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陈洪绶》一书，不由我想起美术史上的一个问题。
　　陈洪绶是我国十七世纪前期一位成就卓著的绘画艺术家，人物、山水、花鸟无不擅长。张庚《国朝画征录》称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也。”然而，这并不足以真正说明陈洪绶。“他的艺术成就，不但在当时‘海内传模为生者数千家’，甚至还得到朝鲜、日本人士的热爱，而给予后世的影响更为巨大。”(第41页)几百年来，许许多多画家从不同的角度学习陈洪绶的创作方法和绘画技巧，他的画派风靡一时、至今不衰。然而，这一切同样不足以说明陈洪绶。倒是孟远《陈洪绶传》认为其“所谓书画者，亦一时兴会所寄耳；而世顾以是为先生重也，悲夫！”不失为一种具有文化史眼光的深刻理解。
　　陈洪绶曾是著名学者刘宗周的入室弟子。当时，以“东林党”为发端，各地盛行讲学的风气，以天下为己任的正直士大夫“针对朝廷的黑暗腐败，利用书院讲学形式，来揭露、指责和批评政府，刘宗周在绍兴讲学也不例外”。(第8页)刘宗周学问渊博，秉性忠义，是明朝末年富有正义感的士大夫中间声望最高的一位。受乃师的熏陶，陈洪绶从青年时期便明确树立起忠君为民、关心祖国命运的信念。嗣后“二十多年奔走功名”，满怀着“事君犹事亲”的天真信念参加科举考试，谋入国子监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扭转“群小可杀”的局面、实现他“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然而，他的热情和努力所换来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岂止于失望？简直是绝望！当他目睹党祸惨烈，目睹刘宗周、黄道周、涂仲吉、祝渊等师友的直言上书、直犯帝怒，结果一个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于是，他不得不以缄口无言来表达他的愤怒！他在崇祯十六年的元旦写给祝渊的一首诗中说到：“吾道无闻四十余，况兼君父愿成虚；未央钟动千官至，不审何人能上书！”
　　冷酷的现实，迫使陈洪绶走上了狂放不羁、性行骇俗的艺术道路，徒呼负负地“乞与人间作画工”(陈洪绶《问天》)了，尽管他自己并不愿意这样做。他给自己取了“悔迟”的别号，悔不该二十年奔走功名，悔不该生在这个时代，悔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他纵酒狎妓、放浪山水、沉缅诗画，落发云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头大身体小，神情冷漠，躯干伟岸，不正折射了画家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所扭曲、所畸变的慷慨悲怆的人格心理？清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陈洪绶急归绍兴故里，“日与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一日趺坐床篑，瞑目欲逝，子妇环哭，急戒无哭，恐动吾挂碍心，喃喃念佛号而逝。”(孟远《陈洪绶传》)当时文学家丁耀元惊闻恶耗，沉痛地写了一首《哀浙士陈章侯》诗，诗云：到处看君图画游，每从兰社问陈侯；西湖未隐林逋鹤，北海难同郭泰舟。鼓就三挝仍作赋，名高百尺莫登楼；惊看溺影山鸡舞，始信才多不自谋！
　　陈洪绶曾自述：“少时读史感孤臣，不谓今朝及老身；想到蒙羞忍死处，后人真不若前人。”丁耀亢的挽诗中运用了不少典故史实，如北宋的林逋，东汉的郭泰，击鼓骂曹的祢衡，百尺高卧的陈元龙，诗意虽较晦涩，但切合陈洪绶的身世遭际和悲剧思想。
　　由陈洪绶的一生，他的悲凉的心境和苦难的精神，使我联想起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
　　“……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乞与人间作画工”……
　　
　　(《陈洪绶》，黄涌泉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第一版，1.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