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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现状不容乐观，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结合韩国文化状况的分析，从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做了深入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是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国有经济为主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增强企业生机活力，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事关我国经济在21世纪的发展，事关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实现。要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关键在于推动企业全面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把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要把建立健全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环节。”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现状不容乐观。我国相当多的企业创新意识不强，创新动力匮乏，创新能力不强。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企业目前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差距。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20世纪50~60年代为50%，80年代以来则高达60%~80%。而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这不但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技水平的竞争，而实际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受制于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这些条件和因素或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动力或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阻力。
其中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对一个国家的企业来说，企业面临的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环境因素的差异并不会很大，这类因素只有在地区或国家间相互比较时才显得重要。如图1所示，表示了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系统各个方面的外部因素。
由此可见，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有很多，而本文将主要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深远影响做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实际上就是环境系统中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过程。具体来讲，以文化价值规范为主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可以归结为这样两方面：
1． 它规范和引导技术创新行动实现其社会化。
所谓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化，就是社会系统对技术创新行动的作用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行动通过进入一定的社会角色，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实现一定的社会功能，从而成为社会所要求和接纳的社会行动或社会互动。文化价值规范所发挥的促使技术创新行动社会化的影响，不仅包括通过其所包含的社会制度的正式化、合法化的社会制约力量的保证，促使技术创新行动实现其制度化、模式化，使之在和广泛的社会结构功能层面的连接中具有一定的可期望性和可预见性，从而进入既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被接纳和被认同；而且也是指由于文化价值规范自身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它也通过对技术创新行动在目标设计、路径选择、管理方式、组织协调乃至创新者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影响来引导和调整技术创新行动的全过程，使之在社会环境系统中能够灵活地存在和发展。
2．它通过规范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变量的社会互动关系，从而维持技术创新的行动秩序。
在技术创新行动同其外部社会环境变量的互动关系网络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资源如物质和信息的交换互动关系。同时也存在着各种角色、权利、责任和期望之间的交换互动关系，而这些交换互动关系都是需要由文化价值规范来制度化和模式化，从而形成技术创新行动所必需的互动秩序。在此过程中，文化价值规范对技术创新行动的作用较之于社会制度模式来讲是更加明显的，尤其是在对技术创新行动同其外部环境变量的各种非正式的、非经济的角色、权利、职责和期望之社会交换互动关系的制约和引导上，更具有文化价值规范的特色。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内外企业技术创新实践成果的分析比较，也可以看出社会文化背景，即文化价值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
以韩国为例，我们先对韩国的社会文化状况做一个具体的介绍。韩国是与我国隔海相望的邻国，三面环海，拥有土地面积约9．9万ｋｍ2，人口约4300万，1992年8月24日与我国正式建交。近3 0年来，韩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成效显著。据国外有关机构的评估，韩国整体科技水平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居世界第20位上升至目前的前15位，科技投入、科研人才、技术专利、知识产权等分居世界第10、7、9和18位。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它的产业技术比较发达，汽车、造船、半导体、家用电器等产业的自立度达60%~80%，产品加工技术和装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韩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8个主要的城市，农村人口只占 1 0 %；然而，韩国的教育水平却很高，50年代韩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居 54位，教育水平却居第14位；1995年韩国131所四年制大学（专科学校除外）招生数为253180人，1962~1991年，韩国教育的投资占财政预算的17%以上，1991年政府教育预算占预算总额的22.8%。其他参数见表1所示。
从韩国与我国目前的资源的比较来看，总体资源状况我国并不占劣势，但在人力资源上韩国却又优于我国。也就说，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差距就在于教育和教育体制，以及深层的用人机制。这也就是说和社会文化背景有关。
文化背景上的差距造成了韩国的技术引进与创新活动在总体上要好于我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韩国的投入大，引进的项目多，20世纪80年代后，年均引进项目 400件，年均支付1.5亿美元。1993年，韩国引进技术 707件，金额达到9.45亿美元。另一方面，韩国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创新水平要高。
由此可见，社会文化背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但是，我们仍需看到文化价值规范对于技术创新行动也有着强大的负功能影响。一般来讲，文化价值规范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对于人们社会行动的规范，乃是一种历史性的过程，它所显示的关于社会的理想秩序、进步尺度、行动模式和价值观念等一系列规则或标准，都是厚重的历史积累和沉淀的产物。因此，它对于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行动模式的格局必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维护倾向，并通过其惩罚机制限制着人们对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超越或偏离。文化价值规范的这种特征对于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则无疑是构成了一种巨大的障碍。当然，文化价值规范之于技术创新行动的这种限制性的负功能影响或约束力量，归根到底也仍需通过人们的行动来加以实现。而人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人们不仅在对文化价值规范的理解和遵从上有着自觉的历史抉择倾向，同时在对其改造和更新上也有着同样的自觉性。因此，文化价值规范之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限制性的负功能影响，也必将导致文化价值规范自身的更新和改造，并塑造一种有利于技术创新行动展开的文化合理性尺度和文化发展趋势。技术创新行动正是通过这种既受文化价值规范促动，又不断超越和打破既有文化价值规范之限制性的过程来谋求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并由此去形成新的社会行动模式和社会结构的新生长点。
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社会文化背景的功能和作用，也并不是说，其他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就不重要，在这些各个方面的因素中，既包括有外部因素、也包括有内部因素，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制约。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必然联系。一种因素变动，不仅直接影响到创新工作的开展，而且还会波及其他因素而产生多方面附加效应。因此，在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控制中，不仅要把握各影响因素的独立变化，还必须考虑到诸因素间的相关性影响作用。同时，在企业内部，各主要影响因素不仅有不同效应及相互紧密联系。更重要的是，由于技术创新阶段性决定，这种作用与联系也具有动态特征，即随着创新阶段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这也决定了较之常规生产经营管理，国有大中型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管理控制有了更大的难度。降低这种难度的主动性一环就是及时掌握分析各主要因素在创新不同发展阶段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评价，以此来保证技术创新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孟祥飞，韩国．辽宁技术引起与技术创新的比较研究．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研究人员，P52-55．
2．廖寿民．韩国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做法对我们的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1997，14卷，2期，P62-64．
3．黄丹．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框架．南京化工大学，2000.6，P25-44．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收稿日期：2004-01-09。
关键词：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是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国有经济为主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增强企业生机活力，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事关我国经济在21世纪的发展，事关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实现。要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关键在于推动企业全面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把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要把建立健全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环节。”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现状不容乐观。我国相当多的企业创新意识不强，创新动力匮乏，创新能力不强。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企业目前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差距。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20世纪50~60年代为50%，80年代以来则高达60%~80%。而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这不但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技水平的竞争，而实际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受制于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这些条件和因素或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动力或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阻力。
其中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对一个国家的企业来说，企业面临的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环境因素的差异并不会很大，这类因素只有在地区或国家间相互比较时才显得重要。如图1所示，表示了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系统各个方面的外部因素。
由此可见，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有很多，而本文将主要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深远影响做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实际上就是环境系统中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过程。具体来讲，以文化价值规范为主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可以归结为这样两方面：
1． 它规范和引导技术创新行动实现其社会化。
所谓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化，就是社会系统对技术创新行动的作用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行动通过进入一定的社会角色，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实现一定的社会功能，从而成为社会所要求和接纳的社会行动或社会互动。文化价值规范所发挥的促使技术创新行动社会化的影响，不仅包括通过其所包含的社会制度的正式化、合法化的社会制约力量的保证，促使技术创新行动实现其制度化、模式化，使之在和广泛的社会结构功能层面的连接中具有一定的可期望性和可预见性，从而进入既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被接纳和被认同；而且也是指由于文化价值规范自身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它也通过对技术创新行动在目标设计、路径选择、管理方式、组织协调乃至创新者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影响来引导和调整技术创新行动的全过程，使之在社会环境系统中能够灵活地存在和发展。
2．它通过规范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变量的社会互动关系，从而维持技术创新的行动秩序。
在技术创新行动同其外部社会环境变量的互动关系网络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资源如物质和信息的交换互动关系。同时也存在着各种角色、权利、责任和期望之间的交换互动关系，而这些交换互动关系都是需要由文化价值规范来制度化和模式化，从而形成技术创新行动所必需的互动秩序。在此过程中，文化价值规范对技术创新行动的作用较之于社会制度模式来讲是更加明显的，尤其是在对技术创新行动同其外部环境变量的各种非正式的、非经济的角色、权利、职责和期望之社会交换互动关系的制约和引导上，更具有文化价值规范的特色。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内外企业技术创新实践成果的分析比较，也可以看出社会文化背景，即文化价值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
以韩国为例，我们先对韩国的社会文化状况做一个具体的介绍。韩国是与我国隔海相望的邻国，三面环海，拥有土地面积约9．9万ｋｍ2，人口约4300万，1992年8月24日与我国正式建交。近3 0年来，韩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成效显著。据国外有关机构的评估，韩国整体科技水平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居世界第20位上升至目前的前15位，科技投入、科研人才、技术专利、知识产权等分居世界第10、7、9和18位。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它的产业技术比较发达，汽车、造船、半导体、家用电器等产业的自立度达60%~80%，产品加工技术和装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韩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8个主要的城市，农村人口只占 1 0 %；然而，韩国的教育水平却很高，50年代韩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居 54位，教育水平却居第14位；1995年韩国131所四年制大学（专科学校除外）招生数为253180人，1962~1991年，韩国教育的投资占财政预算的17%以上，1991年政府教育预算占预算总额的22.8%。其他参数见表1所示。
从韩国与我国目前的资源的比较来看，总体资源状况我国并不占劣势，但在人力资源上韩国却又优于我国。也就说，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差距就在于教育和教育体制，以及深层的用人机制。这也就是说和社会文化背景有关。
文化背景上的差距造成了韩国的技术引进与创新活动在总体上要好于我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韩国的投入大，引进的项目多，20世纪80年代后，年均引进项目 400件，年均支付1.5亿美元。1993年，韩国引进技术 707件，金额达到9.45亿美元。另一方面，韩国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创新水平要高。
由此可见，社会文化背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但是，我们仍需看到文化价值规范对于技术创新行动也有着强大的负功能影响。一般来讲，文化价值规范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对于人们社会行动的规范，乃是一种历史性的过程，它所显示的关于社会的理想秩序、进步尺度、行动模式和价值观念等一系列规则或标准，都是厚重的历史积累和沉淀的产物。因此，它对于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行动模式的格局必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维护倾向，并通过其惩罚机制限制着人们对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超越或偏离。文化价值规范的这种特征对于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则无疑是构成了一种巨大的障碍。当然，文化价值规范之于技术创新行动的这种限制性的负功能影响或约束力量，归根到底也仍需通过人们的行动来加以实现。而人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人们不仅在对文化价值规范的理解和遵从上有着自觉的历史抉择倾向，同时在对其改造和更新上也有着同样的自觉性。因此，文化价值规范之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限制性的负功能影响，也必将导致文化价值规范自身的更新和改造，并塑造一种有利于技术创新行动展开的文化合理性尺度和文化发展趋势。技术创新行动正是通过这种既受文化价值规范促动，又不断超越和打破既有文化价值规范之限制性的过程来谋求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并由此去形成新的社会行动模式和社会结构的新生长点。
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社会文化背景的功能和作用，也并不是说，其他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就不重要，在这些各个方面的因素中，既包括有外部因素、也包括有内部因素，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制约。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必然联系。一种因素变动，不仅直接影响到创新工作的开展，而且还会波及其他因素而产生多方面附加效应。因此，在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控制中，不仅要把握各影响因素的独立变化，还必须考虑到诸因素间的相关性影响作用。同时，在企业内部，各主要影响因素不仅有不同效应及相互紧密联系。更重要的是，由于技术创新阶段性决定，这种作用与联系也具有动态特征，即随着创新阶段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这也决定了较之常规生产经营管理，国有大中型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管理控制有了更大的难度。降低这种难度的主动性一环就是及时掌握分析各主要因素在创新不同发展阶段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评价，以此来保证技术创新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孟祥飞，韩国．辽宁技术引起与技术创新的比较研究．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研究人员，P52-55．
2．廖寿民．韩国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做法对我们的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1997，14卷，2期，P62-64．
3．黄丹．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框架．南京化工大学，2000.6，P25-44．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收稿日期：2004-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