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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想到，我会和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老师同在一个部门。她，是北平和平解放中的“和平女神”，当年作为中共地下党员被派到父亲傅作义将军身边，在隆隆炮声中劝说父亲停止战斗，与对手林彪和谈，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进入21世纪，在许多部故事影片中都出现了她的形象，比如历史大片《平津战役》中就有她。
不过，电影是电影，我眼前的傅冬则是我老师级的前辈，和电影里不一样。她早在1951年就来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工作。离休以后，她的关系又转回记者部，当时我担任副主任，每年的老干部慰问等事宜通常由我负责。在此之前，我和她的老伴周毅之也比较熟悉。他是在越南长大的华侨青年，抗战期间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因同学关系认识傅冬，进而建立了恋爱关系。
晚年，傅冬加深了对父亲的认识
傅冬老师比较愿意和我聊天，后来她干脆明说，每年春节前送慰问品上门就由我去，顺便聊上一会儿。那时老伴周毅之已经辞世，她年迈后出门减少，愿意和年轻一辈多接触、多交流。
聊天时，我会就一些当代史问题向她请教。后来，她为看病的事曾找过我。甚至有一回，她为住处周围居民反映环境保护的事情打电话过来，希望我向有关方面反映，协调解决。
偏偏是关于她自己的事情，特别是关于她本人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事情，傅冬老师不愿意多说。每当我谈起，她总是说，等什么时候彼此都空下来，集中精力说一次。但是有一点她多次向我说起，时下有不少关于她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作用的说法——那些传奇一样的故事大都不准确，“因为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传奇，凡事都有前因后果，平平淡淡才是真”。
后来我发现了，看来问题不在于让她谈谈自己，而在于她在晚年不断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对父亲傅作义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超越了她早年的看法，她要换一种表达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父亲了。
1999年春，傅冬老师的额角动了一个手术，久久未能愈合，这段时间我去看过她几回。她住在北京离崇文门不远的一幢塔楼里。我们谈起青年人看问题常常很急切，常常希望一看到问题就希望尽快加以解决。傅冬谈兴突起，就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她说，当年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炮声很清晰了，父亲傅作义将军还在和与战之间举棋不定，思想斗争极为矛盾和激烈。“那时我那个急呀，心想你怎么还不下决心停止战斗去和谈呀！可是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再说还是那些话了，你怎么那么顽固呀？”
后来，傅冬说，特别是自己也步入晚年，静下来设身处地从父亲所处的具体环境出发细细思量，才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在旧时代战场上拼杀出来的将军，要他在大决战的关头放下武器，将手下的几十万大军交出去改编，实在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何况我的父亲打过许多仗，还擅长于守城呢！”后来困守北平的父亲也向她说起：“我不是不会打仗，手下毕竟还有20万大军呢，要打就是一场血战。但是打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北平人会有多大伤亡？故宫还保得住吗？我反复想的就是这个。”
最终，傅作义将军选择了谈判停战，城中20万军队接受解放军改编，换来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傅冬老师对我说：“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我去故宫参观，看到像潮水一样的人走进了故宫，在故宫里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我突然想到了父亲，突然想到故宫有今天这个样子，和我的父亲太有关系了。我感到我的父亲是了不起的，他作出了艰难的但是正确的决定，为了这个决定他把全部家底都抛弃了。一个人能有这样的父亲不是很好吗？”
傅冬老师在这时又加了一句：“可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
解放战争中，女儿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童年的傅冬（那时名叫傅冬菊）对父亲很有意见，主要是从生身母亲的婚姻生发开来的。
傅冬的母亲张金强和傅作义都是山西荣河县（今山西临猗县）人，他们的结合大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那个时代婚姻大抵如此。张金强随夫婿入住太原，生下了冬菊和她的弟妹。
20世纪20年代末，傅作义升任天津警备司令，在那里结识年轻的刘芸生，于是又结了一次婚，并和这位妻子长久地生活在一起，感情十分融洽。在旧时代，达官贵人、将校之家出现这样的婚姻结构，应该说不算特别。但张金强却是一位受了新思潮影响的女性，对丈夫新的婚姻选择非常不满。这样的不满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傅作义和张金强之间的感情。虽然傅作义将军保持与张金强的结发妻子名分不变，但毕竟不经常生活在一起，张金强必须承担起独立抚养子女的义务。
在抗日战争洪流中长大的傅冬投身到进步学生运动中，接受了中共主张。抗战初期，她在重庆的南开中学（由天津迁来）上学，经常和进步同学在节假日来到中共创办的新华日报社，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朱语今联系。
抗战后期，傅冬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恰好和联大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汉斌（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班，即由其介绍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青”。在西南联大，她认识了华侨青年周毅之。
其间，她对父亲傅作義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她认为父亲坚持绥远抗战，称得上一代名将；另一方面，她对父亲生分了母亲不满意，而且激进地认为，父亲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是反对人民的。不过，父亲生活朴素，保持了农民本色，打仗身先士卒，这是与腐败官僚不同的地方，他身上有好的一面。
在傅作义看来，傅冬是自己的长女，是子女中有思想有见解的一个，对她是多看重一分的。傅冬性格开朗，也敢于和父亲争辩。在解放战争中，父亲与聂荣臻所部征战于华北战场，傅冬认为父亲的两重性愈加暴露出来，她的思想上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交战的双方，一方是自己的父亲，一方却是自己阵营中的战场统帅。这种矛盾与焦灼，别人是感受不到的。
在生活的道路上，傅冬不愿意事事都听从父亲的安排。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到重庆参加会议，特意将傅冬从昆明西南联大接来，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傅作义为女儿的成长而高兴，觉得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希望她毕业后去美国深造。傅冬不愿意，她要留在国内，亲身参加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斗争，在战斗中成长。 后来还有一个说法，抗战后傅冬到天津《大公报》当编辑，父亲委托胡适帮忙，为她办理了护照，还是希望她去美国读书，傅冬仍未答应。这一点，我没有听傅冬本人说起过。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返回平津，结束历史使命。王汉斌随校“复员”来到北平，是中共在北平地区领导学生运动的“南系”领导人之一。到北平后，王汉斌已经毕业，通过傅冬介绍，到《平明日报》当编辑。傅冬本人则去了天津《大公报》担任文艺版编辑。
1948年秋，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即将入关进行平津战役。为了做国民党北平守军统帅傅作义将军的工作，王汉斌即作出安排，由天津“南系”地下党发展傅冬和周毅之入党。王汉斌还亲自为周毅之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
随即，北平的中共“南系”“北系”合并为中共北平学委，佘涤清任书记，杨伯箴、崔月犁、王汉斌为委员，下设的大学委员会由王汉斌任书记。
王汉斌随即将傅冬、周毅之从天津调到北平。他当面向傅冬布置任务，去做父亲傅作义将军的工作，推动他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平津。
为了和平解放平津，傅冬义无反顾地来到了父亲身边。她的任务就是两个“帮助”：一是帮助拯救平津数百万人民，使他们免于战火，保护古都北平的文化古迹；二是帮助说服自己的父亲，使他站到人民的一方来。
面对父亲，傅冬做了许多工作。她经常给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崔月犁报送情况，使解放军平津战场统帅对对方统帅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连情绪的变化都能及时知晓。这在世界战争情报史上都是罕见的。对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傅冬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傅冬总觉得自己的工作完成得还不够圆满，觉得父亲没有更早地听从自己的劝说，及时决定停战，否则天津之战兴许可以避免。对于这一点，当时的傅冬相当失望。因此，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她产生了离开父亲的想法。1949年3月，她回到了天津《大公报》（此时已改称《进步日报》）继续当编辑。
告别父亲，傅冬随一支编辑队伍远征云南
1949年8月，为进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二野总部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北平市委抽调一些新闻干部，随军进入云南，在那里创办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北平市委决定停办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而该报编辑队伍，正是从人民日报社成建制转来的，由原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勃担任总编辑。现在，就由他率领这支队伍远征云南。
周毅之协助傅冬做傅作义的工作，在北平解放后转入《人民日报·北平版》当编辑，后来转入《北平解放报》，因此也在远征云南的队伍中。当时傅冬和周毅之的恋爱关系早已确定，闻讯即要求一起南征。傅冬的請求马上被批准了。
其实，这段时期正是傅作义最希望傅冬留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但他知道自己拦不住女儿。或许他向中共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于是李维汉特意关照下来，要傅冬到北平和父亲住些日子。傅冬服从组织调遣，在父亲那里住了9天，然后就挥手南下了。
晚年的傅冬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觉得当年自己没有给予父亲更多的慰藉，心中有了不安。然而岁月已经远去，往事皆成追忆。她常常怀念父亲。
袁勃率领的这支编辑队伍，先到南京加入“西南服务团”，随后随二野进军云南。这对傅冬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从小到大，她毕竟都是在宽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当时受交通所限，从长沙开始，傅冬一路随军步行，靠双脚走进了昆明。1950年1月，新的《云南日报》创刊，傅冬成为第一批编辑部成员。
回到北京，作为一个记者看望父亲
1950年春，中国开始大规模援助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抗法独立战争，越南的一个正规师308师和两个独立团万余人进入云南南部，接受解放军整训和换装。这项工作，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亲自负责。1950年7月，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秘密进入越南，协助组织和指挥边界战役。
要去越南了，陈赓身边急需越南语翻译。周毅之是越南华侨，从小在越南长大，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而且是大学毕业生。他立即被选拔出来，担任陈赓的主要翻译，与越军将领沟通。
周毅之跟随陈赓秘密入越，陈赓协助越方组织的边界战役大获全胜。周毅之的工作也深得陈赓赞扬。
1951年3月，陈赓调任志愿军副司令员赴朝鲜战场。陈赓了解到周毅之的英语也相当流利，命其随行。此时，周毅之、傅冬已经成婚，傅冬也就一起来到北京，准备同赴朝鲜战场。
途经北京的时候，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和副部长帅孟奇请陈赓吃饭。席间，陈赓谈到傅作义将军女儿傅冬、女婿周毅之将同赴战场。安子文、帅孟奇马上对陈赓说，此事可以再考虑一下。
安子文对陈赓说，朝鲜战场与别处不同，美军有制空权，飞机说来就来，因此就没有前线后方之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就是在志愿军总部牺牲的。这是一个教训。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将军工作得很好，是有功之臣。对他的家庭，要有更周全的考虑。安子文建议将周、傅留在北京，亦不再返回云南。
陈赓一听，马上明白了其中的意义，当即表示，周、傅留北京工作甚好，于是马上把他们的关系转到了中组部。
经过征求本人意见，周毅之去了中联部，傅冬来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后来曾调文艺部工作。就这样，傅冬和父亲傅作义又相聚在北京了。
晚年，傅冬总想为父亲写些什么
在北京，周毅之、傅冬有自己的小宿舍，但孩子降生后，住房就显得相当拥挤。这时，傅冬的母亲张金强也来到北京定居，傅作义将军为她在北京买下一套房子。傅冬生下第一个孩子以后，为便于照料，曾短暂地搬到母亲那里居住。
对父亲那边，逢年过节傅冬都过去看望，但是平日里来往较少。傅冬曾说她在父亲面前“警惕性很高”，使得父亲总觉得女儿在开导他，所以父女见面时说话不多。
其间，傅冬的弟弟傅瑞元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妹妹傅自奋从北京大学医学系毕业，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父亲来往也不多。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将军担任过水利部部长一职，此后逐渐脱离具体的工作。他在“文革”中病逝。
1982年，傅冬从人民日报社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对外职务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编辑部副主任，以较多精力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傅冬办理离休手续后回到人民日报社，被编入记者部离休人员序列。
晚年，傅冬总想为父亲写些什么，这个念头涌上来又放下，是自己执笔，还是请一位满意的作者写，始终没有决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一旦打算要为父亲写些什么的时候，傅冬就会觉得对父亲的认识很不够，慨叹自己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短，而且有不少歉疚。只是这一点已经永远无法弥补了。
傅冬晚年得到了很好的医疗照顾，我也有所参与。2007年，她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83岁。
封面图片：1941年9月，陈毅（前排右一）、张云逸（二排右一）等同新四军部分干部在淮北泗阳县合影
封底图片：1959年8月，参加庐山会议的胡耀邦（前排左四）与服务人员合影
不过，电影是电影，我眼前的傅冬则是我老师级的前辈，和电影里不一样。她早在1951年就来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工作。离休以后，她的关系又转回记者部，当时我担任副主任，每年的老干部慰问等事宜通常由我负责。在此之前，我和她的老伴周毅之也比较熟悉。他是在越南长大的华侨青年，抗战期间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因同学关系认识傅冬，进而建立了恋爱关系。
晚年，傅冬加深了对父亲的认识
傅冬老师比较愿意和我聊天，后来她干脆明说，每年春节前送慰问品上门就由我去，顺便聊上一会儿。那时老伴周毅之已经辞世，她年迈后出门减少，愿意和年轻一辈多接触、多交流。
聊天时，我会就一些当代史问题向她请教。后来，她为看病的事曾找过我。甚至有一回，她为住处周围居民反映环境保护的事情打电话过来，希望我向有关方面反映，协调解决。
偏偏是关于她自己的事情，特别是关于她本人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事情，傅冬老师不愿意多说。每当我谈起，她总是说，等什么时候彼此都空下来，集中精力说一次。但是有一点她多次向我说起，时下有不少关于她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作用的说法——那些传奇一样的故事大都不准确，“因为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传奇，凡事都有前因后果，平平淡淡才是真”。
后来我发现了，看来问题不在于让她谈谈自己，而在于她在晚年不断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对父亲傅作义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超越了她早年的看法，她要换一种表达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父亲了。
1999年春，傅冬老师的额角动了一个手术，久久未能愈合，这段时间我去看过她几回。她住在北京离崇文门不远的一幢塔楼里。我们谈起青年人看问题常常很急切，常常希望一看到问题就希望尽快加以解决。傅冬谈兴突起，就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她说，当年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炮声很清晰了，父亲傅作义将军还在和与战之间举棋不定，思想斗争极为矛盾和激烈。“那时我那个急呀，心想你怎么还不下决心停止战斗去和谈呀！可是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再说还是那些话了，你怎么那么顽固呀？”
后来，傅冬说，特别是自己也步入晚年，静下来设身处地从父亲所处的具体环境出发细细思量，才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在旧时代战场上拼杀出来的将军，要他在大决战的关头放下武器，将手下的几十万大军交出去改编，实在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何况我的父亲打过许多仗，还擅长于守城呢！”后来困守北平的父亲也向她说起：“我不是不会打仗，手下毕竟还有20万大军呢，要打就是一场血战。但是打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北平人会有多大伤亡？故宫还保得住吗？我反复想的就是这个。”
最终，傅作义将军选择了谈判停战，城中20万军队接受解放军改编，换来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傅冬老师对我说：“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我去故宫参观，看到像潮水一样的人走进了故宫，在故宫里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我突然想到了父亲，突然想到故宫有今天这个样子，和我的父亲太有关系了。我感到我的父亲是了不起的，他作出了艰难的但是正确的决定，为了这个决定他把全部家底都抛弃了。一个人能有这样的父亲不是很好吗？”
傅冬老师在这时又加了一句：“可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
解放战争中，女儿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童年的傅冬（那时名叫傅冬菊）对父亲很有意见，主要是从生身母亲的婚姻生发开来的。
傅冬的母亲张金强和傅作义都是山西荣河县（今山西临猗县）人，他们的结合大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那个时代婚姻大抵如此。张金强随夫婿入住太原，生下了冬菊和她的弟妹。
20世纪20年代末，傅作义升任天津警备司令，在那里结识年轻的刘芸生，于是又结了一次婚，并和这位妻子长久地生活在一起，感情十分融洽。在旧时代，达官贵人、将校之家出现这样的婚姻结构，应该说不算特别。但张金强却是一位受了新思潮影响的女性，对丈夫新的婚姻选择非常不满。这样的不满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傅作义和张金强之间的感情。虽然傅作义将军保持与张金强的结发妻子名分不变，但毕竟不经常生活在一起，张金强必须承担起独立抚养子女的义务。
在抗日战争洪流中长大的傅冬投身到进步学生运动中，接受了中共主张。抗战初期，她在重庆的南开中学（由天津迁来）上学，经常和进步同学在节假日来到中共创办的新华日报社，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朱语今联系。
抗战后期，傅冬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恰好和联大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汉斌（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班，即由其介绍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青”。在西南联大，她认识了华侨青年周毅之。
其间，她对父亲傅作義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她认为父亲坚持绥远抗战，称得上一代名将；另一方面，她对父亲生分了母亲不满意，而且激进地认为，父亲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是反对人民的。不过，父亲生活朴素，保持了农民本色，打仗身先士卒，这是与腐败官僚不同的地方，他身上有好的一面。
在傅作义看来，傅冬是自己的长女，是子女中有思想有见解的一个，对她是多看重一分的。傅冬性格开朗，也敢于和父亲争辩。在解放战争中，父亲与聂荣臻所部征战于华北战场，傅冬认为父亲的两重性愈加暴露出来，她的思想上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交战的双方，一方是自己的父亲，一方却是自己阵营中的战场统帅。这种矛盾与焦灼，别人是感受不到的。
在生活的道路上，傅冬不愿意事事都听从父亲的安排。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到重庆参加会议，特意将傅冬从昆明西南联大接来，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傅作义为女儿的成长而高兴，觉得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希望她毕业后去美国深造。傅冬不愿意，她要留在国内，亲身参加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斗争，在战斗中成长。 后来还有一个说法，抗战后傅冬到天津《大公报》当编辑，父亲委托胡适帮忙，为她办理了护照，还是希望她去美国读书，傅冬仍未答应。这一点，我没有听傅冬本人说起过。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返回平津，结束历史使命。王汉斌随校“复员”来到北平，是中共在北平地区领导学生运动的“南系”领导人之一。到北平后，王汉斌已经毕业，通过傅冬介绍，到《平明日报》当编辑。傅冬本人则去了天津《大公报》担任文艺版编辑。
1948年秋，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即将入关进行平津战役。为了做国民党北平守军统帅傅作义将军的工作，王汉斌即作出安排，由天津“南系”地下党发展傅冬和周毅之入党。王汉斌还亲自为周毅之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
随即，北平的中共“南系”“北系”合并为中共北平学委，佘涤清任书记，杨伯箴、崔月犁、王汉斌为委员，下设的大学委员会由王汉斌任书记。
王汉斌随即将傅冬、周毅之从天津调到北平。他当面向傅冬布置任务，去做父亲傅作义将军的工作，推动他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平津。
为了和平解放平津，傅冬义无反顾地来到了父亲身边。她的任务就是两个“帮助”：一是帮助拯救平津数百万人民，使他们免于战火，保护古都北平的文化古迹；二是帮助说服自己的父亲，使他站到人民的一方来。
面对父亲，傅冬做了许多工作。她经常给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崔月犁报送情况，使解放军平津战场统帅对对方统帅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连情绪的变化都能及时知晓。这在世界战争情报史上都是罕见的。对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傅冬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傅冬总觉得自己的工作完成得还不够圆满，觉得父亲没有更早地听从自己的劝说，及时决定停战，否则天津之战兴许可以避免。对于这一点，当时的傅冬相当失望。因此，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她产生了离开父亲的想法。1949年3月，她回到了天津《大公报》（此时已改称《进步日报》）继续当编辑。
告别父亲，傅冬随一支编辑队伍远征云南
1949年8月，为进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二野总部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北平市委抽调一些新闻干部，随军进入云南，在那里创办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北平市委决定停办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而该报编辑队伍，正是从人民日报社成建制转来的，由原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勃担任总编辑。现在，就由他率领这支队伍远征云南。
周毅之协助傅冬做傅作义的工作，在北平解放后转入《人民日报·北平版》当编辑，后来转入《北平解放报》，因此也在远征云南的队伍中。当时傅冬和周毅之的恋爱关系早已确定，闻讯即要求一起南征。傅冬的請求马上被批准了。
其实，这段时期正是傅作义最希望傅冬留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但他知道自己拦不住女儿。或许他向中共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于是李维汉特意关照下来，要傅冬到北平和父亲住些日子。傅冬服从组织调遣，在父亲那里住了9天，然后就挥手南下了。
晚年的傅冬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觉得当年自己没有给予父亲更多的慰藉，心中有了不安。然而岁月已经远去，往事皆成追忆。她常常怀念父亲。
袁勃率领的这支编辑队伍，先到南京加入“西南服务团”，随后随二野进军云南。这对傅冬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从小到大，她毕竟都是在宽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当时受交通所限，从长沙开始，傅冬一路随军步行，靠双脚走进了昆明。1950年1月，新的《云南日报》创刊，傅冬成为第一批编辑部成员。
回到北京，作为一个记者看望父亲
1950年春，中国开始大规模援助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抗法独立战争，越南的一个正规师308师和两个独立团万余人进入云南南部，接受解放军整训和换装。这项工作，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亲自负责。1950年7月，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秘密进入越南，协助组织和指挥边界战役。
要去越南了，陈赓身边急需越南语翻译。周毅之是越南华侨，从小在越南长大，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而且是大学毕业生。他立即被选拔出来，担任陈赓的主要翻译，与越军将领沟通。
周毅之跟随陈赓秘密入越，陈赓协助越方组织的边界战役大获全胜。周毅之的工作也深得陈赓赞扬。
1951年3月，陈赓调任志愿军副司令员赴朝鲜战场。陈赓了解到周毅之的英语也相当流利，命其随行。此时，周毅之、傅冬已经成婚，傅冬也就一起来到北京，准备同赴朝鲜战场。
途经北京的时候，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和副部长帅孟奇请陈赓吃饭。席间，陈赓谈到傅作义将军女儿傅冬、女婿周毅之将同赴战场。安子文、帅孟奇马上对陈赓说，此事可以再考虑一下。
安子文对陈赓说，朝鲜战场与别处不同，美军有制空权，飞机说来就来，因此就没有前线后方之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就是在志愿军总部牺牲的。这是一个教训。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将军工作得很好，是有功之臣。对他的家庭，要有更周全的考虑。安子文建议将周、傅留在北京，亦不再返回云南。
陈赓一听，马上明白了其中的意义，当即表示，周、傅留北京工作甚好，于是马上把他们的关系转到了中组部。
经过征求本人意见，周毅之去了中联部，傅冬来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后来曾调文艺部工作。就这样，傅冬和父亲傅作义又相聚在北京了。
晚年，傅冬总想为父亲写些什么
在北京，周毅之、傅冬有自己的小宿舍，但孩子降生后，住房就显得相当拥挤。这时，傅冬的母亲张金强也来到北京定居，傅作义将军为她在北京买下一套房子。傅冬生下第一个孩子以后，为便于照料，曾短暂地搬到母亲那里居住。
对父亲那边，逢年过节傅冬都过去看望，但是平日里来往较少。傅冬曾说她在父亲面前“警惕性很高”，使得父亲总觉得女儿在开导他，所以父女见面时说话不多。
其间，傅冬的弟弟傅瑞元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妹妹傅自奋从北京大学医学系毕业，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父亲来往也不多。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将军担任过水利部部长一职，此后逐渐脱离具体的工作。他在“文革”中病逝。
1982年，傅冬从人民日报社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对外职务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编辑部副主任，以较多精力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傅冬办理离休手续后回到人民日报社，被编入记者部离休人员序列。
晚年，傅冬总想为父亲写些什么，这个念头涌上来又放下，是自己执笔，还是请一位满意的作者写，始终没有决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一旦打算要为父亲写些什么的时候，傅冬就会觉得对父亲的认识很不够，慨叹自己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短，而且有不少歉疚。只是这一点已经永远无法弥补了。
傅冬晚年得到了很好的医疗照顾，我也有所参与。2007年，她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83岁。
封面图片：1941年9月，陈毅（前排右一）、张云逸（二排右一）等同新四军部分干部在淮北泗阳县合影
封底图片：1959年8月，参加庐山会议的胡耀邦（前排左四）与服务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