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盛唐人殷璠编辑的《河岳英灵集》，为后来的唐诗选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成为唐诗选本编辑的高标，影响了其后的众多唐诗选本，在唐诗选本的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它是第一部真正树立唐诗意识的唐诗选本；它确立了唐诗选本的基本编辑体例；它对唐诗选本编辑实践的范式作用。
关键词：河岳英灵集；唐诗意识；编辑体例；范式作用
中图分类号： I207.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10604
由于唐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与影响，因此历朝历代的文人对唐诗选本的编辑往往乐此不疲，据唐诗选本研究专家孙琴安先生统计，从初唐孙季良《正声集》起，至清末王闿运《唐诗选》止，凡六百余种。这还只是大致统计，实际数量肯定远远超出这些。在这为数众多的唐诗选本中，唐人殷璠编辑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河岳英灵集》是最值得注意和重视的。该选本所确立的编辑体例、所体现的编辑思想和原则以及编辑理论与实践所达到的高度，都为后来的唐诗选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成为唐诗选本编辑的高标，影响了其后的众多数唐诗选本，因而在唐诗选本的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第一部真正树立唐诗意识的唐诗选本
唐诗意识是编辑者对唐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独特地位与价值的判断，可以说它就是唐诗选本的灵魂，而第一部真正体现并树立这种意识的唐诗选本就是《河岳英灵集》。从武德初到开元、天宝，唐诗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嬗变发展，已经完全摆脱了齐梁诗歌的影响，自铸新风，盛唐气象隐然形成，如殷璠所说“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1]然而在殷璠之前，尽管已经有人编辑出了各种诗歌选本，包括通代和断代的，但能够准确反映唐诗这种创作实践的却几乎没有，说明当时的一般编辑者或者缺少识力，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唐诗的独立价值，或者意识到了但无法准确把握并通过选诗表达出来，进而树立全新的唐诗意识。
根据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2]的考证，可以确定在殷璠之前主要编辑有以下一些唐诗选本：刘孝孙的《古今类序诗苑》、僧慧净的《续古今诗苑英华》、释玄鉴的《续古今诗集》、郭瑜的《古今诗类聚》、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储亮的《古文章巧言语》、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元鉴的《续古今诗人秀句》，以上为通选本，选初唐及前代诗歌；崔融的《珠英学士集》、孙季良的《正声集》、佚名的《搜玉集》、芮挺章的《国秀集》，以上为断代选，所选诗歌全部来自唐人。通选本主要是模仿六朝的选本，如《玉台新咏》、《文选》等，编辑者自身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编选理论，编选标准则受南朝诗风影响，唐诗处于附丽从属地位。如有的编辑者是由前朝而来，像刘孝孙、僧慧净、储亮等，他们的时代唐诗刚刚起步，创作未丰，故他们在编辑选本时眼光主要集中在南北朝，而对唐诗评价不高。如刘孝孙云：“近世文人，才华间出。周武帝震彼雄图，削平漳滏；隋高祖韫兹英略，龛定江淮。混一车书，大开学校，温邢誉高於东夏，徐庾价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凡此英彦，安可阙如？” [3]刘孝孙大赞六朝诗人，而于唐诗人只字不提，可见唐诗还不入其法眼。而慧净编辑《续古今诗苑英华》的缘由，据《续高僧传》卷三记载：“翰林文士，推承冠绝，兢述新制，请擿瑕累。净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慧净认为时人诗“非奇挺”，故选“近代藻锐者”作范本，其对唐诗之轻视如此。他们以如此标准与思想编辑诗歌选本，则唐诗不过是个附缀而已。有的编辑者虽完全生活于唐代，而在唐诗已经创作颇丰的情况下，却仍深受六朝诗风影响。如元兢编辑之《古今诗人秀句》，“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 [4]上官仪诗承齐梁诗风，绮错婉媚，元兢以之为唐人秀句代表，则显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诗歌缺乏准确把握。又如李康成天宝间所编《玉台后集》，“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 [5]其编辑主旨为续徐陵《玉台新咏》，所选唐诗则为接续前朝乐府诗，唐诗仍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全然无视当时唐诗已经蔚为壮观的现状，说明其没有认识到唐诗自身的独立价值，缺乏自立意识。再看断代选本，与通选本相比，编辑者对唐诗的认识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专选唐诗，表明他们已经把本朝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来看待，也说明他们对唐诗的特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们的最大缺点却是只破不立，破除了前人选本对唐诗附丽地位的认识，却没有树立自己的唐诗意识。《珠英学士集》是第一部专选唐诗的选本，但正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云：“《珠英》但纪朝士”，所选范围过于狭窄，不具有当时诗歌的代表性。《国秀集》所选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仍注重诗人的地位和身份，且所选诗与齐梁诗风关系密切，这种认识则显然落后于时代了。至于《正声集》，编辑者标举兴寄，眼界开阔，选诗多样，取舍得当，为殷璠之前的最好唐诗选本，甚为唐人推崇。但他同时也认为，“永明文章杂错，但类物色”，“以难解为幽致，以难字为新奇”，否定永明体对诗歌的贡献，实际上也是在否定唐诗在近体诗方面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唐诗理论还停留在陈子昂的阶段，在以“兴寄”理论破除六朝不良诗风影响的同时，却没有为唐诗提出更好的理论，为盛唐诗的到来指明具体道路，树立为后人所认同的唐诗意识。因此这项任务也就落在殷璠的身上。
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在上述唐诗选本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唐诗目前的创作实践，通过对唐诗流变的分析，以诗史的眼光准确地把握住了唐诗的特质，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树立了真正的唐诗意识。具体来说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对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表现出高度的自信。他在序中自豪地宣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殷璠相信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唐诗高度繁荣、文质彬彬的时代，并预感到盛唐诗歌顶峰的到来，这种自信是他树立唐诗意识的基础。二是以“风骨”、“兴象”、“声律”作为对唐诗特质的概括，既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这种理论上的高度，是以前唐诗选本所没有的，并以此标准选诗，表现出鲜明的唐诗意识。三是在理论上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或者说为盛唐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唐诗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殷璠的理论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奠定了这部选本在唐诗选本编辑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它所树立的唐诗意识也为后来大多数唐诗选本所因循。 二、确立了唐诗选本的基本编辑体例
殷璠《河岳英灵集》所创立的诗歌评选体例，为后来众多的诗歌选本特别是唐诗选本所模仿学习。马茂元先生就说，它“对入选各家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作简括的评论，其中有不少精辟之见为后人所称述。这种把评和选结合起来，在体例上实属创举，为后来很多评选本诗文集的滥觞。” [6]孙琴安先生也认为：“之前的文学选本，几乎都是只选不评，或者像钟嵘的《诗品》那样只评不选。自他开始，才有了文学作品与评论的直接结合，出现了有选有评的新气象，开创了将选诗和评诗相结合的新体例，对后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7]
《河岳英灵集》的编辑体例，既有对前人的学习，也有自己的独创。在殷璠之前，中国已经有悠久的选诗历史，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8]孔子删诗实际上就是后来的选诗，但孔子“述而不作”，选而不评，其思想主要通过选诗来体现，体例单一。后来的《楚辞》也延续了这样一种传统。到了南北朝，诗歌选本开始出现序，如徐陵的《玉台新咏》、萧统的《昭明文选》等，说明编选的过程、目的、宗旨、标准等。序的出现，说明选本编辑者不再回避自己，还有意强调其编辑理念、思想，这表明诗歌选本编辑者自我意识的形成。之后，序与选诗相结合成了诗歌选本的常态，成为其固定体例。殷璠《河岳英灵集》正是在这种固定体例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其他一些形式，如钟嵘《诗品》对诗人、诗歌的品藻、评论，史书对人物的论赞等。特别是《诗品》品评的方式对殷璠有很大启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指出，“姓名之下各著品题，仿钟嵘《诗品》之体” [9]。在此基础上，殷璠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将选、评、序、论、赞结合起来，开创了选评结合、论赞相系的编辑体例。具体地说，就是集前有序言和集论，集中有品评和论赞，最后通过选诗来加以具体体现。
如前所论，序与选诗的结合是诗歌选本体例的一个重要发展，它使得编辑者的思想得到直接展现。但序主要是表明编辑之宗旨，不便于直接发表议论，故殷璠又在序言之后加上集论，阐发其具体的诗学理论观点，表达对文学的看法，并提出其选诗标准。序言与集论的侧重点不同，相互补充又相得益彰，这显然是殷璠根据需要而作的体例上的改进。这种体例使得传统的诗歌选本更具有理论的色彩和文学批评的性质，大大增强了其文学批评的功能。而集中的品藻、论赞、评点则完全是殷璠个人在选本体例上的创新。在编辑《河岳英灵集》之前，殷璠就曾在他的另一部诗歌选本《丹阳集》中尝试过这种体例，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云：“开元中，丹阳进士殷璠汇次润州包融……十八人诗，前各有评，一卷。” [10]可见殷璠在编辑《丹阳集》时使用了品评的形式，因而在《河岳英灵集》中就显得驾轻就熟，这也意味着这种诗歌选本体例的真正完善与成熟。《河岳英灵集》共选盛唐二十四位诗人，在每个诗人名下缀评语，其基本格式是：先简介其生平事迹，并对其文学风格和总体特征作出评价，这是“知人论世”的方法，形成对诗人的整体印象；然后是列举名篇，摘取诗中的佳句，让人更加注意其创作特色与作品风格，这种方法直接启示了后来的诗歌选本。以评高适为例，“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佳句，且余所爱者，‘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吟讽不厌矣。”先根据高适的性格特征分析其诗歌的主要风格，然后以名篇名句佐证，言简而意赅，细致而具体，不失为至评。由于殷璠将作家、作品融合起来，避免了只对诗人或诗歌进行的单一品评，因而显得相对客观准确。而其品评的角度则灵活多变，有的是从构思的角度，如评常建“属思既苦，词亦警觉”；有的是从风格的角度，如评李白“其为文章，率皆纵逸”；有的是从内容的角度，如评王维“意新理惬”，等等，不拘一格。评语有长有短，长的如对王昌龄的评语达300余字，短的如对崔署的评语仅18字，由此可以看出殷璠的偏好倾向。在选集的总体结构上，由于集中对具体诗人的评论紧扣序论的选评标准，故在结构上显得前后一致，浑然一体，可见其高超的编辑水平。这都标志着唐诗选本体例的基本定型。
三、对唐诗选本编辑实践的范式作用
选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特殊方式，编辑者藉此可以体现自己的文学观点、诗歌主张。殷璠之前的唐诗选本，有的还停留于南北朝时期的诗歌理论，已不适应唐诗发展的现实需要，有的还处于理论的探索中，没有形成成熟的唐诗理论主张，故都不能对后世唐诗选本起到范式作用。而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不但提出了自己成熟的唐诗理论观点，更将它体现贯彻在实际的编辑过程中，实现了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高度一致，成为唐诗选本的高标，为后世提供了一部理想的唐诗范本，对后人唐诗选本编辑起到了一种良好的范式作用。如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中另一部较好的选本，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学习模仿的痕迹就非常明显。又如清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专选盛唐诗，“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从旨意到形式皆以《河岳英灵集》为范式。《河岳英灵集》编辑的成功，也可从后人高度评价看出，如五代孙光宪《白莲集序》云：“有唐御宇，诗律尢精。列姓字，掇英秀，不啻十数家。惟丹阳殷璠，优劣升黜，咸当其分。世之深于诗者，谓其不诬。” [11]元虞集《刘彦行诗序》也认为：“殷璠所录《河岳英灵诗》，虽名贤大家，所收不过十数篇，而意气调度可以尽见，所谓尝鼎一脔而尽知其味者也。” [12]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后人以之作为理想范本的原因。
那么《河岳英灵集》是如何起到这种范式作用的呢？首先是殷璠对自己时代诗歌理论的准确总结，这是前提。没有这种准确的理论总结，就不可能有成功的选诗。殷璠所处的时代正是唐诗创作日趋繁荣、唐诗风格渐趋形成的时代，殷璠以他理论家的知觉敏锐地认识到这点，但让他感到不满的是，时人编辑的唐诗选本却“诠拣不精，玉石相混”，无一能够反映其创作实际，总结其成就与风貌，“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因此，殷璠有意借编辑这部诗歌选本来表达他对当代诗坛的看法，宣扬其诗歌理论主张。殷璠认为，“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这是由于各人风格的不同所致，不能求全责备，一概而论。因之，他反对时人以声律、辞藻作为唯一标准，“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以致于“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显然这是殷璠针对当时现状而发，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唐诗选本的通病。但殷璠并不反对声律，“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宁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他还认为，声律要与辞彩、内容相结合，“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可见殷璠主张诗歌要有兴象，且风骨与声律并重。根据这样一种观点，殷璠通过对诗歌发展衍变历史的回顾，以通变眼光看待本朝诗歌，而准确把握住了其脉搏，得出本朝诗歌“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的结论。基于自己的诗歌观点，并从这样一种结论出发，殷璠提出了他具体选诗标准，“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根据自己的观点确立选诗标准，只是编辑者编辑选本的第一步，如何在编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选诗标准并体现自己的诗歌主张才是难点，也是决定诗歌选本成败的关键。《河岳英灵集》之前的诗歌选本，像《诗经》、《楚辞》，选而不评，显得相对隐晦，有的虽在序中表明选诗标准，但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却很难真正贯彻实施，以致出现偏离。对此，殷璠进行了很好的总结。针对《诗经》、《楚辞》等的缺点，殷璠采用序、论结合的方式，使他的诗歌主张得到鲜明展现。针对一般选本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偏离，殷璠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求避免：一是“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即是要求选诗者懂得鉴别诗体，能鉴赏不同风格的诗歌，对其创作的具体背景要有所了解，如此“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二是坚持选诗标准，宁缺毋滥，不可“逢诗辑纂”；三是不为外物干扰，“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而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殷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去贯彻实施：在择取诗人上，主要选取与自己同时代，即在开元、天宝间成长起来的“高才而无贵仕”的下层文人；在择取诗歌的时间上，定为“起甲寅（开元二年），终癸巳（天宝十二年）”，这符合他“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的论断；在择取诗歌的体裁上，虽以古体为主，然近体也数量不少，具体到每一位诗人，则据情况而定，如孟浩然、崔国辅、王湾都以近体为主，这体现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的标准；在择取诗歌的内容上，以抒写文人沦落情怀、失意悲绪以及壮志难愁的苦闷为主，兼及怀乡思人、闲情逸兴等，这些内容类似建安，颇具气骨；在对诗人、诗风的品藻上，采取知人论世的方法，着重从“兴象”与“气骨”两方面去品评，如评陶翰，“即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孟浩然，“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评常建，“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品题精惬，深得诗旨，素来为人所称道。从以上诸方面的编选中我们可以看出，殷璠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紧紧围绕确立的选诗标准，精心筛选，使自己的理论主张在选本中得到完美体现，实现了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高度一致。这个过程对于后来的唐诗选本编辑者来说，确实有一种具体可操作的范式作用。
参考文献：
[1]殷璠.河岳英灵集序[M]//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117.
[2]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84-222.
[3]刘孝孙.沙门慧净诗英华序[G]//全唐文（卷一百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1574.
[4][日]遍照金刚.文镜密府论[G]//南卷.集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165.
[5]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7.
[6]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47.
[7]孙琴安.对中国最初诗歌评点形态的探讨[J].社会科学，1999，（2）：72.
[8]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G].北京：中华书局，1959：1936.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G].北京：中华书局，1965：1688.
[10]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G].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65.
[11]孙光宪.白莲集序[G]//全唐文（卷九零零）.北京：中华书局，1983：9391.
[12]虞集.刘彦行诗序[G]//全元文（卷八二九）.江苏：凤凰出版社，2004：263.
The Significance of He Yue Ying Ling Ji to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ed YAN Zhengdao
（The Ancient Books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Sichuan637002，China）Abstract：He Yue Ying Ling Ji ，the book edited by Yinfan of Tang dynasty， provideed an ideal paradigm for the later tang poetry anthology，and as a high standard for the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ion， has a important infultion to the later tang poetry anthology，also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ed study.Mainly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The first， the first true establish consciousness of Tang poetry anthology of Tang Poetry；The second， establish the basic editing style of Tang Poetry Anthology；The third， practice paradigm to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ion.
Key words： He Yue YingLingJi；The consciousness of Tang Poetry；editorial style；paradigm.
责任编辑：刘玉邦
关键词：河岳英灵集；唐诗意识；编辑体例；范式作用
中图分类号： I207.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10604
由于唐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与影响，因此历朝历代的文人对唐诗选本的编辑往往乐此不疲，据唐诗选本研究专家孙琴安先生统计，从初唐孙季良《正声集》起，至清末王闿运《唐诗选》止，凡六百余种。这还只是大致统计，实际数量肯定远远超出这些。在这为数众多的唐诗选本中，唐人殷璠编辑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河岳英灵集》是最值得注意和重视的。该选本所确立的编辑体例、所体现的编辑思想和原则以及编辑理论与实践所达到的高度，都为后来的唐诗选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成为唐诗选本编辑的高标，影响了其后的众多数唐诗选本，因而在唐诗选本的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第一部真正树立唐诗意识的唐诗选本
唐诗意识是编辑者对唐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独特地位与价值的判断，可以说它就是唐诗选本的灵魂，而第一部真正体现并树立这种意识的唐诗选本就是《河岳英灵集》。从武德初到开元、天宝，唐诗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嬗变发展，已经完全摆脱了齐梁诗歌的影响，自铸新风，盛唐气象隐然形成，如殷璠所说“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1]然而在殷璠之前，尽管已经有人编辑出了各种诗歌选本，包括通代和断代的，但能够准确反映唐诗这种创作实践的却几乎没有，说明当时的一般编辑者或者缺少识力，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唐诗的独立价值，或者意识到了但无法准确把握并通过选诗表达出来，进而树立全新的唐诗意识。
根据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2]的考证，可以确定在殷璠之前主要编辑有以下一些唐诗选本：刘孝孙的《古今类序诗苑》、僧慧净的《续古今诗苑英华》、释玄鉴的《续古今诗集》、郭瑜的《古今诗类聚》、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储亮的《古文章巧言语》、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元鉴的《续古今诗人秀句》，以上为通选本，选初唐及前代诗歌；崔融的《珠英学士集》、孙季良的《正声集》、佚名的《搜玉集》、芮挺章的《国秀集》，以上为断代选，所选诗歌全部来自唐人。通选本主要是模仿六朝的选本，如《玉台新咏》、《文选》等，编辑者自身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编选理论，编选标准则受南朝诗风影响，唐诗处于附丽从属地位。如有的编辑者是由前朝而来，像刘孝孙、僧慧净、储亮等，他们的时代唐诗刚刚起步，创作未丰，故他们在编辑选本时眼光主要集中在南北朝，而对唐诗评价不高。如刘孝孙云：“近世文人，才华间出。周武帝震彼雄图，削平漳滏；隋高祖韫兹英略，龛定江淮。混一车书，大开学校，温邢誉高於东夏，徐庾价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凡此英彦，安可阙如？” [3]刘孝孙大赞六朝诗人，而于唐诗人只字不提，可见唐诗还不入其法眼。而慧净编辑《续古今诗苑英华》的缘由，据《续高僧传》卷三记载：“翰林文士，推承冠绝，兢述新制，请擿瑕累。净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慧净认为时人诗“非奇挺”，故选“近代藻锐者”作范本，其对唐诗之轻视如此。他们以如此标准与思想编辑诗歌选本，则唐诗不过是个附缀而已。有的编辑者虽完全生活于唐代，而在唐诗已经创作颇丰的情况下，却仍深受六朝诗风影响。如元兢编辑之《古今诗人秀句》，“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 [4]上官仪诗承齐梁诗风，绮错婉媚，元兢以之为唐人秀句代表，则显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诗歌缺乏准确把握。又如李康成天宝间所编《玉台后集》，“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 [5]其编辑主旨为续徐陵《玉台新咏》，所选唐诗则为接续前朝乐府诗，唐诗仍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全然无视当时唐诗已经蔚为壮观的现状，说明其没有认识到唐诗自身的独立价值，缺乏自立意识。再看断代选本，与通选本相比，编辑者对唐诗的认识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专选唐诗，表明他们已经把本朝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来看待，也说明他们对唐诗的特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们的最大缺点却是只破不立，破除了前人选本对唐诗附丽地位的认识，却没有树立自己的唐诗意识。《珠英学士集》是第一部专选唐诗的选本，但正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云：“《珠英》但纪朝士”，所选范围过于狭窄，不具有当时诗歌的代表性。《国秀集》所选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仍注重诗人的地位和身份，且所选诗与齐梁诗风关系密切，这种认识则显然落后于时代了。至于《正声集》，编辑者标举兴寄，眼界开阔，选诗多样，取舍得当，为殷璠之前的最好唐诗选本，甚为唐人推崇。但他同时也认为，“永明文章杂错，但类物色”，“以难解为幽致，以难字为新奇”，否定永明体对诗歌的贡献，实际上也是在否定唐诗在近体诗方面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唐诗理论还停留在陈子昂的阶段，在以“兴寄”理论破除六朝不良诗风影响的同时，却没有为唐诗提出更好的理论，为盛唐诗的到来指明具体道路，树立为后人所认同的唐诗意识。因此这项任务也就落在殷璠的身上。
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在上述唐诗选本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唐诗目前的创作实践，通过对唐诗流变的分析，以诗史的眼光准确地把握住了唐诗的特质，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树立了真正的唐诗意识。具体来说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对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表现出高度的自信。他在序中自豪地宣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殷璠相信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唐诗高度繁荣、文质彬彬的时代，并预感到盛唐诗歌顶峰的到来，这种自信是他树立唐诗意识的基础。二是以“风骨”、“兴象”、“声律”作为对唐诗特质的概括，既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这种理论上的高度，是以前唐诗选本所没有的，并以此标准选诗，表现出鲜明的唐诗意识。三是在理论上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或者说为盛唐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唐诗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殷璠的理论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奠定了这部选本在唐诗选本编辑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它所树立的唐诗意识也为后来大多数唐诗选本所因循。 二、确立了唐诗选本的基本编辑体例
殷璠《河岳英灵集》所创立的诗歌评选体例，为后来众多的诗歌选本特别是唐诗选本所模仿学习。马茂元先生就说，它“对入选各家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作简括的评论，其中有不少精辟之见为后人所称述。这种把评和选结合起来，在体例上实属创举，为后来很多评选本诗文集的滥觞。” [6]孙琴安先生也认为：“之前的文学选本，几乎都是只选不评，或者像钟嵘的《诗品》那样只评不选。自他开始，才有了文学作品与评论的直接结合，出现了有选有评的新气象，开创了将选诗和评诗相结合的新体例，对后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7]
《河岳英灵集》的编辑体例，既有对前人的学习，也有自己的独创。在殷璠之前，中国已经有悠久的选诗历史，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8]孔子删诗实际上就是后来的选诗，但孔子“述而不作”，选而不评，其思想主要通过选诗来体现，体例单一。后来的《楚辞》也延续了这样一种传统。到了南北朝，诗歌选本开始出现序，如徐陵的《玉台新咏》、萧统的《昭明文选》等，说明编选的过程、目的、宗旨、标准等。序的出现，说明选本编辑者不再回避自己，还有意强调其编辑理念、思想，这表明诗歌选本编辑者自我意识的形成。之后，序与选诗相结合成了诗歌选本的常态，成为其固定体例。殷璠《河岳英灵集》正是在这种固定体例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其他一些形式，如钟嵘《诗品》对诗人、诗歌的品藻、评论，史书对人物的论赞等。特别是《诗品》品评的方式对殷璠有很大启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指出，“姓名之下各著品题，仿钟嵘《诗品》之体” [9]。在此基础上，殷璠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将选、评、序、论、赞结合起来，开创了选评结合、论赞相系的编辑体例。具体地说，就是集前有序言和集论，集中有品评和论赞，最后通过选诗来加以具体体现。
如前所论，序与选诗的结合是诗歌选本体例的一个重要发展，它使得编辑者的思想得到直接展现。但序主要是表明编辑之宗旨，不便于直接发表议论，故殷璠又在序言之后加上集论，阐发其具体的诗学理论观点，表达对文学的看法，并提出其选诗标准。序言与集论的侧重点不同，相互补充又相得益彰，这显然是殷璠根据需要而作的体例上的改进。这种体例使得传统的诗歌选本更具有理论的色彩和文学批评的性质，大大增强了其文学批评的功能。而集中的品藻、论赞、评点则完全是殷璠个人在选本体例上的创新。在编辑《河岳英灵集》之前，殷璠就曾在他的另一部诗歌选本《丹阳集》中尝试过这种体例，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云：“开元中，丹阳进士殷璠汇次润州包融……十八人诗，前各有评，一卷。” [10]可见殷璠在编辑《丹阳集》时使用了品评的形式，因而在《河岳英灵集》中就显得驾轻就熟，这也意味着这种诗歌选本体例的真正完善与成熟。《河岳英灵集》共选盛唐二十四位诗人，在每个诗人名下缀评语，其基本格式是：先简介其生平事迹，并对其文学风格和总体特征作出评价，这是“知人论世”的方法，形成对诗人的整体印象；然后是列举名篇，摘取诗中的佳句，让人更加注意其创作特色与作品风格，这种方法直接启示了后来的诗歌选本。以评高适为例，“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佳句，且余所爱者，‘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吟讽不厌矣。”先根据高适的性格特征分析其诗歌的主要风格，然后以名篇名句佐证，言简而意赅，细致而具体，不失为至评。由于殷璠将作家、作品融合起来，避免了只对诗人或诗歌进行的单一品评，因而显得相对客观准确。而其品评的角度则灵活多变，有的是从构思的角度，如评常建“属思既苦，词亦警觉”；有的是从风格的角度，如评李白“其为文章，率皆纵逸”；有的是从内容的角度，如评王维“意新理惬”，等等，不拘一格。评语有长有短，长的如对王昌龄的评语达300余字，短的如对崔署的评语仅18字，由此可以看出殷璠的偏好倾向。在选集的总体结构上，由于集中对具体诗人的评论紧扣序论的选评标准，故在结构上显得前后一致，浑然一体，可见其高超的编辑水平。这都标志着唐诗选本体例的基本定型。
三、对唐诗选本编辑实践的范式作用
选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特殊方式，编辑者藉此可以体现自己的文学观点、诗歌主张。殷璠之前的唐诗选本，有的还停留于南北朝时期的诗歌理论，已不适应唐诗发展的现实需要，有的还处于理论的探索中，没有形成成熟的唐诗理论主张，故都不能对后世唐诗选本起到范式作用。而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不但提出了自己成熟的唐诗理论观点，更将它体现贯彻在实际的编辑过程中，实现了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高度一致，成为唐诗选本的高标，为后世提供了一部理想的唐诗范本，对后人唐诗选本编辑起到了一种良好的范式作用。如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中另一部较好的选本，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学习模仿的痕迹就非常明显。又如清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专选盛唐诗，“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从旨意到形式皆以《河岳英灵集》为范式。《河岳英灵集》编辑的成功，也可从后人高度评价看出，如五代孙光宪《白莲集序》云：“有唐御宇，诗律尢精。列姓字，掇英秀，不啻十数家。惟丹阳殷璠，优劣升黜，咸当其分。世之深于诗者，谓其不诬。” [11]元虞集《刘彦行诗序》也认为：“殷璠所录《河岳英灵诗》，虽名贤大家，所收不过十数篇，而意气调度可以尽见，所谓尝鼎一脔而尽知其味者也。” [12]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后人以之作为理想范本的原因。
那么《河岳英灵集》是如何起到这种范式作用的呢？首先是殷璠对自己时代诗歌理论的准确总结，这是前提。没有这种准确的理论总结，就不可能有成功的选诗。殷璠所处的时代正是唐诗创作日趋繁荣、唐诗风格渐趋形成的时代，殷璠以他理论家的知觉敏锐地认识到这点，但让他感到不满的是，时人编辑的唐诗选本却“诠拣不精，玉石相混”，无一能够反映其创作实际，总结其成就与风貌，“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因此，殷璠有意借编辑这部诗歌选本来表达他对当代诗坛的看法，宣扬其诗歌理论主张。殷璠认为，“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这是由于各人风格的不同所致，不能求全责备，一概而论。因之，他反对时人以声律、辞藻作为唯一标准，“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以致于“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显然这是殷璠针对当时现状而发，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唐诗选本的通病。但殷璠并不反对声律，“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宁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他还认为，声律要与辞彩、内容相结合，“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可见殷璠主张诗歌要有兴象，且风骨与声律并重。根据这样一种观点，殷璠通过对诗歌发展衍变历史的回顾，以通变眼光看待本朝诗歌，而准确把握住了其脉搏，得出本朝诗歌“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的结论。基于自己的诗歌观点，并从这样一种结论出发，殷璠提出了他具体选诗标准，“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根据自己的观点确立选诗标准，只是编辑者编辑选本的第一步，如何在编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选诗标准并体现自己的诗歌主张才是难点，也是决定诗歌选本成败的关键。《河岳英灵集》之前的诗歌选本，像《诗经》、《楚辞》，选而不评，显得相对隐晦，有的虽在序中表明选诗标准，但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却很难真正贯彻实施，以致出现偏离。对此，殷璠进行了很好的总结。针对《诗经》、《楚辞》等的缺点，殷璠采用序、论结合的方式，使他的诗歌主张得到鲜明展现。针对一般选本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偏离，殷璠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求避免：一是“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即是要求选诗者懂得鉴别诗体，能鉴赏不同风格的诗歌，对其创作的具体背景要有所了解，如此“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二是坚持选诗标准，宁缺毋滥，不可“逢诗辑纂”；三是不为外物干扰，“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而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殷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去贯彻实施：在择取诗人上，主要选取与自己同时代，即在开元、天宝间成长起来的“高才而无贵仕”的下层文人；在择取诗歌的时间上，定为“起甲寅（开元二年），终癸巳（天宝十二年）”，这符合他“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的论断；在择取诗歌的体裁上，虽以古体为主，然近体也数量不少，具体到每一位诗人，则据情况而定，如孟浩然、崔国辅、王湾都以近体为主，这体现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的标准；在择取诗歌的内容上，以抒写文人沦落情怀、失意悲绪以及壮志难愁的苦闷为主，兼及怀乡思人、闲情逸兴等，这些内容类似建安，颇具气骨；在对诗人、诗风的品藻上，采取知人论世的方法，着重从“兴象”与“气骨”两方面去品评，如评陶翰，“即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孟浩然，“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评常建，“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品题精惬，深得诗旨，素来为人所称道。从以上诸方面的编选中我们可以看出，殷璠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紧紧围绕确立的选诗标准，精心筛选，使自己的理论主张在选本中得到完美体现，实现了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高度一致。这个过程对于后来的唐诗选本编辑者来说，确实有一种具体可操作的范式作用。
参考文献：
[1]殷璠.河岳英灵集序[M]//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117.
[2]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84-222.
[3]刘孝孙.沙门慧净诗英华序[G]//全唐文（卷一百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1574.
[4][日]遍照金刚.文镜密府论[G]//南卷.集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165.
[5]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7.
[6]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47.
[7]孙琴安.对中国最初诗歌评点形态的探讨[J].社会科学，1999，（2）：72.
[8]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G].北京：中华书局，1959：1936.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G].北京：中华书局，1965：1688.
[10]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G].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65.
[11]孙光宪.白莲集序[G]//全唐文（卷九零零）.北京：中华书局，1983：9391.
[12]虞集.刘彦行诗序[G]//全元文（卷八二九）.江苏：凤凰出版社，2004：263.
The Significance of He Yue Ying Ling Ji to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ed YAN Zhengdao
（The Ancient Books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Sichuan637002，China）Abstract：He Yue Ying Ling Ji ，the book edited by Yinfan of Tang dynasty， provideed an ideal paradigm for the later tang poetry anthology，and as a high standard for the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ion， has a important infultion to the later tang poetry anthology，also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ed study.Mainly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The first， the first true establish consciousness of Tang poetry anthology of Tang Poetry；The second， establish the basic editing style of Tang Poetry Anthology；The third， practice paradigm to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ion.
Key words： He Yue YingLingJi；The consciousness of Tang Poetry；editorial style；paradigm.
责任编辑：刘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