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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多年主管党和国家的宣传舆论，位高权重，但在今人心目中的形象反不如他当年的副手胡乔木、周扬等人清晰，这可能与他不像胡、周两位个性鲜明且常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有关，也可能与他在平反后没有担任实际领导职务有关。据陆定一本人说：“当时中央要我再去担任中宣部长，或者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我已經七十三岁了，孔夫子就是这个岁数死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再去担任这些职务。应当让年轻人来干。”（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这位“文革”前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复出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位置或许没之前那么重要，但晚年陆定一思想解放，敢说实话，为人所称道。
两个“幼年期”的困厄与炼狱
共产革命是农民革命，但其领袖人才多由知识界提供。陆定一童年受过较好的古典教育，青春期曾信奉“科学救国”并毕业于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科。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热爱学习，喜欢思考。到延安时期，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表达能力、文字功夫已在党内著名。在中宣部部长任上，他也不满足于事务性工作而提倡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陆定一是有思想、有见解的一位。正因此，他能够在饱受摧残后的晚年，痛定思痛，对建国后某些“左”的政策有较深切的反思。1977年3月，十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彭德怀冤案也没有平反，陆定一就发表《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大跃进”中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行为。庐山会议上“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些观点发表在中央还没有对“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之前，是要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政治勇气的。可以说，他践行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党内外、国内外的解释很多。有些是真诚地反省历史错误，有的是借机攻击党、否定党。在既深入到位又保持政治正确方面，陆定一做得最好。根据他的观点，这是因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不成熟所致。“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也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就陆定一个人来说，提出这两个“幼年期”不是偶然的。早在1957年3月，他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幼年期”的问题：“我们的党，为了学会领导中国革命，曾经花了二十四年的时间（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5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我们党内的广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盲目性的时候，我们曾经犯过四次路线错误。我们学会了领导中国革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经验不够的，还是不完全熟悉其发展规律的，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的。我们当前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争取越快越好地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以便能够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陆定一《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1957年3月5日，《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遗憾的是，包括陆定一在内的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这种警觉并没有导向实践上的成熟。1957年以后的历史，似乎没有走出“幼年期”。革命不易，建设也不易。
党的七大标志着第一个幼年期的结束，其基本依据是党有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和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而第一个“幼年期”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缺乏独立自主，很多事情听莫斯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陆定一讲得更多的“左”的错误。比如在海陆丰：
当时我们党处于幼年期，很幼稚，不成熟……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正确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又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仅规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敌探要处以极刑，就连通讯员、税务人员、各机关一般公职人员也要处死，这就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对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采取打击政策；在土改中不仅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没收，这样就孤立了自己。（陆定一《回忆海陆丰的斗争》）
就陆定一个人而言，“幼年期”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路线。这当中包含着他自己的痛楚经验。1931年在上海团中央，陆定一因所谓“调和路线”而被团中央书记博古撤销宣传部长之职；1932年3、4月间在江西苏区团中央局，又因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被撤销宣传部长职务，要他去上海工作。“在上海，认识陆定一的人很多，而且已经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了，才到中央苏区工作，现在又要他到上海，无异是把他送入龙潭虎穴。”（《陆定一传》）1933年初，上海团中央机关遭敌破坏，陆冒险逃脱后，却在赣东北苏区看到团中央的决定：陆定一逃跑回家，开除团籍。在他再到中央苏区后，得到董必武的支持而获平反。有此遭遇，陆几十年后还对王明恨意难消：“王明等人，不过是米夫的走狗，就是苏共党内搞大国主义、老子党这样一些人，想用来控制中国党的工具。”“在王明路线之下，地方和军队里被冤枉的烈士，年代久远，很多至今没有昭雪，甚至无法查明。”（陆定一《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回顾》，1982年5月15日，《陆定一文集》）
也因为这些遭遇，陆定一在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清理王明集团的重要人物，具体参与新闻理论和党的宣传方针的制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大将之一。1942年8月，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后，他可以拒绝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社长博古每天写一篇社论的要求，明确对名义上的领导博古说：我不做杨松（《解放日报》前任总编辑，35岁病逝——引按），你要我做杨松，我就向中央告你。当年在上海，在江西苏区，陆都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有的直接与博古有关。但在延安，博古正在接受严厉的政治清算，而陆则获得毛泽东的充分信任，他知道博古“对我也没办法，没有像他当权时那样说我是右倾机会或调和路线。”（陆定一《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1981年3月12日，《陆定一文集》）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陆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为党的革命文化建设立下大功。从中宣部部长开始，陆定一逐步成为党的历史上主管思想文化战线时间最久的领导人。 1966年，狂飙天落。毛泽东判定中宣部为“阎王殿”“独立王国”，陆定一被撤职、批斗和关押。1966年5月，他被赶出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增福堂，蛰居在安儿胡同1号写检讨；9月30日后被关押到另一幢小楼，接受审讯和劳动改造；12月9日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在此后的一年多中，接受公开批斗几十次。當时的情形，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除了中央派来的同志审查我外，参加中宣部群众会（三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挟走就无法行走……”（《陆定一传》）不是在看守所受刑讯逼供，就是在批斗会上遭摧残迫害，1966年12月10日、17日，陆两次绝食抗争。1967年1月1日，审讯他的人讽刺说：“你不是已经绝食过两次了吗？如果你有骨气，应该再绝食，绝食到死哇！”陆受不了这番凌辱，再次绝食4天。
1968年4月，陆定一被正式逮捕。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接受刑讯逼供。1975年，政治形势好转，他的孩子以当时流行的上书方式，直接向毛泽东求救：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写这封信，泪水与笔墨齐下！
我们是陆定一的三个子女。自文革一开始父母便受到隔离，至今九年，杳无音信。我们兄妹只有相对悲咽，告诉无人！
但我们深信，父母是忠于党、忠于您老人家的。即使犯了错误，也绝不是反革命。记得父亲被抓走时，对我们讲：“如果我倒下了，便是爬也要跟党走的……”
如今他们身陷囹圄，重病在身，恳求您准许他们出狱治病，则恩同再造。
涸辙之鲋，但求升斗之水。只要家人团聚，终老于森泉之下足矣。
临书涕泣，不尽禀诉！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陆德 陆健 陆瑞君 敬上
毛泽东批示：“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陆定一传》）虽然没有直接回答陆德等人的请求，也没有说放出来，但毕竟是松动的表示。1975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陆定一的党籍，释放出狱，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陆定一不同意决议加诸的三项13条罪状，拒绝出狱。他的“书生气”使他在铁窗中又多住了3年。
在党的两个“幼年期”，陆定一都受到迫害，他与党共命运。所以，虽然陆定一是“文革”中打倒最早、受刑最重的老干部之一，但批斗与铁铐，名誉扫地与家破人亡，都没有改变他的政治信念。被捕前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说：要跟着毛干一辈子革命，“爬着也要跟上去。”1971年的狱中诗还歌颂“文革”：“壮志饥餐帝修反，铁窗奈何锢英豪……文化革命风光好，如此风光世间好。”83岁“预立遗嘱”中说：“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过去，大至政治主张，小至个人品质、个人道德，都没有什么遗憾。”（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差不多从死亡边上走出来的陆定一对党、对革命的信念从未动摇。毕竟，党的“幼年期”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
无论是对“幼年期”的严厉批评还是清醒解释，陆定一都没有因为“文革”的遭遇而在思想上越轨逾矩。多年系狱、饱受摧残的他，晚年的思想相当开明和开放。
两种新闻观
陆定一在理论上的贡献，一是作为毛泽东战胜王明路线在新闻领域的主要助手，直接参与制定了新闻的“党性原则”；二是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后，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在这方面，陆定一的观念与行为都比其理论表达更为复杂多样。
陆定一的新闻观以注重事实、强调真实而著名，比如他提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等重要观点。但提出这些观点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的重点，却是政治化的：一是政治立场之于真实性的决定性；二是新闻工作者不应有独立性：“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陆定一文集》）1942年8月8日，陆定一受命任《解放日报》总编辑。9月5日他在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强调报纸对于政策问题的宣传，必须经常向中央请示报告。他要求以后凡是重要新闻，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必须与中央商量，不能闹一字一句的独立性。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 可能就是从此开始，“喉舌”成为党的新闻方针。
但是，陆定一的新闻思想又不能仅仅归结为“党性原则”，他也非常重视“人民性”。当他从黄土高原来到雾都重庆，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时，他又强调人民性、强调新闻与民主的关系了。在1946年1月《人民的报纸——为〈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作》一文中，他论述的不是阶级对立，而更多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陆定一强调了报纸的批判功能：“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文集》）在延安强调新闻的阶级性，在重庆强调新闻的民主性——就新闻的政治使命而言，两种观点并无对立：在延安解放区，新闻遵循党性原则是为革命服务；在重庆国统区，新闻遵循真实性原则也是为革命服务，前者是歌颂党和人民，后者是揭露敌人。但就其对新闻的理解而言，两种观点又有一定的差异，它们都是陆定一的“新闻观”。 1949年后，陆定一有两篇重要的也非常著名的报告，一篇当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另一篇是《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月22日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这个大会和这篇报告都是当时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后一篇报告由陆定一组织中宣部同志起草，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指导，重点阐述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反对苏联提倡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报告中有一句警语：“修正主义由于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这篇报告与当时大量的反修文章一样，高屋建瓴，气势逼人，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既然是“空话”，当然就没有必要算作陆定一的功绩。但这些“空话”迅速形成“继续革命”理论，直接支持了“文革”，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至深且巨。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两种观点
为陆定一带来巨大声誉的是1956年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人民日报社原社长秦川认为：“1956年2月，陆定一写下了中宣部长任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央在毛泽东居所颐年堂开会时，他面陈‘双百方针’的建议被采纳。陆定一这么做，是对党的历史和解放后宣传思想战线教条主义现状的深刻反省，是对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深谋远虑。”陆定一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是一篇在国际共运史上光耀千秋的文献”。（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类似的评价很多，但不尽符合事实。“双百方针”的首倡者应当是陈伯达而不是陆定一，我们不必因为陈伯达后来成为罪人而讳言这一事实。还在1953年，陈与毛泽东在香山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文化发展方针。1956年4月25—28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扩大会议上，陆定一于27日的发言中讲到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些争论，确实包含有“百家争鸣”的观点，但将这一点明确地提出，还是陈伯达在28日的发言：“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一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陈还把两个口号的发明权归之于毛泽东：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中央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这两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当天，毛泽东接着陈伯达这个话题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在讲话时，这段话的前面还有“陈伯达同志提出”一句。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双百方针”。
当然，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有重要贡献的。虽然他的报告是1956年“早春”气候的产物，但其起源可追溯到1928年底至1930年夏天，陆定一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期对苏联文化生活的观察和经验。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看到苏共在哲学、生物学、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想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样的办法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但我又不懂，讲不出多少道理……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就应当是这个样子。”（《陆定一传》）因为长期主管思想宣传、文化教育工作，陆定一必须经常面对这些领域的问题，而1950年代发生的几件事情，又激发了他的思考，如生物学界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争论，医学界有关中医的争论，郭沫若与范文澜有关古史分期的讨论，等等。
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陆定一提出，在学术、艺术等的发展上，应当放手让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进行自由讨论。在上面说过的4月27日的会议发言中，陆又提出，对于学术、艺术和技术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问题与这些领域的问题区分开来。在一次宣传部部长会议上，陆还说，不能轻易说某学者、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不能支持一个学派而反对另一个学派，等等。在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陆定一奉命于1956年5月26日在怀仁堂向一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艺术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双百方针”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向广大知识分子释放了一定的善意。虽是遵命而作，但就陆来说，也是用了真心的——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贡献，不在于他率先提出，而在于他的全面阐释。
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凛然的陆定一对知识分子的疑虑仍然很深，不但延安时期就在解放日报社“查出来”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而且在他阐释“双百方针”前后，自己有时也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是摇摆不定的。在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批评了低估知识分子的进步，强调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不久又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报告，都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在周恩来发表此论的前后，陶铸、聂荣臻都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陈毅还在广州会议上作了“脱帽加冕”的讲话：“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尽管周是代表中央讲话的，但毛泽东并未认可。1956年那一次预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但当年9月的“八大”报告中，虽然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却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1957年3月，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反右”后径直把知识分子送进隆冬。1962年那一次，连周恩来的报告也有人质疑，当周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没有说话。同年10月北戴河会议时，毛泽东就此说话了，观点却是不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看法得到陆定一的支持。10月21日，在中央宣传文教会议上，陆就这样表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在陆定一执笔写的《知识分子问题提纲》中，对现状的估计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30%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占30%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占了30%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龚育之《〈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在漩涡的边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64年，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周恩来放弃了自己的观点。黎之记得：“1964年12月中旬，在周总理主持部分副总理讨论周恩来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稿时，中间陆定一举着‘报告稿’转向总理，说：总理，总理……这个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马上表态：就照主席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提法写，我那次讲话时，主席的讲话还没有发表。”（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大量事实表明，陆定一虽然主张并支持过学术文艺上的“双百方针”，但也还没有完全真心尊重知识分子。1956年4月27日，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谈到生物学家胡先骕：“……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的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主席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主席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陆定一文集》）在陆发表了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后，他最终没有把学部委员“给”予胡先骕。
1949年以后文艺界运动频仍伤人，陆定一负有责任。在胡风案发生初期，毛泽东找陆定一、周扬和胡乔木商谈，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陆和周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胡风没有逃脱“反革命”的指控，而陆定一则担任了领导这一运动的“十人小组”组长。于光远感到：“陆定一反胡风最积极。他和胡乔木都认为周扬书生气。认为他不抓政治……而且，他还认为胡乔木也有书生气。”（李辉《与于光远谈周扬》，载《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陆定一其实比胡乔木、周扬更激越。1961年周扬主持起草意在反左的《文艺十条》，陆在讨论时发表了不少反对意见，修改后改名《文艺八条》，增加了不少历来强调的政治性很强的内容，即使如此，当周扬在陆定一不在北京时送上去并由中央批发后，陆还在中宣部内部多次责问：“八条”是怎么送上去的？并在《宣教动态》增刊上反映《文艺八条》的问题。（黎之《文坛风云录》）在1949到1965历次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中，陆定一都比较坚决地执行了过“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其所作所為，并不能完全体现“双百方针”。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1959年底到1963年，正是“大饥荒”和调整政策的前后，运动较少，知识分子的环境相对宽松，但陆定一还想发起一次批判运动。据陈徒手介绍：“对斗争最着迷的当属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当全党工作有所缓和之时，他永不松懈的战斗激情、坚定的嗜好还在拉动着全国文教战线向‘左’倾斜的姿势。1959年11月召开中央文教会议，他还高调宣布文教方面知识分子多，右倾很严重，要反透右倾。陆定一说，今后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左’还是自己队伍中的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大张旗鼓地反。1960年3月，陆定一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发言说，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西方老祖宗，涉及政治、历史、教育、经济、哲学等领域，并具体地提出国内要以巴人、李何林、尚钺、雷海宗、马寅初等人为批判对象，立即组织所有文科院校发动群众进行批判。他的发言展现了如此宽广的大批判视野，连党内干部都惊呼其斗争的特殊学识：‘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老祖宗。文学的祖宗是18、19世纪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哲学思维与存在问题上是否有同一性的倾向，祖宗是康德……法律、新闻等也有老祖宗。都是18、19世纪资产阶级学术的高峰。’（见1961年12月市委大学部整理《有关高等学校的文件的一些问题》）。”“1960年前期陆定一强力支持的新一轮学术批判运动，在全党应付灾难、人祸的时段确实难以为继，党内响应声音太弱，很快就泄气般地收场了。”（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三联书店2013年版）
经历浩劫之后，陆定一真诚地对当年“左”的行为作自我检讨，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磊落情怀。他1979年3月著文指出：“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陆定一文集》）
两个妻子
提到陆定一，我们会想到他的妻子严慰冰。这位江南才女却干了一件荒唐的事：从1960年4月到1966年4月，她给林彪一家投寄了40多封匿名信，主要是说叶群作风不好、生活糜烂，连带着也骂了林彪。
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陆定一与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一起被打倒。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的说明》[中发（66）278号]指出：“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
打倒陆定一，是发动“文革”的需要。对陆定一的政治生命来说，有没有严慰冰的事，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据严昭告诉叶永烈：早在1963年3月，公安部六局已经侦破此案，知道“基度山”即严慰冰。（叶永烈《“基度山”一案新探》，原载《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但当时并没有处理此事，而严慰冰也继续在写匿名信。这说明，如何处理严慰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处理陆定一。所以，严慰冰的被捕，实际上预告了陆定一的下台。当然，因为严慰冰的行为，陆定一多了一个罪名。不但“文革”期间饱受折磨，直到1975年12月11日政策放松时，上面仍然以“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为罪名开除其党籍。在政治局决议中，也仍然列了第八条罪状：（陆定一）说严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 严慰冰作为高级首长的夫人，确实没有做好贤内助。写匿名信之外，陆定一也说严慰冰“和我吵架”。陆所住的增福堂在中南海内，周围所住均为中央领导，夫妻吵架发生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至少是煞风景的事。吵架一事可以得到证实是：1984年初，《陆定一传》的作者陪同陆定一在福建，严慰冰打电话给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指责陆定一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项南说，这个电话打了40多分钟，我要挂掉，那是没有礼貌，只好硬着头皮听她说完。”（《陆定一传》）严正肃穆的陆部长，与这样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可能大有烦恼吧。
严慰冰之前，陆定一曾有过一位妻子唐义贞，其身世经历令人浩叹而敬佩。1926年，18岁的唐义贞正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此时大革命的洪流席卷武汉，她毅然参加革命，为党工作。1927年到苏联学习，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识陆定一，结为夫妻。后被开除团籍和学籍，派去当护士。1930年10月，唐回国在上海与陆定一重逢，恢复了团籍，不久被派去苏区工作，走前并不知道要去哪里。1931年4、5月间，陆定一主动要求去苏区工作，当他到达闽西根据地后，巧遇唐义贞。次年陆受到批判又被派回上海，第三次与妻子别离。在陆被团中央开除团籍后，一位“大人物”在众多随从的陪同下骑在马上对唐逼婚：“陆定一是不回来了，你不要白等了，你、你……你就嫁给我吧！”唐的回答是：“陆定一一定会回来的，我等他。”果然等到了，陆定一因上海团组织被破坏，千辛万苦经赣东北重回江西苏区，他们再度重逢。陆在瑞金沙坪坝编辑《斗争》杂志，唐在瑞金郊区任中央卫生材料厂厂长，共同为革命而奋斗。中央决定长征后，陆可以走而唐却被留在苏区，她此时已有孕在身，陆深感担忧，但唐坦荡平静，一再安慰陆定一，说留下来的有一批女同志，可以帮助她，分娩之后孩子可以托老乡抚养，等等，把一切危險和困难都承担下了，让陆安心上路。长征后，唐离开材料厂到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工作，又被开除了党籍。1935年11月初，唐与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毛泽覃及其妻贺怡等人，由瑞金转移到福建长汀，随独立营活动。12月19日，唐在邓子恢母亲的陪同下，住进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范其标的家里，次日生下男孩，因敌人清乡，唐把还未满月的孩子送给范其标夫妇，自己回福建省军区所在地四都场屋。有一次她与包括贺怡在内的五个女同志同行，她们相互约定：如果五人中有一人见到别一个丈夫，要代传口信。唐的口信是：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一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相信定一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至于夫妻，是次要的。如果能够团聚，当然愿意。为了革命而办不到的时候，也只能随它去了。这种情操和立场，完全可以说是感天地泣鬼神。贺怡后来告诉陆定一：“那时候组织上对她很残酷，只给她4个月的粮票和2元钱。有一次，铲共团在机关住地附近杀死我们一个伤员，领导就说这是毛泽覃、贺怡、唐义贞等勾通铲共团杀了的，把毛、贺、唐等逮捕起来了，已经上绑，准备枪毙了。后来才发现是别人勾通的，才把毛、贺、唐放了。”（《陆定一传》） 1935年1月7日，唐义贞在战斗失败后被捕，敌人剖开她的肚子使她疼痛至死。屡遭打击却忠贞不渝，她是共产党的圣徒。中国革命成功，固然得力于历史潮流、世界大势，得力于领袖人物的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但也得力于像唐义贞这样的普通烈士。
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活中，陆定一仍然保持了知识分子重感情的特点，终生没有忘记唐义贞，晚年还写过一篇动情的文章，表达对唐义贞的崇敬：“唐义贞烈士壮烈就义，是可歌可泣的。她受尽了王明宗派的打击和残酷对待，能够这样实践革命到底的诺言，更为可敬。”（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1982年1月，《陆定一文集》）这句话不但表彰了唐义贞的政治品格，实际上也概括了历尽苦难而又忠心不改的真正革命者的命运特征。陆定一临终前，要求把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唐义贞的墓地里。
政治是非常的事业，经历了惊涛骇浪的陆定一曾大有感慨地说：“在一生中，将遇到多少次诱惑、多少次障碍、多少次的困难和多少次可能牺牲生命的关头？”（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确实，20世纪的革命前所未有，不但改天换地，而且洗心革面，无数有着炼狱般经历的革命者，都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在丰富中依然纯粹，在痛苦中依然怀着绝对的信仰。
（作者系文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两个“幼年期”的困厄与炼狱
共产革命是农民革命，但其领袖人才多由知识界提供。陆定一童年受过较好的古典教育，青春期曾信奉“科学救国”并毕业于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科。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热爱学习，喜欢思考。到延安时期，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表达能力、文字功夫已在党内著名。在中宣部部长任上，他也不满足于事务性工作而提倡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陆定一是有思想、有见解的一位。正因此，他能够在饱受摧残后的晚年，痛定思痛，对建国后某些“左”的政策有较深切的反思。1977年3月，十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彭德怀冤案也没有平反，陆定一就发表《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大跃进”中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行为。庐山会议上“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些观点发表在中央还没有对“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之前，是要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政治勇气的。可以说，他践行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党内外、国内外的解释很多。有些是真诚地反省历史错误，有的是借机攻击党、否定党。在既深入到位又保持政治正确方面，陆定一做得最好。根据他的观点，这是因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不成熟所致。“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也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就陆定一个人来说，提出这两个“幼年期”不是偶然的。早在1957年3月，他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幼年期”的问题：“我们的党，为了学会领导中国革命，曾经花了二十四年的时间（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5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我们党内的广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盲目性的时候，我们曾经犯过四次路线错误。我们学会了领导中国革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经验不够的，还是不完全熟悉其发展规律的，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的。我们当前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争取越快越好地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以便能够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陆定一《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1957年3月5日，《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遗憾的是，包括陆定一在内的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这种警觉并没有导向实践上的成熟。1957年以后的历史，似乎没有走出“幼年期”。革命不易，建设也不易。
党的七大标志着第一个幼年期的结束，其基本依据是党有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和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而第一个“幼年期”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缺乏独立自主，很多事情听莫斯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陆定一讲得更多的“左”的错误。比如在海陆丰：
当时我们党处于幼年期，很幼稚，不成熟……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正确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又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仅规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敌探要处以极刑，就连通讯员、税务人员、各机关一般公职人员也要处死，这就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对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采取打击政策；在土改中不仅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没收，这样就孤立了自己。（陆定一《回忆海陆丰的斗争》）
就陆定一个人而言，“幼年期”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路线。这当中包含着他自己的痛楚经验。1931年在上海团中央，陆定一因所谓“调和路线”而被团中央书记博古撤销宣传部长之职；1932年3、4月间在江西苏区团中央局，又因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被撤销宣传部长职务，要他去上海工作。“在上海，认识陆定一的人很多，而且已经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了，才到中央苏区工作，现在又要他到上海，无异是把他送入龙潭虎穴。”（《陆定一传》）1933年初，上海团中央机关遭敌破坏，陆冒险逃脱后，却在赣东北苏区看到团中央的决定：陆定一逃跑回家，开除团籍。在他再到中央苏区后，得到董必武的支持而获平反。有此遭遇，陆几十年后还对王明恨意难消：“王明等人，不过是米夫的走狗，就是苏共党内搞大国主义、老子党这样一些人，想用来控制中国党的工具。”“在王明路线之下，地方和军队里被冤枉的烈士，年代久远，很多至今没有昭雪，甚至无法查明。”（陆定一《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回顾》，1982年5月15日，《陆定一文集》）
也因为这些遭遇，陆定一在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清理王明集团的重要人物，具体参与新闻理论和党的宣传方针的制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大将之一。1942年8月，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后，他可以拒绝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社长博古每天写一篇社论的要求，明确对名义上的领导博古说：我不做杨松（《解放日报》前任总编辑，35岁病逝——引按），你要我做杨松，我就向中央告你。当年在上海，在江西苏区，陆都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有的直接与博古有关。但在延安，博古正在接受严厉的政治清算，而陆则获得毛泽东的充分信任，他知道博古“对我也没办法，没有像他当权时那样说我是右倾机会或调和路线。”（陆定一《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1981年3月12日，《陆定一文集》）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陆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为党的革命文化建设立下大功。从中宣部部长开始，陆定一逐步成为党的历史上主管思想文化战线时间最久的领导人。 1966年，狂飙天落。毛泽东判定中宣部为“阎王殿”“独立王国”，陆定一被撤职、批斗和关押。1966年5月，他被赶出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增福堂，蛰居在安儿胡同1号写检讨；9月30日后被关押到另一幢小楼，接受审讯和劳动改造；12月9日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在此后的一年多中，接受公开批斗几十次。當时的情形，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除了中央派来的同志审查我外，参加中宣部群众会（三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挟走就无法行走……”（《陆定一传》）不是在看守所受刑讯逼供，就是在批斗会上遭摧残迫害，1966年12月10日、17日，陆两次绝食抗争。1967年1月1日，审讯他的人讽刺说：“你不是已经绝食过两次了吗？如果你有骨气，应该再绝食，绝食到死哇！”陆受不了这番凌辱，再次绝食4天。
1968年4月，陆定一被正式逮捕。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接受刑讯逼供。1975年，政治形势好转，他的孩子以当时流行的上书方式，直接向毛泽东求救：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写这封信，泪水与笔墨齐下！
我们是陆定一的三个子女。自文革一开始父母便受到隔离，至今九年，杳无音信。我们兄妹只有相对悲咽，告诉无人！
但我们深信，父母是忠于党、忠于您老人家的。即使犯了错误，也绝不是反革命。记得父亲被抓走时，对我们讲：“如果我倒下了，便是爬也要跟党走的……”
如今他们身陷囹圄，重病在身，恳求您准许他们出狱治病，则恩同再造。
涸辙之鲋，但求升斗之水。只要家人团聚，终老于森泉之下足矣。
临书涕泣，不尽禀诉！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陆德 陆健 陆瑞君 敬上
毛泽东批示：“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陆定一传》）虽然没有直接回答陆德等人的请求，也没有说放出来，但毕竟是松动的表示。1975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陆定一的党籍，释放出狱，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陆定一不同意决议加诸的三项13条罪状，拒绝出狱。他的“书生气”使他在铁窗中又多住了3年。
在党的两个“幼年期”，陆定一都受到迫害，他与党共命运。所以，虽然陆定一是“文革”中打倒最早、受刑最重的老干部之一，但批斗与铁铐，名誉扫地与家破人亡，都没有改变他的政治信念。被捕前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说：要跟着毛干一辈子革命，“爬着也要跟上去。”1971年的狱中诗还歌颂“文革”：“壮志饥餐帝修反，铁窗奈何锢英豪……文化革命风光好，如此风光世间好。”83岁“预立遗嘱”中说：“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过去，大至政治主张，小至个人品质、个人道德，都没有什么遗憾。”（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差不多从死亡边上走出来的陆定一对党、对革命的信念从未动摇。毕竟，党的“幼年期”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
无论是对“幼年期”的严厉批评还是清醒解释，陆定一都没有因为“文革”的遭遇而在思想上越轨逾矩。多年系狱、饱受摧残的他，晚年的思想相当开明和开放。
两种新闻观
陆定一在理论上的贡献，一是作为毛泽东战胜王明路线在新闻领域的主要助手，直接参与制定了新闻的“党性原则”；二是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后，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在这方面，陆定一的观念与行为都比其理论表达更为复杂多样。
陆定一的新闻观以注重事实、强调真实而著名，比如他提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等重要观点。但提出这些观点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的重点，却是政治化的：一是政治立场之于真实性的决定性；二是新闻工作者不应有独立性：“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陆定一文集》）1942年8月8日，陆定一受命任《解放日报》总编辑。9月5日他在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强调报纸对于政策问题的宣传，必须经常向中央请示报告。他要求以后凡是重要新闻，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必须与中央商量，不能闹一字一句的独立性。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 可能就是从此开始，“喉舌”成为党的新闻方针。
但是，陆定一的新闻思想又不能仅仅归结为“党性原则”，他也非常重视“人民性”。当他从黄土高原来到雾都重庆，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时，他又强调人民性、强调新闻与民主的关系了。在1946年1月《人民的报纸——为〈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作》一文中，他论述的不是阶级对立，而更多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陆定一强调了报纸的批判功能：“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文集》）在延安强调新闻的阶级性，在重庆强调新闻的民主性——就新闻的政治使命而言，两种观点并无对立：在延安解放区，新闻遵循党性原则是为革命服务；在重庆国统区，新闻遵循真实性原则也是为革命服务，前者是歌颂党和人民，后者是揭露敌人。但就其对新闻的理解而言，两种观点又有一定的差异，它们都是陆定一的“新闻观”。 1949年后，陆定一有两篇重要的也非常著名的报告，一篇当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另一篇是《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月22日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这个大会和这篇报告都是当时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后一篇报告由陆定一组织中宣部同志起草，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指导，重点阐述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反对苏联提倡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报告中有一句警语：“修正主义由于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这篇报告与当时大量的反修文章一样，高屋建瓴，气势逼人，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既然是“空话”，当然就没有必要算作陆定一的功绩。但这些“空话”迅速形成“继续革命”理论，直接支持了“文革”，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至深且巨。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两种观点
为陆定一带来巨大声誉的是1956年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人民日报社原社长秦川认为：“1956年2月，陆定一写下了中宣部长任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央在毛泽东居所颐年堂开会时，他面陈‘双百方针’的建议被采纳。陆定一这么做，是对党的历史和解放后宣传思想战线教条主义现状的深刻反省，是对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深谋远虑。”陆定一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是一篇在国际共运史上光耀千秋的文献”。（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类似的评价很多，但不尽符合事实。“双百方针”的首倡者应当是陈伯达而不是陆定一，我们不必因为陈伯达后来成为罪人而讳言这一事实。还在1953年，陈与毛泽东在香山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文化发展方针。1956年4月25—28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扩大会议上，陆定一于27日的发言中讲到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些争论，确实包含有“百家争鸣”的观点，但将这一点明确地提出，还是陈伯达在28日的发言：“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一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陈还把两个口号的发明权归之于毛泽东：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中央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这两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当天，毛泽东接着陈伯达这个话题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在讲话时，这段话的前面还有“陈伯达同志提出”一句。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双百方针”。
当然，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有重要贡献的。虽然他的报告是1956年“早春”气候的产物，但其起源可追溯到1928年底至1930年夏天，陆定一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期对苏联文化生活的观察和经验。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看到苏共在哲学、生物学、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想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样的办法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但我又不懂，讲不出多少道理……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就应当是这个样子。”（《陆定一传》）因为长期主管思想宣传、文化教育工作，陆定一必须经常面对这些领域的问题，而1950年代发生的几件事情，又激发了他的思考，如生物学界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争论，医学界有关中医的争论，郭沫若与范文澜有关古史分期的讨论，等等。
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陆定一提出，在学术、艺术等的发展上，应当放手让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进行自由讨论。在上面说过的4月27日的会议发言中，陆又提出，对于学术、艺术和技术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问题与这些领域的问题区分开来。在一次宣传部部长会议上，陆还说，不能轻易说某学者、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不能支持一个学派而反对另一个学派，等等。在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陆定一奉命于1956年5月26日在怀仁堂向一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艺术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双百方针”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向广大知识分子释放了一定的善意。虽是遵命而作，但就陆来说，也是用了真心的——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贡献，不在于他率先提出，而在于他的全面阐释。
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凛然的陆定一对知识分子的疑虑仍然很深，不但延安时期就在解放日报社“查出来”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而且在他阐释“双百方针”前后，自己有时也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是摇摆不定的。在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批评了低估知识分子的进步，强调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不久又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报告，都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在周恩来发表此论的前后，陶铸、聂荣臻都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陈毅还在广州会议上作了“脱帽加冕”的讲话：“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尽管周是代表中央讲话的，但毛泽东并未认可。1956年那一次预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但当年9月的“八大”报告中，虽然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却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1957年3月，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反右”后径直把知识分子送进隆冬。1962年那一次，连周恩来的报告也有人质疑，当周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没有说话。同年10月北戴河会议时，毛泽东就此说话了，观点却是不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看法得到陆定一的支持。10月21日，在中央宣传文教会议上，陆就这样表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在陆定一执笔写的《知识分子问题提纲》中，对现状的估计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30%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占30%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占了30%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龚育之《〈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在漩涡的边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64年，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周恩来放弃了自己的观点。黎之记得：“1964年12月中旬，在周总理主持部分副总理讨论周恩来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稿时，中间陆定一举着‘报告稿’转向总理，说：总理，总理……这个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马上表态：就照主席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提法写，我那次讲话时，主席的讲话还没有发表。”（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大量事实表明，陆定一虽然主张并支持过学术文艺上的“双百方针”，但也还没有完全真心尊重知识分子。1956年4月27日，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谈到生物学家胡先骕：“……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的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主席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主席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陆定一文集》）在陆发表了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后，他最终没有把学部委员“给”予胡先骕。
1949年以后文艺界运动频仍伤人，陆定一负有责任。在胡风案发生初期，毛泽东找陆定一、周扬和胡乔木商谈，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陆和周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胡风没有逃脱“反革命”的指控，而陆定一则担任了领导这一运动的“十人小组”组长。于光远感到：“陆定一反胡风最积极。他和胡乔木都认为周扬书生气。认为他不抓政治……而且，他还认为胡乔木也有书生气。”（李辉《与于光远谈周扬》，载《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陆定一其实比胡乔木、周扬更激越。1961年周扬主持起草意在反左的《文艺十条》，陆在讨论时发表了不少反对意见，修改后改名《文艺八条》，增加了不少历来强调的政治性很强的内容，即使如此，当周扬在陆定一不在北京时送上去并由中央批发后，陆还在中宣部内部多次责问：“八条”是怎么送上去的？并在《宣教动态》增刊上反映《文艺八条》的问题。（黎之《文坛风云录》）在1949到1965历次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中，陆定一都比较坚决地执行了过“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其所作所為，并不能完全体现“双百方针”。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1959年底到1963年，正是“大饥荒”和调整政策的前后，运动较少，知识分子的环境相对宽松，但陆定一还想发起一次批判运动。据陈徒手介绍：“对斗争最着迷的当属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当全党工作有所缓和之时，他永不松懈的战斗激情、坚定的嗜好还在拉动着全国文教战线向‘左’倾斜的姿势。1959年11月召开中央文教会议，他还高调宣布文教方面知识分子多，右倾很严重，要反透右倾。陆定一说，今后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左’还是自己队伍中的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大张旗鼓地反。1960年3月，陆定一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发言说，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西方老祖宗，涉及政治、历史、教育、经济、哲学等领域，并具体地提出国内要以巴人、李何林、尚钺、雷海宗、马寅初等人为批判对象，立即组织所有文科院校发动群众进行批判。他的发言展现了如此宽广的大批判视野，连党内干部都惊呼其斗争的特殊学识：‘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老祖宗。文学的祖宗是18、19世纪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哲学思维与存在问题上是否有同一性的倾向，祖宗是康德……法律、新闻等也有老祖宗。都是18、19世纪资产阶级学术的高峰。’（见1961年12月市委大学部整理《有关高等学校的文件的一些问题》）。”“1960年前期陆定一强力支持的新一轮学术批判运动，在全党应付灾难、人祸的时段确实难以为继，党内响应声音太弱，很快就泄气般地收场了。”（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三联书店2013年版）
经历浩劫之后，陆定一真诚地对当年“左”的行为作自我检讨，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磊落情怀。他1979年3月著文指出：“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陆定一文集》）
两个妻子
提到陆定一，我们会想到他的妻子严慰冰。这位江南才女却干了一件荒唐的事：从1960年4月到1966年4月，她给林彪一家投寄了40多封匿名信，主要是说叶群作风不好、生活糜烂，连带着也骂了林彪。
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陆定一与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一起被打倒。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的说明》[中发（66）278号]指出：“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
打倒陆定一，是发动“文革”的需要。对陆定一的政治生命来说，有没有严慰冰的事，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据严昭告诉叶永烈：早在1963年3月，公安部六局已经侦破此案，知道“基度山”即严慰冰。（叶永烈《“基度山”一案新探》，原载《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但当时并没有处理此事，而严慰冰也继续在写匿名信。这说明，如何处理严慰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处理陆定一。所以，严慰冰的被捕，实际上预告了陆定一的下台。当然，因为严慰冰的行为，陆定一多了一个罪名。不但“文革”期间饱受折磨，直到1975年12月11日政策放松时，上面仍然以“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为罪名开除其党籍。在政治局决议中，也仍然列了第八条罪状：（陆定一）说严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 严慰冰作为高级首长的夫人，确实没有做好贤内助。写匿名信之外，陆定一也说严慰冰“和我吵架”。陆所住的增福堂在中南海内，周围所住均为中央领导，夫妻吵架发生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至少是煞风景的事。吵架一事可以得到证实是：1984年初，《陆定一传》的作者陪同陆定一在福建，严慰冰打电话给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指责陆定一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项南说，这个电话打了40多分钟，我要挂掉，那是没有礼貌，只好硬着头皮听她说完。”（《陆定一传》）严正肃穆的陆部长，与这样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可能大有烦恼吧。
严慰冰之前，陆定一曾有过一位妻子唐义贞，其身世经历令人浩叹而敬佩。1926年，18岁的唐义贞正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此时大革命的洪流席卷武汉，她毅然参加革命，为党工作。1927年到苏联学习，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识陆定一，结为夫妻。后被开除团籍和学籍，派去当护士。1930年10月，唐回国在上海与陆定一重逢，恢复了团籍，不久被派去苏区工作，走前并不知道要去哪里。1931年4、5月间，陆定一主动要求去苏区工作，当他到达闽西根据地后，巧遇唐义贞。次年陆受到批判又被派回上海，第三次与妻子别离。在陆被团中央开除团籍后，一位“大人物”在众多随从的陪同下骑在马上对唐逼婚：“陆定一是不回来了，你不要白等了，你、你……你就嫁给我吧！”唐的回答是：“陆定一一定会回来的，我等他。”果然等到了，陆定一因上海团组织被破坏，千辛万苦经赣东北重回江西苏区，他们再度重逢。陆在瑞金沙坪坝编辑《斗争》杂志，唐在瑞金郊区任中央卫生材料厂厂长，共同为革命而奋斗。中央决定长征后，陆可以走而唐却被留在苏区，她此时已有孕在身，陆深感担忧，但唐坦荡平静，一再安慰陆定一，说留下来的有一批女同志，可以帮助她，分娩之后孩子可以托老乡抚养，等等，把一切危險和困难都承担下了，让陆安心上路。长征后，唐离开材料厂到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工作，又被开除了党籍。1935年11月初，唐与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毛泽覃及其妻贺怡等人，由瑞金转移到福建长汀，随独立营活动。12月19日，唐在邓子恢母亲的陪同下，住进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范其标的家里，次日生下男孩，因敌人清乡，唐把还未满月的孩子送给范其标夫妇，自己回福建省军区所在地四都场屋。有一次她与包括贺怡在内的五个女同志同行，她们相互约定：如果五人中有一人见到别一个丈夫，要代传口信。唐的口信是：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一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相信定一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至于夫妻，是次要的。如果能够团聚，当然愿意。为了革命而办不到的时候，也只能随它去了。这种情操和立场，完全可以说是感天地泣鬼神。贺怡后来告诉陆定一：“那时候组织上对她很残酷，只给她4个月的粮票和2元钱。有一次，铲共团在机关住地附近杀死我们一个伤员，领导就说这是毛泽覃、贺怡、唐义贞等勾通铲共团杀了的，把毛、贺、唐等逮捕起来了，已经上绑，准备枪毙了。后来才发现是别人勾通的，才把毛、贺、唐放了。”（《陆定一传》） 1935年1月7日，唐义贞在战斗失败后被捕，敌人剖开她的肚子使她疼痛至死。屡遭打击却忠贞不渝，她是共产党的圣徒。中国革命成功，固然得力于历史潮流、世界大势，得力于领袖人物的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但也得力于像唐义贞这样的普通烈士。
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活中，陆定一仍然保持了知识分子重感情的特点，终生没有忘记唐义贞，晚年还写过一篇动情的文章，表达对唐义贞的崇敬：“唐义贞烈士壮烈就义，是可歌可泣的。她受尽了王明宗派的打击和残酷对待，能够这样实践革命到底的诺言，更为可敬。”（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1982年1月，《陆定一文集》）这句话不但表彰了唐义贞的政治品格，实际上也概括了历尽苦难而又忠心不改的真正革命者的命运特征。陆定一临终前，要求把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唐义贞的墓地里。
政治是非常的事业，经历了惊涛骇浪的陆定一曾大有感慨地说：“在一生中，将遇到多少次诱惑、多少次障碍、多少次的困难和多少次可能牺牲生命的关头？”（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确实，20世纪的革命前所未有，不但改天换地，而且洗心革面，无数有着炼狱般经历的革命者，都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在丰富中依然纯粹，在痛苦中依然怀着绝对的信仰。
（作者系文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