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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0年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斗争加剧,五四文坛也随之发生了急剧分化。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和胡适,由于时代、文学思潮等客观因素和性格气质、思想文化取向、政治立场等主观因素纷繁复杂的原因,由最初的互相支持走向分道扬镳。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反思,在当下多种文化芜杂丛生的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五四文坛 分化 鲁迅 胡适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狂飙力量,冲决了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的思想文化根基,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大门。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最复杂的现象,是《新青年》同人在分道扬镳之后,各自走出了不同的精神路线图。对此鲁迅也曾慨叹:“《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具体说来,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中,陈独秀转向了对政治运动抱有极大的热情;胡适则从改良旧文学的先行者很快转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进而呼吁对古典文化的重视;钱玄同和刘半农则转向了语言学和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周作人也渐渐从时代的激进潮流中退隐;鲁迅的精神世界则发生了深刻而痛苦的撕裂与剧变。
可以说,在《新青年》团队中,鲁迅与胡适是最有路径意识的两个人。作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导师式人物,鲁迅和胡适都是以共同的反传统的文化姿态走上文坛,又以同样的远见卓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辟清道路,并都以自己的成绩为那个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鲁迅与胡适间的勉励合作只不过维持了几年,其后随着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两个人在一些观念和看法上的分歧便逐渐暴露出来,而且彼此的前进方向是渐行渐远,乃至成为中国社会不同阵营中的陌路人。这种分化,深刻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条发展道路。虽然历史已经翻过那一页,然而探究产生这种分化的历史原因,并对之进行反思,对于当下多种文化芜杂丛生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产生分化的客观原因
1 时代的制约
上世纪20年代初始,中国的社会状况变得非常动荡:军阀政治的黑暗、帝国主义的欺压、工人运动的高涨等,极大地冲击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潮流。在这样一种时代激流里,作家们不得不从对个性解放的提倡转向对时代给予更多关注。尤其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促使以追求“人的解放”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向,“在中国文学中,个人命运的焦虑总是很快就纳入全民族的危机感之中”。但是各个作家在这种时代氛围的变化中不会出现整齐划一的自我调整,而是在方向、速度、程度等方面都会带有明显的差异。直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使国内阶级斗争激化,时代风云强烈影响了作家和文学的发展方向。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认为,种族、环境、时代决定着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可以说,时代因素对一个时期的思想潮流起着关键性作用,我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爆发到消退的快速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上世纪2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的确没有给这种新文化思潮以充分发展的机会,激烈的社会变动与政治斗争取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启蒙的主题,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必须做出抉择的难题。这种时代巨变,使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内在焦虑,彼此的分歧与矛盾也就凸显出来了。鲁迅的逐渐靠近革命,胡适的逐渐走近国民党政府,正是他们在这种时代的促使下做出的不同文化选择与人生选择。
2 五四新文化思潮发展中的局限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整个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出控诉和抗议,尤其在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等思想方面,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五四新文化思潮也日益暴露出自身的不足。首先,在思想文化界过多地强调个人性。对此,鲁迅在回顾这段文学思潮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大部分作家在进行创作时的思想观念是比较窄化的,往往“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同社会现实特别是广大群众的深层联系很不够。历观中国上世纪20年代前后现代文学现场就会发现,由于这种过于强调个人性的思想文化状态,无论是新文化运动时激扬凌厉的思想,还是体现新文学运动创作实绩的各种作品,实际上广大底层群众对之是比较隔膜的。因此,当社会变动中个人愿望受挫时,这些作家往往缺乏保持思想文化既有向度的抗衡力量,就极易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甚至出现急剧的转向或分化。其次,这种思想文化的成分和来源非常复杂,既有同质的文化因素也有异质文化因子间的碰撞,既有共同的思想指向也有最终旨归的分歧,所以一旦外在条件发生变化,这种芜杂的思想潮流会受到剧烈影响,主要表现为潮流的变迁和文学阵营的分化。
二 产生分化的主观原因
1 不同的性格气质
心理学上讲,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对人的心态与价值选择都有明显的影响。就性格气质而言,鲁迅较为峻急激进,爱憎情感也很分明,甚至晚年时仍有着“一个也不宽恕”的决绝。而胡适是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性格平和,主张宽容,看重思想的建设维度。与这种性格气质相联系,在文化启蒙的姿态上,鲁迅是一位思想家式的民主主义启蒙者,较为激进,属于注重个人生存体验的内向型知识分子;胡适则是学者式的自由主义启蒙者,主张渐进式变革,属于赞成“充分世界化”的向外吸收型的知识分子。这些差别使他们面对中西文化的历史大交融和古今文化的大撞击时,各自的文化选择就会出现大的差别。鲁迅更多的是坚持着一种改造国民性的立场,“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对文化与文学中“人”的精神层面进行反复探讨,对生命存在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以“精神界战士”姿态毅然地“反抗绝望”。而胡适更多的是对文化思想的现代建构向度进行探求,其学术研究上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原则,在他的文学姿态上有着重要影响,故而表现出较为温和的文化取向。而这些也正是导致1927年以后,鲁迅与胡适在政治上置身于不同营垒的一个重要原因。
2 不同的思想文化取向
在早期的文化观上,鲁迅和胡适存在着相近似的方面,如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本身的内容、特点以及它们与现实生活的价值关系的认识,就有着作为被西方现代思潮唤醒的同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所以在《新青年》时期,都是同一阵营中的勇士。然而,具体到文化理路和文化视角的选择上,就因个人的历史眼光和对时代的体认而产生了差别。首先,在文化理路上二人是不同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最为关注的是西方文化中具有挣扎与反抗精神的文学,受到雪莱、拜伦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等“摩罗”诗人的影响较大,并且以译介弱小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来倡导一种高昂的反帝爱国的激情。而胡适早期受到的文学影响,主要来自庞德、罗威尔等英美诗坛意象派诗论,他更注重文学形式的改良。“现有的传记研究证实了一个合理的推测:留学经历极大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事业”。特别是1928年以后,鲁迅将文化视角逐步转移到苏俄文艺理论与文学时,胡适仍然热衷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这使二人的文化观愈来愈增大了分歧的鸿沟。其次,二人即使面对同一文化思潮,他们择取的文化视角也有不同。如同受进化论的影响,鲁迅看重“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发展进化观,对社会变革强调“火与剑”的改革方式。胡适信奉的则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进化论上主张一点一滴地渐进式改进,反对阶级斗争的方法。又如在五四前后对易卜生主义的态度,鲁迅是怀着“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从易卜生主义中汲取的是“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的精神。而胡适则从易卜生主义中领悟出“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所以在《新青年》办刊宗旨的讨论与“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表现出诸多与鲁迅的不同,是一种在社会变动中更倾向于持重守成的文化取向。文化理路和视角的差异,是使胡适和鲁迅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两极的关键原因。
3 政治立场
众所周知,鲁迅与胡适早年都具有开放意识和世界性的眼光,都接受过进化论的影响,都具有反传统的倾向,两人最成功的合作是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后来虽然在文化观念和学术思想上有着某些分歧,但还不至于彻底决裂,而正是由于政治道路的不同才决定性地促进了他们的分化,走上了两条互相对立的现代知识分子道路。鲁迅跟胡适之间的疏离和隔膜大约开始于1924至1926年。鲁迅在对待驱逐废帝溥仪、召开善后会议以及跟现代评论派笔战这三个问题上跟胡适观点态度不一,感情也就逐渐疏离起来。但这时还只是文化圈内的论争,在私人感情上仍保持着彼此间的惺惺相惜。但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后,特别是鲁迅在广州亲睹了这场血腥斗争后,进化论思想为之轰毁,并抛弃了北伐战争高潮中对国民党寄予的希望,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被虐杀者一边,表现出鲁迅一以贯之的对“人”的关注。而此时的胡适虽然对于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政策也是很不满意的,并且撰文予以批评,但他却始终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有一个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并不理想,所以他采取的态度不是革命推翻,而是矫正其偏颇,并为之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鼓吹。到了30年代,围绕着保障民权和对日政策的问题,鲁迅更对胡适进行了尖锐批判。可见,鲁迅和胡适的疏离对立,政治立场的不同是一个决定性原因。
三 对五四文坛分化的反思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所进行的这场思想文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随之而来的文坛分化,也使这一进程受到极大影响,中国现代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中呈现出了巨大的分野,走向了不同的生命道路。特别是作为领袖式的人物——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分化意味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抉择。他们在这种抉择中的焦虑、痛苦、辨析和反思,为我们认识变革时代的文化流变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当我们理解了20年代五四文坛分化的历史原因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人与历史的悖论:个人可以影响历史进程,却又为历史所掌控。也就是说,在历史进程中,个人的性格气质、文化观念、政治态度在决定一个人的前进道路时,也在客观上为历史呈现出了不同景观。反过来,历史在个人的一次次选择中,又无情地碾碎了个人多项选择的可能性。正如鲁迅和胡适二人的不同选择:鲁迅历来重视客观事实和实践效果教训,他不迷信主义,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思想家;而胡适终生服膺于杜威的实用主义,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手段而不是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毫无疑问,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他们的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峙的两座奇峰,然而当历史的车轮促使他们踏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时,他们也为历史赋予了不同意蕴。正如胡适在《不朽》一文中所说:“‘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都永远留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参考文献:
[1]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3] [法]丹纳,傅雷译:《艺术哲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杰罗姆·B·格里德尔,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田悦芳,女,1975—,河北人,南开大学文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五四文坛 分化 鲁迅 胡适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狂飙力量,冲决了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的思想文化根基,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大门。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最复杂的现象,是《新青年》同人在分道扬镳之后,各自走出了不同的精神路线图。对此鲁迅也曾慨叹:“《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具体说来,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中,陈独秀转向了对政治运动抱有极大的热情;胡适则从改良旧文学的先行者很快转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进而呼吁对古典文化的重视;钱玄同和刘半农则转向了语言学和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周作人也渐渐从时代的激进潮流中退隐;鲁迅的精神世界则发生了深刻而痛苦的撕裂与剧变。
可以说,在《新青年》团队中,鲁迅与胡适是最有路径意识的两个人。作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导师式人物,鲁迅和胡适都是以共同的反传统的文化姿态走上文坛,又以同样的远见卓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辟清道路,并都以自己的成绩为那个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鲁迅与胡适间的勉励合作只不过维持了几年,其后随着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两个人在一些观念和看法上的分歧便逐渐暴露出来,而且彼此的前进方向是渐行渐远,乃至成为中国社会不同阵营中的陌路人。这种分化,深刻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条发展道路。虽然历史已经翻过那一页,然而探究产生这种分化的历史原因,并对之进行反思,对于当下多种文化芜杂丛生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产生分化的客观原因
1 时代的制约
上世纪20年代初始,中国的社会状况变得非常动荡:军阀政治的黑暗、帝国主义的欺压、工人运动的高涨等,极大地冲击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潮流。在这样一种时代激流里,作家们不得不从对个性解放的提倡转向对时代给予更多关注。尤其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促使以追求“人的解放”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向,“在中国文学中,个人命运的焦虑总是很快就纳入全民族的危机感之中”。但是各个作家在这种时代氛围的变化中不会出现整齐划一的自我调整,而是在方向、速度、程度等方面都会带有明显的差异。直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使国内阶级斗争激化,时代风云强烈影响了作家和文学的发展方向。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认为,种族、环境、时代决定着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可以说,时代因素对一个时期的思想潮流起着关键性作用,我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爆发到消退的快速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上世纪2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的确没有给这种新文化思潮以充分发展的机会,激烈的社会变动与政治斗争取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启蒙的主题,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必须做出抉择的难题。这种时代巨变,使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内在焦虑,彼此的分歧与矛盾也就凸显出来了。鲁迅的逐渐靠近革命,胡适的逐渐走近国民党政府,正是他们在这种时代的促使下做出的不同文化选择与人生选择。
2 五四新文化思潮发展中的局限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整个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出控诉和抗议,尤其在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等思想方面,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五四新文化思潮也日益暴露出自身的不足。首先,在思想文化界过多地强调个人性。对此,鲁迅在回顾这段文学思潮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大部分作家在进行创作时的思想观念是比较窄化的,往往“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同社会现实特别是广大群众的深层联系很不够。历观中国上世纪20年代前后现代文学现场就会发现,由于这种过于强调个人性的思想文化状态,无论是新文化运动时激扬凌厉的思想,还是体现新文学运动创作实绩的各种作品,实际上广大底层群众对之是比较隔膜的。因此,当社会变动中个人愿望受挫时,这些作家往往缺乏保持思想文化既有向度的抗衡力量,就极易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甚至出现急剧的转向或分化。其次,这种思想文化的成分和来源非常复杂,既有同质的文化因素也有异质文化因子间的碰撞,既有共同的思想指向也有最终旨归的分歧,所以一旦外在条件发生变化,这种芜杂的思想潮流会受到剧烈影响,主要表现为潮流的变迁和文学阵营的分化。
二 产生分化的主观原因
1 不同的性格气质
心理学上讲,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对人的心态与价值选择都有明显的影响。就性格气质而言,鲁迅较为峻急激进,爱憎情感也很分明,甚至晚年时仍有着“一个也不宽恕”的决绝。而胡适是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性格平和,主张宽容,看重思想的建设维度。与这种性格气质相联系,在文化启蒙的姿态上,鲁迅是一位思想家式的民主主义启蒙者,较为激进,属于注重个人生存体验的内向型知识分子;胡适则是学者式的自由主义启蒙者,主张渐进式变革,属于赞成“充分世界化”的向外吸收型的知识分子。这些差别使他们面对中西文化的历史大交融和古今文化的大撞击时,各自的文化选择就会出现大的差别。鲁迅更多的是坚持着一种改造国民性的立场,“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对文化与文学中“人”的精神层面进行反复探讨,对生命存在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以“精神界战士”姿态毅然地“反抗绝望”。而胡适更多的是对文化思想的现代建构向度进行探求,其学术研究上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原则,在他的文学姿态上有着重要影响,故而表现出较为温和的文化取向。而这些也正是导致1927年以后,鲁迅与胡适在政治上置身于不同营垒的一个重要原因。
2 不同的思想文化取向
在早期的文化观上,鲁迅和胡适存在着相近似的方面,如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本身的内容、特点以及它们与现实生活的价值关系的认识,就有着作为被西方现代思潮唤醒的同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所以在《新青年》时期,都是同一阵营中的勇士。然而,具体到文化理路和文化视角的选择上,就因个人的历史眼光和对时代的体认而产生了差别。首先,在文化理路上二人是不同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最为关注的是西方文化中具有挣扎与反抗精神的文学,受到雪莱、拜伦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等“摩罗”诗人的影响较大,并且以译介弱小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来倡导一种高昂的反帝爱国的激情。而胡适早期受到的文学影响,主要来自庞德、罗威尔等英美诗坛意象派诗论,他更注重文学形式的改良。“现有的传记研究证实了一个合理的推测:留学经历极大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事业”。特别是1928年以后,鲁迅将文化视角逐步转移到苏俄文艺理论与文学时,胡适仍然热衷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这使二人的文化观愈来愈增大了分歧的鸿沟。其次,二人即使面对同一文化思潮,他们择取的文化视角也有不同。如同受进化论的影响,鲁迅看重“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发展进化观,对社会变革强调“火与剑”的改革方式。胡适信奉的则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进化论上主张一点一滴地渐进式改进,反对阶级斗争的方法。又如在五四前后对易卜生主义的态度,鲁迅是怀着“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从易卜生主义中汲取的是“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的精神。而胡适则从易卜生主义中领悟出“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所以在《新青年》办刊宗旨的讨论与“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表现出诸多与鲁迅的不同,是一种在社会变动中更倾向于持重守成的文化取向。文化理路和视角的差异,是使胡适和鲁迅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两极的关键原因。
3 政治立场
众所周知,鲁迅与胡适早年都具有开放意识和世界性的眼光,都接受过进化论的影响,都具有反传统的倾向,两人最成功的合作是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后来虽然在文化观念和学术思想上有着某些分歧,但还不至于彻底决裂,而正是由于政治道路的不同才决定性地促进了他们的分化,走上了两条互相对立的现代知识分子道路。鲁迅跟胡适之间的疏离和隔膜大约开始于1924至1926年。鲁迅在对待驱逐废帝溥仪、召开善后会议以及跟现代评论派笔战这三个问题上跟胡适观点态度不一,感情也就逐渐疏离起来。但这时还只是文化圈内的论争,在私人感情上仍保持着彼此间的惺惺相惜。但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后,特别是鲁迅在广州亲睹了这场血腥斗争后,进化论思想为之轰毁,并抛弃了北伐战争高潮中对国民党寄予的希望,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被虐杀者一边,表现出鲁迅一以贯之的对“人”的关注。而此时的胡适虽然对于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政策也是很不满意的,并且撰文予以批评,但他却始终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有一个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并不理想,所以他采取的态度不是革命推翻,而是矫正其偏颇,并为之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鼓吹。到了30年代,围绕着保障民权和对日政策的问题,鲁迅更对胡适进行了尖锐批判。可见,鲁迅和胡适的疏离对立,政治立场的不同是一个决定性原因。
三 对五四文坛分化的反思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所进行的这场思想文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随之而来的文坛分化,也使这一进程受到极大影响,中国现代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中呈现出了巨大的分野,走向了不同的生命道路。特别是作为领袖式的人物——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分化意味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抉择。他们在这种抉择中的焦虑、痛苦、辨析和反思,为我们认识变革时代的文化流变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当我们理解了20年代五四文坛分化的历史原因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人与历史的悖论:个人可以影响历史进程,却又为历史所掌控。也就是说,在历史进程中,个人的性格气质、文化观念、政治态度在决定一个人的前进道路时,也在客观上为历史呈现出了不同景观。反过来,历史在个人的一次次选择中,又无情地碾碎了个人多项选择的可能性。正如鲁迅和胡适二人的不同选择:鲁迅历来重视客观事实和实践效果教训,他不迷信主义,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思想家;而胡适终生服膺于杜威的实用主义,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手段而不是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毫无疑问,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他们的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峙的两座奇峰,然而当历史的车轮促使他们踏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时,他们也为历史赋予了不同意蕴。正如胡适在《不朽》一文中所说:“‘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都永远留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参考文献:
[1]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3] [法]丹纳,傅雷译:《艺术哲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杰罗姆·B·格里德尔,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田悦芳,女,1975—,河北人,南开大学文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