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那些曾追随过他的员工们喜欢忆起他在《明报》时的往事。“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写一份聘书给我。”潘耀明在还未辞去三联书店职务的情况下就接下这份聘书。查良镛不善言辞，在电梯里遇见人都羞于打招呼，对待下属，他总希望下属可以自己发现问题，来向他反映，而不是由他指出。假设问题实在严重到不行了，他便会递一张纸条：某某兄，这个可否考虑这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浙江大学的博士生无法适应他的“指导方式”。他不喜欢人家写文章用成语，常讲“用你自己的方式，浅白，不要故弄玄虚”。
　　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1992年，传媒业颓势已现，查良镛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找一个理想的接班人，便将明报集团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套现了10亿，辞去了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他希望继续参与公司决策，在明报大楼仍保有办公室。但到了1994年1月1日，他辞去了名誉主席，彻底切断了与明报的联系。
　　“后来（明报）有很多事情，查先生已经控制不了了，幾乎可以说是被架空了。他干脆辞掉了，那么对他心理上打击也是蛮大的。”潘耀明回忆。离开了查良镛的《明报》，从文字的水平、评论的角度，到新闻的采编水平.都变了味道，副刊更是不堪入目。大概10年前，张晓卿（明报现董事长）提到把明报交回给查良镛来主导，查良镛提出了一些严苛的条件，双方没有谈妥。一位前下属认为张晓卿做了错误的决策，因为查良镛“懂得用人，会用人，懂得政治，他能够妥协，而不出卖一些原则”。
　　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查良镛从来不看《明报》。
　　查良镛去世一周前，陶杰到医院去探望他。人过九十，查良镛想念家乡，喜欢与几个朋友讲上海话，陶杰当时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今天是几月几日，中美领导人最近的动向，贸易战的最新形势。丧失语言能力一年多，但听到这些，查良镛的眼神是亮的，“他非常关心的，嘴巴说不了，所以很惨。这么有思想的人，想象力这么丰富的人，到最后说不了话。”
　　陶杰感到很难过。近几年，查良镛的第三任夫人林乐怡挡掉了大部分访客，朋友圈仅限于陶杰、倪匡、蔡澜、李纯恩和张敏仪等人。大家在一起，有时聊京剧，有时讲上海话，聊《大公报》的往事、逝去的梁羽生、正宗的杭州菜—一查良镛不喜欢吃小馄饨，认为那是给以前大户人家的下人吃的。他仍喜欢看书，即使住院时也会看着书入睡。去电影公司看了《色·戒》，他很喜欢，也希望李安能来拍他的武侠。可惜，李安少年时代的台湾，金庸小说仍是禁书，等到他拍过《卧虎藏龙》，也未再透露出拍武侠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有缘无分，失之交臂。”陶杰说。
　　终其一生，查良镛的本质是个热爱自由的人，他不喜欢被人家管，但是热爱自由的同时也一定要生存，因为不生存就没法谈自由。于是他学会了跟现实妥协，以极大的纯真对现实抱有期待。少年丧父，中年丧子，可人死已不能复生。他非常有钱，也很有地位，尽管拥有了这些，他骨子里仍是个士大夫，爱人民、土地和文化，心系庙堂。“他的痛苦就在这儿……他觉得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但是有什么办法，他又想不出来（别的）。”陶杰说。
　　他看重生存和身段，能忍，年轻时会把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写进小说中：现实世界中，办报纸被香港左派围攻的孤独和愤慨演变成《倚天厝龙记》里张无忌被八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和《天龙八部》中乔峰萧峰契丹汉人两面不是。一位友人说：“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韦小宝都是他的不同的人格的折射，或者他理想的，他追求的……他怕人家看他的小说中毒，每个人都要做郭靖，所以弄出个韦小宝来，有时他又觉得这样不太好，他自己也不确定，内心很多徘徊，挣扎。”
　　晚年时，种种遗憾涌上来，没有写成历史小说，在浙江大学没有当好博士生导师，在许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明报》最后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镛如何与这些遗憾自处？在朋友们的描述里，他很纠结，一会儿是“他放不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会儿是“很多都看破了，老实说看破了”，寻不到答案时，“就信佛啊”。
　　与陶杰的聊天在傍晚时分结束，他不断感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人都走了，夏梦去世了，没敢跟查先生讲…… 在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看破、放下、自在……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查良镛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他希望可以在老家海宁去世，但没能如愿，他也想过死后可以安葬在澳洲，后来那里的房产被卖掉了，也不成。
　　11月13日，他的遗体在宝莲寺火化，那里用的是柴火，整个过程要花8个小时。蔡澜在给亦舒的信中写道，“燃烧时发出浓烟，我们备得檀香木一块，排队走过火葬炉，把檀木扔进洞中。张敏仪因眼疾，要不断滴眼药水，这次也不顾烟熏痛楚，将整个礼仪行完。”查良镛的骨灰被夫人带回了家中。生前的种种遗憾，也随着他一同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