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谈“四个全面”，强调从严治党。2014年6月30日，他在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曾指出：“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难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所谓政治生态、从政环境，即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政治制度的约束，对官员从政行为予以规诫，从而形成特定的政治生活氛围。政治生态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作用。国家强盛，在政治生态上就表现为政治昌明、气象一新；反之，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则必然伴随国家衰败、疲弱失控。
　　中国古代同样十分重视政治生态的建设，认识到政治生态与国家治乱兴衰之间的深刻关系。当然，古人所用不叫政治生态，而叫风气、风俗。正如顾炎武在总结古今历史时所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那么，古代的“政治生态建设”，又有哪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呢？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 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
　　共同的价值观是构建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了儒家的指导地位。不论是政治、文化领域，还是经济、社会领域，上至天人、君臣关系，下至人伦、社会关系，无不深刻烙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书·王
　　吉传》）。
　　不论后世对于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儒家思想为古代中国超过两千年的“超稳定”历史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由儒家思想构筑的“道统”甚至超越于“政统”，即王朝（“政统”）可以更迭，而思想（“道统”）却不可改变，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而终未断绝的根本原因。
　　反之，一旦这个基本价值体系发生动摇，则国家统治也将出现危机。最典型的当属魏晋时期，当时的士大夫纷纷以清谈为矜尚，以浮诞为高美，视礼教为弃屣，儒家价值体系受到全面质疑与挑战。
　　如果说一两个人这么做还可称之为风流率性，当其成为社会思潮时，也就意味着原有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崩溃。尽管当时已有人预见到这个危险，警告“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也有人试图以“名教中自有天地”来回应，但“习俗已成”，终究“不能救也”，以至于当后来桓温北伐入洛时，仍不禁愤而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王衍，西晋清谈的代表人物）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同样，明末清初不少人在总结明亡教训时，也纷纷将矛头追溯并对准以王阳明、李贽等为代表的心学“异端”，斥其背离孔门宗旨，甚至认为心学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是导致明王朝覆亡的主要动因。事实上，李贽之被捕，罪名便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这其中对错，自然难以一言概之，但由此说明国家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却也可见一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总结就是：“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人君御物之方”
　　—— 皇帝的表率作用
　　中国古代王朝的本质特征是“家天下”，皇帝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居于最高也是最核心的地位，自然，也是政治生态的第一责任人。皇帝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官员行为的选择，也决定着政治生态的好坏。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每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如“文景之治” “宣帝中兴”“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每一个文韬武略的帝王身后，也总伴随着人人思进、生机勃发的政治生态。
　　大致地说，明君一般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爱惜民力，体恤民情；二是求贤若渴，选贤与能；三是虚怀若谷，虚心纳谏；四是俭约朴素，严于律己。对此，历代统治者往往借助正史编纂，留下大量明君治政的事迹美谈，如汉文帝的节俭、光武帝的果敢、隋文帝的勤政、唐太宗的宽容、宋太祖的用人、明太祖的惩贪等，广为传颂，妇孺皆知。
　　同样，每一个政治生态衰颓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荒诞无道的昏君。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如北齐后主的“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陈后主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李后主的“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以及汉桓帝的卖官鬻爵，隋炀帝的穷奢极欲等等，皇帝带头破坏政治生态，国家岂能
　　不败？
　　也因此，顾炎武才感慨，“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竞”。为人君者，最大任务与功劳莫过于匡正政治生态，使国家“风俗醇厚”。进而，“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言下之意，风俗淳，则为人主之功；风俗恶，则为人主之过。为人君者，可不戒乎！
　　“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
　　—— 官员是政治生态的主体
　　顾炎武在《日知录》“殷纣之所以亡”条中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人人皆知殷纣王“以不仁亡天下”，其实不尽然，商朝的灭亡，固然有纣王的无道，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商之衰也久矣”，一方面“卿大夫不从君令”，另一方面“民玩其上，威刑不立”，“即以中主守之，犹不能保，而况以纣之狂酗昏虐”。
　　顾炎武的本意，当然不是为纣王翻案，而在于强调，尽管人主负有治国理政的第一责任，但人臣之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甚至更为重要。某些时候，尽管昏君无道，但如果大臣戮力同心，仍可支撑国家危局；而一旦政治生态在大臣中间全面溃烂，则纵然皇帝再英明神武，也难挽败局。
　　这一点，在明代政治中体现最为明显。经过明太祖、明成祖的辛苦经营，以及“仁宣之治”的承平发展，从明英宗以后，尽管开始出现宦官干政的情况，朝政日趋混乱，但因为有于谦、李贤、岳正等人“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的气节与努力，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宫廷争斗并没有影响到当朝大臣的恪尽职守，明帝国依然维持着和平景象。而到了崇祯继位之时，政治生态已全然溃败，尽管崇祯决意进取，但终究难挽大明危局，以至于他自缢前仍不忘留下“诸臣误朕”的恨恨之语。 　　官员是政治生态的主体，政治生态的好坏，终究要通过官员这一共同体来体现。作为个体的每一个官员，从他进入仕途的第一步起，就不可避免要面对政治生态这一根本问题。政治生态好，就会鞭策他修身立德，激励他干事创业；政治生态恶劣，他就不得不选择是同流合污还是“举世皆浊我独清”。而在系统性、弥散性腐败的政治生态下，个人的“独善其身”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用现在的话说，极端恶劣的政治生态所造成的官场“逆淘汰”将使好人无以自存，不得不“和光同尘，与时舒卷”。
　　庸夫“皆可以为相矣”
　　—— 制度条令的保障作用
　　宋仁宗时，吕夷简为相，上奏朝廷编订中书省（其长官即为宰相）工作条例。条例成书之日，吕夷简情不自禁地向人夸耀：“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为相矣。”就是说，只要按照这些制度法令办事，纵是庸夫俗子，一样可以胜任宰辅重任。吕夷简这句话，与我们今天所说按制度管权管人管事何其相似！换句话说，没有制度的保障，单靠明君、贤臣以及思想教育，再好的政治生态也终归难以为继、不可长久。
　　宋仁宗在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个明主，吕夷简亦无愧为一代名相，当时朝中还聚集了大量名臣，如包拯、范仲淹等，在这种情况下，吕夷简仍然高度重视制度的功用，不能不说，这确实是十分难得的政治远见。今天的人们对于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已了然于胸，但在古代“人治”色彩尤为突出的环境下，这样的认识却堪称不易。具体在政治制度上，古代严格的选官制度、考核制度，严密的监察制度、惩戒制度，无疑都为政治生态的构建提供了充足的制度保障。
　　当然，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仅仅有了制度还不够，还需要营造尊重制度、爱护制度、执行制度的氛围，以切实维护制度的权威，使制度真正发挥保障政治生活的作用。
　　“爱惜风气，如护元气”
　　—— 政风正，民风清
　　政治生态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还表现在政风与民风之间的关系上，即政风引领民风，政风正则民风清，政风邪则民风颓。如《论语》中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中指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都深刻揭示了这一道理，也更使我们认识到：今天加强政治生态的建设，必须“爱惜风气，如护元气”。
　　一是必须高度重视价值观建设，做好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与党性道德教育。正如我们经常所言，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大的病变，如果没有共同的高尚的价值理念、理想追求，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就将失去指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好表率。党员干部是政治生态的主体，领导干部又是重中之重。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上率下、言传身教永远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领导干部公道正派、清正廉洁，敢于担当、奋发有为，不搞拉帮结派、亲亲疏疏，其他人就会看样学样，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三是选好人、用好人。选人用人是政治的核心，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既是一种导向，也必然会在政治生态中反映出来。干部选好了，政治生态就会健康向上、朝气蓬勃；干部选不好，政治生态就会萎靡不振、庸俗腐浊，甚至导致“逆淘汰”效应。
　　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制度管根本，管长远，最稳固，也最可靠。构建良好从政环境的制度体系，必须进一步健全科学合理、运行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宣传教育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监督管理机制、纪检监察机制以及激励保障机制，切实增强制度执行力，为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