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诗中有画，所描绘的就是一幅驿站送别图。渭城在今陕西成阳东，建有西出长安的第一大驿站客舍，遂成京城送别亲友的站点。朝雨飘洒驿柳青青，客人将远赴龟兹（今新疆库车）的安西都护府，一过阳关就见不到相识的人了，所以要借酒致意，以表赠别之情。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后来还被谱成“渭城曲”，又因反复演奏而称“阳关三叠”。
　　如今古代驿馆遗迹存世很少，最早的一处遗址就是1990-1992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汉代敦煌悬泉置。遗址占地约22000多平方米。据出土简牍记载，此驿置不但管理官员众多，分工明确，除常设职官机构外，还有驻军武官、校尉、候、司马等，以及主管刑徒的狱丞和囚徒。遗址中除由坞、传舍、厩、仓等部分组成的建筑群落外，还有监狱看守所等。从遗址中位于坞内的传舍看，可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一组传舍，有四个院落，每个院落前有长廊，中为客堂，后有寝室、洗手间，内有蹲式厕所、净手瓮和排水设施，大约是接待高级官员、外国使者和贵人的所谓“上传”。而另一组一字形排开的土墼平房，似为接待一般官员和驿置办公处所的所谓“中传”。马厩为棚式建筑，仓为一长方形大型重檐式土木建筑，其常驻官吏及仆役、士卒、刑徒等可达400余人。拥有120余匹马及50乘车，月用粮就达7100余石，最多一次曾接待过310多人，仅库存酒杯就有200多枚，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唐代在西域今新疆境内驿路沿线所建馆舍也不少，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马料账单开列的驿站名就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在西域焉耆就设有吕光馆、新城馆，交河有龙泉馆，碎叶和疏勒有谒者馆、羯饭馆等，有些还是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驿馆。
　　元改宋代“以军卒代民役”的作法，把驿站的车马置备，使臣饮食供应等，除官府津贴一部分外，大都压在站户身上。站户为元代“诸色计户”之一，与民户不同，其户籍自成一类，人户一旦定为站户，即子孙世袭，不得变更，成为世代为王朝驿递服务的仆役。由于元代驿站组织庞大，官府出钱甚少，费用大部分由站户负担，在乘驿冗滥、官吏暴虐的运行中，成为元代一大苛政，站户苦难尤甚。
　　由于驿站管理混乱，元代特制法典核定驿站管理条令，对驿马的乘用购买、使臣的登记、食宿标准等都作了详尽而严格的规定。但在官吏贪暴成性、腐败成风的黑暗统治下，制度往往是一纸空文，毫无约束作用，驿传终致走向衰败。 　　明代驿站实为军站
　　朱元璋一登基，就着手驿政建设，面对西北残元势力的袭扰，一方面修筑边墙（长城）加大对古丝路沿线的卫护，同时对邮驿的设置管理更为重视。无论是长城沿线的
　　“九边”军事要道，或进藏入川之路，因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驿站实为军站，由行都指挥使司及当地军事卫所直接管理，驿夫多由兵卒充任。
　　驿站的馆舍建筑规格大体相仿，规模依所在位置的轻重有大小之分。一般都有前后厅堂、门廊，正、厢房，鼓楼、厨房、各种库房等。另外还有马神、牛神庙，羁留过境人犯的驿狱等，建置颇似衙署，可谓一应俱全。在关隘之地的驿站，还筑有城池，以作守御。递运所也大致如此，只是服务侧重点不同而已。
　　明代驿传开支巨大，除分摊由各站点附近农户以徭役的方式来承担基本业务外，官府还必须拨付一定数额的银两作为经费，以维持其正常运转。由于官吏侵吞或协济单位挪借他用，驿站经费经常坐空，最终因无以支撑而募夫四散，最终倒闭。
　　崇祯帝执政后，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他便亲自主持裁革驿递，限制官员特权，取消原来的待遇，然而对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矫枉过正反而“欲安而得危，图治而得乱”。陕甘诸地一向贫瘠，因军事防守之需，驿运繁忙而驿夫众多，驿卒多为破产农民，随驿传流动尚可为生计。一旦裁革，驿弊未除，反使大批驿卒失业，纷纷铤而走险。明末“天下之驿皆裁，而乱独起于秦”。陕北米脂县银川驿驿卒李自成下岗后，成为“闯王”，最终攻陷北京，让崇祯也下岗了。
　　清代从恢复到终结
　　有清一代，由于满族统治者注意与蒙、藏民族关系的处理，牧区马匹供应较为充裕，成为驿递和运输发展的动力，较明代大为改观。清前期，出于平定准噶尔叛乱分裂活动和巩固西部边疆的政治军事需要，对西北道路和驿站建设十分重视。自内地西安直达新疆伊犁，沿途均建有驿馆，一如前朝，有些还较前更具规模，如明代曾弃嘉峪关外不守，在清代却恢复驿路，在整修一度荒芜的甘新道的同时，还开辟了由绥远（呼和浩特）大青山北麓沿内蒙古草原西行进入哈密或奇台的漠南道和经外蒙古草地到新疆巴里坤以北三塘湖的漠北道，但主要可保持常年通行的却只有古丝路甘新道。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的纪昀，因两淮盐引案牵连，被定罪戍边，发配新疆乌鲁木齐，走的就是这条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道光帝以广东战败，归咎前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惩处，充军伊犁，走的也是这条道。他们一路全靠驿站馆舍接应，对此著述颇详，此不赘述，足可证当年驿站情景。
　　据考，位于丝绸之路主干道与国外分界的重要关口的塔什库尔干（古稱蒲犂），在清代从叶尔羌至蒲辇的驿路计有12站、435公里，从蒲辇有三条路通往境外，蒲辇就扼守三路总汇之处，《新疆图志》载“扼葱岭之冲，西据要害之地”。其地因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塔什库尔干又有着“国际大通道”之称。清廷为加强边防，先后在此地设色勒库尔回庄及蒲犂厅底驿。其地的石头城遗址曾是前羯盘陀国的国都，西汉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蒲辇国王城，唐代葱岭守捉驻地，元代所扩建的城郭，汉廷曾在这里设置过盖孜驿站，清代于此设立蒲辇厅和蒲辇县后，又对旧城进行了大规模维修增补，如今该遗址虽成废墟，城中建筑物大部分倒塌，但城垣周长1300米，残高6米，依然壮观。如今已成为重要驿传文物遗址，供游人参观。
　　此地喀拉其库尔峡谷海拔约4000米高的山崖上，也有一处据说是唐至清代的“公主堡遗址”，即玄奘西行取经返回时途径之地。该遗址沿山边修筑，城墙及房屋均用石块垒筑，城内房屋16间，斯坦因曾判断其建于汉代，但在1 972年新疆考古所对克孜库尔干遗址进行考察后认为，公主堡遗址的城墙历史只有300多年，似属清代的一处驿站，现在已成为一处著名旅游景点。
　　如今，新疆的许多地名也还保留着昔日驿站的名称，如三台、五台、乐士驿等，且已成为交通沿线的村镇。在南疆的维吾尔语地名“亮噶尔”即指两驿距离之间的“腰站”。在塔什库尔干称当地唐代的烽燧为吐拉就是塔吉克语“高台”之意，称驿舍客店为“吉里”。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足见古代邮驿的历史影响。
　　清代后期，同样因为吏治腐败，弊端丛生，耗资巨大，邮驿备受朝臣诟病。光绪二十九年，刘坤一、张之洞条陈新法，主张仿洋人之邮政，裁撤邮驿，被奏请获准，此后各处驿站遂废而不用。
　　我国古代驿馆毫无疑问带有封建王朝的烙印，走不出盛衰交替的宿命，似乎成为腐败滋生的缩影。就拿超标准接待这一通病来看，就既有下属媚上之举，也有依仗权势假公济私之为，历代治驿虽严加惩处，但风气照旧，这在今天不无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