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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我收到一份特殊禮物——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手捧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由得回想起参加革命至今的一幕幕往事，回想起当年一起为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的战友……
1948年10月的一天，一支解放军部队来到我的家乡——河北省易县血山村，发动青年参军，推翻蒋家王朝。当时，虽然我还不满18岁，身材也单薄、瘦小，但我积极报名参军，从此成为西北野战军3旅22团的一名战士。在解放战争中，我相继参加解放太原、西安、兰州、新疆等地的战斗。
1948年年底至1949年4月，解放太原时，我军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我们部队的阵地位于战场前沿，有的地方不到100米就要贴上敌军的战壕。
战斗僵持阶段，敌我双方时常互射冷枪、冷炮。有一天傍晚，战斗处于停息状态时，部队开始吃晚饭。这时，兄弟班的一位老兵在几十米外的山坡下喊我。向班长报告得到批准后，我顺着战壕去了兄弟班。原来这位跟我关系很好的老兵要把菜里的猪肉分给我吃。我高兴地捧起饭碗还没上吃几口，一颗炮弹忽然落在山坡上，我班的战友全部牺牲。飞迸的弹片从我的眉角划过，留下一道血痕。这是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更加难忘的是解放兰州的那场战斗。
1949年6月的一天，为了掐断敌军的逃跑退路，我们团需要组成一个先锋队——撑着羊皮筏子横渡黄河。
羊皮筏子是用羊皮囊和竹竿绑成的一种渡河工具，分量并不重，一个人就能扛在肩上。但撑着它横渡湍急的黄河，风险非常大——万一身体失衡掉进水里，人就很难再上来；如果敌军从对岸射击，羊皮筏子上的人也就成了活靶子。
为了减轻羊皮筏子的负荷，团首长要求挑选个子小、胆子大、会游泳的战士。于是，我积极报名——因为我身型矮小，也不怕死，还会“狗刨”。随即，我成为渡河战斗先锋队的队员之一。
随着团首长一声令下，我和战友们撑着筏子奋力划向对岸。万分幸运的是，直到我们到达对岸，敌人都没有察觉。于是，我们先头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接应大部队渡河。
没过多久，主力部队开始攻城。在纷飞的炮火和四散的硝烟里，不时有敌军向我方阵地奔来，正好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战斗中，我的肚子被炮弹皮崩开一道口子。因为战斗激烈，也顾不上包扎伤口。
虽然负了伤，但我还是十分高兴——战斗中我抓了四个俘虏。因为作战勇敢，我荣立了三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我被抽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八师文化营，后又进入三军八师干训队，主要任务是学文化，这让我倍加欣喜。
1952年6月，一军和三军合编为重装军，番号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同年10月，部队奉命入朝作战。于是，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和战友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
刚入朝不久，我便接到一道“紧急回国”的命令。
原来，就在部队赴朝的途中，我们原三军八师师部已调归空军序列，隶属华北空军。而在文化营学习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特殊的体检。这时我才得知，那次体检是在为我国空军自主培养战斗机飞行员选拔“苗子”——“政治可靠、身体强壮、体型不能特别高大、不能有较大外伤……”是选拔的主要条件。
1952年11月，我来到吉林长春，成为空军第一预科总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的前身）的一名学员，从飞行原理学起，到后来学习飞行模拟、试飞、放飞等科目。上级首长下达命令：“让这帮小子三个月就要会‘飞’。”
飞行教官都是苏联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用俄语劈头盖脸地训我们一顿。当时，我们学习班有一个大学生学员，文化基础很好，接受能力很强，学习初期经常受到苏联教官的表扬。我就心里暗想，一定要加劲学习、刻苦训练，把他比下去。
经过努力，飞行原理、飞行模拟科目考试，我都拿了第一名。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我都是第一个会放飞的。有一次，我完成试飞任务后返回队列，苏联教官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嘴里说着“哈拉少”。我心里那个痛快啊，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1953年9月，我进入辽宁锦州空军第三航校。1954年7月，我又奉命前往山西临汾空军第十二航校。在这期间，我主要是学习雅格-11、雅格-18、米格-15、米格-15比斯等战斗机的飞行技术和飞行指挥。当时，米格-15比斯是我军拥有的最为先进的战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装备的米格-15比斯型战斗机，以其优异的性能成为美国F-86型喷气式战斗机的劲敌。
经过四年的学习、训练，1956年6月，我终于正式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隶属空军第21师63团1大队，师部驻扎在牡丹江。自此，战备执勤、国土防空成为我的新使命。
自1956年至1981年，我在空军服役25年，历任飞行员、飞行大队副大队长、团司令部射击主任、场站副站长等职。
1979年2月，因飞行事业心强、潜心钻研飞行技术，我荣立了三等功。
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空军第21师曾击落击伤飞机1架、高空侦察气球1个、高空气球2个。其中，高空侦察气球就是由我驾机击落的。
高空侦察气球是一种用于执行军事侦察任务的大型设备，其特点是飞得高，雷达对比度小，不易被发现，并能保持长时间飞行，进行连续不断的侦察。
1976年的一天，一个外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我国领空，被我军雷达发现。正在战备值班的我接到命令：“带队升空，击落外国侦察设备。”
当时，我是战斗机战队的带队长机机长，也就是“空中战机指挥员”。于是，我立即驾驶歼-6战机，带领另外三架战机升空，追击目标。
作者1953年冬在锦州空军第三航校学习期间留影（方振玉供图）
歼-6战机是我国生产的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操控灵活。但当时还没有挂载对空导弹，主要机载武器还是航炮。而航炮的有效攻击距离是800～1000米，加之该型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在1000千米/时以上，如果距离攻击目标太近，飞机自身可能受损；如果距离攻击目标太远，根本就打不着。最要命的是，军事侦察气球虽然体型巨大，但飞行高度动辄就是万米起，往往超出战斗机的有效攻击范围。要在高速飞行中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进而击落已经处于战斗机飞行极限高度的侦察气球，难度实在太大了。
在高空追击过程中，我们先后做出多次尝试，都没能成功。考虑到战斗机飞行时间太长难以返航，我便命令3架战机按照规定时间返航，由我独自做最后一次尝试。我心里拿定主意：就算豁出去这条命，也要把它打下来。
于是，我一路“咬”着目标不放，终于抓住一次机会，果断连发三炮，击中目标。该设备被击中后迅速下落，我驾驶的战机就从它的上空掠过。因为战斗机的燃料已经不足，我只好寻求最近的空军基地提供协助，紧急降落在兄弟部队的机场。
作者获得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三天后，我才返回部隊。当我近距离看到被自己击落的高空侦察气球，心里不禁涌起一股豪情——这个美国侦察气球比楼房都要高大，上面搭载着诸多从未见过的先进设备。那时我就想，当一回战斗机飞行员，能获得这么先进的战利品，这辈子值了！
1982年，我转业到牡丹江市公安系统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
200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老部队打来的一个电话：“老机长，有一位台湾空军少将正在寻找您，他说已经找您好多年了……”
“我也没去过台湾啊，会是谁呢？”我的心里直犯嘀咕。
不久，我与那位一直在找我的陌生人见面了，这才解开心中的谜团——来者原来是一场空战中的对手——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陈仲中。
1975年夏的一天，我们团由牡丹江海浪机场转至福建漳州机场轮战。当天中午，4架F-100型战机从台湾嘉义机场起飞，进入东山到霞浦一线的海域上空。
我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8架歼-6战斗机从漳州机场起飞。不久，我军其他机场又有8架战斗机升空。16∶4，我方占据绝对优势。而我是这次空战的带队长机机长——指挥员。
“打！把他们打下来！”我的建功之心急切。
超音速飞机的飞行速度极快，敌我双方的距离迅速缩近到10千米。而台湾方面4架F-100战机已经全部进入战斗状态，机炮都已经设置为启动状态。我迅速向地面塔台指挥请战：“请求卸载副油箱，全面加速、击落对方战机。”
战斗一触即发。
地面指挥所迅速发出指令：“不许卸载副油箱，听从指挥！”
不到一分钟，地面指挥所又发出指令：“不准开战，继续监视，不准入海！”
就这样，这短兵相接的10分钟，竟然成就了32年后的一段佳话。
4架F-100战斗机的长机机长便是陈仲中，曾任台湾空军飞行员、台湾空军少将。
相见的那一刻，我不禁开怀大笑：“原来是你啊！”然后，便是激动的拥抱和无限的感慨，“要是当年我向你开炮，也许就不会有今日的相聚了……”
昔日海峡上空的对手，如今地面再度相会。当年陈仲中25岁，飞行时间300小时；而我当年44岁，飞行时间2000小时。当年一个青年、一个壮年，如今都已是两鬓斑白。
那天，我拿出珍藏多年的高粱酒，两家人其乐融融、把酒言欢。此后多年，陈仲中曾带着亲人来探望我，我们并肩在牡丹江边散步、谈笑，“和平真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民族富强”是我们绕不过的话题。
看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的盛况，作为一名老兵，我不但骄傲，更感到踏实。
（作者系牡丹江市公安局离休干部，韩建平、王昕采访整理）
手捧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由得回想起参加革命至今的一幕幕往事，回想起当年一起为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的战友……
参加解放战争，在战斗里成长
1948年10月的一天，一支解放军部队来到我的家乡——河北省易县血山村，发动青年参军，推翻蒋家王朝。当时，虽然我还不满18岁，身材也单薄、瘦小，但我积极报名参军，从此成为西北野战军3旅22团的一名战士。在解放战争中，我相继参加解放太原、西安、兰州、新疆等地的战斗。
1948年年底至1949年4月，解放太原时，我军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我们部队的阵地位于战场前沿，有的地方不到100米就要贴上敌军的战壕。
战斗僵持阶段，敌我双方时常互射冷枪、冷炮。有一天傍晚，战斗处于停息状态时，部队开始吃晚饭。这时，兄弟班的一位老兵在几十米外的山坡下喊我。向班长报告得到批准后，我顺着战壕去了兄弟班。原来这位跟我关系很好的老兵要把菜里的猪肉分给我吃。我高兴地捧起饭碗还没上吃几口，一颗炮弹忽然落在山坡上，我班的战友全部牺牲。飞迸的弹片从我的眉角划过，留下一道血痕。这是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更加难忘的是解放兰州的那场战斗。
1949年6月的一天，为了掐断敌军的逃跑退路，我们团需要组成一个先锋队——撑着羊皮筏子横渡黄河。
羊皮筏子是用羊皮囊和竹竿绑成的一种渡河工具，分量并不重，一个人就能扛在肩上。但撑着它横渡湍急的黄河，风险非常大——万一身体失衡掉进水里，人就很难再上来；如果敌军从对岸射击，羊皮筏子上的人也就成了活靶子。
为了减轻羊皮筏子的负荷，团首长要求挑选个子小、胆子大、会游泳的战士。于是，我积极报名——因为我身型矮小，也不怕死，还会“狗刨”。随即，我成为渡河战斗先锋队的队员之一。
随着团首长一声令下，我和战友们撑着筏子奋力划向对岸。万分幸运的是，直到我们到达对岸，敌人都没有察觉。于是，我们先头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接应大部队渡河。
没过多久，主力部队开始攻城。在纷飞的炮火和四散的硝烟里，不时有敌军向我方阵地奔来，正好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战斗中，我的肚子被炮弹皮崩开一道口子。因为战斗激烈，也顾不上包扎伤口。
虽然负了伤，但我还是十分高兴——战斗中我抓了四个俘虏。因为作战勇敢，我荣立了三等功。
四年刻苦学习，成为战斗机飞行员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我被抽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八师文化营，后又进入三军八师干训队，主要任务是学文化，这让我倍加欣喜。
1952年6月，一军和三军合编为重装军，番号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同年10月，部队奉命入朝作战。于是，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和战友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
刚入朝不久，我便接到一道“紧急回国”的命令。
原来，就在部队赴朝的途中，我们原三军八师师部已调归空军序列，隶属华北空军。而在文化营学习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特殊的体检。这时我才得知，那次体检是在为我国空军自主培养战斗机飞行员选拔“苗子”——“政治可靠、身体强壮、体型不能特别高大、不能有较大外伤……”是选拔的主要条件。
1952年11月，我来到吉林长春，成为空军第一预科总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的前身）的一名学员，从飞行原理学起，到后来学习飞行模拟、试飞、放飞等科目。上级首长下达命令：“让这帮小子三个月就要会‘飞’。”
飞行教官都是苏联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用俄语劈头盖脸地训我们一顿。当时，我们学习班有一个大学生学员，文化基础很好，接受能力很强，学习初期经常受到苏联教官的表扬。我就心里暗想，一定要加劲学习、刻苦训练，把他比下去。
经过努力，飞行原理、飞行模拟科目考试，我都拿了第一名。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我都是第一个会放飞的。有一次，我完成试飞任务后返回队列，苏联教官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嘴里说着“哈拉少”。我心里那个痛快啊，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1953年9月，我进入辽宁锦州空军第三航校。1954年7月，我又奉命前往山西临汾空军第十二航校。在这期间，我主要是学习雅格-11、雅格-18、米格-15、米格-15比斯等战斗机的飞行技术和飞行指挥。当时，米格-15比斯是我军拥有的最为先进的战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装备的米格-15比斯型战斗机，以其优异的性能成为美国F-86型喷气式战斗机的劲敌。
经过四年的学习、训练，1956年6月，我终于正式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隶属空军第21师63团1大队，师部驻扎在牡丹江。自此，战备执勤、国土防空成为我的新使命。
甘愿豁出性命，出色完成战斗任务
自1956年至1981年，我在空军服役25年，历任飞行员、飞行大队副大队长、团司令部射击主任、场站副站长等职。
1979年2月，因飞行事业心强、潜心钻研飞行技术，我荣立了三等功。
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空军第21师曾击落击伤飞机1架、高空侦察气球1个、高空气球2个。其中，高空侦察气球就是由我驾机击落的。
高空侦察气球是一种用于执行军事侦察任务的大型设备，其特点是飞得高，雷达对比度小，不易被发现，并能保持长时间飞行，进行连续不断的侦察。
1976年的一天，一个外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我国领空，被我军雷达发现。正在战备值班的我接到命令：“带队升空，击落外国侦察设备。”
当时，我是战斗机战队的带队长机机长，也就是“空中战机指挥员”。于是，我立即驾驶歼-6战机，带领另外三架战机升空，追击目标。
歼-6战机是我国生产的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操控灵活。但当时还没有挂载对空导弹，主要机载武器还是航炮。而航炮的有效攻击距离是800～1000米，加之该型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在1000千米/时以上，如果距离攻击目标太近，飞机自身可能受损；如果距离攻击目标太远，根本就打不着。最要命的是，军事侦察气球虽然体型巨大，但飞行高度动辄就是万米起，往往超出战斗机的有效攻击范围。要在高速飞行中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进而击落已经处于战斗机飞行极限高度的侦察气球，难度实在太大了。
在高空追击过程中，我们先后做出多次尝试，都没能成功。考虑到战斗机飞行时间太长难以返航，我便命令3架战机按照规定时间返航，由我独自做最后一次尝试。我心里拿定主意：就算豁出去这条命，也要把它打下来。
于是，我一路“咬”着目标不放，终于抓住一次机会，果断连发三炮，击中目标。该设备被击中后迅速下落，我驾驶的战机就从它的上空掠过。因为战斗机的燃料已经不足，我只好寻求最近的空军基地提供协助，紧急降落在兄弟部队的机场。
三天后，我才返回部隊。当我近距离看到被自己击落的高空侦察气球，心里不禁涌起一股豪情——这个美国侦察气球比楼房都要高大，上面搭载着诸多从未见过的先进设备。那时我就想，当一回战斗机飞行员，能获得这么先进的战利品，这辈子值了！
一次空中邂逅，成就一段“台海情”
1982年，我转业到牡丹江市公安系统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
200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老部队打来的一个电话：“老机长，有一位台湾空军少将正在寻找您，他说已经找您好多年了……”
“我也没去过台湾啊，会是谁呢？”我的心里直犯嘀咕。
不久，我与那位一直在找我的陌生人见面了，这才解开心中的谜团——来者原来是一场空战中的对手——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陈仲中。
1975年夏的一天，我们团由牡丹江海浪机场转至福建漳州机场轮战。当天中午，4架F-100型战机从台湾嘉义机场起飞，进入东山到霞浦一线的海域上空。
我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8架歼-6战斗机从漳州机场起飞。不久，我军其他机场又有8架战斗机升空。16∶4，我方占据绝对优势。而我是这次空战的带队长机机长——指挥员。
“打！把他们打下来！”我的建功之心急切。
超音速飞机的飞行速度极快，敌我双方的距离迅速缩近到10千米。而台湾方面4架F-100战机已经全部进入战斗状态，机炮都已经设置为启动状态。我迅速向地面塔台指挥请战：“请求卸载副油箱，全面加速、击落对方战机。”
战斗一触即发。
地面指挥所迅速发出指令：“不许卸载副油箱，听从指挥！”
不到一分钟，地面指挥所又发出指令：“不准开战，继续监视，不准入海！”
就这样，这短兵相接的10分钟，竟然成就了32年后的一段佳话。
4架F-100战斗机的长机机长便是陈仲中，曾任台湾空军飞行员、台湾空军少将。
相见的那一刻，我不禁开怀大笑：“原来是你啊！”然后，便是激动的拥抱和无限的感慨，“要是当年我向你开炮，也许就不会有今日的相聚了……”
昔日海峡上空的对手，如今地面再度相会。当年陈仲中25岁，飞行时间300小时；而我当年44岁，飞行时间2000小时。当年一个青年、一个壮年，如今都已是两鬓斑白。
那天，我拿出珍藏多年的高粱酒，两家人其乐融融、把酒言欢。此后多年，陈仲中曾带着亲人来探望我，我们并肩在牡丹江边散步、谈笑，“和平真好”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民族富强”是我们绕不过的话题。
看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的盛况，作为一名老兵，我不但骄傲，更感到踏实。
（作者系牡丹江市公安局离休干部，韩建平、王昕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