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毛主席外出巡视
毛泽东主席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作调查研究了。”又说：“今年（1961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
1961年，毛主席离京外出到各地调查研究共3次212天。外出时，汪东兴同志负责毛主席的衣食住行，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指挥专列开车停车，分别请沿途各地负责人到车上谈话，办理在外地召开中央会议及毛主席在外地会见重要外宾等。我作为汪东兴的秘书，日夜帮助他做交办的一些具体事务。他对沿途各地的公安领导干部及各地警卫处长等谈话时，我也在场并认真记下谈话内容。
毛主席1961年第一次外出共109天，沿途停车请人到车上谈话。1月26日到达天津。晚上，在专列上同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等四人谈话。1月27日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负责人曾希圣、谭启龙谈话。晚上在专列上分别同中共江苏省委江渭清等五人和南京市委负责人陈扬谈话。1月30日到达上海，下车，晚上在文化俱乐部同柯庆施、杨尚昆谈话。2月1日到达杭州，住刘庄。2月5日晚，听取田家英关于浙江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情况的报告。2月6日晚，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等四人的情况汇报。2月8日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胡愈之等在座。2月8日晚，同江华、林乎加、薛驹、田家英谈话，主要谈农村整风整社问题。2月9日，乘专列离开杭州。2月10日上午，在停靠南昌向塘的专列上，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等四人汇报江西省农村整风整社等情况。2月11日下午，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等三人和胡乔木关于湖南农村整风整社情况的汇报。2月12日，在专列上再次听取张平化、胡乔木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的汇报。
2月13日，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在广州住了44天。
在广州期间，中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毛主席主要谈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中央召集陈伯达、胡乔木、陶铸、赵紫阳、田家英等，研究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毛主席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等讨论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后来，北京方面向毛主席建议，两边合起来开会，得到毛主席同意。3月14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到达广州。两会合并召开称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3月29日，乘专列离开广州。
5月14日晚回到北京。从广州到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济南、天津等省、市，同样请省、市等负责人到住地或专列上谈话。毛主席同时用典型事例指导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
5月5日，毛主席在专列上，阅张平化4月14日关于湖南工作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信请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书记。”“这信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诚的信，是一封很好的信。”张平化在信中说：“主席4月11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已印发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并在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传达和讨论。这封信，对于湖南省委、首先对于我是一服对症的良药，‘见事迟，抓得慢’，这主要是我的毛病。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
5月6日，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毛主席致信李井泉、陈正人：“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作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日，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作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此信并告中央。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1961年，毛主席第二次、第三次离京外出。第二次是7月5日离京，9月27日回京，历时84天。途经天津、济南、蚌埠、上海、杭州，前往庐山，住芦林一号。
8月23日—9月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毛主席主持会议。此次外出，在杭州会见金日成主席，在武昌两次会见蒙哥马利元帅，以及其他重要外宾。
第三次离京外出是12月1日，至12月19日回京，历时19天。途经天津、济南、上海、杭州，在专列上与省、市委负责人谈话。12月13日在无锡下车，住小箕山招待所。在无锡召开座谈会，听取江渭清关于江苏情况的汇报，许世友及中共无锡市委、苏州地委、镇江地委第一书记等参加。12月16日，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无锡部队负责人、27军军长钟国楚汇报部队的建设等情况。
二、汪东兴结合本身业务沿途调查访问
汪东兴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一系列指示，结合本身业务，在毛主席到达的地区、沿途和住地，只要有时间，就进行调查访问。他当时是公安部副部长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他同我说，我们的警卫工作，要加以研究和提高，从虚实两个方面，边访问，边积累材料，最后对警卫工作要形成一个文件，经过报批后下发，以利大家遵行。 毛主席活动时，当地的公安厅、局长，警卫处正、副处长，每每都要到位。东兴同志在主席谈话、开会、看文件、休息时，安排与主管警卫工作的厅、局长、警卫处长等交谈访问。重点选择担负各种警卫任务比较繁重的省、市、区。这一次主要是上海、杭州、长沙、武昌、广州、庐山等。例如广州、庐山，这次中央在两地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首长集中，时间长、任务重。我们交谈的话题就围绕这些异常繁重的警卫任务是如何组织实施的，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又有哪些不足之处，还有些什么建议等。
后来有些单位先后写了报告：武汉市公安局《对改进警卫形式的思考》，福建省公安厅《警卫工作的价值在于为民服务》，云南省公安厅《公安警卫部队建设应把握好七个关系》，青海西宁市警卫处《改进警卫形式的挑战与对策》，甘肃省酒泉市公安局《论公安警卫部队文化建设》，铁道部公安局《试论铁路警卫若干基本问题》，北京市公安局《新中国外事警卫制度》，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论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公安警卫工作》等。
三、汪东兴讲他“代替毛主席看到敌人再走”的故事
就在随同毛主席外出期间，在与各地同行座谈或看了些简报、文章后，在原有基础上，开始起草关于加强警卫队伍建设，改进和提高警卫工作的文件。在动笔前，东兴同志又给我讲述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警卫工作的一些教诲和指导性意见。
东兴同志告诉我：1947年，毛主席在陕北佳县与群众一起看戏时，针对县委专门为他设置桌椅、茶杯和在他两旁配备警卫干部的情况，指出：“搞警卫工作要懂得一条原则，既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又不能隔离首长同群众的联系。”
说到陕北佳县时，东兴同志又联想到他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一段往事。他说警卫人员还要善于理解首长的意图，做好首长交办的事项。在我恳请下，他把“代替毛主席看到敌人再走”的经过说了一遍。我觉得这事太稀奇、太有兴味了，我把它记述在这里，也算是“奇文”共欣赏吧！
1947年5月14日，经三昼夜激战，陈粟大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孟良崮，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师”——整编七十四师及八十三师一部共3.2万人，击毙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捷报传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非常高兴，立即致电庆祝胜利。
5月14日的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毛主席一边在院子里听广播，一边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果然，蒋介石从广播中得知毛主席还在陕北，并对此确信不疑，立即派出一个小组，带着美国电台测向仪到了延安。他们测向结果，发现陕北王家湾一带有电台群，蒋介石判断毛主席可能在这里，于是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围追捕杀。
6月6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就到我们三支队的驻地王家湾一带盘旋侦察。
6月8日，敌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边向王家湾扑来。敌军行进速度很快，午后就到达离王家湾只有10公里的乎桥地区。三支队紧急动员，准备转移。但是向东转移还是向西转移，毛主席和弼时同志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决定：马上通知王家湾的群众坚壁清野，向山野疏散。三支队各大队在掩护群众撤退的同时，除带必需的东西以外，其他物品就地掩埋，下午6时向王家湾以北方向走，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
支队转移的时间到了，周副主席对毛主席说：“敌人离王家湾不远了，请主席收拾一下马上出发。”主席笑着对周副主席说：“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弼时同志急了，他对主席说：“你别的意见我们都照办，就是这个意见不能办，你得听支队的安排，马上走。”毛主席不紧不慢地说：“敌人着急消灭我，我不着急。要走，你们先走，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毛主席点着一支烟，走出窑洞，向远处望着。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定一同志看主席决意不走，有些着急，马上召集我们商量办法。
周副主席说：“主席要看到敌人再走，不让看恐怕是不行的，能不能找个人替主席看？”弼时同志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来到毛主席身边，对主席说：“我有个建议，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主席听完弼时同志的话，回过头来对我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我向前大跨一步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主席大笑说：“好，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我略加思索后回答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主席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我一看主席同意转移了，心里一阵轻松，我对主席说：“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主席对我说：“我们这就走了，给你留一部电台，要和支队随时保持联系。”下半夜，毛主席率领三支队离开王家湾，上山向北走去。我接受任务后连夜抓紧部署。
我从中央警备团二连，挑选了二排的30个同志，由排长陈少先带领。每个班配备轻机枪一挺，每人带步枪一支，子弹、手榴弹尽量多带。然后，我与团参谋长古远兴一起勘察地形，部署兵力。我们把一个排的兵力分成两个梯队：由排长带18人组成第一梯队，在杨岭崂湾前面的制高点设防阻击敌人；在王家湾后面的山顶上部署第二梯队设防阻击。按照我们的部署，各梯队立即各就各位，并限他们在早晨8时以前挖好工事，搞好伪装，绝对不能提前暴露目标，电台和骑兵的马匹，隐藏在山顶的庙里。
上午9时，观察哨报告：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开始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正向我们前沿阵地靠近。
我和古远兴密切观察敌人动向，待敌人进入火力射程之内，我一声令下，顿时步枪声、机关枪声大作，一阵猛打，敌人迅速退出沟外。遇到这般较强的火力的当头一棒，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不敢冒进。一会儿，一架敌侦察机飞抵我们阵地上空侦察，飞机到来之前，我命令部队彻底隐蔽起来，不让敌人侦察到我们的虚实。敌机盘旋了一阵，未发现什么，飞回去了。 不久，敌人开始第二次进攻。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达到为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三支队多争取一些转移时间的目的，我和古远兴指挥部队将手榴弹集中投向敌人，然后用更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被我们密集枪弹打得不能前进，丢下一些尸体，又败下阵去。
敌机再次又来阵地上空火力扫射侦察，一名战士的眼睛被击中，受了轻伤，飞机过后，卫生员迅速给他包扎好，准备继续战斗。
忽然，一个战士跑来报告：敌人绕道从山后面上来了！我命令第二梯队，打退敌人进攻，并掩护第一梯队撤到第二梯队阵地。
第二梯队接到命令后，马上组织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没有想到，在他们后面还有我军这么顽强的阻击，被迫停止前进。
在第二梯队的掩护下，陈排长率领的第一梯队安全撤到我们阵地上。他向我报告：除一人轻伤外，其他同志及武器都完好无损，我和古远兴同志检查了伤员及武器弹药情况，让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这时候，天下起了暴雨，很快山洪暴发。大量雨水拌着泥沙顺山而下，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我和古远兴同志分析敌情后认为，这么大的雨，敌人也难以行动，决定先让部队撤出阵地，到山顶的庙里避雨。与此同时，我又派侦察兵去侦察敌人的动向。
不久，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暴雨使山洪暴发，敌人的行进速度大大减慢，雨转小后，敌人于晚上9时左右进驻王家湾。”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12个小时，为三支队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夜里12时，进驻王家湾的敌人进入梦乡。我们悄然从山顶上的庙里向王家湾以西方向撤退。我们与支队联系，得知支队现在离小河一二十公里的靖边县天赐湾。当我们到达小河村时，与支队留下等我们的骑兵相遇。我们与骑兵部队一起迅速向天赐湾前进。一进天赐湾村口，一阵枪声响起，哨兵把我们当成了敌人，前卫士兵立刻示意我们是自己人。
我们一到支队驻地，毛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定一同志都迎出门来。毛主席快步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我说：“哨兵把我们当成敌人来了。”毛主席说：“就算是欢迎你们回来的吧，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我把替毛主席看敌人的情况向支队领导汇报后，毛主席说：“谢谢你们替我看到了敌人，你们辛苦了！”
四、《警卫工作规定》诞生
讲完了这一段难忘的故事后，东兴同志又同我说：“1950年，我们就进城以后如何做好警卫工作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要搞得过敌人，不要脱离群众。’我们把毛主席指示的这一条作为警卫工作的指导思想。”
我们把警卫工作的方针修改和充实为“必须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实行专门机关与依靠群众相结合。既要保证安全，又要方便领导同志联系群众”。
在这个文件中还写了“内紧外松”的基本形式，以及严格警卫纪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文件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多方征求意见，最后由东兴同志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
毛主席说，对头，从调查研究着手，改进和提高工作。周总理同意以《警卫工作规定》命名，于1962年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署下发执行。
毛泽东主席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作调查研究了。”又说：“今年（1961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
1961年，毛主席离京外出到各地调查研究共3次212天。外出时，汪东兴同志负责毛主席的衣食住行，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指挥专列开车停车，分别请沿途各地负责人到车上谈话，办理在外地召开中央会议及毛主席在外地会见重要外宾等。我作为汪东兴的秘书，日夜帮助他做交办的一些具体事务。他对沿途各地的公安领导干部及各地警卫处长等谈话时，我也在场并认真记下谈话内容。
毛主席1961年第一次外出共109天，沿途停车请人到车上谈话。1月26日到达天津。晚上，在专列上同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等四人谈话。1月27日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负责人曾希圣、谭启龙谈话。晚上在专列上分别同中共江苏省委江渭清等五人和南京市委负责人陈扬谈话。1月30日到达上海，下车，晚上在文化俱乐部同柯庆施、杨尚昆谈话。2月1日到达杭州，住刘庄。2月5日晚，听取田家英关于浙江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情况的报告。2月6日晚，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等四人的情况汇报。2月8日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胡愈之等在座。2月8日晚，同江华、林乎加、薛驹、田家英谈话，主要谈农村整风整社问题。2月9日，乘专列离开杭州。2月10日上午，在停靠南昌向塘的专列上，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等四人汇报江西省农村整风整社等情况。2月11日下午，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等三人和胡乔木关于湖南农村整风整社情况的汇报。2月12日，在专列上再次听取张平化、胡乔木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的汇报。
2月13日，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在广州住了44天。
在广州期间，中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毛主席主要谈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中央召集陈伯达、胡乔木、陶铸、赵紫阳、田家英等，研究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毛主席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等讨论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后来，北京方面向毛主席建议，两边合起来开会，得到毛主席同意。3月14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到达广州。两会合并召开称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3月29日，乘专列离开广州。
5月14日晚回到北京。从广州到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济南、天津等省、市，同样请省、市等负责人到住地或专列上谈话。毛主席同时用典型事例指导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
5月5日，毛主席在专列上，阅张平化4月14日关于湖南工作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信请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书记。”“这信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诚的信，是一封很好的信。”张平化在信中说：“主席4月11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已印发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并在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传达和讨论。这封信，对于湖南省委、首先对于我是一服对症的良药，‘见事迟，抓得慢’，这主要是我的毛病。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
5月6日，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毛主席致信李井泉、陈正人：“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作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日，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作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此信并告中央。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1961年，毛主席第二次、第三次离京外出。第二次是7月5日离京，9月27日回京，历时84天。途经天津、济南、蚌埠、上海、杭州，前往庐山，住芦林一号。
8月23日—9月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毛主席主持会议。此次外出，在杭州会见金日成主席，在武昌两次会见蒙哥马利元帅，以及其他重要外宾。
第三次离京外出是12月1日，至12月19日回京，历时19天。途经天津、济南、上海、杭州，在专列上与省、市委负责人谈话。12月13日在无锡下车，住小箕山招待所。在无锡召开座谈会，听取江渭清关于江苏情况的汇报，许世友及中共无锡市委、苏州地委、镇江地委第一书记等参加。12月16日，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无锡部队负责人、27军军长钟国楚汇报部队的建设等情况。
二、汪东兴结合本身业务沿途调查访问
汪东兴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一系列指示，结合本身业务，在毛主席到达的地区、沿途和住地，只要有时间，就进行调查访问。他当时是公安部副部长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他同我说，我们的警卫工作，要加以研究和提高，从虚实两个方面，边访问，边积累材料，最后对警卫工作要形成一个文件，经过报批后下发，以利大家遵行。 毛主席活动时，当地的公安厅、局长，警卫处正、副处长，每每都要到位。东兴同志在主席谈话、开会、看文件、休息时，安排与主管警卫工作的厅、局长、警卫处长等交谈访问。重点选择担负各种警卫任务比较繁重的省、市、区。这一次主要是上海、杭州、长沙、武昌、广州、庐山等。例如广州、庐山，这次中央在两地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首长集中，时间长、任务重。我们交谈的话题就围绕这些异常繁重的警卫任务是如何组织实施的，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又有哪些不足之处，还有些什么建议等。
后来有些单位先后写了报告：武汉市公安局《对改进警卫形式的思考》，福建省公安厅《警卫工作的价值在于为民服务》，云南省公安厅《公安警卫部队建设应把握好七个关系》，青海西宁市警卫处《改进警卫形式的挑战与对策》，甘肃省酒泉市公安局《论公安警卫部队文化建设》，铁道部公安局《试论铁路警卫若干基本问题》，北京市公安局《新中国外事警卫制度》，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论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公安警卫工作》等。
三、汪东兴讲他“代替毛主席看到敌人再走”的故事
就在随同毛主席外出期间，在与各地同行座谈或看了些简报、文章后，在原有基础上，开始起草关于加强警卫队伍建设，改进和提高警卫工作的文件。在动笔前，东兴同志又给我讲述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警卫工作的一些教诲和指导性意见。
东兴同志告诉我：1947年，毛主席在陕北佳县与群众一起看戏时，针对县委专门为他设置桌椅、茶杯和在他两旁配备警卫干部的情况，指出：“搞警卫工作要懂得一条原则，既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又不能隔离首长同群众的联系。”
说到陕北佳县时，东兴同志又联想到他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一段往事。他说警卫人员还要善于理解首长的意图，做好首长交办的事项。在我恳请下，他把“代替毛主席看到敌人再走”的经过说了一遍。我觉得这事太稀奇、太有兴味了，我把它记述在这里，也算是“奇文”共欣赏吧！
1947年5月14日，经三昼夜激战，陈粟大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孟良崮，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师”——整编七十四师及八十三师一部共3.2万人，击毙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捷报传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非常高兴，立即致电庆祝胜利。
5月14日的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毛主席一边在院子里听广播，一边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果然，蒋介石从广播中得知毛主席还在陕北，并对此确信不疑，立即派出一个小组，带着美国电台测向仪到了延安。他们测向结果，发现陕北王家湾一带有电台群，蒋介石判断毛主席可能在这里，于是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围追捕杀。
6月6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就到我们三支队的驻地王家湾一带盘旋侦察。
6月8日，敌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边向王家湾扑来。敌军行进速度很快，午后就到达离王家湾只有10公里的乎桥地区。三支队紧急动员，准备转移。但是向东转移还是向西转移，毛主席和弼时同志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决定：马上通知王家湾的群众坚壁清野，向山野疏散。三支队各大队在掩护群众撤退的同时，除带必需的东西以外，其他物品就地掩埋，下午6时向王家湾以北方向走，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
支队转移的时间到了，周副主席对毛主席说：“敌人离王家湾不远了，请主席收拾一下马上出发。”主席笑着对周副主席说：“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弼时同志急了，他对主席说：“你别的意见我们都照办，就是这个意见不能办，你得听支队的安排，马上走。”毛主席不紧不慢地说：“敌人着急消灭我，我不着急。要走，你们先走，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毛主席点着一支烟，走出窑洞，向远处望着。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定一同志看主席决意不走，有些着急，马上召集我们商量办法。
周副主席说：“主席要看到敌人再走，不让看恐怕是不行的，能不能找个人替主席看？”弼时同志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来到毛主席身边，对主席说：“我有个建议，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主席听完弼时同志的话，回过头来对我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我向前大跨一步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主席大笑说：“好，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我略加思索后回答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主席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我一看主席同意转移了，心里一阵轻松，我对主席说：“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主席对我说：“我们这就走了，给你留一部电台，要和支队随时保持联系。”下半夜，毛主席率领三支队离开王家湾，上山向北走去。我接受任务后连夜抓紧部署。
我从中央警备团二连，挑选了二排的30个同志，由排长陈少先带领。每个班配备轻机枪一挺，每人带步枪一支，子弹、手榴弹尽量多带。然后，我与团参谋长古远兴一起勘察地形，部署兵力。我们把一个排的兵力分成两个梯队：由排长带18人组成第一梯队，在杨岭崂湾前面的制高点设防阻击敌人；在王家湾后面的山顶上部署第二梯队设防阻击。按照我们的部署，各梯队立即各就各位，并限他们在早晨8时以前挖好工事，搞好伪装，绝对不能提前暴露目标，电台和骑兵的马匹，隐藏在山顶的庙里。
上午9时，观察哨报告：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开始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正向我们前沿阵地靠近。
我和古远兴密切观察敌人动向，待敌人进入火力射程之内，我一声令下，顿时步枪声、机关枪声大作，一阵猛打，敌人迅速退出沟外。遇到这般较强的火力的当头一棒，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不敢冒进。一会儿，一架敌侦察机飞抵我们阵地上空侦察，飞机到来之前，我命令部队彻底隐蔽起来，不让敌人侦察到我们的虚实。敌机盘旋了一阵，未发现什么，飞回去了。 不久，敌人开始第二次进攻。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达到为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三支队多争取一些转移时间的目的，我和古远兴指挥部队将手榴弹集中投向敌人，然后用更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被我们密集枪弹打得不能前进，丢下一些尸体，又败下阵去。
敌机再次又来阵地上空火力扫射侦察，一名战士的眼睛被击中，受了轻伤，飞机过后，卫生员迅速给他包扎好，准备继续战斗。
忽然，一个战士跑来报告：敌人绕道从山后面上来了！我命令第二梯队，打退敌人进攻，并掩护第一梯队撤到第二梯队阵地。
第二梯队接到命令后，马上组织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没有想到，在他们后面还有我军这么顽强的阻击，被迫停止前进。
在第二梯队的掩护下，陈排长率领的第一梯队安全撤到我们阵地上。他向我报告：除一人轻伤外，其他同志及武器都完好无损，我和古远兴同志检查了伤员及武器弹药情况，让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这时候，天下起了暴雨，很快山洪暴发。大量雨水拌着泥沙顺山而下，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我和古远兴同志分析敌情后认为，这么大的雨，敌人也难以行动，决定先让部队撤出阵地，到山顶的庙里避雨。与此同时，我又派侦察兵去侦察敌人的动向。
不久，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暴雨使山洪暴发，敌人的行进速度大大减慢，雨转小后，敌人于晚上9时左右进驻王家湾。”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12个小时，为三支队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夜里12时，进驻王家湾的敌人进入梦乡。我们悄然从山顶上的庙里向王家湾以西方向撤退。我们与支队联系，得知支队现在离小河一二十公里的靖边县天赐湾。当我们到达小河村时，与支队留下等我们的骑兵相遇。我们与骑兵部队一起迅速向天赐湾前进。一进天赐湾村口，一阵枪声响起，哨兵把我们当成了敌人，前卫士兵立刻示意我们是自己人。
我们一到支队驻地，毛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定一同志都迎出门来。毛主席快步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我说：“哨兵把我们当成敌人来了。”毛主席说：“就算是欢迎你们回来的吧，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我把替毛主席看敌人的情况向支队领导汇报后，毛主席说：“谢谢你们替我看到了敌人，你们辛苦了！”
四、《警卫工作规定》诞生
讲完了这一段难忘的故事后，东兴同志又同我说：“1950年，我们就进城以后如何做好警卫工作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要搞得过敌人，不要脱离群众。’我们把毛主席指示的这一条作为警卫工作的指导思想。”
我们把警卫工作的方针修改和充实为“必须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实行专门机关与依靠群众相结合。既要保证安全，又要方便领导同志联系群众”。
在这个文件中还写了“内紧外松”的基本形式，以及严格警卫纪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文件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多方征求意见，最后由东兴同志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
毛主席说，对头，从调查研究着手，改进和提高工作。周总理同意以《警卫工作规定》命名，于1962年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署下发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