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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糖水店其实并不是只卖糖水，还有炒田螺、米粉、卤鸭掌等，当然也有啤酒。糖水店只是一个店名，跟卖什么没多大关系。
老五叫了一扎漓泉。大家早就知道我不胜酒力，即便是啤酒，所以我照例声明，只喝一杯。余下的由他们分了。但其中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哥们，决然地拿走了他面前的杯子，意思是一点儿都不喝。这人我不认识，也从没见过。老五右手拿着啤酒瓶，左手向他伸过去，提出合理化建议：“周末没事的。”那个人不容置疑地说：“周末也不行。”老五只得收回左手，兀自摇摇头说：“当个公安规矩就是多。”
原来他是民警，叫老莫。
我一下子想起马小光的事情，觉得公安这边也许能有点什么作为，于是就跟老莫聊了起来。说到马小光的事情，老莫字斟句酌地说：“可以想想办法，叫他周一到局里一趟。”我觉得老莫说话这么节制，是不是當着个小领导了。瞅个机会向坐在我旁边的老许求证，老许淡然地说：“你想哪去了？警察不都是这样？”
正如我担心的那样，周一我根本找不到马小光。
我通常在周一早上买好一堆食物，比如南瓜、苦瓜、茄子、娃娃菜等类似的瓜菜，哪种上市就买哪种。并不是我特别爱吃，而是这种瓜菜放上几天问题不大，可以称为驻村菜。此外，还要买点腊肠、腊肉、面条和康师傅之类。大米每个月买一次就够了。驻村第一个月，这些周一早上的功课我就做得很顺溜，也成了习惯。好比在单位上班，进门第一件事必定是摁开电脑。
这样周一上午我回到村里时，已经十点左右了。再到马小光家，哪里还有人影？
真后悔，其实我应该想到这个情况，早上不去市场买那些食物就好了。虽然上面要求“原则上”工作日都住在村里，但偶然找个借口溜回县城，只要掌握好“偶然”的度，请个假，就不会超出“原则”的边际。这下好了，找不到马小光，怎么办？
事实上，即使我八点就到村里，也未必能找着马小光。两个月来，我只见过他两三次就是明证。这样想着，我心里就释然了。
我决定晚上去找他。好在支书水木放了一辆烂摩托车在村委供我使用，要不然走路得一个多小时。这辆烂摩托车力道还可以，就是比较难开，像一匹野马，不好驯服，难以控制。好在我还算结实，要不然半小时就能把人弄散架。在村里工作没有摩托车是不方便的，下次我得买一辆新的才是。我家里那辆宗申摩托已经开了近二十年，比水木这辆还烂。
从门缝可以看到，马小光家里还亮着灯光，我总算没白来。
听声音，里面正在看电视，所以我拍了好久门才有人过来，开门的是个男孩，应该是马小光的儿子。我前几次来的时候没见到，应该是上学去了。
马小光见我大晚上到来，除了瞅一眼，并没有任何特别反应，甚至连招呼都没打，好像我经常这样大晚上找他的样子。其实这是他的淡然，也可以说是冷漠，跟前两三次的情况几无二致。
但当我说出我的来意和打算时，他明显愣了一下，双眸闪现的亮光完全符合我的想象和期待。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他甚至有点明显的激动，并且变得拘谨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马小光来到公安局，老莫一看到我就想了起来，点点头说：“来了？”
老莫其实是小莫，看上去三十六七岁，比我小。我们这里喜欢把熟人老张老陈地喊，显得亲近。虽然老莫和我还不算熟人，但对于有意向混成熟人的人，一开始就给予熟人的待遇，是我们这儿的一种套路。
老莫带马小光去他办公室做了问话笔录，然后办了一些手续，没多久就一起出来。一出门，老莫看到我，开口就说：“走吧。”
我有点懵，问去哪里。
老莫说：“云南。”
“我衣服都没带呢。”我说。我没料到搞得这么快速，而且还要我一起去，我完全没有准备。
“带什么衣服？都是爷们，到那边买只鸟笼就得了。”老莫好像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爷们所说的鸟笼并不是用来装小鸟的笼子，其实是指……鸟笼。
“那好吧。”我便跟他们一起上了车。除了老莫，另外还有一个民警，看样子年纪有四十多岁，高个子，但显得比较瘦弱。
马小光也不多话，很顺溜就上了车。
出发后我才想起，还没请假。我们这些驻村第一书记，凡是外出都必须请假的。对于因公外出，说的是请假，其实是报备。超过三天以上，得经县委组织部批准。我不知道这次需要多长时间，于是村、镇、县都逐一打了电话。
上了同一辆车，如同进了一个微信群，总得聊点什么才好。我们也不例外，从港珠澳大桥到长征五号，从佛罗里达州夜总会枪击案到慕尼黑恐怖事件，从第三十一届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到人民币即将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一路侃过去。当然，少不了扶贫的话题。
其间，马小光也不时插话，这很出乎我的意料。虽然同在一个“微信群”，但群里个别人士永远“潜水”也是正常的。何况马小光本来就是“潜水”的好手。
更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对扶贫工作有很高的评价，对帮扶人也很满意。然而，我听说他是基本上不配合扶贫工作的，甚至叫他签个字都很勉强。
作为贫困户，他有个人所共知的标签：消极。
我并不是他的帮扶人，但作为第一书记，对村里所有贫困户我都要有所了解，掌握情况，尽可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马小光是凤凰组的，离村委比较远，一条沙石小路也不好走，开着支书水木的烂摩托车走在上面，就像跳舞似的。我去找了多少次马小光，已经记不清楚了。开始是支书水木带去，后来是主任老杨或者其他村干部陪去，再后来我自己去，效果都一样，没有任何进展，马小光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就淡淡地憋出一句，给钱我就要，其他的就算了。除了这一句，没有更多的语言。更多的时候是吃了闭门羹，我站在紧闭的木板大门外无计可施，心想，也许跟这扇木门沟通会比马小光容易一些。
我甚至有过那么一闪念，如果以前追女朋友的时候是这个景况，兴许就放弃了。可他是村里的贫困户，只有帮扶一个选项。 某一天我又去马小光家时，看到大门开着，门内放着一担稻谷，明显是刚收割回来的。一群鸡在肆无忌惮地啄食，扒得满地稻谷，我连忙把鸡轰走。我以为马小光可能临时有事出去了，哪知进去一看，他居然靠在厅屋的木沙发上，闭着双眼，一动不动。我一进厅屋，马小光就睁开两眼，不情愿地坐了起来，给我让座后，又懒懒地靠到木沙发上。显然他刚才并没有睡着，一群鸡在他的谷担上开饭、打闹，他其实是知道的。我心想，这马小光真够特别。我本来想按照一般的套路，先跟他聊会儿家常，但他几乎没有应答，我基本上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这样子不是特别好，只好收起套路，问他在种养方面有什么打算。
“没有。”马小光说。
“我知道你家里条件不好，种苗我来想办法，不用你出。”说这话时其实我心里并没有底。一来我不知道能不能争取到种苗，当时上面还没有相关的措施;二来我也不清楚他馬小光如果想要，会要什么。
马小光不出意外地摇摇头。
我接着说：“比如说给你一两头猪仔，或者一批果树苗，或者鱼花，或者别的，关键是你的意愿。”
“不做。”
“不做怎么脱贫？怎么来钱？”
“不脱。”
“你别这样。”我说，“你只要钱是吗？你要理解，这码事不同低保政策，不可能直接给钱的。”
“我钱也不要，什么都不要。”马小光说，“我够吃够用。”说完就不再开口。
“你够吃够用还当个鬼贫困户！”我不免有点儿恼火，不过没有说出来。马小光这样的个头和身板，跟他的状态是不相称的，好比系统配不上硬件。那时候我有个感觉，马小光似乎是把自己裹在一团浓雾之中，不愿出来。
我忽然有个念头，如果拎一把马小光的耳朵能驱散那团浓雾，我不会放过机会。遗憾的是浓雾的阀门不在他的耳朵上。
我有点灰头土脸的样子回到村委，支书主任几个一见我就笑了：“这下你服了吧？你不用说我们也知道结果。马小光这号人就是这样，不可救药。”主任老杨说：“简直是个猪头。”我不理他们，顾自从包里拿出杯子，看看没水了，就去倒了杯水猛喝几大口，坐到一边生闷气。
“这算什么事？”我摇摇头说。
几个村干部一阵嬉笑。
高佬吴笑完后说：“其实他并不是猪头。”
主任老杨说：“那你说，他是什么？”
高佬吴说：“是煮熟的猪头。”
主任老杨摘下眼镜，用拇指擦擦镜片，说：“以前的小孩就怕没得吃，现在的小孩，你得想办法让他吃，时代不同喽。”支书水木说：“你个老东西，他马小光是小孩吗？”老杨撇撇嘴说：“不是小孩，是大爷。”
我赌气地说：“我们木浪村139户贫困户，一定要全部脱贫吗？像马小光这样的大爷系列该怎么办？少脱一个行不行？”主任老杨说：“我看行，天不会塌下来。”想想又说，“你是第一书记，你官儿最大，你说了算。”支书水木接过话头：“阿叔在大队好办事，老杨你自己就在大队。”老杨听了，叹一口气说：“你大碌木年纪轻就是牛，昨晚和媳妇战斗到几点啊？今天迷糊得连自己是大队支书都忘记了。”
大队是以前的叫法，现在叫村委。但大队已经是一个经典的名词了。“阿叔在大队”是当地一句隐语，意思是朝里有人。
众人过了一会儿嘴瘾，村委办公室里暂时安静了下来。
也许是为了打破沉默，我自言自语地说：“不是我们不想扶，是他不让扶啊。”
主任老杨拿起桌面上的几份资料扬了扬，说：“陈书记，脱不脱还不是一张表格的事情？以前搞计划生育之类不就是这样？档案为王。”
我笑笑，没说什么。
老杨又说：“不然还能咋整？”
我搔搔头皮，偷偷拿眼睛去征询支书水木的意见。支书狡黠地笑着，把脸朝天花板上扭去。
木浪村139户贫困户，各有各的难处，致贫原因多种，有的因病因残，有的遭遇特殊变故，有的是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有的是因为孩子上大学、高中，有的则像马小光这样，属于“公鸡带小鸡”或者“母鸡带小鸡”的单亲家庭。
马小光这个单亲家庭比较特殊，他的户口本上有媳妇有孩子，一共四个人，只不过很多年了，没人见过他的媳妇邓楚英，“跟死掉是一样的”，属于事实上的单亲家庭。
“他媳妇到底怎么回事？”想到这个，我又问支书水木。支书用下巴指指在木沙发上睡午觉的高佬吴说：“他那片的。”我过去轻轻揭开高佬吴脸上的报纸，想看看他睡着了没有。我一揭报纸，高佬吴就睁开眼睛，说：“那个货，好多年了。”
原来他只是闭目养神，假寐，并没睡着。“好多年是什么意思？”我问，“死好多年了？”
高佬吴咂咂嘴说：“那个货，不死也没用。”
我不耻下问：“到底怎么回事？”
村委主任老杨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你驻村两年很快就过去的，有些事情不用管太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支书水木接过话头：“有所为有所不为。”
高佬吴用右手扶着木沙发，一伸腿躬身坐起来说：“拣重要的事情做吧。你看看桌上这一大摞手册、表格，够你晕的。”
事实上，马小光确实是有媳妇的，但却在多年前跟一个外地人跑了，是一个姓夏的云南小老板。其实那个人是不是真的老板非常值得怀疑。那时候姓夏的来到木浪村，说要重新开挖村里的一口旧金矿，请了村里几个人做前期矿口清理，其中就包括马小光的媳妇邓楚英。马楚英虽然生了两个小孩，但仍然有模有样。云南人经常不分场合地跟邓楚英打情骂俏，据说还动手动脚，后来甚至出现一些有板有眼的传言。这种传言或许是添加了枝叶的，或者是纯属虚构的，然而大家都那么忙，谁有那闲工夫去考证呢？总而言之，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是她出事后，村里人嗤之以鼻的原因。
话说某一天，云南人说要去县城跑个业务，有个本地人比较方便，就带上了邓楚英。哪知两人一去不返。你邓楚英走了不要紧，关键是金主“夏老板”跑了，大家伙忙活那么久，工钱找谁要？要不是你邓楚英的原因，“夏老板”能跑吗？所以她出事后，村里人的同情几乎被憎恨覆盖了。 这样的人，大家提都不想提。
半个月后，马小光收到一条短信，说姓夏的是个骗子，邓楚英被带到了云南一个偏僻的山村，完全失去了自由。短信上还写了具体地址。邓楚英说是趁姓夏的不备，用他的手机发的短信。马小光立即把电话打过去，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媳妇的声音：“小光，救救我……”话未说完，那边传来“啪”的一声，电话就断了，此后再也无法打通。
这些情况是我后来了解的。因为马小光户口本上有媳妇，帮扶手册上却没有，我必须核实。
我问马小光，想没想过去把她找回来。“难啊。”马小光愁容满面地说。那是我跟他说话最多的一次，我对此印象深刻。
天擦黑时，路越来越不好走，到处是机器挖掘的痕迹，看得出是正在修路。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小村庄，带来的水已经消耗精光了，打算到农户家里讨点水喝。来到一个农户门口时，我一眼就看到了墙上的帮扶联系卡，原来是个贫困户，姓万。我心里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亲切感。这并不是说，其他农户就不亲切，反正吧，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感觉。
女主人坐在门口编织类似篮子一样的藤器小用具，看样子有五十多岁。我们走近了，她就站起来点头致意。细看才发现，她竟然是个盲人。男主人闻声出来，将我们让进屋里。
万大叔热情地说：“我正想做饭呢，不知道你们要来。”说着就要进房间里找什么东西。
我一愣，顿时明白他可能是误会了：“不是，那个，我们是路过的。”
万大叔转过身说：“你们不是来检查的？”
“不是的，我们从广西来，只是路过这里，想讨杯水喝。”看来我们的确有点干部的样子：穿得相对整洁，又没有那种老板的豪迈气质。
万大叔夫妇很热情，留我们住下来。万大叔说虽然这儿离镇上不太远，但前面正在修路，而且有几段塌方刚钩出一条通道，还比较险，“晚上开车不安全。”
那只能住下来了。
晚上我们很自然就聊到了脱贫的话题。万大叔感叹政策好，干部好，“帮扶力度太大了”。万大叔有一儿一女，女儿上大学，儿子上高中，家里只有他们夫妻俩。
我问他有没有发展什么产业。他说除了养几十只鸡，还种了五六亩药材。
“什么药材？”
“天冬。”
天冬我听说过。早前到南宁参加第一书记扶贫产业园的捐赠活动时，认识了一位经营药材的孙经理，他就推荐我在村里发展天冬种植。他说种植天冬只需每年施肥两次，草都不用除，几乎不用打理，收益又高，特别适合劳动力不足的贫困户种植。这事我记在了心上，但由于缺乏实地了解，所以还没有跟大家说过。现在恰好万大叔种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问万大叔种在什么地方，他扬一扬下巴说：“就在对面的冲里。”
“远不远？”
“半小时的样子吧。”
“可以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天都黑了，明天再看吧？”
“没事的，明天我们得赶路呢。”
“那好咧。”
起先老莫不想去看，但看到我們都去了，他搔搔头皮，只好跟着。一垄垄的天冬嫩苗绿油油的，长势良好。我为了求证，故意问万大叔：“种这么多是不是特别辛苦？”万大叔说不辛苦的，“就是因为不需要太多劳力，才适合我种。”他说主要是翻地的时候需要功夫，平时基本上不用护理，“草都不用除”。翻地时得到了一帮青年学生的帮忙，“好像叫什么志愿者”，所以说得上是比较轻松的，“要不然我还真种不了这么多。”这跟孙经理说的基本一致。
我当即给孙经理打电话，告诉他我正在云南看天冬的种植。孙经理说云南那边种的基本上是壳冬，是天冬的一个品种，跟广西这边种的不同。壳冬加工比较麻烦，损耗也高，价格还比较低。
“为什么他们不种广西这种呢？”
“每种药材都有好几个甚至几十个细分的品种，比如吴茱萸，有几十块的、一百多块的，有两百多块甚至四五百块的，真正懂行的人才分得清楚。如果他们懂行，肯定就种广西这种了。”
原来是这样。这事我不好跟万大叔说，我怕这样会打击他的积极性。再说我也不能确定他种的是不是我们广西的那种。不管哪个品种，都会有收获，只是大小有别。这是确定的。
马小光对天冬也显得颇有兴趣，不停地问这问那，比我问的还多。我感到又惊奇又高兴，兴许是一路颠簸把他的心思给激活了，就问他是不是想种，有没有合适的地。他说村里地倒是有，要想想哪里合适。
“那尽快想一想吧。”
“好的。”
在电筒和手机的光照中，我发现马小光其实是长得很帅的。
回到万大叔家后，我们很快就睡了。万大叔床铺不够，我们几个是一起打的地铺。次日一早起来，万大叔已经做好早餐。吃过早餐后，我拿出两百块钱递给万大叔，老莫和另外那位民警见状也拿出钱来，但万大叔坚决不收。一番推让后，才勉强收了一百。
这个云南小镇的派出所就在路边。刚一见面，我们还没来得及坐下喝口水，所里一个脸盘又圆又大的民警就拿起电话往外打，直接就说：“你在长毛四的杂货店等我，二十分钟到。”然后对我们说，“走吧。”一切显得环环相扣，好像都是跟着剧本去走。
给我们带路的是村委的计生专干，姓魏，是个寡言少语的人，问一句答半句，走路却虎虎生风。车子开了不到半小时，公路便到了尽头，我们便跟着带路的魏专干往山上爬，走崎岖小路。这一路走得真是够呛，五个多小时。我不记得长这么大，什么时候连续走过这么长的路，还是这样又险又陡的羊肠山路。有时是光秃秃的石山，有时是阴森的密林，有时又是狭长的峡谷。到了后半段路，我感到腿脚都不听使唤了。可魏专干的两脚还是那么虎虎生风，我感觉是被他牵着走的。事后回想，也许是某种类似于面子的东西在支撑着吧，要不然，真得趴下。好在驻村以来我基本上都穿着运动鞋，如果是皮鞋的话，更难以想象。马小光脚上是一双拖鞋，走得也是满头大汗，但显得精气神十足，两眼贼亮贼亮的，不知道他累不累。老莫和那两个民警走得倒是还算沉稳，时不时还讲几句带点颜色的笑话。 精疲力竭之际，魏专干将我们带到一个小村庄的后背山上，山下是浓密的林木，中间露出一块坡地，其间散落着零星的民居，看样子不超过十户人家。山脚下一条小溪蜿蜒而过，相对这边浓密的林木，小溪对面是近乎光秃秃的丹霞山包。魏专干给我们详细指出，左边第二间瓦房就是老拉的屋子。老拉就是带走马小光媳妇的“夏老板”。魏专干待在原地，其余全部下山。
担心的情形出现了，屋里空空如也。问邻居，得到的答案是，老拉有时候十天半个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年甚至一年也不一定回来。最近的一次回来，是三四个月前的事了。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从外面带了个女子回来，“蛮好看的，就是整天苦着个脸，不爱笑。”
我们在那里等了大约两个小时，毫无收获，只得收兵。
想想回程的路，真是头皮发麻，但怎么着也得走。
回到小镇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但小镇连个小旅馆都没有，只得随便吃点东西，赶去县城。
那晚我特意和马小光住在一起。我担心他过于失落，得跟他聊聊。
马小光说：“你太辛苦了，其实你不用来的。”
我笑笑说：“没事，我也想趁机出来走走，看看彩云之南的风光，我还没到过云南呢。”
马小光笑了：“书记真会讲笑。”
他没有显得特别累，也不像去的时候那样兴奋、两眼发亮，而是一副淡然的样子。在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以前似乎裹在一团看不见的浓雾之中，现在浓雾不见了，只有淡然。我觉得这样挺好。生活的底色就是淡然的，你用心挥舞画笔，它便有了斑斓的色彩。
事实上，在回来的路上，我也感觉比去的时候轻松了一点儿，总之还行吧，没有趴下。
马小光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其实我也想过，多半儿就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来看看，我就是放不下。”这时候我不敢和他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我怕谈多了他会重新陷入浓雾之中。但是他直接跟我说：“你不知道，我以前多难受。”这个我是完全理解的，但我只能谨慎地点点头，说：“不过……”
马小光继续说：“那种感觉，就像心里面有个巨大的洞。”
我真想走过去把他抱住。如果这样可以让他忘记伤痛的话，我一定会的。
马小光又说：“这么多年了，希望她能过得好吧。”说这话时，他看起来是一种释然的样子。
于是我就跟他接着聊了一些关于家庭和情感方面的话题。马小光对此感慨颇多，但在状态上显得轻松和淡然。这样就好。最后我问他种植天冬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马小光说在牛头垌有十多亩万大叔所说的那样的沙质地，以前大家种红薯，现在都外出打工，就撂荒了，“跟他们讲一声就可以种”。
睡觉前，我给孙经理发了几条微信，打算回去后尽快把种植天冬的事情落实好。跟支书水木、主任老杨他们商量商量，除了马小光，让村里其他群众特别是有条件的贫困户也种上，把药材种植发展成村里的产业。
第二天回到村里，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我开着支书水木的烂摩托车，送马小光回家。刚到他家就发现情况不对，马小光两个小孩不见人影。屋里没有一点生活气息，孩子至少有一整天不在家了。马小光两眼茫然，在屋子周边一声高一声低地呼唤着两个孩子，声音嘶哑。我赶紧给支书打个电话，支书轻松地说：“放心啦，小孩在我这里。”
原来我和马小光出去那晚，支书不放心两个小孩，连夜去看，发现两个小家伙在吭哧吭哧地忙着做晚饭，搞得满屋是烟，满面油污，锅里的饭却是夹生的，菜煮熟了，但太咸。支书将两个小家伙接到了自己家里。
孫经理回信息说，他对种植和收购全程负责，和村里签好合同。鉴于马小光的情况，可以先赊种苗，到收购时再扣。我看得出来，他意思是拿马小光作为广告或者样板，成功后村民就会跟着种，这是他的运营方式。我将这个事情跟几个村干部说了，他们觉得挺好，“可以试试。”主任老杨说，他侄子有钩机，马小光真想种的话，可以叫他侄子帮一下，节省点人力，毕竟牛头垌像村头老尼姑的春心，荒芜得不成样子了，靠人力去除草、平整、挖边沟，恐怕要做到猴年马月，用机器最多一两天工夫。至于费用就免了，“穷富也不在于那百十块钱。”
“谁叫他阿叔在大队呢。”老杨两手一摊，自我解嘲地补充说。
驻村工作繁杂琐碎，虽说成不了什么大事，但基本上处于忙碌状态。后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能抽出时间到马小光家里了，也没有见过他，只是从村干部的口中得知，他果真种了四亩天冬，还养了一口鱼塘。当我后来到他的地里看时，那些天冬苗已经长得叫人喜欢。
可能有部分人以为，驻村工作，你又不和群众一起下田插秧、上山打柴，有什么可忙的？这是个误解。来看看我某一周的工作，你就会有所了解。
星期一，和支书主任去市里，拜访曾经跟村里有过工作联系的某公司蔡总，争取资金，支持建设村集体经济项目光伏发电站。星期二，督查组到村督查新版帮扶手册填写情况。星期三，根据督查结果，组织帮扶人开展整改工作。星期四，迎接督查组“回头看”督查。可能有人会问，有这么快就“回头看”吗？答案是不容置疑的。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即是冲刺啊。只争朝夕，时不我待。星期五，根据蔡总意见，完善光伏电站建设方案，再次到市里某公司争取资金。这家公司最后支持8万元，给村里建设总造价26万元的光伏发电站。余下款项，还得争取其他单位的支持。这是后话。
顺便说一下，上面拨款专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那是一年后的事情。我们筹建光伏发电站时，还没有这个款项。节奏快了点儿。
一个星期零零碎碎的工作就是这样，然后进入下一个星期，但并不是重复。
所以，马小光那儿，我真的是抽不出时间去了。
次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孙经理的电话：“我到村口了。”我当时以为他是开玩笑的，南宁到这里可不是十里八里的路，哪知没多久，他真的到了村里。孙经理露出习惯性的嘻嘻笑脸，站在一辆卡车旁边说：“马小光的天冬收获了，你大书记不知道？”“我知道啊，但没想到是今天。”我一边说一边坐上孙经理请来的卡车。到了马小光的地头，只见他已经挖了约五分之一。
马小光的天冬粗壮长条，看来收成不错。孙经理随意捧起一棵，掂量一下说：“保守估计，每亩15000块不成问题。”我说：“那四亩就是6万块了。”孙经理点点头：“最少6万。”马小光听了，高兴地说：“我知道孙经理要来，今天早上我捞了几条鱼，中午书记和孙经理到家里喝碗鱼汤吧。”我正要答话，旁边一名正在弯着腰整理天冬的年轻女子，仰起红扑扑的笑脸，冲着马小光嗔道：“就知道吃。”
南方的初冬不太冷，但每个人都穿上了冬衣。马小光身边的空气中，一团粉红的微光掠过，给人温暖的感觉。
责任编辑 坛 荷
岳寅生
本名岳锦浩，广西藤县人，公务员，广西小小说学会会员，广西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偶有作品发表。曾于2016年4月至2018年4月到广西藤县某贫困村担任基层党组织第一书记，驻村扶贫。
老五叫了一扎漓泉。大家早就知道我不胜酒力，即便是啤酒，所以我照例声明，只喝一杯。余下的由他们分了。但其中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哥们，决然地拿走了他面前的杯子，意思是一点儿都不喝。这人我不认识，也从没见过。老五右手拿着啤酒瓶，左手向他伸过去，提出合理化建议：“周末没事的。”那个人不容置疑地说：“周末也不行。”老五只得收回左手，兀自摇摇头说：“当个公安规矩就是多。”
原来他是民警，叫老莫。
我一下子想起马小光的事情，觉得公安这边也许能有点什么作为，于是就跟老莫聊了起来。说到马小光的事情，老莫字斟句酌地说：“可以想想办法，叫他周一到局里一趟。”我觉得老莫说话这么节制，是不是當着个小领导了。瞅个机会向坐在我旁边的老许求证，老许淡然地说：“你想哪去了？警察不都是这样？”
正如我担心的那样，周一我根本找不到马小光。
我通常在周一早上买好一堆食物，比如南瓜、苦瓜、茄子、娃娃菜等类似的瓜菜，哪种上市就买哪种。并不是我特别爱吃，而是这种瓜菜放上几天问题不大，可以称为驻村菜。此外，还要买点腊肠、腊肉、面条和康师傅之类。大米每个月买一次就够了。驻村第一个月，这些周一早上的功课我就做得很顺溜，也成了习惯。好比在单位上班，进门第一件事必定是摁开电脑。
这样周一上午我回到村里时，已经十点左右了。再到马小光家，哪里还有人影？
真后悔，其实我应该想到这个情况，早上不去市场买那些食物就好了。虽然上面要求“原则上”工作日都住在村里，但偶然找个借口溜回县城，只要掌握好“偶然”的度，请个假，就不会超出“原则”的边际。这下好了，找不到马小光，怎么办？
事实上，即使我八点就到村里，也未必能找着马小光。两个月来，我只见过他两三次就是明证。这样想着，我心里就释然了。
我决定晚上去找他。好在支书水木放了一辆烂摩托车在村委供我使用，要不然走路得一个多小时。这辆烂摩托车力道还可以，就是比较难开，像一匹野马，不好驯服，难以控制。好在我还算结实，要不然半小时就能把人弄散架。在村里工作没有摩托车是不方便的，下次我得买一辆新的才是。我家里那辆宗申摩托已经开了近二十年，比水木这辆还烂。
从门缝可以看到，马小光家里还亮着灯光，我总算没白来。
听声音，里面正在看电视，所以我拍了好久门才有人过来，开门的是个男孩，应该是马小光的儿子。我前几次来的时候没见到，应该是上学去了。
马小光见我大晚上到来，除了瞅一眼，并没有任何特别反应，甚至连招呼都没打，好像我经常这样大晚上找他的样子。其实这是他的淡然，也可以说是冷漠，跟前两三次的情况几无二致。
但当我说出我的来意和打算时，他明显愣了一下，双眸闪现的亮光完全符合我的想象和期待。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他甚至有点明显的激动，并且变得拘谨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马小光来到公安局，老莫一看到我就想了起来，点点头说：“来了？”
老莫其实是小莫，看上去三十六七岁，比我小。我们这里喜欢把熟人老张老陈地喊，显得亲近。虽然老莫和我还不算熟人，但对于有意向混成熟人的人，一开始就给予熟人的待遇，是我们这儿的一种套路。
老莫带马小光去他办公室做了问话笔录，然后办了一些手续，没多久就一起出来。一出门，老莫看到我，开口就说：“走吧。”
我有点懵，问去哪里。
老莫说：“云南。”
“我衣服都没带呢。”我说。我没料到搞得这么快速，而且还要我一起去，我完全没有准备。
“带什么衣服？都是爷们，到那边买只鸟笼就得了。”老莫好像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爷们所说的鸟笼并不是用来装小鸟的笼子，其实是指……鸟笼。
“那好吧。”我便跟他们一起上了车。除了老莫，另外还有一个民警，看样子年纪有四十多岁，高个子，但显得比较瘦弱。
马小光也不多话，很顺溜就上了车。
出发后我才想起，还没请假。我们这些驻村第一书记，凡是外出都必须请假的。对于因公外出，说的是请假，其实是报备。超过三天以上，得经县委组织部批准。我不知道这次需要多长时间，于是村、镇、县都逐一打了电话。
上了同一辆车，如同进了一个微信群，总得聊点什么才好。我们也不例外，从港珠澳大桥到长征五号，从佛罗里达州夜总会枪击案到慕尼黑恐怖事件，从第三十一届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到人民币即将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一路侃过去。当然，少不了扶贫的话题。
其间，马小光也不时插话，这很出乎我的意料。虽然同在一个“微信群”，但群里个别人士永远“潜水”也是正常的。何况马小光本来就是“潜水”的好手。
更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对扶贫工作有很高的评价，对帮扶人也很满意。然而，我听说他是基本上不配合扶贫工作的，甚至叫他签个字都很勉强。
作为贫困户，他有个人所共知的标签：消极。
我并不是他的帮扶人，但作为第一书记，对村里所有贫困户我都要有所了解，掌握情况，尽可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马小光是凤凰组的，离村委比较远，一条沙石小路也不好走，开着支书水木的烂摩托车走在上面，就像跳舞似的。我去找了多少次马小光，已经记不清楚了。开始是支书水木带去，后来是主任老杨或者其他村干部陪去，再后来我自己去，效果都一样，没有任何进展，马小光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就淡淡地憋出一句，给钱我就要，其他的就算了。除了这一句，没有更多的语言。更多的时候是吃了闭门羹，我站在紧闭的木板大门外无计可施，心想，也许跟这扇木门沟通会比马小光容易一些。
我甚至有过那么一闪念，如果以前追女朋友的时候是这个景况，兴许就放弃了。可他是村里的贫困户，只有帮扶一个选项。 某一天我又去马小光家时，看到大门开着，门内放着一担稻谷，明显是刚收割回来的。一群鸡在肆无忌惮地啄食，扒得满地稻谷，我连忙把鸡轰走。我以为马小光可能临时有事出去了，哪知进去一看，他居然靠在厅屋的木沙发上，闭着双眼，一动不动。我一进厅屋，马小光就睁开两眼，不情愿地坐了起来，给我让座后，又懒懒地靠到木沙发上。显然他刚才并没有睡着，一群鸡在他的谷担上开饭、打闹，他其实是知道的。我心想，这马小光真够特别。我本来想按照一般的套路，先跟他聊会儿家常，但他几乎没有应答，我基本上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这样子不是特别好，只好收起套路，问他在种养方面有什么打算。
“没有。”马小光说。
“我知道你家里条件不好，种苗我来想办法，不用你出。”说这话时其实我心里并没有底。一来我不知道能不能争取到种苗，当时上面还没有相关的措施;二来我也不清楚他馬小光如果想要，会要什么。
马小光不出意外地摇摇头。
我接着说：“比如说给你一两头猪仔，或者一批果树苗，或者鱼花，或者别的，关键是你的意愿。”
“不做。”
“不做怎么脱贫？怎么来钱？”
“不脱。”
“你别这样。”我说，“你只要钱是吗？你要理解，这码事不同低保政策，不可能直接给钱的。”
“我钱也不要，什么都不要。”马小光说，“我够吃够用。”说完就不再开口。
“你够吃够用还当个鬼贫困户！”我不免有点儿恼火，不过没有说出来。马小光这样的个头和身板，跟他的状态是不相称的，好比系统配不上硬件。那时候我有个感觉，马小光似乎是把自己裹在一团浓雾之中，不愿出来。
我忽然有个念头，如果拎一把马小光的耳朵能驱散那团浓雾，我不会放过机会。遗憾的是浓雾的阀门不在他的耳朵上。
我有点灰头土脸的样子回到村委，支书主任几个一见我就笑了：“这下你服了吧？你不用说我们也知道结果。马小光这号人就是这样，不可救药。”主任老杨说：“简直是个猪头。”我不理他们，顾自从包里拿出杯子，看看没水了，就去倒了杯水猛喝几大口，坐到一边生闷气。
“这算什么事？”我摇摇头说。
几个村干部一阵嬉笑。
高佬吴笑完后说：“其实他并不是猪头。”
主任老杨说：“那你说，他是什么？”
高佬吴说：“是煮熟的猪头。”
主任老杨摘下眼镜，用拇指擦擦镜片，说：“以前的小孩就怕没得吃，现在的小孩，你得想办法让他吃，时代不同喽。”支书水木说：“你个老东西，他马小光是小孩吗？”老杨撇撇嘴说：“不是小孩，是大爷。”
我赌气地说：“我们木浪村139户贫困户，一定要全部脱贫吗？像马小光这样的大爷系列该怎么办？少脱一个行不行？”主任老杨说：“我看行，天不会塌下来。”想想又说，“你是第一书记，你官儿最大，你说了算。”支书水木接过话头：“阿叔在大队好办事，老杨你自己就在大队。”老杨听了，叹一口气说：“你大碌木年纪轻就是牛，昨晚和媳妇战斗到几点啊？今天迷糊得连自己是大队支书都忘记了。”
大队是以前的叫法，现在叫村委。但大队已经是一个经典的名词了。“阿叔在大队”是当地一句隐语，意思是朝里有人。
众人过了一会儿嘴瘾，村委办公室里暂时安静了下来。
也许是为了打破沉默，我自言自语地说：“不是我们不想扶，是他不让扶啊。”
主任老杨拿起桌面上的几份资料扬了扬，说：“陈书记，脱不脱还不是一张表格的事情？以前搞计划生育之类不就是这样？档案为王。”
我笑笑，没说什么。
老杨又说：“不然还能咋整？”
我搔搔头皮，偷偷拿眼睛去征询支书水木的意见。支书狡黠地笑着，把脸朝天花板上扭去。
木浪村139户贫困户，各有各的难处，致贫原因多种，有的因病因残，有的遭遇特殊变故，有的是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有的是因为孩子上大学、高中，有的则像马小光这样，属于“公鸡带小鸡”或者“母鸡带小鸡”的单亲家庭。
马小光这个单亲家庭比较特殊，他的户口本上有媳妇有孩子，一共四个人，只不过很多年了，没人见过他的媳妇邓楚英，“跟死掉是一样的”，属于事实上的单亲家庭。
“他媳妇到底怎么回事？”想到这个，我又问支书水木。支书用下巴指指在木沙发上睡午觉的高佬吴说：“他那片的。”我过去轻轻揭开高佬吴脸上的报纸，想看看他睡着了没有。我一揭报纸，高佬吴就睁开眼睛，说：“那个货，好多年了。”
原来他只是闭目养神，假寐，并没睡着。“好多年是什么意思？”我问，“死好多年了？”
高佬吴咂咂嘴说：“那个货，不死也没用。”
我不耻下问：“到底怎么回事？”
村委主任老杨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你驻村两年很快就过去的，有些事情不用管太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支书水木接过话头：“有所为有所不为。”
高佬吴用右手扶着木沙发，一伸腿躬身坐起来说：“拣重要的事情做吧。你看看桌上这一大摞手册、表格，够你晕的。”
事实上，马小光确实是有媳妇的，但却在多年前跟一个外地人跑了，是一个姓夏的云南小老板。其实那个人是不是真的老板非常值得怀疑。那时候姓夏的来到木浪村，说要重新开挖村里的一口旧金矿，请了村里几个人做前期矿口清理，其中就包括马小光的媳妇邓楚英。马楚英虽然生了两个小孩，但仍然有模有样。云南人经常不分场合地跟邓楚英打情骂俏，据说还动手动脚，后来甚至出现一些有板有眼的传言。这种传言或许是添加了枝叶的，或者是纯属虚构的，然而大家都那么忙，谁有那闲工夫去考证呢？总而言之，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是她出事后，村里人嗤之以鼻的原因。
话说某一天，云南人说要去县城跑个业务，有个本地人比较方便，就带上了邓楚英。哪知两人一去不返。你邓楚英走了不要紧，关键是金主“夏老板”跑了，大家伙忙活那么久，工钱找谁要？要不是你邓楚英的原因，“夏老板”能跑吗？所以她出事后，村里人的同情几乎被憎恨覆盖了。 这样的人，大家提都不想提。
半个月后，马小光收到一条短信，说姓夏的是个骗子，邓楚英被带到了云南一个偏僻的山村，完全失去了自由。短信上还写了具体地址。邓楚英说是趁姓夏的不备，用他的手机发的短信。马小光立即把电话打过去，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媳妇的声音：“小光，救救我……”话未说完，那边传来“啪”的一声，电话就断了，此后再也无法打通。
这些情况是我后来了解的。因为马小光户口本上有媳妇，帮扶手册上却没有，我必须核实。
我问马小光，想没想过去把她找回来。“难啊。”马小光愁容满面地说。那是我跟他说话最多的一次，我对此印象深刻。
天擦黑时，路越来越不好走，到处是机器挖掘的痕迹，看得出是正在修路。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小村庄，带来的水已经消耗精光了，打算到农户家里讨点水喝。来到一个农户门口时，我一眼就看到了墙上的帮扶联系卡，原来是个贫困户，姓万。我心里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亲切感。这并不是说，其他农户就不亲切，反正吧，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感觉。
女主人坐在门口编织类似篮子一样的藤器小用具，看样子有五十多岁。我们走近了，她就站起来点头致意。细看才发现，她竟然是个盲人。男主人闻声出来，将我们让进屋里。
万大叔热情地说：“我正想做饭呢，不知道你们要来。”说着就要进房间里找什么东西。
我一愣，顿时明白他可能是误会了：“不是，那个，我们是路过的。”
万大叔转过身说：“你们不是来检查的？”
“不是的，我们从广西来，只是路过这里，想讨杯水喝。”看来我们的确有点干部的样子：穿得相对整洁，又没有那种老板的豪迈气质。
万大叔夫妇很热情，留我们住下来。万大叔说虽然这儿离镇上不太远，但前面正在修路，而且有几段塌方刚钩出一条通道，还比较险，“晚上开车不安全。”
那只能住下来了。
晚上我们很自然就聊到了脱贫的话题。万大叔感叹政策好，干部好，“帮扶力度太大了”。万大叔有一儿一女，女儿上大学，儿子上高中，家里只有他们夫妻俩。
我问他有没有发展什么产业。他说除了养几十只鸡，还种了五六亩药材。
“什么药材？”
“天冬。”
天冬我听说过。早前到南宁参加第一书记扶贫产业园的捐赠活动时，认识了一位经营药材的孙经理，他就推荐我在村里发展天冬种植。他说种植天冬只需每年施肥两次，草都不用除，几乎不用打理，收益又高，特别适合劳动力不足的贫困户种植。这事我记在了心上，但由于缺乏实地了解，所以还没有跟大家说过。现在恰好万大叔种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问万大叔种在什么地方，他扬一扬下巴说：“就在对面的冲里。”
“远不远？”
“半小时的样子吧。”
“可以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天都黑了，明天再看吧？”
“没事的，明天我们得赶路呢。”
“那好咧。”
起先老莫不想去看，但看到我們都去了，他搔搔头皮，只好跟着。一垄垄的天冬嫩苗绿油油的，长势良好。我为了求证，故意问万大叔：“种这么多是不是特别辛苦？”万大叔说不辛苦的，“就是因为不需要太多劳力，才适合我种。”他说主要是翻地的时候需要功夫，平时基本上不用护理，“草都不用除”。翻地时得到了一帮青年学生的帮忙，“好像叫什么志愿者”，所以说得上是比较轻松的，“要不然我还真种不了这么多。”这跟孙经理说的基本一致。
我当即给孙经理打电话，告诉他我正在云南看天冬的种植。孙经理说云南那边种的基本上是壳冬，是天冬的一个品种，跟广西这边种的不同。壳冬加工比较麻烦，损耗也高，价格还比较低。
“为什么他们不种广西这种呢？”
“每种药材都有好几个甚至几十个细分的品种，比如吴茱萸，有几十块的、一百多块的，有两百多块甚至四五百块的，真正懂行的人才分得清楚。如果他们懂行，肯定就种广西这种了。”
原来是这样。这事我不好跟万大叔说，我怕这样会打击他的积极性。再说我也不能确定他种的是不是我们广西的那种。不管哪个品种，都会有收获，只是大小有别。这是确定的。
马小光对天冬也显得颇有兴趣，不停地问这问那，比我问的还多。我感到又惊奇又高兴，兴许是一路颠簸把他的心思给激活了，就问他是不是想种，有没有合适的地。他说村里地倒是有，要想想哪里合适。
“那尽快想一想吧。”
“好的。”
在电筒和手机的光照中，我发现马小光其实是长得很帅的。
回到万大叔家后，我们很快就睡了。万大叔床铺不够，我们几个是一起打的地铺。次日一早起来，万大叔已经做好早餐。吃过早餐后，我拿出两百块钱递给万大叔，老莫和另外那位民警见状也拿出钱来，但万大叔坚决不收。一番推让后，才勉强收了一百。
这个云南小镇的派出所就在路边。刚一见面，我们还没来得及坐下喝口水，所里一个脸盘又圆又大的民警就拿起电话往外打，直接就说：“你在长毛四的杂货店等我，二十分钟到。”然后对我们说，“走吧。”一切显得环环相扣，好像都是跟着剧本去走。
给我们带路的是村委的计生专干，姓魏，是个寡言少语的人，问一句答半句，走路却虎虎生风。车子开了不到半小时，公路便到了尽头，我们便跟着带路的魏专干往山上爬，走崎岖小路。这一路走得真是够呛，五个多小时。我不记得长这么大，什么时候连续走过这么长的路，还是这样又险又陡的羊肠山路。有时是光秃秃的石山，有时是阴森的密林，有时又是狭长的峡谷。到了后半段路，我感到腿脚都不听使唤了。可魏专干的两脚还是那么虎虎生风，我感觉是被他牵着走的。事后回想，也许是某种类似于面子的东西在支撑着吧，要不然，真得趴下。好在驻村以来我基本上都穿着运动鞋，如果是皮鞋的话，更难以想象。马小光脚上是一双拖鞋，走得也是满头大汗，但显得精气神十足，两眼贼亮贼亮的，不知道他累不累。老莫和那两个民警走得倒是还算沉稳，时不时还讲几句带点颜色的笑话。 精疲力竭之际，魏专干将我们带到一个小村庄的后背山上，山下是浓密的林木，中间露出一块坡地，其间散落着零星的民居，看样子不超过十户人家。山脚下一条小溪蜿蜒而过，相对这边浓密的林木，小溪对面是近乎光秃秃的丹霞山包。魏专干给我们详细指出，左边第二间瓦房就是老拉的屋子。老拉就是带走马小光媳妇的“夏老板”。魏专干待在原地，其余全部下山。
担心的情形出现了，屋里空空如也。问邻居，得到的答案是，老拉有时候十天半个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年甚至一年也不一定回来。最近的一次回来，是三四个月前的事了。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从外面带了个女子回来，“蛮好看的，就是整天苦着个脸，不爱笑。”
我们在那里等了大约两个小时，毫无收获，只得收兵。
想想回程的路，真是头皮发麻，但怎么着也得走。
回到小镇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但小镇连个小旅馆都没有，只得随便吃点东西，赶去县城。
那晚我特意和马小光住在一起。我担心他过于失落，得跟他聊聊。
马小光说：“你太辛苦了，其实你不用来的。”
我笑笑说：“没事，我也想趁机出来走走，看看彩云之南的风光，我还没到过云南呢。”
马小光笑了：“书记真会讲笑。”
他没有显得特别累，也不像去的时候那样兴奋、两眼发亮，而是一副淡然的样子。在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以前似乎裹在一团看不见的浓雾之中，现在浓雾不见了，只有淡然。我觉得这样挺好。生活的底色就是淡然的，你用心挥舞画笔，它便有了斑斓的色彩。
事实上，在回来的路上，我也感觉比去的时候轻松了一点儿，总之还行吧，没有趴下。
马小光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其实我也想过，多半儿就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来看看，我就是放不下。”这时候我不敢和他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我怕谈多了他会重新陷入浓雾之中。但是他直接跟我说：“你不知道，我以前多难受。”这个我是完全理解的，但我只能谨慎地点点头，说：“不过……”
马小光继续说：“那种感觉，就像心里面有个巨大的洞。”
我真想走过去把他抱住。如果这样可以让他忘记伤痛的话，我一定会的。
马小光又说：“这么多年了，希望她能过得好吧。”说这话时，他看起来是一种释然的样子。
于是我就跟他接着聊了一些关于家庭和情感方面的话题。马小光对此感慨颇多，但在状态上显得轻松和淡然。这样就好。最后我问他种植天冬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马小光说在牛头垌有十多亩万大叔所说的那样的沙质地，以前大家种红薯，现在都外出打工，就撂荒了，“跟他们讲一声就可以种”。
睡觉前，我给孙经理发了几条微信，打算回去后尽快把种植天冬的事情落实好。跟支书水木、主任老杨他们商量商量，除了马小光，让村里其他群众特别是有条件的贫困户也种上，把药材种植发展成村里的产业。
第二天回到村里，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我开着支书水木的烂摩托车，送马小光回家。刚到他家就发现情况不对，马小光两个小孩不见人影。屋里没有一点生活气息，孩子至少有一整天不在家了。马小光两眼茫然，在屋子周边一声高一声低地呼唤着两个孩子，声音嘶哑。我赶紧给支书打个电话，支书轻松地说：“放心啦，小孩在我这里。”
原来我和马小光出去那晚，支书不放心两个小孩，连夜去看，发现两个小家伙在吭哧吭哧地忙着做晚饭，搞得满屋是烟，满面油污，锅里的饭却是夹生的，菜煮熟了，但太咸。支书将两个小家伙接到了自己家里。
孫经理回信息说，他对种植和收购全程负责，和村里签好合同。鉴于马小光的情况，可以先赊种苗，到收购时再扣。我看得出来，他意思是拿马小光作为广告或者样板，成功后村民就会跟着种，这是他的运营方式。我将这个事情跟几个村干部说了，他们觉得挺好，“可以试试。”主任老杨说，他侄子有钩机，马小光真想种的话，可以叫他侄子帮一下，节省点人力，毕竟牛头垌像村头老尼姑的春心，荒芜得不成样子了，靠人力去除草、平整、挖边沟，恐怕要做到猴年马月，用机器最多一两天工夫。至于费用就免了，“穷富也不在于那百十块钱。”
“谁叫他阿叔在大队呢。”老杨两手一摊，自我解嘲地补充说。
驻村工作繁杂琐碎，虽说成不了什么大事，但基本上处于忙碌状态。后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能抽出时间到马小光家里了，也没有见过他，只是从村干部的口中得知，他果真种了四亩天冬，还养了一口鱼塘。当我后来到他的地里看时，那些天冬苗已经长得叫人喜欢。
可能有部分人以为，驻村工作，你又不和群众一起下田插秧、上山打柴，有什么可忙的？这是个误解。来看看我某一周的工作，你就会有所了解。
星期一，和支书主任去市里，拜访曾经跟村里有过工作联系的某公司蔡总，争取资金，支持建设村集体经济项目光伏发电站。星期二，督查组到村督查新版帮扶手册填写情况。星期三，根据督查结果，组织帮扶人开展整改工作。星期四，迎接督查组“回头看”督查。可能有人会问，有这么快就“回头看”吗？答案是不容置疑的。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即是冲刺啊。只争朝夕，时不我待。星期五，根据蔡总意见，完善光伏电站建设方案，再次到市里某公司争取资金。这家公司最后支持8万元，给村里建设总造价26万元的光伏发电站。余下款项，还得争取其他单位的支持。这是后话。
顺便说一下，上面拨款专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那是一年后的事情。我们筹建光伏发电站时，还没有这个款项。节奏快了点儿。
一个星期零零碎碎的工作就是这样，然后进入下一个星期，但并不是重复。
所以，马小光那儿，我真的是抽不出时间去了。
次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孙经理的电话：“我到村口了。”我当时以为他是开玩笑的，南宁到这里可不是十里八里的路，哪知没多久，他真的到了村里。孙经理露出习惯性的嘻嘻笑脸，站在一辆卡车旁边说：“马小光的天冬收获了，你大书记不知道？”“我知道啊，但没想到是今天。”我一边说一边坐上孙经理请来的卡车。到了马小光的地头，只见他已经挖了约五分之一。
马小光的天冬粗壮长条，看来收成不错。孙经理随意捧起一棵，掂量一下说：“保守估计，每亩15000块不成问题。”我说：“那四亩就是6万块了。”孙经理点点头：“最少6万。”马小光听了，高兴地说：“我知道孙经理要来，今天早上我捞了几条鱼，中午书记和孙经理到家里喝碗鱼汤吧。”我正要答话，旁边一名正在弯着腰整理天冬的年轻女子，仰起红扑扑的笑脸，冲着马小光嗔道：“就知道吃。”
南方的初冬不太冷，但每个人都穿上了冬衣。马小光身边的空气中，一团粉红的微光掠过，给人温暖的感觉。
责任编辑 坛 荷
岳寅生
本名岳锦浩，广西藤县人，公务员，广西小小说学会会员，广西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偶有作品发表。曾于2016年4月至2018年4月到广西藤县某贫困村担任基层党组织第一书记，驻村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