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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大国特色外交理念的“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传统的“帝国”体系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为人类社会的永久和平提供了规划愿景。这个理念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交往行为理论倡导“主体间性”和“商谈”，从而拒斥现代工具理性造成的人际交往隔阂;而“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致力于对工具理性的拒斥，力图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再建人类彼此交融的社会共同体。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认清阻碍“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理论障碍提供了依据，为新时代背景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出路。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从总体性和共享性的全局出发，提出全新和谐发展理念和全球人道主义的发展战略，而这一理念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二者具有极强的关联性。无论是对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公民来说，还是对处于现代化社会整体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為理论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的作用，进而为“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需要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汲取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精华，积极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社会发展体制的“命运共同体”建构道路，为当代中国以及世界共同体建构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一、创建平等协商的对话机制
对民族国家不论其大小、强弱都一视同仁，给予应有的国际认同便成为交往的重要基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交往双方或者多方在交往中是平等的行为主体，在交往过程中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愿望的权利。因此，交往主体之间的共识只有建立在相互承认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才有可能成为交往各方共同遵守的约定。在当前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社会之间应该彼此尊重自身的平等地位，把共识建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这也成为多元利益主体所共同奋斗的目标。“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这是基于中国文化和国际局势基础上提出的国际问题解决方法，对话主体间首先要相互承认，其次是在平等性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如果对话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平等，任何共识都是临时性的，甚至会使问题更加复杂。
二、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外交理念下，开展了同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由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在给沿线国家带来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发展。正是在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下，近几年中国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高铁走出国门等都为“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作出了实践性的示范。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国际环境中，过去那种一国独霸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哈贝马斯倡导：“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语者和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在其中，他们能够交互地提出要求，以致他们的表达与世界相协调;在其中，他们能够批判和证实这些有效性要求，排除他们的不一致并取得认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认为，共识的达成必须是在双方谈判的基础上共同达成的，而促使方案成为共识的基础就是双方利益都能得到最大的保护，互利共赢已成为普适性的共识。
三、摈弃交往的“资本中心论”
“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出发点是人类社会，其最终落脚点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但是工具理性的肆意发展却打破了这种和谐相处的发展局面，在公民的生活领域和国家间的平等交往中设置了重重障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国际交往把现实的国际关系歪曲化，国家之间的交往被误读为是利益的交往，利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优劣的唯一标准，并把武力手段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尺度。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主张和谐国际关系的建立依靠的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的理性交往，这种以语言主体之间的交流和谈判而实现的主体间的友好交往，不仅是当今国际社会主体之间实现共生共荣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纠正。工具理性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其思维方式是一种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人在现实生活中由“自由自觉的理性主体”变成了受“工具理性压迫的理性客体”，人完全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沉沦”于工具理性世界，陷入“资本中心论”的理论怪圈，进而忘却了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对人的价值理性的追求。摆脱“资本中心论”的交往体制，将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即“世界各国不再是被控制者抑或旁观者，他们将是参与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秩序。”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呼唤摆脱“资本中心论”的交往体制，进而实现社会主体之间的自由平等交流和对话，促进民主、合理和公正的话语规则和程序的制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创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与“命运共同体”之间的逻辑关联，更好地把中国和平、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用西方式的话语表达出来，有利于西方对“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单单是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思想论证，更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谋求民族内部团结与建构和谐国际关系的现实路径，更加突显了“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在当代鲜活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2]习近平：《携手建构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 [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9/c1024-27644905.html。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从总体性和共享性的全局出发，提出全新和谐发展理念和全球人道主义的发展战略，而这一理念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二者具有极强的关联性。无论是对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公民来说，还是对处于现代化社会整体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為理论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的作用，进而为“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需要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汲取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精华，积极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社会发展体制的“命运共同体”建构道路，为当代中国以及世界共同体建构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一、创建平等协商的对话机制
对民族国家不论其大小、强弱都一视同仁，给予应有的国际认同便成为交往的重要基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交往双方或者多方在交往中是平等的行为主体，在交往过程中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愿望的权利。因此，交往主体之间的共识只有建立在相互承认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才有可能成为交往各方共同遵守的约定。在当前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社会之间应该彼此尊重自身的平等地位，把共识建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这也成为多元利益主体所共同奋斗的目标。“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这是基于中国文化和国际局势基础上提出的国际问题解决方法，对话主体间首先要相互承认，其次是在平等性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如果对话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平等，任何共识都是临时性的，甚至会使问题更加复杂。
二、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外交理念下，开展了同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由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在给沿线国家带来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发展。正是在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下，近几年中国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高铁走出国门等都为“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作出了实践性的示范。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国际环境中，过去那种一国独霸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哈贝马斯倡导：“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语者和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在其中，他们能够交互地提出要求，以致他们的表达与世界相协调;在其中，他们能够批判和证实这些有效性要求，排除他们的不一致并取得认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认为，共识的达成必须是在双方谈判的基础上共同达成的，而促使方案成为共识的基础就是双方利益都能得到最大的保护，互利共赢已成为普适性的共识。
三、摈弃交往的“资本中心论”
“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出发点是人类社会，其最终落脚点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但是工具理性的肆意发展却打破了这种和谐相处的发展局面，在公民的生活领域和国家间的平等交往中设置了重重障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国际交往把现实的国际关系歪曲化，国家之间的交往被误读为是利益的交往，利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优劣的唯一标准，并把武力手段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尺度。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主张和谐国际关系的建立依靠的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的理性交往，这种以语言主体之间的交流和谈判而实现的主体间的友好交往，不仅是当今国际社会主体之间实现共生共荣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纠正。工具理性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其思维方式是一种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人在现实生活中由“自由自觉的理性主体”变成了受“工具理性压迫的理性客体”，人完全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沉沦”于工具理性世界，陷入“资本中心论”的理论怪圈，进而忘却了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对人的价值理性的追求。摆脱“资本中心论”的交往体制，将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即“世界各国不再是被控制者抑或旁观者，他们将是参与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秩序。”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呼唤摆脱“资本中心论”的交往体制，进而实现社会主体之间的自由平等交流和对话，促进民主、合理和公正的话语规则和程序的制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创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与“命运共同体”之间的逻辑关联，更好地把中国和平、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用西方式的话语表达出来，有利于西方对“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单单是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思想论证，更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谋求民族内部团结与建构和谐国际关系的现实路径，更加突显了“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在当代鲜活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2]习近平：《携手建构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 [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9/c1024-276449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