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是个蕞尔小国，许多中国人知道这个国家，主要还是由于它曾是“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
　　在恩维尔·霍查40年的独裁统治下，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最贫穷、最专制的国家，几乎听不到一点反抗的声音。即使如此，这个国家还是产生了一位蜚声世界的大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霍查曾喜欢他的政治抒情诗，西方评论界则赞扬他的荒诞小说，将其与果戈理、卡夫卡和奥威尔相比，称他具有荷马的叙事风格。
　　卡达莱1936年出生于南部山城吉诺卡斯特，童年时目睹意大利、希腊和德国的轮番占领。他先是在地拉那大学学习文学，后去莫斯科高尔基学院，成为官方作家。那时正是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但学院仍只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卡达莱认为这种教育在扼杀作家的创造力。
　　他没有读到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的作品，读的是果戈理、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经典在阿尔巴尼亚也属禁书。在莫斯科期间，他悄悄写了一部小说《没有公共信息的城市》，回国后改写成一个短篇《咖啡馆的一天》，小说揭示了极权文化的一个基本问题——虚假。小说很快便遭到禁止，推荐小说的一位共青团领导人不久也被指责为自由主义，并被判处15年徒刑。这使他意识到，自己所信奉的理论看上去美好，其实践却是可怕的。
　　后来在西方旅游时，读到了卡夫卡和奥威尔的小说。他喜欢《1984》，认为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崇拜苏联，奥威尔却懂得极权的本质。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不明白萨特为什么要捍卫苏联，当有人告诉萨特，中国“文革”中有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折磨和殘杀时，萨特立刻就成为了毛主义者。
　　卡达莱的作品多描写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和传说、现代语境中的古代神话，以及阿尔巴尼亚的极权实验。在他看来，文学不能切断现实，就像一个人不能脱离人性的领域。他的小说《怪兽》取材希腊神话：特洛伊木马突然出现在一个城市，木马里藏着敌人，他们在等待着城市陷落。但城市一直没有陷落，木马却永远待在了那儿。城里人陷入了持续的焦虑中，到处是阴谋、威胁和流言，生活变得不再正常。用作者的话说，极权制度就是建立在外部威胁的偏执狂基础上，“它需要一个敌人来证明压制是正确的”。
　　这部小说遭到查禁，他另外一部遭禁的小说是《梦幻宫殿》，主人公在有权有势的家族安排下，进入奥斯曼帝国管控梦的宫殿工作，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分析成千上万个梦境，侦查人民的思想。这个迷宫式的机构阴郁幽暗，没有任何生气，却控制着所有人的命运。主人公从最初的厌恶到后来趾高气扬，意识到任何人一旦控制了人类生活的幽暗领域，便能行使无边的权力。在解读一个梦时，他认为这是想要谋反，结果揭发的却是自己的亲人，给家族带来灾难。
　　卡达莱从没遭受迫害，他担任过阿共领导，一直可以在国外旅游和出书。这也许是其世界声誉和作品的隐晦表达保护了他，霍查想让人们把自己看作一个诗人，而不是暴君。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卡达莱写过遭禁的小说，也写过歌颂霍查的作品，这是他为自由付出的代价。这导致人们一直在争论，他到底是异见作家，还是正统的官方作家？
　　按照卡达莱的说法，他之所以喜欢希腊神话和历史传说，是因为阿尔巴尼亚的现实就像希腊神话中阿特柔斯的房子，每一个罪行都会导致下一个罪行，直至所有人被杀。在霍查的周围，就弥漫着这种恐怖的氛围。1981年，霍查的亲密战友、总理谢胡突然被害，官方宣布是自杀。在卡达莱看来，捷克的哈维尔若是在阿尔巴尼亚，那么等待他的将不会是坐牢，而是杀头。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可以采取持不同政见的立场，哪怕是几天，都可能面临枪毙。另一方面，我的作品本身构成了一个明显的反抗形式。”
　　卡达莱的话并非只是辩解。在霍查时期，他的作品出版就会被抢购一空，因为人们担心作品马上就会遭到禁止。在一个独裁政权下，还有什么比荒诞更能表达人们的内心感受？1990年，阿尔巴尼亚制度转型后，卡达莱坚决支持民主化，正如他所说，独裁与真正的文学是不相容的，作家是独裁的天然敌人。他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他用文学捍卫了人类的自由。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