师说得服服帖帖。一个文盲——我的爸爸怎么辩解得过有知识的陆老师啊!
每天，陆老师领我到她宿舍补给我白天没学的新课内容。直到她办公桌上的时钟到零点，才送我回家。
那年冬天，山里寒风放肆地乱吹、乱刮。我穿着一件没有纽子且肩膀上已烂的衣服，下身穿着膝盖上，屁股上也有破洞的一条裤子，全身感到冷得瑟瑟发抖。陆老师看到后，她把我叫到宿舍，从抽屉里拿出两颗白纽子，还吩咐我明天把裤子洗了拿来，我依嘱。她从大队贸易点上买来布料给我补了。陆老师不是母亲，恰似母亲，她不但关心我的学习，还关心我的冷暖饿饱。她每个月去区里买粮经过我家门口，总不忘留下几碗米、面条、饵丝之类的东西。
有一次放假，陆老师带着我去80公里外的县城——碧江县城玩。我生平第一次坐上手扶拖拉机，第一次看到红太阳广场上毛主席的塑像，第一次看见有那么多的解放军，第一次看到商店里那么多的东西，第一次吃上饭馆里的饭，第一次睡上旅馆里的床。我的幸福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深深地感到我比我的任何一个同学都幸福。我不知道，现在的老师有没有像陆老师一样对待学生。
参加工作近三十年了，但我没有见过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像陆老师和我一样的好。也许因为这样的关系，村里曾经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造谣，说我和陆老师如何如何，让我十来天不敢面对我敬爱的陆老师。有位我的远亲，他对我说：“听说陆老师今天才19岁，前年高中毕业来这里当民办教师。你今天16岁，当她的学生，当然年纪相差不大，你是怎么想的?”我当然知道这句话中含有的弦外之音，于是一怒之下，抢过来他正在弹的琵琶，狠狠地砸向门板上，砸成两半。我说：“你以后再胡说乱讲，小心你的脑袋。”说完，我破门而出。因为，在陆老师面前我从来没说过一句下流的话。她一直把我当作弟弟看待，而我对她姐姐或母亲般看待。我长到这把年纪了，但在记忆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如此大的火。
有一次，我读师范放假，又要回学校在乡政府门口搭车时，她到我旁边，象告诉兄弟一样，流着泪告诉我她男人打她骂她的事。当时我很同情，也有些伤感，可不好说更多的话。现在想想，我说过这样的几句话：“老师，两口子吵架，骂架的事，不必挂在心头上，过几天就会好的。他动手打你，那就他的不对了。请你在以后说话做事时，多注意一些。”仅此而已。后来，再没有听说过他俩口子打架骂架的事。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讲，那是小学毕业前的事了。毕业考试成绩出来后，班里的有位女同学，她的总成绩比我高5分。那天，陆老师大概是刺激我才说这句话吧，或者还有别的什么目的，她口气强硬地说：“一个大男人读书，还不如一个弱女子的读书成绩。不过这次才是毕业考，升学考试可不能这样啊!”这让我无话可说，因为我基础太薄了。那天她拿给我煤油灯和一瓶煤油，吩咐我晚上睡前要做几个题，要看几篇课文，但要注意灭灯火。
升学考试的考点，设在碧江县抗大中学。这所中学在高黎贡山的半山腰上，我们从碧罗雪山去需要一天的时间。陆老师带我们去应考，一路上教我们如何答题，怎样遵守考场纪律，还让我们背前面她出给我们的政治复习题，算术公式和单位……我们走了一天，也不感到疲倦。
升学考试成绩出来了，陆老师笑了，笑得相当美丽，相当可人，因为她的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考上了中学——抗大中学，我的成绩达到碧江县第一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天道酬勤，那年，她也被吸收为公办教师，成了名副其实的山村教师。
她退休前，我已由中国作家出版社会出版了一本散文《向阳江散文》，送给了她一册。她看着书面上我的名字，翻了翻目录之后，眼框里滚动着几颗泪珠，说我“你已经长大了。”
陆老师退休后，跟着丈夫去迪庆州维西县安家之后，我一直没有听到她的音讯。那年我去参加在迪庆州召开的滇西笔会，正直初冬。
一生遇到一位好老师，不易!
一生遇到一位好老师，终身难忘!
陆老师，愿您年年岁岁吉祥如意，学生怀念您。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看电影频道上的一部电影，片名叫《地雷战》。不知咋的，看了一会儿，小儿子突然站起来走到门口，伸手就把吊灯关了。屋里除了荧屏上反照的光外，可以说是太黑暗了。但小儿子天真地说：“看电影，就这样嘛。”还做了个可爱调皮的动作。妻子笑。而我心里却哦了声，灵犀地想起来，几个月前，我带他们到县影剧院看过一场电影，他肯定是模仿了那里放电影关房灯的情形。可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爸爸儿时要看一场电影是多么的困难啊!于是，我灵机一动，讲起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农村看电影的一些小事。然而，与其说讲看电影的事，不如说我在讲当时怒江大峡谷农村的一段历史。
当年，怒江农村傈僳族群众最幸福的有两种情况，一是看电影，二是每年过傈僳阔时节(即傈僳族过年)。不过，阔时节的热闹远不如看电影热闹。
我认为，那时候放映员很辛苦，宣传也十分到位。放映员今晚上在这村放电影给社员们观看，明天又到另一个村子放映，不知后天要到到哪个村。反正这个电影小组，他们用一年的时间就转完全县57个大队248个自然村社。尽管电影的各种机器零件都是社员们背送，但放映员每天都需要跋山涉水，夜晚还睡不够，他们真是挺辛苦的。有一天，我和爸爸去犁田，放映员路过我们犁地的地方。父亲说：“兄弟们，你们为社员们看一场电影，丢下妻儿们到这么高的农村来，太辛苦了。”有个叫阿南柱的放映员说：“大哥，这是革命。要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群众中去，又能让他们看电影，这是我们的职责，很幸福啊!”他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金沙江”递给父亲一支。父亲也把为自己备好的茶水递给阿南柱喝。然后就坐在一起聊了起来。
“今晚上要放什么一部电影?”
“放一部《南征北战》，外加一部《地道战》。”
“真是过瘾，今晚要看那么两部电影。明天到哪个大队?”
“在俄科罗大队各村社放完后，再到南安建大队?”
“年内，还来不来一次?”
“一定还来，需要宣传党的新政策嘛。”
……
那天，我身子尚未回到家，心却早已飞到学校球场看电影的地方了。
我和父亲是傍晚时分才到家的。这时，村里的人有的向学校走去，有的在屋里找电筒，没有电筒的人家就划松明，用麻皮捆起来，让孩子背上，以便看完电影回来时照明用；有的把孩子领到门前的水沟边洗脸，有的在屋里换衣服、换鞋子，没有可换衣服鞋子的人家，也把孩子的脚洗得干干净净。那天下着毛毛细雨，离家近的就带好小木凳，带上棕皮缝制的蓑衣，竹篾制成的斗笠，塑料布，离家远的人就就近搬块石头当板凳坐坐。我也洗了把脸，再换衣服，准备去看电影。父亲说：“先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去。”那时，我是很乖的孩子，父母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我端起一碗稀饭——苞谷面和野菜搅糊的饭。当时的生活实在太困难了，现在想它也不敢想。我吃了两碗，父亲连一碗都没吃完。我划好一大把松明，等着父亲吃完饭。我时儿跑出门看看天空，时儿又进屋看看父亲有没有吃完饭。西天的晚霞实在太美丽了，好像一群绵羊舒缓地走在大草原上。父亲终于吃完饭，我们各自拿着一把松明，向学校球场走去。
我们到学校时，电影还未正式开机，大队党支部书记阿坡昌在讲话，而且已讲到中间了。他说：“……各位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读书，以后没有文化就连工人都当不上，当兵也无人要。”“各生产队长要带领好各自的社员，抓好节令，一定要完成好今年的播种任务，同时抓好大春生产中后期的管理，确保今年的粮食丰收。”“电影放完后把自己坐的石头抬到球场边上，不要明天让学校里的师生为我们再辛苦一次。回去时要注意防火，因为用松明火把的人很多。”他说完，就开始放电影了。
当时有这么个习惯，放电影正片之前，要放一卷纪录片，有的纪录片里有毛主席、周总理、康生、和乌兰夫、江青、叶剑英等党和国领导人的工作活动，有的是反映内地如何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的情况，如何依靠科技提高粮食生产的情况……也许大家都有政治意识的缘故吧，放这些纪录片时，谁也不躁动。只是听到有人在说：“你看，你看，毛主席来了，周总理来了。”看到江青的镜头时，旁边的一位学生问我：“你知道江青是谁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你怎么不知道。”他说。“谁说给你的?”“我问。他十分高傲而且兴奋地说：“是老师讲给我们的。”我心里有些难过。我想只有读书，才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于是第二天一早向父母亲恳求道：“让我去读书吧?爸爸。”爸爸笑着说：已十三四岁的小伙子了，还要去读书?说明年要娶媳妇，还差不多。“第三天，我悄悄去学校读书。那些老师和学生们不相信我来读书，因为我的身体比四年级的许多学生都高，都粗壮。
纪录片放完后，那些小伙子小姑娘就开始“不安守分”了。在球场边上，在别人的屋檐底下，在角落里，这里几个，那里一群，甚至只是一对，说悄悄话——谈恋爱。正在放电影时，他们谈起恋爱也很自然，好像世上只有他俩一样的；可是电影放完一卷，机子上的灯一亮起来，他们象乌龟一样把头缩回去，或把脸面朝背阴的一边，不让其他人认得他们。我不知道怒江大峡谷外的情况，而这里由于思想落后，封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事，也不能公开，不好公开，不敢公开，可怜的他们只好偷偷摸摸地恋爱。那上了年纪当了爸爸妈妈的人看着恋爱的青年男女有的便悄悄地说：“他们不是来看电影，是来找心上人。”有经验的人说：“现在大家都在这里看电影，那些热恋的青年干脆回家谈恋爱多好!真是笨蛋。”
电影放完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在再球场上涌动起来，有位队长到电影机旁，拿起话筒挨在嘴边说：“明天背电影机器的任务轮到我们社了，请注意以下几位同志：邓付思、义三言、娜付相、妮阿加……明早上把电影机器零件背到双米底村。
由于爱看电影，再说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第二晚上，那些男女青年还去离村五公里，而且得攀爬笔直的山路的双米底社看电影，第三天晚上，电影又在另一个村社放映，有人还去看电影。尽管我的年龄比他们小，可人群中也有我。父母亲是不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看电影的，可我还是去了。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我逐步有了自己的主见，有些时候，我要做的事，父母总是拦不住。有些时候，我真是太任性，太固执了。
我的老师
参加工作后，我不仅一次地想到我们的小学老师，也对同事讲过我与老师的事儿：“我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那位世上最漂亮的姑娘，就没有今天的这份工作；如果没有遇到怀有慈母般的那位女民办老师，我就只能与平时要好的那位村姑结婚生子；如果我没有遇到愿意在我身上费尽心血和汗水的女民办老师，我就只有年年月月、月月日日面朝黑土地，背朝蓝蓝的天躬耕，还填不饱我的肚子……”现在我在物质上报答不了什 么，可我心里永远装着她。她就是我的小学老师陆义妞。
那年3月5日，我第一次去学校上学，老师和学生对我读书的梦想，都感到突然和意外。因为我的身高比当时的四年级学生高得多，体格比他们粗壮得多。校长说我年纪大了，不好接收。叮叮当当的上课铃响起来，是手摇的一种铃的声音。那些学生陆续进去各自的教室里，我孤立立地站在校门口。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感觉到暖暖的春光照到我的身上，柔和的春风吹拂到我的脸上。我正茫然的时候，一位女老师向我走来。我不敢抬头，只有用眼睑稍稍睁了睁看过去：她脚穿一双布鞋，下身穿着一条的确卡裤子，上身穿一件黄黑搭配的花格子衣服，满脸是笑，粗大的两条修长的辫子拖到臀部，身高约有一米六左右。她笑着问我：“向阳江你真想读书吗?”我不回答，只是点点头。“你父母让你读还是你自愿来读?”她又问。“爸妈让我读，我也愿意读。”其实，父母根本不同意我读书，特别是父亲不同意，我是骗老师而说的。她把我领到教室内，与一位同学坐在一起。她走进宿舍又出来，手里拿着语文、算术课本，还有几本作业本和三支铅笔。她用钥匙上的一把小刀先后削了这三支铅笔，削好后递给我，说“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班的学生了，要好好读书。”又对其他同学说：“向阳江同学刚插到我们三年级班，他不会的算术题、汉字，大家都教他。”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从《南方和北方》这篇课文开始读的，那是三年级语文第五册的最后一课。而算术是“混合运算和应用题”这节开始学的，也是算术第五册的最后一节内容了。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到3月份了也读这些内容?是因为前个学期他们没有读完。
那天下课后，我不敢回家，天快深黑了才到祖父家找冷饭吃。大概晚上十点左右吧，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在祖父家，就点着火把到祖父家找我。母亲对祖父说：“爸，我们领阿邓(老二的意思，我们几个兄弟中我排行老二。)到我家吧，阿普他爹正杀只鸡呢。”但我不相信，家里只有三只鸡，父亲怎么会杀鸡呢!祖父说：“孩子爱读书，就给他读嘛，读一点书好。”爷爷知道没有文化的人越来越不会做事了。因为爷爷是个老“革命”，国民党的时候为村里的穷苦人做过许多好事，解放后初期被群众推选为乡长(乡，国民党时期叫保，后来叫乡，再后来叫大队，现在叫村。)，但由于没有文化，那时他被人劝退下来在家。
我们到家时，父亲用龙竹片把火烧得旺旺的，火光把整个屋子都照得亮亮的，他蹲在火糖边烧着鸡毛。我不敢坐到火塘边去，就坐到屋子东南角上特大的粮屯边上。父亲见我们一同来便开口道：“这几天都到怒江边种苞谷，感觉挺累的，杀只鸡补补，爸您来就好了，喝碗鸡肉汤也好的。”但祖父不接父亲的话茬说，而是说我读书的事。祖父说：“娃娃读书是个好事。你们应该清楚，我没有文化才干不成工作，当不成干部嘛。当年革命也是白革命。”爸爸沉默了片刻才说了一句，他说：“你孙子年纪大了，干劳动也可以养活他的一个弟弟了。”有点远见的祖父说：“先苦后甜。有我，你们家还怕会饿死吗?”
夜深了，父亲对我说；“可以让你去读书，但你要保证家里喂的猪草，还有五年级毕业后，不能再留级补习了。”我轻声答道：“我会努力读书的，一定考上初中。”那晚开始，我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小学生了。
但是，我让老师——我最敬爱的陆义妞老师辛苦了，她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课余时间补给我算术计算题，因为我不懂汉字，她无法辅导我算术应用题；她买来《新华字典》，教我如何查字典；买来水笔，教我如何执笔书写。她买给我的第一支钢笔，我不慎在砍柴处丢失了。她知道后，又买了一支钢笔，而且用线织出装钢笔的小筒型袋子，袋子又接上一根线，线的另一端拴在我的上衣纽洞上，笔袋钢笔别在衣包边。她说这样做笔就不易丢失。太可惜了，我读到初中时，她给我的第二支钢笔被一个同学无意中压断了，字典也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为这当时我难过、懊悔了好几天。
挣工分吃饭的年代，社员们把工分看作生命，我父亲也不例外。有一天早上，父亲一反常态，将一把锄头递给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去挣工分。母亲首先是口头劝他，说：“娃娃正读书，且原先你答应他去读书，今天怎么就出尔反尔了!”父亲大声喝道：“你懂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推了母亲一把，差点把母亲推掉到猪圈里。我只好与社员一起去苞谷地锄草。
晚上，陆义妞老师到我家做家访工作。父亲说：“有人说过，当官的家族永远当官……我家祖宗几代，还没有一个能捏笔杆子吃饭的人。”陆义妞老师说：“向阳江学习很刻苦，前次考试成绩列全班第三名，是很有希望的。我想以后不出什么意外，他会找到工作的。再说，小学快要毕业了，让他坚持读下去吧。”“正因为没有一个捏笔杆子吃饭的人，我们才要他读书呗。”父亲被陆老师说得服服帖帖。一个文盲——我的爸爸怎么辩解得过有知识的陆老师啊!
每天，陆老师领我到她宿舍补给我白天没学的新课内容。直到她办公桌上的时钟到零点，才送我回家。
那年冬天，山里寒风放肆地乱吹、乱刮。我穿着一件没有纽子且肩膀上已烂的衣服，下身穿着膝盖上，屁股上也有破洞的一条裤子，全身感到冷得瑟瑟发抖。陆老师看到后，她把我叫到宿舍，从抽屉里拿出两颗白纽子，还吩咐我明天把裤子洗了拿来，我依嘱。她从大队贸易点上买来布料给我补了。陆老师不是母亲，恰似母亲，她不但关心我的学习，还关心我的冷暖饿饱。她每个月去区里买粮经过我家门口，总不忘留下几碗米、面条、饵丝之类的东西。
有一次放假，陆老师带着我去80公里外的县城——碧江县城玩。我生平第一次坐上手扶拖拉机，第一次看到红太阳广场上毛主席的塑像，第一次看见有那么多的解放军，第一次看到商店里那么多的东西，第一次吃上饭馆里的饭，第一次睡上旅馆里的床。我的幸福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深深地感到我比我的任何一个同学都幸福。我不知道，现在的老师有没有像陆老师一样对待学生。
参加工作近三十年了，但我没有见过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像陆老师和我一样的好。也许因为这样的关系，村里曾经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造谣，说我和陆老师如何如何，让我十来天不敢面对我敬爱的陆老师。有位我的远亲，他对我说：“听说陆老师今天才19岁，前年高中毕业来这里当民办教师。你今天16岁，当她的学生，当然年纪相差不大，你是怎么想的?”我当然知道这句话中含有的弦外之音，于是一怒之下，抢过来他正在弹的琵琶，狠狠地砸向门板上，砸成两半。我说：“你以后再胡说乱讲，小心你的脑袋。”说完，我破门而出。因为，在陆老师面前我从来没说过一句下流的话。她一直把我当作弟弟看待，而我对她姐姐或母亲般看待。我长到这把年纪了，但在记忆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如此大的火。
有一次，我读师范放假，又要回学校在乡政府门口搭车时，她到我旁边，象告诉兄弟一样，流着泪告诉我她男人打她骂她的事。当时我很同情，也有些伤感，可不好说更多的话。现在想想，我说过这样的几句话：“老师，两口子吵架，骂架的事，不必挂在心头上，过几天就会好的。他动手打你，那就他的不对了。请你在以后说话做事时，多注意一些。”仅此而已。后来，再没有听说过他俩口子打架骂架的事。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讲，那是小学毕业前的事了。毕业考试成绩出来后，班里的有位女同学，她的总成绩比我高5分。那天，陆老师大概是刺激我才说这句话吧，或者还有别的什么目的，她口气强硬地说：“一个大男人读书，还不如一个弱女子的读书成绩。不过这次才是毕业考，升学考试可不能这样啊!”这让我无话可说，因为我基础太薄了。那天她拿给我煤油灯和一瓶煤油，吩咐我晚上睡前要做几个题，要看几篇课文，但要注意灭灯火。
升学考试的考点，设在碧江县抗大中学。这所中学在高黎贡山的半山腰上，我们从碧罗雪山去需要一天的时间。陆老师带我们去应考，一路上教我们如何答题，怎样遵守考场纪律，还让我们背前面她出给我们的政治复习题，算术公式和单位……我们走了一天，也不感到疲倦。
升学考试成绩出来了，陆老师笑了，笑得相当美丽，相当可人，因为她的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考上了中学——抗大中学，我的成绩达到碧江县第一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天道酬勤，那年，她也被吸收为公办教师，成了名副其实的山村教师。
她退休前，我已由中国作家出版社会出版了一本散文《向阳江散文》，送给了她一册。她看着书面上我的名字，翻了翻目录之后，眼框里滚动着几颗泪珠，说我“你已经长大了。”
陆老师退休后，跟着丈夫去迪庆州维西县安家之后，我一直没有听到她的音讯。那年我去参加在迪庆州召开的滇西笔会，正直初冬。
一生遇到一位好老师，不易!
一生遇到一位好老师，终身难忘!
陆老师，愿您年年岁岁吉祥如意，学生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