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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男权社会，受到传统霸权性男性气质影响，男性会不遗余力地努力建构自己的男性气质，这往往会导致男性的焦虑与变态。本文从男性同性社会欲望理论出发，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阐释男性是如何受到霸权性男性气质影响而变得人性扭曲。
关键词：《家庭制造》；男性同性社会欲望；男性气质
《家庭制造》是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197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里一篇。由于这篇故事看上去主体灰暗诡异、题材极端，故事从发表之初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故事中“我”是一个性早熟的十四岁男孩，迫切希望进入成人世界。从坏朋友雷蒙德、街边小贩和咖啡馆里，“我”已经偷学到了大量似是而非的性知识，可始终没有机会“一窥那不可言传之物”。一天晚上，“我”按捺不住欲望，以玩“过家家”游戏为名，诱奸了自己十岁的妹妹康妮。而一旦达到了“那蚊叮式的高潮”，“我”对裸露的任何玩意儿都失去了兴趣，同时自豪于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毫无疑问，《家庭制造》呈现给读者的画面是极其令人不安的。故事带给读者的是感官上的恐怖，是“揭开石头，发现下面有虫子，并发现虫子活生生地蠕动着”的那种让人难受的恐怖。作者以男性少年的成长故事形式，揭示并批判了霸权性男性气质束缚下的现代荒原中的人性扭曲，促使读者反思这一理想化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在此，笔者借助美国学者塞吉维克“男性同性社会欲望”理论来阐释男性少年的行为，力图阐释小说中的男性角色是如何受霸权性男性气质而影响的。
《家庭制造》是以倒叙的叙述手法展开的：事隔多年，回想起少年时对妹妹的诱奸，叙述者“我”坚信这“并不是自己的往事，也不是关于童贞、交媾、乱伦和自渎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我的朋友雷蒙德的故事。”小说中，雷蒙德既是“我”的要好朋友，也是“我”在成人世界的启蒙导师（特别是性启蒙），同时也是“我”的竞争对象。“我”与雷蒙德的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男性纽带。
在文中，叙述者“我”十分详尽地回忆了“我”与雷蒙德的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雷蒙德那时十五岁，比我大一岁···但其实是雷蒙德给我启蒙了成人生活的秘密，那些事情他天生就懂，却从未全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蒙德并不胜任自己“启蒙导师”的职责。雷蒙德无法抽烟因为会被“呛得手忙脚乱”，而“我”却能“深吸了一口，吐出烟圈，并像电影明星那样双手捧住火柴取火”；雷蒙德不能喝酒是因为酒精让他“不由自主地阵阵呕吐”，而“我”却能够“醉醺醺傻笑了两个多小时”；雷蒙德搞到了大麻，“最终又是我很快飘飘欲仙而雷蒙德却承认···他什么感觉都没有”；雷蒙德带“我”混进了恐怖片放映场，而他却“闭着眼睛，手指堵着耳朵在那里从头坐到尾”。可以看出，虽然是雷蒙德一次次带“我”进入未知的世界，感受未知的事物，但他却实在不能称之为一个“称职的导师”。对于两个尚未成熟的少年而言，一方面，这些成人世界的游戏是他们乐此不疲的娱乐方式和打发无聊时光的手段；另一方面，这些游戏和经历也未尝不是两人各自男性气质的建构途径。“我”与雷蒙德都沉浸在对成人世界的探索之中，既彼此依赖对方作为探索道路上的“见证人”，又想比对方更深谙其中的奥妙，以此来显得比对方更成熟，更具有男性气质。可以说，“我”与雷蒙德厮混在一起的驱动力更像是出于结成男性纽带的需要，在此，“我”与雷蒙德彼此间男性同性社会欲望已初露端倪。
男性气质与男性同性社会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和指征的。男性气质的性质和存在方式，决定了每个男性个体不能自动拥有或独立获得男性气质，必须不断地通过同性社会关系互动从其他男性那里获得对其自身男性气质的认可和地位的承认。这就要求每个男性必须不断与其他男性结成社会纽带，并在互动过程中彼此较量、重新定位彼此地位高下。在“我”与雷蒙德的交往过程中，“我”与雷蒙德相互的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直处于动态变化当中。“我”虽然比雷蒙德小一岁，关于成人世界的知识（特别是性知识）远不如他知道的多，但“我”并不因此就处于劣势地位。比起雷蒙德，无知的“我”却更充分地体验到了酒精、毒品、自慰等带给人的快感。相比之下，雷蒙德在利用这些手段获取快乐和满足时却屡屡碰壁。由此以来，在“我”和雷蒙德的交往过程中，雷蒙德作为“导师”的主导地位被渐渐削弱，他被边缘化为一个男性他者，一个失败的男人。而“我”逐渐占据两人中的主导地位，“我”在男性气质的建构中显得更为成功。
男性同性社会欲望驱使下的交往经常伴随着男性间对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是同辈的竞争，也包括对已有权威的颠覆、僭越和反抗。“我”和雷蒙德虽然不过是无权无钱的学生混混，但“我”却嘲笑像父亲这样靠出卖体力为生的劳苦人，“我大笑因为我知道一下午在书店的工作比他们一星期艰苦为生还挣得多。”“我”和雷蒙德通过偷书获得了金钱之后，有了资本去干酗酒、招妓等所谓爷们干的事情，并且因为偷书来钱来得多，来得快，所以“我”便产生了一种幻觉，感觉自己远远超越了父辈。显然，对财富的占有也是男性建立男性气质的重要标志，财富可以成为颠覆权威的霸权性的男性气质的资本。
如果说之前“我”和雷蒙德的种种行为只是男性同性社交欲望的表象，那么在故事后半部分（也是全文的高潮部分）占了很大篇幅对“我”一步一步精心策划并最终成功诱奸了妹妹康妮的叙述则无疑是“我”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集中体现。性别体制要求男性必须通过投身于同性社会关系博弈来获取其他男性对其男性气质的认可从而确保自己的男性权力和地位。在这样的性别体制规范下，男性个体被要求必须通过在符合主流范式男性社会关系互动中占据上风，才能获得自身男性身份和权力地位的承认。男性气质正是以性关系的成果为首要度量标准的。如果男性不能在性关系中占有优势，就不能获得其他男性对其男性气质的承认。[2]在“我”成功地诱奸了妹妹之后，“我”的内心充满了狂喜、满足与自豪。“我”满足并不是因为射精本身带给“我”的快感（事实上正好相反），而是因为“我”终于先于雷蒙德进入了成人世界。在小说的结尾，“我”将真正的意图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展现出来：“我希望雷蒙德能看着我，我很高兴他让我意识到了我的童贞，我希望漂亮的露露（妓女）能看着我，事实上假如我的愿望能够实现，我会希望我所有的朋友，所有我认识的人，排着队走进卧室瞻仰我的光辉形象。······自豪我现在业已无可逆转地加入到人类社会的高级人群当中，他们深谙性事，并借此传宗接代。”
不可置否，叙述者“我”的内心独白是令人震撼，甚至是骇人听闻的。作为青少年的叙述者不惜以乱伦的方式触犯社会禁忌，足见其为霸权性男性气质所害之深。少年男性带着对童贞的焦虑，无时无刻不企图通过与女性发生关系来告别童贞，以期从中获得自我确认和其他男性的认可。而叙述者不会想到的是，他的乱伦行为使得他终将会被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理性逻辑以压倒一切的力量逼入“他者”的地域，从而使得叙述者陷入更深重的认同危机。
参考文献：
[1][英]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家作品特色[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刊，1995（1）.
[3]詹俊峰，洪文慧，刘岩.男性身份研究读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家庭制造》；男性同性社会欲望；男性气质
《家庭制造》是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197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里一篇。由于这篇故事看上去主体灰暗诡异、题材极端，故事从发表之初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故事中“我”是一个性早熟的十四岁男孩，迫切希望进入成人世界。从坏朋友雷蒙德、街边小贩和咖啡馆里，“我”已经偷学到了大量似是而非的性知识，可始终没有机会“一窥那不可言传之物”。一天晚上，“我”按捺不住欲望，以玩“过家家”游戏为名，诱奸了自己十岁的妹妹康妮。而一旦达到了“那蚊叮式的高潮”，“我”对裸露的任何玩意儿都失去了兴趣，同时自豪于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毫无疑问，《家庭制造》呈现给读者的画面是极其令人不安的。故事带给读者的是感官上的恐怖，是“揭开石头，发现下面有虫子，并发现虫子活生生地蠕动着”的那种让人难受的恐怖。作者以男性少年的成长故事形式，揭示并批判了霸权性男性气质束缚下的现代荒原中的人性扭曲，促使读者反思这一理想化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在此，笔者借助美国学者塞吉维克“男性同性社会欲望”理论来阐释男性少年的行为，力图阐释小说中的男性角色是如何受霸权性男性气质而影响的。
《家庭制造》是以倒叙的叙述手法展开的：事隔多年，回想起少年时对妹妹的诱奸，叙述者“我”坚信这“并不是自己的往事，也不是关于童贞、交媾、乱伦和自渎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我的朋友雷蒙德的故事。”小说中，雷蒙德既是“我”的要好朋友，也是“我”在成人世界的启蒙导师（特别是性启蒙），同时也是“我”的竞争对象。“我”与雷蒙德的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男性纽带。
在文中，叙述者“我”十分详尽地回忆了“我”与雷蒙德的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雷蒙德那时十五岁，比我大一岁···但其实是雷蒙德给我启蒙了成人生活的秘密，那些事情他天生就懂，却从未全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蒙德并不胜任自己“启蒙导师”的职责。雷蒙德无法抽烟因为会被“呛得手忙脚乱”，而“我”却能“深吸了一口，吐出烟圈，并像电影明星那样双手捧住火柴取火”；雷蒙德不能喝酒是因为酒精让他“不由自主地阵阵呕吐”，而“我”却能够“醉醺醺傻笑了两个多小时”；雷蒙德搞到了大麻，“最终又是我很快飘飘欲仙而雷蒙德却承认···他什么感觉都没有”；雷蒙德带“我”混进了恐怖片放映场，而他却“闭着眼睛，手指堵着耳朵在那里从头坐到尾”。可以看出，虽然是雷蒙德一次次带“我”进入未知的世界，感受未知的事物，但他却实在不能称之为一个“称职的导师”。对于两个尚未成熟的少年而言，一方面，这些成人世界的游戏是他们乐此不疲的娱乐方式和打发无聊时光的手段；另一方面，这些游戏和经历也未尝不是两人各自男性气质的建构途径。“我”与雷蒙德都沉浸在对成人世界的探索之中，既彼此依赖对方作为探索道路上的“见证人”，又想比对方更深谙其中的奥妙，以此来显得比对方更成熟，更具有男性气质。可以说，“我”与雷蒙德厮混在一起的驱动力更像是出于结成男性纽带的需要，在此，“我”与雷蒙德彼此间男性同性社会欲望已初露端倪。
男性气质与男性同性社会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和指征的。男性气质的性质和存在方式，决定了每个男性个体不能自动拥有或独立获得男性气质，必须不断地通过同性社会关系互动从其他男性那里获得对其自身男性气质的认可和地位的承认。这就要求每个男性必须不断与其他男性结成社会纽带，并在互动过程中彼此较量、重新定位彼此地位高下。在“我”与雷蒙德的交往过程中，“我”与雷蒙德相互的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直处于动态变化当中。“我”虽然比雷蒙德小一岁，关于成人世界的知识（特别是性知识）远不如他知道的多，但“我”并不因此就处于劣势地位。比起雷蒙德，无知的“我”却更充分地体验到了酒精、毒品、自慰等带给人的快感。相比之下，雷蒙德在利用这些手段获取快乐和满足时却屡屡碰壁。由此以来，在“我”和雷蒙德的交往过程中，雷蒙德作为“导师”的主导地位被渐渐削弱，他被边缘化为一个男性他者，一个失败的男人。而“我”逐渐占据两人中的主导地位，“我”在男性气质的建构中显得更为成功。
男性同性社会欲望驱使下的交往经常伴随着男性间对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是同辈的竞争，也包括对已有权威的颠覆、僭越和反抗。“我”和雷蒙德虽然不过是无权无钱的学生混混，但“我”却嘲笑像父亲这样靠出卖体力为生的劳苦人，“我大笑因为我知道一下午在书店的工作比他们一星期艰苦为生还挣得多。”“我”和雷蒙德通过偷书获得了金钱之后，有了资本去干酗酒、招妓等所谓爷们干的事情，并且因为偷书来钱来得多，来得快，所以“我”便产生了一种幻觉，感觉自己远远超越了父辈。显然，对财富的占有也是男性建立男性气质的重要标志，财富可以成为颠覆权威的霸权性的男性气质的资本。
如果说之前“我”和雷蒙德的种种行为只是男性同性社交欲望的表象，那么在故事后半部分（也是全文的高潮部分）占了很大篇幅对“我”一步一步精心策划并最终成功诱奸了妹妹康妮的叙述则无疑是“我”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集中体现。性别体制要求男性必须通过投身于同性社会关系博弈来获取其他男性对其男性气质的认可从而确保自己的男性权力和地位。在这样的性别体制规范下，男性个体被要求必须通过在符合主流范式男性社会关系互动中占据上风，才能获得自身男性身份和权力地位的承认。男性气质正是以性关系的成果为首要度量标准的。如果男性不能在性关系中占有优势，就不能获得其他男性对其男性气质的承认。[2]在“我”成功地诱奸了妹妹之后，“我”的内心充满了狂喜、满足与自豪。“我”满足并不是因为射精本身带给“我”的快感（事实上正好相反），而是因为“我”终于先于雷蒙德进入了成人世界。在小说的结尾，“我”将真正的意图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展现出来：“我希望雷蒙德能看着我，我很高兴他让我意识到了我的童贞，我希望漂亮的露露（妓女）能看着我，事实上假如我的愿望能够实现，我会希望我所有的朋友，所有我认识的人，排着队走进卧室瞻仰我的光辉形象。······自豪我现在业已无可逆转地加入到人类社会的高级人群当中，他们深谙性事，并借此传宗接代。”
不可置否，叙述者“我”的内心独白是令人震撼，甚至是骇人听闻的。作为青少年的叙述者不惜以乱伦的方式触犯社会禁忌，足见其为霸权性男性气质所害之深。少年男性带着对童贞的焦虑，无时无刻不企图通过与女性发生关系来告别童贞，以期从中获得自我确认和其他男性的认可。而叙述者不会想到的是，他的乱伦行为使得他终将会被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理性逻辑以压倒一切的力量逼入“他者”的地域，从而使得叙述者陷入更深重的认同危机。
参考文献：
[1][英]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家作品特色[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刊，1995（1）.
[3]詹俊峰，洪文慧，刘岩.男性身份研究读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