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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通吃》是我最新的杂文集，文章大多写于2004～2005年，大致相当于甲申乙酉两年中，所以开始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猴舞鸡鸣——申酉杂文集》
我少年时代深受鲁迅的影响。老实说，这要托毛泽东的福。别的书都烧了、禁了(虽然我等不逞之徒劫后费尽心机，寻找、传借，乃至从四旧收藏处偷盗)，几乎只给我们剩下鲁迅的东西。那是有圣旨保驾的：“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过后，在一次聚会中回答罗稷南先生问“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惊人答复：“要么是继续在监狱里写作，要么是识大体不作声。”周海婴的钩沉因黄宗英的文章，而不再是孤证。因鲁迅走得早，便登上了圣坛。而这位叛逆者的文字是否孕育新的叛逆者，领袖似乎没有虑及。于是有了五四思想与“文革”少年的单线隔代遗传。领袖诱发了我们读鲁迅，而我们最终被鲁迅吸引当然是因为他锋利的言辞，决绝的性格。在那个文化沙漠里，遮天蔽日的谀词中，鲁迅是稀罕的、怪异的、唯一的。少年的饥渴与稀缺的食粮遭遇，点点滴滴到心头。
因领袖的倡导，我们少年时便投到鲁迅门下，叛逆精神沛然而生，对奴颜和媚骨有着特殊的厌恶和敏感，对嘲讽和奚落有变态般的快感和激情，何况可堪嘲笑的东西触目皆是。如是，我为自己的文集起一个快感十足的名字《猴舞鸡鸣》。
还记得甲申猴年和乙酉鸡年的春节，媒体时代的节日，吉利话铺天盖地，重复万遍。从猴子身上本来是难找吉利话的，但中国人何等智慧。说的稀松平淡的是：金猴献瑞。说得富丽堂皇的是：马上封侯。说得凶神恶煞的当数：杀鸡儆猴——且不说偷换了该成语中的“儆”字，讨猴高兴，就该杀鸡?真乃“当惊世界殊”——又用到领袖的诗句了。鸡年的吉利话则有：金鸡报晓，闻鸡起舞，一唱雄鸡天下白——这是领袖巧用唐人李贺的诗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今日知晓这句毛诗者要胜过知道李诗者万倍。
其实，猴鸡与委琐人格的联姻要远胜于搜肠刮肚方才得到的几句吉利话。小肚鸡肠，鸡毛蒜皮，鸡吵鹅斗，鸡零狗碎；猴头巴脑，沐猴而冠。我以为，万般不幸的是，这些才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特征。
我曾经“鸡血喷头”(鸡年别骚扰人家狗)地大骂中国足球界，但是我不止一次说：不是他们最糟糕，是他们最曝光，中国学界一点不比中国足球强。老友丁学良说：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他在那里供职)要比北大清华都强。这和香港足球打败中国似乎一样，其实大不一样。因足球有偶然因素，而大学的气候非十年之功。且足球输了算什么，大学落后不得了。香港弹丸之地，商贾之城，大陆十三亿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陆的顶尖大学不如区区香港?任凭心中怎样不平，我也只好同意。事情就是这样，我是学界中人，我知道双方的情况。从师资、敬业精神，到学生用功程度(其实是老师造成的)，我们统统不行。
评价一个社会，关键不是它的GDP，不是它的高楼大厦、宝马雕车，而是其人物，他们的才具、理想、气象、境界。我们的情况如何?说谁谁也不干，说自己最无妨。我觉得自己就是“猴头巴脑”——所谓小人得志。我因何可以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呢?我古文洋文都不大通的。外语的听力从来就没有过关，更不要说十余年不再说外语后的今天。去年在深圳讲学一个月，才算下决心读了一遍《史记》，半部《汉书》。此前竟然是一本“正史”也没读过。如此连中国文化人都称不上，也能做教授一一完全可以说“沐猴而冠”。但你如果说我不够教授，我也会攀比的，且振振有辞。因为我确实以为，还有好大一批教授不如鄙人。我五十岁才当教授，之前已经放弃申报了，同辈学者不论好孬，大部分在职称上比我捷足。由我推论，可信中国学术界沐猴而冠者甚多。堕落的就是中国足球和学术界吗?学术界毕竟不是权力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可信，权势者中亦不乏沐猴而冠者。
鸡零狗碎、鸡吵鹅斗，正是我们社会之风貌——到处是冲突，是争吵。笔者自知火气大，是好斗之徒。怎么可能不是呢?少年时代沐浴了鲁迅的道德文章，一点不平之事就会刀笔相助，开口咒骂，何况我们现在就置身在是非之地和争吵之中。别的不说，本书所反映和参与的争吵就蛮热闹了，且听我说。我们的长假制度已经搞了七年了，七年来，每年长假最多有三千多万人外出旅游住店，为了这三千万人要全国人陪绑休长假，问过全国人民愿意休长假吗?这能没有矛盾和争吵吗?全国的高考，一个学校对各地考生的录取分数相差达一百分，这能没有争吵?只怕会越吵越大。都市中过去的自行车道上如今轿车已经随意进出了，我们的管理部门干预过吗?打算怎么干预?而这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准备出台行人进入轿车专行线“撞了白撞”的法规，怎么可能没有争吵呢?道理在哪里呢?难道双方都有道理，大家都可以随意乱闯对方的专行道?笔者撰文说：北京轿车缴纳的养路费太少，遭到一位读者的奚落，争吵在所难免。吵架他不行，我一张嘴他就息声了，但影响主管部门我不行，您说这利益双方的争吵能休止吗?玉渊潭公园有着五十年不止的野泳传统，忽然一日不让游了，于是游泳者和公园管理人员在湖岸边连续吵闹几十天。对此我接连有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游泳者便拿着我的文章与管理者争吵，我倒作了壁上观。某日一大早我来到西城法庭，想领票参加一次开庭，告知票发没了，我没来晚啊。最后才搞清只发出两张票给了被告父母，连记者都不准入内，这叫公开吗?对此法庭外围绕发票的一场争吵势所难免。更有足球俱乐部的商人们和中国足协围绕罢赛的唇枪舌剑，让有观看吵架癖好的人过足了瘾。树欲静而风不止。笔者本非清静之人，况每日鸡吵鹅斗，声声入耳。于是写了这些有火气的文章，汇集成这本有火气的文集。
本书由于出版蹭蹬，问世时已到“肥猪拱门”了，这期间又写出了一些东西，还叫《猴舞鸡鸣》，名实不符，因为掺进了狗年的声音。说狗的声音也无妨。我常说：社会上应该什么狗都叫起来，自然我也当在其列。常常对年龄相仿的同仁说：我们都是老狗了。自觉已经学不来新招，除了自嘲的本事还在与时俱进。时下正在提倡和谐社会。何谓“和”，就是口中有粮；何谓“谐”，就是都可讲话，即所有的狗都叫起来。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变换之一是叫的狗确实多了，但沉默的仍是大多数，开放之路任重道远。
需重新起名。细检篇什，品察味道后，冠之《抵抗通吃》。这怪异之名意味何如?您还没看到我们周围权势者的行径吗?他们要囊括权力、财富、名分，一个都不能少；要操纵商品、长假、路权、高校配额、城市面貌、公共空间，统统掌控。本书只是一个超龄愤青，一个不自量力的犬儒抗拒强人的微弱声音。
(《抵抗通吃》，郑也夫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8.00元)
我少年时代深受鲁迅的影响。老实说，这要托毛泽东的福。别的书都烧了、禁了(虽然我等不逞之徒劫后费尽心机，寻找、传借，乃至从四旧收藏处偷盗)，几乎只给我们剩下鲁迅的东西。那是有圣旨保驾的：“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过后，在一次聚会中回答罗稷南先生问“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惊人答复：“要么是继续在监狱里写作，要么是识大体不作声。”周海婴的钩沉因黄宗英的文章，而不再是孤证。因鲁迅走得早，便登上了圣坛。而这位叛逆者的文字是否孕育新的叛逆者，领袖似乎没有虑及。于是有了五四思想与“文革”少年的单线隔代遗传。领袖诱发了我们读鲁迅，而我们最终被鲁迅吸引当然是因为他锋利的言辞，决绝的性格。在那个文化沙漠里，遮天蔽日的谀词中，鲁迅是稀罕的、怪异的、唯一的。少年的饥渴与稀缺的食粮遭遇，点点滴滴到心头。
因领袖的倡导，我们少年时便投到鲁迅门下，叛逆精神沛然而生，对奴颜和媚骨有着特殊的厌恶和敏感，对嘲讽和奚落有变态般的快感和激情，何况可堪嘲笑的东西触目皆是。如是，我为自己的文集起一个快感十足的名字《猴舞鸡鸣》。
还记得甲申猴年和乙酉鸡年的春节，媒体时代的节日，吉利话铺天盖地，重复万遍。从猴子身上本来是难找吉利话的，但中国人何等智慧。说的稀松平淡的是：金猴献瑞。说得富丽堂皇的是：马上封侯。说得凶神恶煞的当数：杀鸡儆猴——且不说偷换了该成语中的“儆”字，讨猴高兴，就该杀鸡?真乃“当惊世界殊”——又用到领袖的诗句了。鸡年的吉利话则有：金鸡报晓，闻鸡起舞，一唱雄鸡天下白——这是领袖巧用唐人李贺的诗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今日知晓这句毛诗者要胜过知道李诗者万倍。
其实，猴鸡与委琐人格的联姻要远胜于搜肠刮肚方才得到的几句吉利话。小肚鸡肠，鸡毛蒜皮，鸡吵鹅斗，鸡零狗碎；猴头巴脑，沐猴而冠。我以为，万般不幸的是，这些才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特征。
我曾经“鸡血喷头”(鸡年别骚扰人家狗)地大骂中国足球界，但是我不止一次说：不是他们最糟糕，是他们最曝光，中国学界一点不比中国足球强。老友丁学良说：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他在那里供职)要比北大清华都强。这和香港足球打败中国似乎一样，其实大不一样。因足球有偶然因素，而大学的气候非十年之功。且足球输了算什么，大学落后不得了。香港弹丸之地，商贾之城，大陆十三亿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陆的顶尖大学不如区区香港?任凭心中怎样不平，我也只好同意。事情就是这样，我是学界中人，我知道双方的情况。从师资、敬业精神，到学生用功程度(其实是老师造成的)，我们统统不行。
评价一个社会，关键不是它的GDP，不是它的高楼大厦、宝马雕车，而是其人物，他们的才具、理想、气象、境界。我们的情况如何?说谁谁也不干，说自己最无妨。我觉得自己就是“猴头巴脑”——所谓小人得志。我因何可以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呢?我古文洋文都不大通的。外语的听力从来就没有过关，更不要说十余年不再说外语后的今天。去年在深圳讲学一个月，才算下决心读了一遍《史记》，半部《汉书》。此前竟然是一本“正史”也没读过。如此连中国文化人都称不上，也能做教授一一完全可以说“沐猴而冠”。但你如果说我不够教授，我也会攀比的，且振振有辞。因为我确实以为，还有好大一批教授不如鄙人。我五十岁才当教授，之前已经放弃申报了，同辈学者不论好孬，大部分在职称上比我捷足。由我推论，可信中国学术界沐猴而冠者甚多。堕落的就是中国足球和学术界吗?学术界毕竟不是权力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可信，权势者中亦不乏沐猴而冠者。
鸡零狗碎、鸡吵鹅斗，正是我们社会之风貌——到处是冲突，是争吵。笔者自知火气大，是好斗之徒。怎么可能不是呢?少年时代沐浴了鲁迅的道德文章，一点不平之事就会刀笔相助，开口咒骂，何况我们现在就置身在是非之地和争吵之中。别的不说，本书所反映和参与的争吵就蛮热闹了，且听我说。我们的长假制度已经搞了七年了，七年来，每年长假最多有三千多万人外出旅游住店，为了这三千万人要全国人陪绑休长假，问过全国人民愿意休长假吗?这能没有矛盾和争吵吗?全国的高考，一个学校对各地考生的录取分数相差达一百分，这能没有争吵?只怕会越吵越大。都市中过去的自行车道上如今轿车已经随意进出了，我们的管理部门干预过吗?打算怎么干预?而这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准备出台行人进入轿车专行线“撞了白撞”的法规，怎么可能没有争吵呢?道理在哪里呢?难道双方都有道理，大家都可以随意乱闯对方的专行道?笔者撰文说：北京轿车缴纳的养路费太少，遭到一位读者的奚落，争吵在所难免。吵架他不行，我一张嘴他就息声了，但影响主管部门我不行，您说这利益双方的争吵能休止吗?玉渊潭公园有着五十年不止的野泳传统，忽然一日不让游了，于是游泳者和公园管理人员在湖岸边连续吵闹几十天。对此我接连有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游泳者便拿着我的文章与管理者争吵，我倒作了壁上观。某日一大早我来到西城法庭，想领票参加一次开庭，告知票发没了，我没来晚啊。最后才搞清只发出两张票给了被告父母，连记者都不准入内，这叫公开吗?对此法庭外围绕发票的一场争吵势所难免。更有足球俱乐部的商人们和中国足协围绕罢赛的唇枪舌剑，让有观看吵架癖好的人过足了瘾。树欲静而风不止。笔者本非清静之人，况每日鸡吵鹅斗，声声入耳。于是写了这些有火气的文章，汇集成这本有火气的文集。
本书由于出版蹭蹬，问世时已到“肥猪拱门”了，这期间又写出了一些东西，还叫《猴舞鸡鸣》，名实不符，因为掺进了狗年的声音。说狗的声音也无妨。我常说：社会上应该什么狗都叫起来，自然我也当在其列。常常对年龄相仿的同仁说：我们都是老狗了。自觉已经学不来新招，除了自嘲的本事还在与时俱进。时下正在提倡和谐社会。何谓“和”，就是口中有粮；何谓“谐”，就是都可讲话，即所有的狗都叫起来。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变换之一是叫的狗确实多了，但沉默的仍是大多数，开放之路任重道远。
需重新起名。细检篇什，品察味道后，冠之《抵抗通吃》。这怪异之名意味何如?您还没看到我们周围权势者的行径吗?他们要囊括权力、财富、名分，一个都不能少；要操纵商品、长假、路权、高校配额、城市面貌、公共空间，统统掌控。本书只是一个超龄愤青，一个不自量力的犬儒抗拒强人的微弱声音。
(《抵抗通吃》，郑也夫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