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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法国女作家艾玛纽埃尔·卡尔·塔纳尔，故事的叙述出自法国一位70多岁、荣获恺撒奖的电影导演的即席发言，该获奖影片名为《安娜的眼睛》。安娜的目光折磨了这位导演一生，他拒绝领取这项奖项。
一
那年我13岁，童年生活即将结束，自己要跨越到人生的新阶段了。
当时，二战的炮火轰鸣已有3年之久，我自认为已经长大，足以理解当时的战争形势，尽最大能力去承受。我很幸运，一个可笑的理由把父亲留在家里——他脚部畸形，被免除了兵役。不过，父亲一直想着要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我一直不清楚他当时究竟在做些什么，不过多年以后，我听到关于他在抵抗运动中从事的那些“任务”，我想他一定知道应该干些什么。
总之爸爸一直没有离开家，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一直以来，我都热爱并钦佩父亲，并非是他体格强壮或者智慧过人，而是他有一种让人们感到亲切和放心的安全感。我相信自己也能够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一个简简单单的好人。
我出生后，在妈妈的帮助下，爸爸开始经营一家很小的街区影院“老地方”，妈妈为影院做出纳。爸爸很喜欢放电影，我则喜欢到放映间去找他。我每天晚上都会稍早一点放学回家，因为这时正好有一场电影在放映。
在那样的动乱年代里，看电影的人要少很多。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每周放映3次。周二，他推荐的是冒险电影——比如《中国少女》；周四，放喜剧片，人们可以开怀大笑——我非常喜欢《绿野仙踪》，后来又疯狂地喜欢上了费南代尔的电影；至于周日，放映的是爱情片。爸爸允许我从高处的放映间里观看影片，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必须守口如瓶，不能向妈妈透露。
在看《卡萨布兰卡》时，我颤抖得多厉害啊！当爱情和道德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又能够如何选择呢？我感到自己就是鲍嘉，嘴里叼着雪茄，额上戴着博尔萨利诺帽，在责任和情感的两难之间徘徊，却始终没有放弃。
诚然，战争是沉重的，却几乎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我坚信战争结束后，等待我的将是一种惬意和成功的生活。如今我才意识到，当时我离战争的真实情况，离战争的恐怖，离那么多人所经受的不幸有多么遥远。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有意让我远离这些恐怖，我在她的眼睛里从来看不到任何不安。父母在我面前只谈论一些好玩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事，而把沉重的话题留在我睡着以后再谈论。有时，隔着墙，我能听到他们低沉的谈话声、呜咽声。第二天早晨，父母依然对我微笑，我可以轻松地上学。
我小小的世界，这个给我安全感的被呵护的小天地，在1942年5月改变了模样。
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发现客厅里有一个陌生女孩坐在父母对面。“皮埃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安娜。”父亲说，“她从今以后在电影院给我们帮忙。”
“帮忙？”我问道，“但是……帮忙做什么呢？”
爸爸正准备回答，妈妈打断他的话：“你知道，我有点累了……安娜可以卖票，在电影散场后打扫打扫大厅。另外，她住得有点太远了，回到家就太晚了。所以，在她找到新住处之前的这段时间，将会住在我们家。以后洗衣间就归她住了——爸爸会在那儿安一张床。”
那个女孩一直不说话，目光扫过父亲、母亲，然后落到我身上。她的目光中带着一种温柔，让我感到局促不安，同时也有一种强烈的诱惑。我眼前一个接一个地闪现自己在银幕上见过的明星女演员，那些女人漂亮得令人目眩，却没有一人比得上安娜的优雅和天生丽质：金色的头发，如丝一般柔顺，左右耳边分别盘了一个发辫，薄薄的嘴唇如蟠桃般殷红，和嘴唇一样鲜润的还有那眼神……我永远忘不了安娜的眼睛：蓝色的眼睛明亮动人，像泉水一样清澈。
我好不容易才在父母面前掩饰住自己内心的波动。安娜至少有17岁了，甚至可能18岁。父亲母亲依然把我当作一个对男女性别无知的小男孩，他们谁都没提洗衣间离我的卧室有多近，我也希望他们忽略这一细节。
“来，安娜，我来帮你安顿。”母亲起身说道，带着这个年轻女孩走了。
二
接下来，便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两个月。当时的法兰西正值国土沦丧，有良知的国民正在同德国纳粹的暴力进行着顽强斗争。我承认自己所谓的幸福感有触怒众人之虞，自己也感到羞愧。但是那时的我，毕竟幼稚，只看到直接呈献在面前的欢乐——这种欢乐就是生活在安娜的身边。
清晨，我早早醒来，时刻注意着她的动静，希望撞见她穿着睡衣、头发散开的样子——我的美人只被这样撞见过一次，不过我已经感到满足，因为这迷幻般的记忆足以装饰我深夜的梦。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吃早餐，安娜很快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她的可爱、纯朴和温柔，足以缓和战争坏消息所带来的不安。渐渐地，她开口说话了。我被她的口音迷住了，她用舌尖颤动着发“r”音的时候皱起嘴巴，这种方式让我心慌意乱——我的眼神简直要把她吃了，可我尽力掩饰自己，不想被她发现。
电影院的工作并未占去安娜全部的时间，她也从不出门。这样她便多了一项工作，晚上帮我做作业和复习功课，我很快成为成绩优异的学生。安娜和我，借着晚间复习功课的机会，变得亲密起来。我内心十分高兴，因为不管怎样，我总想在她身边多待些时间。
安娜几乎每场电影都要去“老地方”——妈妈以前的活儿都由她来做了。我是陪她去的，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她，跟她到售票处，跟她到大厅安排观众入座，最后挎着大果篮，里面放着薄荷糖——那时候糖果和甜食不再随时供应了，但是爸爸坚决要保持和战前一样的“观影氛围”。安娜有时会让我在售票处整理零钱，然后我们关上电影院的玻璃门，上楼到放映间去找爸爸。在黑暗中，我想象着自己握住了她的手，把它放到我唇边——在我的幻想中，她一动不动，任由我摆布……
而在现实中，能够贪婪地盯着她迷人的侧脸，我就已经心满意足。至于电影，我几乎没兴趣再看。
三
我的梦在7月初轰然坍塌。
那是学期的最后一天，老师提前一个小时让我们下课。那天是周四，我还可以赶得上电影的末尾，和安娜在放映间说说笑笑几分钟。 当时，大厅的正门关着，我从另一个入口溜了进去——这是妈妈和安娜走的门，直接通向售票处。进入黑暗的大厅，我依稀看到四五个观众。沿着最后几排座椅，我摸到另一端墙面的一个小门，经一段盘梯走入放映间。我用目光搜寻着父亲，房间里只有发动机熟悉的轰鸣声、胶片卷轴的转动声以及硕大的放映机投射到银幕上的一束变化着的光晕，这一切我都很熟悉。
这时，我竖起的耳朵听见某种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小老鼠的叫声，又像某种说不清的呻吟，总之是一种我无法辨别的声音。我循声移动过去，险些被一堆箱子和管子绊倒，然后我抬起眼睛：是我父亲和安娜，在离我几米远处，尽管淹没在黑暗当中，但的确是他们。
她的头发披散着，半掩着肩膀和胸部。安娜的裙子被撩起来，露出白皙的大腿。尽管屋里光线昏暗，但她的肌肤散发着光泽，显得晶莹剔透。安娜面朝我这边，背靠放映间的墙壁。父亲将头埋在安娜怀里，双手在安娜身上摸索——这双手，我常常紧握，好让自己感到不可战胜；这双手，每天晚饭后轻轻抚摸妈妈的下巴；它，怎么可以做现在的事情，怎么可以欺骗、践踏、摧毁我的梦想呢？还有安娜，我的心上人，我的梦中人，我失落的公主啊，为什么连她也要骗我？
我想逃走，逃离这个肮脏不堪、无法忍受的场景。我向那个令人作呕的场景投去最后一瞥，就在此时，我看到了安娜的眼睛。她的眼睛越过父亲的肩头，正盯着我。安娜的眼睛里有对现状的恐惧，有无声的哀求和请求原谅的神色，分明还有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白。但是我马上转开视线，拒绝给予她任何同情。我无法说清当时的感受，只感到一种撕裂感漫布全身，太痛苦了。
我打开玻璃门的锁，不假思索地冲了出去，迫不及待地深吸了几大口外面的空气，然后蜷缩在地上，手臂环抱住双腿，头埋在双膝之间。
安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无论父亲还是母亲，从此再没提起过她。我也试图将她的影像从我的记忆中驱除。
四
战争结束了，电影院又开始正常运转。我从没告诉过父亲，为什么我从此拒绝去楼上的放映间。
我承认，正是因为我父亲和他对电影业的热爱，我才得以从事这一行业，你们也因此认识了我，并且在今天，你们授予我殊荣。我希望通过执导的几部电影，用你们今天希望颁发恺撒荣誉奖的这部电影，对电影业略表回报。
评委会的女士们、先生们，可我不能接受这一殊荣。我知道，拒绝这一奖项，是对你们的冒犯，也是对整个电影界的羞辱。但是我欠诸位一个真相，一个令我感到痛苦的真相。这个真相，应该把它说出来。
1942年7月份的那一天，我从电影院出来后，向警察局走去。我想起之前安娜悄悄对我说过的几句话，那天晚上我们比平时聊得更久一些。“我的姓氏对我来说是一种威胁。”她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而此刻竟然成为我报复的方式，我要粉碎刚刚看到的惊恐的一幕。
我揭发了安娜。我说她在“老地方”工作，说她是金发，说她说话带犹太人口音，说她名字叫安娜·罗森布拉姆。
安娜被捕了。
我多年来试图忘记、试图掩饰自己的羞耻，试图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样去活着。但是，她的目光一直在梦里追随着我，夜复一夜，我总能看到她眼睛里的恳求、失常、痛苦。
《安娜的眼睛》，我的新作，受到评论界赞赏，在全世界大受欢迎。我之所以拍这部电影，实是力图驱散一直折磨着我的罪恶感。但是，假如不承认自己罪恶的话，影片就毫无价值。我欠安娜，欠和安娜遭受同样命运的成千上万人一个请求，一个恳求，一个忏悔。尽管这已永远于事无补，却是非常必要的。就让我蒙受耻辱吧！那是我应该得到的惩罚，我还从未为自己的错误付出过代价。
不管怎样，但愿安娜他们在得知我在将近70年的时光里，日复一日地为此遭受内心折磨时，或许能获得一些安慰。
编辑 乐天
一
那年我13岁，童年生活即将结束，自己要跨越到人生的新阶段了。
当时，二战的炮火轰鸣已有3年之久，我自认为已经长大，足以理解当时的战争形势，尽最大能力去承受。我很幸运，一个可笑的理由把父亲留在家里——他脚部畸形，被免除了兵役。不过，父亲一直想着要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我一直不清楚他当时究竟在做些什么，不过多年以后，我听到关于他在抵抗运动中从事的那些“任务”，我想他一定知道应该干些什么。
总之爸爸一直没有离开家，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一直以来，我都热爱并钦佩父亲，并非是他体格强壮或者智慧过人，而是他有一种让人们感到亲切和放心的安全感。我相信自己也能够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一个简简单单的好人。
我出生后，在妈妈的帮助下，爸爸开始经营一家很小的街区影院“老地方”，妈妈为影院做出纳。爸爸很喜欢放电影，我则喜欢到放映间去找他。我每天晚上都会稍早一点放学回家，因为这时正好有一场电影在放映。
在那样的动乱年代里，看电影的人要少很多。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每周放映3次。周二，他推荐的是冒险电影——比如《中国少女》；周四，放喜剧片，人们可以开怀大笑——我非常喜欢《绿野仙踪》，后来又疯狂地喜欢上了费南代尔的电影；至于周日，放映的是爱情片。爸爸允许我从高处的放映间里观看影片，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必须守口如瓶，不能向妈妈透露。
在看《卡萨布兰卡》时，我颤抖得多厉害啊！当爱情和道德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又能够如何选择呢？我感到自己就是鲍嘉，嘴里叼着雪茄，额上戴着博尔萨利诺帽，在责任和情感的两难之间徘徊，却始终没有放弃。
诚然，战争是沉重的，却几乎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我坚信战争结束后，等待我的将是一种惬意和成功的生活。如今我才意识到，当时我离战争的真实情况，离战争的恐怖，离那么多人所经受的不幸有多么遥远。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有意让我远离这些恐怖，我在她的眼睛里从来看不到任何不安。父母在我面前只谈论一些好玩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事，而把沉重的话题留在我睡着以后再谈论。有时，隔着墙，我能听到他们低沉的谈话声、呜咽声。第二天早晨，父母依然对我微笑，我可以轻松地上学。
我小小的世界，这个给我安全感的被呵护的小天地，在1942年5月改变了模样。
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发现客厅里有一个陌生女孩坐在父母对面。“皮埃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安娜。”父亲说，“她从今以后在电影院给我们帮忙。”
“帮忙？”我问道，“但是……帮忙做什么呢？”
爸爸正准备回答，妈妈打断他的话：“你知道，我有点累了……安娜可以卖票，在电影散场后打扫打扫大厅。另外，她住得有点太远了，回到家就太晚了。所以，在她找到新住处之前的这段时间，将会住在我们家。以后洗衣间就归她住了——爸爸会在那儿安一张床。”
那个女孩一直不说话，目光扫过父亲、母亲，然后落到我身上。她的目光中带着一种温柔，让我感到局促不安，同时也有一种强烈的诱惑。我眼前一个接一个地闪现自己在银幕上见过的明星女演员，那些女人漂亮得令人目眩，却没有一人比得上安娜的优雅和天生丽质：金色的头发，如丝一般柔顺，左右耳边分别盘了一个发辫，薄薄的嘴唇如蟠桃般殷红，和嘴唇一样鲜润的还有那眼神……我永远忘不了安娜的眼睛：蓝色的眼睛明亮动人，像泉水一样清澈。
我好不容易才在父母面前掩饰住自己内心的波动。安娜至少有17岁了，甚至可能18岁。父亲母亲依然把我当作一个对男女性别无知的小男孩，他们谁都没提洗衣间离我的卧室有多近，我也希望他们忽略这一细节。
“来，安娜，我来帮你安顿。”母亲起身说道，带着这个年轻女孩走了。
二
接下来，便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两个月。当时的法兰西正值国土沦丧，有良知的国民正在同德国纳粹的暴力进行着顽强斗争。我承认自己所谓的幸福感有触怒众人之虞，自己也感到羞愧。但是那时的我，毕竟幼稚，只看到直接呈献在面前的欢乐——这种欢乐就是生活在安娜的身边。
清晨，我早早醒来，时刻注意着她的动静，希望撞见她穿着睡衣、头发散开的样子——我的美人只被这样撞见过一次，不过我已经感到满足，因为这迷幻般的记忆足以装饰我深夜的梦。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吃早餐，安娜很快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她的可爱、纯朴和温柔，足以缓和战争坏消息所带来的不安。渐渐地，她开口说话了。我被她的口音迷住了，她用舌尖颤动着发“r”音的时候皱起嘴巴，这种方式让我心慌意乱——我的眼神简直要把她吃了，可我尽力掩饰自己，不想被她发现。
电影院的工作并未占去安娜全部的时间，她也从不出门。这样她便多了一项工作，晚上帮我做作业和复习功课，我很快成为成绩优异的学生。安娜和我，借着晚间复习功课的机会，变得亲密起来。我内心十分高兴，因为不管怎样，我总想在她身边多待些时间。
安娜几乎每场电影都要去“老地方”——妈妈以前的活儿都由她来做了。我是陪她去的，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她，跟她到售票处，跟她到大厅安排观众入座，最后挎着大果篮，里面放着薄荷糖——那时候糖果和甜食不再随时供应了，但是爸爸坚决要保持和战前一样的“观影氛围”。安娜有时会让我在售票处整理零钱，然后我们关上电影院的玻璃门，上楼到放映间去找爸爸。在黑暗中，我想象着自己握住了她的手，把它放到我唇边——在我的幻想中，她一动不动，任由我摆布……
而在现实中，能够贪婪地盯着她迷人的侧脸，我就已经心满意足。至于电影，我几乎没兴趣再看。
三
我的梦在7月初轰然坍塌。
那是学期的最后一天，老师提前一个小时让我们下课。那天是周四，我还可以赶得上电影的末尾，和安娜在放映间说说笑笑几分钟。 当时，大厅的正门关着，我从另一个入口溜了进去——这是妈妈和安娜走的门，直接通向售票处。进入黑暗的大厅，我依稀看到四五个观众。沿着最后几排座椅，我摸到另一端墙面的一个小门，经一段盘梯走入放映间。我用目光搜寻着父亲，房间里只有发动机熟悉的轰鸣声、胶片卷轴的转动声以及硕大的放映机投射到银幕上的一束变化着的光晕，这一切我都很熟悉。
这时，我竖起的耳朵听见某种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小老鼠的叫声，又像某种说不清的呻吟，总之是一种我无法辨别的声音。我循声移动过去，险些被一堆箱子和管子绊倒，然后我抬起眼睛：是我父亲和安娜，在离我几米远处，尽管淹没在黑暗当中，但的确是他们。
她的头发披散着，半掩着肩膀和胸部。安娜的裙子被撩起来，露出白皙的大腿。尽管屋里光线昏暗，但她的肌肤散发着光泽，显得晶莹剔透。安娜面朝我这边，背靠放映间的墙壁。父亲将头埋在安娜怀里，双手在安娜身上摸索——这双手，我常常紧握，好让自己感到不可战胜；这双手，每天晚饭后轻轻抚摸妈妈的下巴；它，怎么可以做现在的事情，怎么可以欺骗、践踏、摧毁我的梦想呢？还有安娜，我的心上人，我的梦中人，我失落的公主啊，为什么连她也要骗我？
我想逃走，逃离这个肮脏不堪、无法忍受的场景。我向那个令人作呕的场景投去最后一瞥，就在此时，我看到了安娜的眼睛。她的眼睛越过父亲的肩头，正盯着我。安娜的眼睛里有对现状的恐惧，有无声的哀求和请求原谅的神色，分明还有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白。但是我马上转开视线，拒绝给予她任何同情。我无法说清当时的感受，只感到一种撕裂感漫布全身，太痛苦了。
我打开玻璃门的锁，不假思索地冲了出去，迫不及待地深吸了几大口外面的空气，然后蜷缩在地上，手臂环抱住双腿，头埋在双膝之间。
安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无论父亲还是母亲，从此再没提起过她。我也试图将她的影像从我的记忆中驱除。
四
战争结束了，电影院又开始正常运转。我从没告诉过父亲，为什么我从此拒绝去楼上的放映间。
我承认，正是因为我父亲和他对电影业的热爱，我才得以从事这一行业，你们也因此认识了我，并且在今天，你们授予我殊荣。我希望通过执导的几部电影，用你们今天希望颁发恺撒荣誉奖的这部电影，对电影业略表回报。
评委会的女士们、先生们，可我不能接受这一殊荣。我知道，拒绝这一奖项，是对你们的冒犯，也是对整个电影界的羞辱。但是我欠诸位一个真相，一个令我感到痛苦的真相。这个真相，应该把它说出来。
1942年7月份的那一天，我从电影院出来后，向警察局走去。我想起之前安娜悄悄对我说过的几句话，那天晚上我们比平时聊得更久一些。“我的姓氏对我来说是一种威胁。”她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而此刻竟然成为我报复的方式，我要粉碎刚刚看到的惊恐的一幕。
我揭发了安娜。我说她在“老地方”工作，说她是金发，说她说话带犹太人口音，说她名字叫安娜·罗森布拉姆。
安娜被捕了。
我多年来试图忘记、试图掩饰自己的羞耻，试图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样去活着。但是，她的目光一直在梦里追随着我，夜复一夜，我总能看到她眼睛里的恳求、失常、痛苦。
《安娜的眼睛》，我的新作，受到评论界赞赏，在全世界大受欢迎。我之所以拍这部电影，实是力图驱散一直折磨着我的罪恶感。但是，假如不承认自己罪恶的话，影片就毫无价值。我欠安娜，欠和安娜遭受同样命运的成千上万人一个请求，一个恳求，一个忏悔。尽管这已永远于事无补，却是非常必要的。就让我蒙受耻辱吧！那是我应该得到的惩罚，我还从未为自己的错误付出过代价。
不管怎样，但愿安娜他们在得知我在将近70年的时光里，日复一日地为此遭受内心折磨时，或许能获得一些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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