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摆脱最初的窘迫状态，不再是浪子，而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作家、名教授。
　　1935年的一天，沈从文去熊希龄家做客。他走进熊希龄在西山的别墅，女主人不在，迎客的是一位美女。对方自我介绍，她叫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给彼此留下极好印象。
　　一个月后，他们再见面。沈从文得知高青子不仅读了他的小说，而且还相当熟悉小说中的细节。那天她特意穿了他在小说里写到的“绿地小黄花浅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以着装传情，让沈从文不能不动心。
　　他毕竟有着文人的朴实和简单，居然在1936年春节刚过，将自己与高青子的婚外恋，告诉了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震惊、不解，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
　　无助的沈从文请林徽因帮忙缓和矛盾。他辩解说，自己出格的行为和对妻子的爱之间没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女性时，他就这样做了。他可以爱许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嘛。
　　林微因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理解他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她还把这件事写信告诉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说：“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男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当事人张兆和不会理解沈从文那文人式的“呻吟”。实际上，她和沈从文结合，真有点强人所难。在她，一直是被动的、躲避的。要她理解、欣赏这样的天才夫君，比较苛刻。
　　到了晚年，张兆和在编完《沈从文家书》后，方有所悔悟,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从本质上说，张兆和毕竟不是林徽因，不是那种西化开放的女性，她们没有多少相通的感悟点。沈从文只是在情感上一时受到高青子的牵引，理智上他坚定地留在张兆和的身边。
　　故事并未结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离开北平。1938年4月，他经贵阳抵达昆明。张兆和因刚刚产子,身体虚弱，未曾同行。1938年11月，她携二子辗转到了昆明，与沈从文团圆。
　　高青子这时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聯大图书馆任职，登记的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她住在昆明市玉龙堆四号，和熊希龄的侄女熊瑜同住。
　　沈从文与高青子交往随之密切，引出流言。有人说沈从文备受争议的《看虹录》，正是放纵情感的产物。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这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得多。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青子也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时间是在1942年。
　　沈从文的小说《主妇》，是为纪念结婚13年而作，也是对自己10余年来情感历程的总结。在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对给妻子造成的伤害表示了极大的歉意，这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
　　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和自己心灵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