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经济导刊》：怎样理解“社会企业家”
　　
　　吴士宏：社会企业家是这样的人，他们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像经营企业一样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哪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得要去挣钱。社会企业家要做的事情都需要钱，这个钱可能是他们自己去挣得的，也可能他们从别的地方找来的，但最终目的是要把这个事情做成。
　　我把企业分为两种，一种是商业企业，一种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可以挣钱也可以不挣钱，模式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可以继续做下去，目标是为了解决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他们一般要做的都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他们做的是拾遗补缺的事情。商业企业则一定是要去挣钱，基本上只是为了挣钱。这两个一定要分开。当然，商业企业家也可能会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越来越看到这样一些苗头。至于社会企业家，他们本身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他们为了这个事而生存。
　　在《如何改变世界》中有很多例子，其中有一个巴西人，为了给草原发电，一做就是二十几年。巴西大草原上没有电，他自己办一个企业去做太阳能挣钱，然后贴补给牧民发电的这个事业，最后有了连锁反应。不光牧民有了灯，而且有了太阳能的通电围栏，有了围栏就可以实现牛群的轮牧，这样对草原整个保护非常必要。这样一来不仅给牧民们提供电，让他们有基本生活电器，而且能够把放牧条件变得很科学，还能保护大草原。他的成就不在于他弄了赚钱的企业，而是他认定这件事情对人和自然都是好的，他一定要做，几乎凭着一己之力，二十几年!
　　《WTO经济导刊》：中国社会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和欧美有何差别?
　　
　　吴士宏：第一是法律基础设施的差别。从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差别来看，中国还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家。现在中国的很多NGO组织都是由一小群有共同理想的人们一起做些事情，例如他们看到山里面的孩子很可怜，于是自己拿出一点时间和钱去支持，然后影响周围的人，这个事儿多了就建立一个组织，别人捐钱也必须要管得明白一点，很多是这种情况。几年下来，这些组织自己也艰难地摸索，也会成长。直到2004年有了第一个管理条例，中国才开始有了民间的基金会。之前连条例也没有，做这个事儿就不符合任何法律，往差里说是非法，往好里说也是没有法律支持。对比之下，美国的捐款，捐多少就可以免掉多少税，既行了善，又因为贡献了善款而免税减税，结果可能发现实际收入差不了多少，何乐而不为。
　　第二是是精神基础。需要另外一种呼唤。欧美有基督教基础，奉献是大家觉得很清楚很自然的事情，要爱你的家人，这是基督教的教育，大家在做的时候是为了去天堂，这是给自己最大的鼓舞。我觉得谁都会有一种冲动，看到贫穷、受灾会有一种去帮助的冲动，但把这种冲动变成持续过程很不容易。以前我们鼓励的是像雷锋一样做好事，不靠物质和法律，只靠精神力量而形成全民向善帮助他人的社会风气。但这在已经是市场化社会环境的今天就不太可能了。
　　第三个方面是资金来源。说到底，没有钱，或是成天靠着化缘做事，是难以成事的，我相信不会很久，会有更多人自发拿出钱来要做。
　　
　　《WTO经济导刊》：准备怎样实现“社会企业家”理想?
　　
　　吴士宏：我不觉得这种理想是什么高尚，其实这完全是出于自我，我的自我需要可能在那里面得到充分满足，我就要去做了。
　　我觉得我快要找到我的方向了，方向有点高，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成，但是我会努力。在公益领域中，有理想的人不少。但我所拥有过的多年商业经验的积累和对社会影响力，在公益领域是比较稀少的。所以我一定要把自己这些东西用到极致，比如说，组建主持基金会，然后去支持很多在国内的组织，支持那些有理想、做实事的组织，而且希望能帮他们成为可以持续的、成功的企业。但能否找到这样的机会，很大程度上要看机会。
　　我希望能找到“能帮助更多的组织”这样的平台，来最大限度发挥我的能力，我这种能力资源在商场不缺，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缺，现在已经不缺。但现在在公益领域很缺。
　　
　　《WTO经济导刊》：有什么样的期望
　　
　　吴士宏：我觉得是使社会变得更好。基本目的不是创造财富，是把社会变得更好。美国100年人均财富翻了很多倍，但他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之增加，还稍稍降了。以人们追求幸福作为社会基本目标意义来考量，那多创造出多少万亿美元的财富都是浪费。我觉得社会企业追求终级目标是使社会变得更好，最主要目标不是创造更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