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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来自农村、历经象牙塔的磨练而最终留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我也时常感觉到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一边是父母含辛茹苦供我们念完大学，殷切地希望已经走出了农村的我们能留在都市好好地生活；一边却是都市繁重的生存压力，让我们这些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背景、全靠个人打拼的“边缘人”感到一种深深的窒息……
我在父亲的艰辛和荣耀中念完了大学
1978年5月6日，我出生在湖南省双峰县蛇形山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是家里的老幺，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和泥土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虽朴实却带有一股深深的倔犟，农村贫穷而单调的生活让他对城市有着一种强烈的向往，因此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却咬紧牙关，一心想让我们几兄妹通过读书这条路通往繁华的大都市。要命的是，两个哥哥和姐姐都不是很争气。看着三个子女一个个与大学失之交臂，不忍债务加重的母亲曾多次劝父亲别再让我读了，省得到时钱花了大学又没考上。但倔犟的父亲却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认命，在他的坚持下，我得以顺利地念完初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双峰县一中（当地最好的高中）。
考上一中，不仅使我考大学的信心大增，也更加坚定了父亲要将我供出来的决心。我到县城一中念书的第二个月，父亲就背着破旧的行李到县城来找工作，我在县城读书的三年里，父亲也呆了近三年。他在建筑工地做过小工，在街头擦过皮鞋，做过小贩，实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甚至做过乞丐。无论做哪一种职业，无论多忙，他每隔几天就会来学校看我一次，名义上是来给我送东西，但我知道他是在监督我，怕我学习不认真。有一次，父亲隔了近半个月也没来看我，我正在纳闷时，一天傍晚，他来了，走路一瘸一拐，满脸疲惫与憔悴，手里却精神地拿着一本《英汉大词典》，兴奋地说：“买到了，打五折买到的，以后你就不用老是向别人借了！”原来，父亲为了多挣几个钱给我买词典，便到不能摆摊的闹市卖水果，结果被城管人员发现了，父亲挑起水果担子就跑，最后虽然逃脱了“追捕”，左脚却严重扭伤了，一直在床上躺了十来天……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父亲如此用心良苦，如此艰辛付出，我哪能不好好念书啊！
1997年7月，我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湘潭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正因脑溢血住在医院，尽管已度过了危险期，但我知道，如果母亲再呆在医院多做些治疗，她的身体还是有可能完全康复的，可父亲一直不愿动用那笔多年省吃俭用留下来准备给我读大学的5000元钱，母亲也极不愿再作治疗。我知道只有我落榜了，父亲才有可能把那5000元拿出来给母亲治病，于是，我骗父亲说我落榜了。父亲十二分震惊，不停地自言自语：“怎么搞的，当时不是说考得很好吗，查分时也超过了线啊，怎么搞的？”第二天一早，他不顾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决定去市教委查个究竟，我只好把真相告诉了他。父亲转怒为喜，高兴地说：“我就说了，怎么会落榜呢？”而母亲见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后，说什么也不愿再留在医院“烧钱”，仅仅住了半个多月院就坚持出院了。由于治疗不彻底，她从此落下了半身不遂的病根。
父亲并没有因为母亲的病而减淡了对我“金榜题名”的喜悦，在我前往湘潭大学报到的前一天，他大宴宾客，许多与他多年未曾联系过的亲朋都被他请来了，家里足足摆了20多桌。那一天，父亲几乎把他大半辈子的酒都喝完了，他兴奋地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酒，兴奋地说着一句又一句“底气十足”的话，也兴奋地醉了，进入了他这一辈子最兴奋的“梦想”里！
我进大学后，父亲完完全全把我当成一个“城里人”看待了，在他看来，在城里念完大学，再在城里找份好工作，然后便顺理成章地在城里成家立业了。他的谈资也由乡村转为了城市，我几乎成了他逢人必谈的对象，他以我为荣，也以我为傲。每次乡亲们羡慕地对他说“你好福气啊，儿子考上大学了，将来在大城市工作，你们也可以跟着儿子住城里了”时，父亲的脸上就像盛开的桃花，那份欣喜与荣耀或许是我这一辈子都体会不到的。
刚进大学时，我也与父亲一样沾沾自喜，可随着大学生活一天天过去，我的内心里却一天比一天惶恐：报纸电视上随处可见大学生择业难的报道，师兄师姐们毕业时四处推销自己而屡屡碰壁的消息，企业里招聘时公然宣称不要应届毕业生的要求……无一不像锥子一样刺痛我的心，而父亲是不知道这些的，就算知道，他也不会相信——没读过大学的人都可以在城市里混得那么好，读过大学的还会差？他一心一意想着供我顺顺利利念完大学，尽管我们家并不富裕，但父亲却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的我各项要求。那时他在一个小煤矿做下井工人，每月的收入也就400来元，但却给我寄来300多元。二哥每隔几天就要背母亲到镇上的卫生院量一次血压，由于来回差不多有近10里路，大哥多次向父亲提要求，希望拿2000元买辆摩托车，可父亲始终不同意。但是，有一次他来学校看我，见寝室里大多数人都买了电脑，他第二个月就给我寄来了3000元让我买电脑。大哥为此好大的意见，而父亲的理由却是：“谁叫你不好好读书，三伢考上了大学，命比你好，你怎么能跟他比？”我无法反对父亲以为我荣，也抗拒不了他对我的呵护与疼爱，但这却让我心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不知道，如果四年大学毕业后，我找不到如意的工作，无法留在充满机遇却竞争激烈的都市，不能像父亲设想的那样做一个“城里人”，我该如何面对白发苍苍而又身形憔悴的父亲……
为了父亲的心愿，我艰难地留在大城市挣扎
由于大学生就业形势普遍不容乐观，为了让父亲做好思想准备，我曾试探性地问过他：“大学毕业后，你希望我在哪里工作？”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说道：“当然是大城市，上海、北京啊，越大的城市越好，再不就是比这小一点的城市，总之无论如何也不能到乡下。”
为了不至于愧对父亲多年的付出，同样也为了不被村人嘲笑，我惟有认真读书，希望以优异的成绩争取将来能在上海或北京等大都市工作。
2001年大学毕业时，尽管我学业成绩不错，可为了能在上海找份工作，我几乎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总算被浦东新区一家医药公司聘用，月薪3000元。得知这一喜讯后，父亲比我考上大学时还高兴，执意要送我去上海。回去后，父亲有事没事总爱与人谈大上海，谈在大上海工作的儿子，那些夸张的言语都是他荣耀而满足的表现。
父亲因我留在都市而兴奋，而我却不得不开始了艰难的挣扎。尽管我的月薪有3000元，可是，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除去房租、交通费和起码的生活开销，我每月最多也就能余个六七百元，碰上多来了几个同学或朋友，当月的财政就要出现赤字。有一次，一名大学好友的父亲来上海动手术，一家三口在我那里住了近半个月，结果那一个月我严重超支，不得不向同事借了1000多元才度过了难关，事后我啃了近两个月的方便面才把帐还上……由于手头并不宽裕，在上海的近两年里，我一直害怕有亲友来看我。有一阵子，我因为喝了几个同事的婚宴酒，手头仅剩下60来元，而恰好此时，家乡的一位姨妈陪儿子去青岛读书，转道上海，想让我陪他们逛逛。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向同事借钱，只好借口工作太忙谢绝了姨妈。姨妈为此很生气，认为我到上海后架子大了，连父亲也不解地问我：“不就一两天时间吗，难道忙得这点时间也抽不出？”我无言以对，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因为没钱，我不能击碎父亲心中那美好的梦想！
尽管早已到了恋爱的季节，可压力重重的我实在没有恋爱的资本。我细细地算过一回帐：就算在上海最偏僻的郊区买一套最便宜的两室两厅，至少也要30多万，不说全额付款，就那笔3成的首付，也得我勒紧裤带攒上十来年。如果连房子也没有，又有哪个女孩子愿意高兴地留下呢？父亲不明白这些，淳朴而闭塞的他总认为，在老家双峰花个两三千元就可以顺顺当当地把媳妇娶过门，上海物价再高，顶多翻个10倍，难道花两三万还讨不到老婆？
在经历了一次短暂而痛苦的恋爱后，2002年8月，公司一位热心肠的大姐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来自江苏农村的女孩刘莹。刘莹在淮海中路一家服装店打工，长相清秀，她不像很多上海女孩那样一见面就问收入问住房甚至问车，而是认真地说：“只要有志向，将来一切都会有的……”我很感动于这些，心想也许只有像她这样来自外地来自农村的女孩才可能不计较我的“出身”。交往几次后，我渐渐地爱上了她。
不久我们同居了。可真正生活在一起了，我才发现我其实还没有承载爱情的能力。尽管那时我利用周六做了份兼职，每月也能多挣500多块，但增加了一个人过日子，生活开销一下子加大了一倍，而我又不想让刘莹一辈子跟我挤在破旧而狭窄的出租屋里，因此每天都省吃俭用，希望早日挣下供房的首付。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地铁站，有一段三四里的路，没有公交车，我每天都步行，希望省下不必要的的士费。日子久了，刘莹脸上露出了不悦，说：“有必要这么省吗，我都走烦了。”淮海路上有家哈根达斯店，桌子就摆在路边，很有一番情调，刘莹吃过一回后，就嚷着要吃第二回，第二回之后又是第三回，而且“冠冕堂皇”地说：“我又不是那种特爱花钱的女孩，不就想吃冰淇淋嘛，你就别那么小气吧！”我承认那里的冰淇淋好吃，可以我的收入水平，实在供不起这一次又一次的哈根达斯。因为手头的拮据，我们的恋爱十分单调而寒酸，刘莹终于受不了了，于2003年情人节前一天向我提出了分手，她愤愤不平地说：“恋爱成这个样子了，我简直是在慢性自杀！”我无言以对，同样是火一样的季节，如果条件允许，我怎么会不愿意将爱情装扮得灿烂丰富一些呢？
再一次的恋爱失败让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大上海之旅”：大上海人才济济，像我这样平凡而普通的一员，跻身于精英扎堆的大上海，无异于将一粒沙石丢入大海，除了被吞噬，实在难以激起什么浪花。如果在这里生活下去，我必然要走一条异常艰难而辛酸的路，房子是个梦，老婆是个梦，甚至生存也是梦！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在这里生存，与其在大上海挣扎，为什么不考虑到小一点的城市呢？恰逢这个时候，我两个在长沙工作的同学得知我在上海混得不顺后，都劝我去长沙发展，说那里的生存压力要比上海小许多。
2003年5月，我终于打定了主意去长沙，尽管父亲有些不能理解，但想想长沙毕竟是省城，而我又言之凿凿地说长沙离家近，便于以后照顾他们。父亲终于没有阻止。到长沙后，我很快就在芙蓉区一家大型超市策划部找到了份不错的工作。刚开始时，我以为在长沙这样一座内地城市工作，一定会如鱼得水，活得轻松自在，但我后来才发觉，像我这样来自农村、家里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资本、全靠个人打拼的人，就算在生存压力远没有上海大的长沙，也一样活得很艰难。
到长沙的第三个月，我见长沙的房价不贵，便筹足4万多元首付，供下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当时我的月薪是2000元，月供1500，我想，省吃俭用500块钱还是能够度过一个月的。可我把居家过日子想得太简单了，供房的第一个月，我就负债200元，第二个月父亲带乡下的亲戚来玩了一回，我更是欠下了600多元债务，第三个月更惨，工资还没发下来，就被养老保险等杂七杂八的款项瓜分了……我的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我依旧害怕“有朋自远方来”，甚至害怕每一次聚会……我知道再也不能这样下去，在消费水平并不低的长沙，每月500元是远远不够生活开销的。为了解决负债这一矛盾，我不得不利用节假日在一个广告公司兼职，甚至连下班后的休息时间也在忙着挣钱。我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更别说有什么业余活动，工作成了一种负担，生活成了一种累赘。父亲每一次来长沙，见我忙得晕头转向，就怜惜地对我说：“钱是挣不完的，还得注意身体啊！”我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身体迟早会受不了，可不这样做，我哪有钱装修房子？哪有钱结婚过日子？哪有钱让自己的生活正常运转？
如此玩命地工作，终于可以勉强地将生活进行下去，可2004年初的一天，我因劳累过度，神情恍惚，下班后骑摩托车回家时一不小心把路边的一位老大爷撞得头破血流，事后不得不为此支付了3万多元医药费。由于实在筹不到钱，我只好把住了不到半年的新房卖了，从此又成了租房一族！
父亲，能否让我留在广阔的乡下
其实我也很喜欢都市，可我并不想那样没日没夜地劳累，我也想像别人那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要想在城市好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辛……渐渐地，我开始厌倦这种单调、劳累而又缺乏乐趣的生活，我甚至开始害怕城市，害怕在城市里无尽的忙碌与挣扎。我向父亲透露了这种想法，可父亲怎么也不能理解：“不想呆在城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城里有什么不好，那么精彩的世界，哪是乡里可以比的？别人是做梦都想呆在城里，你倒好，竟反着来……”我知道我的心境，生活在农村的父亲是永远也不会理解的。
但我还是离开了城市。2004年4月底，在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一家烟花企业的力邀下，我去做了市场部的主任。老实说，开始时我心里挺矛盾，就像父亲所说，大伙儿是做梦都往城里跑，而我却反着来，从城里跑回乡下。我究竟是对是错呢？我不敢告诉同学，更不敢告诉父亲。可我不久就开始喜欢这里了，在这里，公司上下对我十分看重，我做市场部主任，大小事务不需经过老总认可就可以自行决定，这使我有了充分展示才能的空间；而且我的薪水不低，每月加上奖金有3000多；公司给我一个人安排了二室一厅的住房。在这里，我根本不需要像在城市里那样苦苦挣扎，除了工作上有些挑战外，生活上我过得十分开心和舒适：两三块钱可以吃一顿快餐，20元钱可以住一回“宾馆”，三四万元可以建一栋小别墅，每月除去花销，我的3000元薪水几乎可以全部余下；我不再担心有客人来，也不再担心日子过得紧……我开始喜欢这家公司，开始喜欢公司外宽阔的乡野！
不久，我的一位在广州混得不如意的师兄得知我的情况后，毅然加入到了这家公司。师兄的到来，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于是壮着胆子把我换了工作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反应超出了我的想象：“什么，你没在长沙了，在乡下，你……”后面的话我没有听到，接电话的二哥告诉我，父亲晕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赶到了我所在的这家公司。他是连夜坐汽车过来的，一晚上没睡，整整10小时。父亲依然怒气未消，见面后，不顾我的同事和老总都在场，气愤地质问我：“你真的脑子有病，这地方有什么好，这么偏僻的乡下，这么小的一个公司，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要是村里人知道你居然在这种乡里公司上班，我们不被笑死才怪！我们当时费尽艰辛好不容易供你念完大学，目的就是希望你以后脱离农村，可以在城市里生活，你这样对得住我吗？对得往你妈吗？对得住你的哥哥姐姐吗……”父亲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我第一次将心里话掏给了父亲，对他说，城市不缺我这样的人，在那里我活得很累，而在乡下我可以生活得自在而惬意……我每说一句，父亲就反驳一句，“城市活得累？在这个世界上，谁活得不累？”“城里不好，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削尖了脑壳往城里钻呢？”“乡下活得自在？在这里你就是干得再好也是个乡巴佬，干得再好也没几个人羡慕！别人在背后笑话你，你还能自在吗？就算你脸皮厚，能自在，我们能自在吗？”……我知道我无法用道理来说服倔犟的父亲，最后生气地顶了一句：“我不跟你争了，总之我愿意留在这里！谁也改变不了我！”我的话音刚落，气昏了头的父亲居然一头撞向一旁的墙壁，我阻挡不及，他晕过去了……
在父亲的以死相逼下，我只好舍弃了美好的乡下，重新回到了让我苦闷的城市。刚回长沙那阵子，父亲由于担心“不听话”的我再次叛逆地去乡下工作，居然卷着铺盖在长沙陪了我两个月，直到那家乡下企业彻底打消了留我的念头，直到我重新找到了稳定的工作，重新“平静”了叛逆的想法，他才唠唠叨叨地走了。可我内心里又怎么能真正平静呢？像我这样一个人，只要留在都市，就无法逃避重重的压力，就无法轻松无法惬意。我不否认城市有着它无可比拟的诱惑力，但我认为，城市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选择；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相比于城市，我觉得乡下更适合我。
我根本就无心挣扎于城市的边缘，却又无法说服固执的父亲，深深的矛盾让我的内心一天比一天憔悴。我知道，这样下去，我不但会一事无成，而且极有可能过早地被城市的巨浪所吞噬。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报纸上得知广州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因为适应不了城市的高压，最后选择了自杀，这让我更加感到苦闷和害怕，担心自己也会和他一样走向绝路。
2004年11月底，我终于再一次逃离了长沙，到浏阳市永安镇一家民营包装公司做部门经理。由于人才稀缺，老板对我十分器重，各方面待遇也相当好。尽管永安离长沙不远，尽管我做的是部门经理，但毕竟是乡下，为防止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把自己来永安的事告诉任何人，对父亲更是严加提防：为了给他造成我没有离开长沙的假象，我的手机号码一直没变；我请原来公司门卫室的保安撮了一顿，如果父亲突然来访，就让他们拦住父亲，并马上电话通知我；为了防止父亲打电话到我原来上班的办公室，我还特别交代那些老同事们，让他们每一次接到电话就说我出差去了……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父亲一直不知道我的“背叛”，而我也工作得十分顺利，多次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并受到公司表彰，前途十分光明。可是，工作之余，我内心里却十分惶恐，生怕哪一天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寻死觅活地又将我赶回都市。我多么希望父亲明白，他的儿子一直铭记着他的大恩大德，并不是有意要“叛逆”，有意要让他在乡邻面前丢脸；儿子只是知道，与其艰辛而痛苦地挣扎于压力重重的都市边缘，还不如好好地生活在广袤的乡野。
选择一个地方，不应看它是否繁荣，而应看它是否适合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或许对父亲而言，接受儿子“舍城市而留乡下”的现实比杀了他还痛苦，可于我而言，苦苦挣扎于都市，又何尝不是一场真真切切的自杀？
（遵主人公意，文中部分地名已作技术处理）
我在父亲的艰辛和荣耀中念完了大学
1978年5月6日，我出生在湖南省双峰县蛇形山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是家里的老幺，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和泥土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虽朴实却带有一股深深的倔犟，农村贫穷而单调的生活让他对城市有着一种强烈的向往，因此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却咬紧牙关，一心想让我们几兄妹通过读书这条路通往繁华的大都市。要命的是，两个哥哥和姐姐都不是很争气。看着三个子女一个个与大学失之交臂，不忍债务加重的母亲曾多次劝父亲别再让我读了，省得到时钱花了大学又没考上。但倔犟的父亲却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认命，在他的坚持下，我得以顺利地念完初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双峰县一中（当地最好的高中）。
考上一中，不仅使我考大学的信心大增，也更加坚定了父亲要将我供出来的决心。我到县城一中念书的第二个月，父亲就背着破旧的行李到县城来找工作，我在县城读书的三年里，父亲也呆了近三年。他在建筑工地做过小工，在街头擦过皮鞋，做过小贩，实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甚至做过乞丐。无论做哪一种职业，无论多忙，他每隔几天就会来学校看我一次，名义上是来给我送东西，但我知道他是在监督我，怕我学习不认真。有一次，父亲隔了近半个月也没来看我，我正在纳闷时，一天傍晚，他来了，走路一瘸一拐，满脸疲惫与憔悴，手里却精神地拿着一本《英汉大词典》，兴奋地说：“买到了，打五折买到的，以后你就不用老是向别人借了！”原来，父亲为了多挣几个钱给我买词典，便到不能摆摊的闹市卖水果，结果被城管人员发现了，父亲挑起水果担子就跑，最后虽然逃脱了“追捕”，左脚却严重扭伤了，一直在床上躺了十来天……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父亲如此用心良苦，如此艰辛付出，我哪能不好好念书啊！
1997年7月，我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湘潭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正因脑溢血住在医院，尽管已度过了危险期，但我知道，如果母亲再呆在医院多做些治疗，她的身体还是有可能完全康复的，可父亲一直不愿动用那笔多年省吃俭用留下来准备给我读大学的5000元钱，母亲也极不愿再作治疗。我知道只有我落榜了，父亲才有可能把那5000元拿出来给母亲治病，于是，我骗父亲说我落榜了。父亲十二分震惊，不停地自言自语：“怎么搞的，当时不是说考得很好吗，查分时也超过了线啊，怎么搞的？”第二天一早，他不顾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决定去市教委查个究竟，我只好把真相告诉了他。父亲转怒为喜，高兴地说：“我就说了，怎么会落榜呢？”而母亲见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后，说什么也不愿再留在医院“烧钱”，仅仅住了半个多月院就坚持出院了。由于治疗不彻底，她从此落下了半身不遂的病根。
父亲并没有因为母亲的病而减淡了对我“金榜题名”的喜悦，在我前往湘潭大学报到的前一天，他大宴宾客，许多与他多年未曾联系过的亲朋都被他请来了，家里足足摆了20多桌。那一天，父亲几乎把他大半辈子的酒都喝完了，他兴奋地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酒，兴奋地说着一句又一句“底气十足”的话，也兴奋地醉了，进入了他这一辈子最兴奋的“梦想”里！
我进大学后，父亲完完全全把我当成一个“城里人”看待了，在他看来，在城里念完大学，再在城里找份好工作，然后便顺理成章地在城里成家立业了。他的谈资也由乡村转为了城市，我几乎成了他逢人必谈的对象，他以我为荣，也以我为傲。每次乡亲们羡慕地对他说“你好福气啊，儿子考上大学了，将来在大城市工作，你们也可以跟着儿子住城里了”时，父亲的脸上就像盛开的桃花，那份欣喜与荣耀或许是我这一辈子都体会不到的。
刚进大学时，我也与父亲一样沾沾自喜，可随着大学生活一天天过去，我的内心里却一天比一天惶恐：报纸电视上随处可见大学生择业难的报道，师兄师姐们毕业时四处推销自己而屡屡碰壁的消息，企业里招聘时公然宣称不要应届毕业生的要求……无一不像锥子一样刺痛我的心，而父亲是不知道这些的，就算知道，他也不会相信——没读过大学的人都可以在城市里混得那么好，读过大学的还会差？他一心一意想着供我顺顺利利念完大学，尽管我们家并不富裕，但父亲却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的我各项要求。那时他在一个小煤矿做下井工人，每月的收入也就400来元，但却给我寄来300多元。二哥每隔几天就要背母亲到镇上的卫生院量一次血压，由于来回差不多有近10里路，大哥多次向父亲提要求，希望拿2000元买辆摩托车，可父亲始终不同意。但是，有一次他来学校看我，见寝室里大多数人都买了电脑，他第二个月就给我寄来了3000元让我买电脑。大哥为此好大的意见，而父亲的理由却是：“谁叫你不好好读书，三伢考上了大学，命比你好，你怎么能跟他比？”我无法反对父亲以为我荣，也抗拒不了他对我的呵护与疼爱，但这却让我心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不知道，如果四年大学毕业后，我找不到如意的工作，无法留在充满机遇却竞争激烈的都市，不能像父亲设想的那样做一个“城里人”，我该如何面对白发苍苍而又身形憔悴的父亲……
为了父亲的心愿，我艰难地留在大城市挣扎
由于大学生就业形势普遍不容乐观，为了让父亲做好思想准备，我曾试探性地问过他：“大学毕业后，你希望我在哪里工作？”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说道：“当然是大城市，上海、北京啊，越大的城市越好，再不就是比这小一点的城市，总之无论如何也不能到乡下。”
为了不至于愧对父亲多年的付出，同样也为了不被村人嘲笑，我惟有认真读书，希望以优异的成绩争取将来能在上海或北京等大都市工作。
2001年大学毕业时，尽管我学业成绩不错，可为了能在上海找份工作，我几乎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总算被浦东新区一家医药公司聘用，月薪3000元。得知这一喜讯后，父亲比我考上大学时还高兴，执意要送我去上海。回去后，父亲有事没事总爱与人谈大上海，谈在大上海工作的儿子，那些夸张的言语都是他荣耀而满足的表现。
父亲因我留在都市而兴奋，而我却不得不开始了艰难的挣扎。尽管我的月薪有3000元，可是，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除去房租、交通费和起码的生活开销，我每月最多也就能余个六七百元，碰上多来了几个同学或朋友，当月的财政就要出现赤字。有一次，一名大学好友的父亲来上海动手术，一家三口在我那里住了近半个月，结果那一个月我严重超支，不得不向同事借了1000多元才度过了难关，事后我啃了近两个月的方便面才把帐还上……由于手头并不宽裕，在上海的近两年里，我一直害怕有亲友来看我。有一阵子，我因为喝了几个同事的婚宴酒，手头仅剩下60来元，而恰好此时，家乡的一位姨妈陪儿子去青岛读书，转道上海，想让我陪他们逛逛。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向同事借钱，只好借口工作太忙谢绝了姨妈。姨妈为此很生气，认为我到上海后架子大了，连父亲也不解地问我：“不就一两天时间吗，难道忙得这点时间也抽不出？”我无言以对，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因为没钱，我不能击碎父亲心中那美好的梦想！
尽管早已到了恋爱的季节，可压力重重的我实在没有恋爱的资本。我细细地算过一回帐：就算在上海最偏僻的郊区买一套最便宜的两室两厅，至少也要30多万，不说全额付款，就那笔3成的首付，也得我勒紧裤带攒上十来年。如果连房子也没有，又有哪个女孩子愿意高兴地留下呢？父亲不明白这些，淳朴而闭塞的他总认为，在老家双峰花个两三千元就可以顺顺当当地把媳妇娶过门，上海物价再高，顶多翻个10倍，难道花两三万还讨不到老婆？
在经历了一次短暂而痛苦的恋爱后，2002年8月，公司一位热心肠的大姐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来自江苏农村的女孩刘莹。刘莹在淮海中路一家服装店打工，长相清秀，她不像很多上海女孩那样一见面就问收入问住房甚至问车，而是认真地说：“只要有志向，将来一切都会有的……”我很感动于这些，心想也许只有像她这样来自外地来自农村的女孩才可能不计较我的“出身”。交往几次后，我渐渐地爱上了她。
不久我们同居了。可真正生活在一起了，我才发现我其实还没有承载爱情的能力。尽管那时我利用周六做了份兼职，每月也能多挣500多块，但增加了一个人过日子，生活开销一下子加大了一倍，而我又不想让刘莹一辈子跟我挤在破旧而狭窄的出租屋里，因此每天都省吃俭用，希望早日挣下供房的首付。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地铁站，有一段三四里的路，没有公交车，我每天都步行，希望省下不必要的的士费。日子久了，刘莹脸上露出了不悦，说：“有必要这么省吗，我都走烦了。”淮海路上有家哈根达斯店，桌子就摆在路边，很有一番情调，刘莹吃过一回后，就嚷着要吃第二回，第二回之后又是第三回，而且“冠冕堂皇”地说：“我又不是那种特爱花钱的女孩，不就想吃冰淇淋嘛，你就别那么小气吧！”我承认那里的冰淇淋好吃，可以我的收入水平，实在供不起这一次又一次的哈根达斯。因为手头的拮据，我们的恋爱十分单调而寒酸，刘莹终于受不了了，于2003年情人节前一天向我提出了分手，她愤愤不平地说：“恋爱成这个样子了，我简直是在慢性自杀！”我无言以对，同样是火一样的季节，如果条件允许，我怎么会不愿意将爱情装扮得灿烂丰富一些呢？
再一次的恋爱失败让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大上海之旅”：大上海人才济济，像我这样平凡而普通的一员，跻身于精英扎堆的大上海，无异于将一粒沙石丢入大海，除了被吞噬，实在难以激起什么浪花。如果在这里生活下去，我必然要走一条异常艰难而辛酸的路，房子是个梦，老婆是个梦，甚至生存也是梦！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在这里生存，与其在大上海挣扎，为什么不考虑到小一点的城市呢？恰逢这个时候，我两个在长沙工作的同学得知我在上海混得不顺后，都劝我去长沙发展，说那里的生存压力要比上海小许多。
2003年5月，我终于打定了主意去长沙，尽管父亲有些不能理解，但想想长沙毕竟是省城，而我又言之凿凿地说长沙离家近，便于以后照顾他们。父亲终于没有阻止。到长沙后，我很快就在芙蓉区一家大型超市策划部找到了份不错的工作。刚开始时，我以为在长沙这样一座内地城市工作，一定会如鱼得水，活得轻松自在，但我后来才发觉，像我这样来自农村、家里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资本、全靠个人打拼的人，就算在生存压力远没有上海大的长沙，也一样活得很艰难。
到长沙的第三个月，我见长沙的房价不贵，便筹足4万多元首付，供下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当时我的月薪是2000元，月供1500，我想，省吃俭用500块钱还是能够度过一个月的。可我把居家过日子想得太简单了，供房的第一个月，我就负债200元，第二个月父亲带乡下的亲戚来玩了一回，我更是欠下了600多元债务，第三个月更惨，工资还没发下来，就被养老保险等杂七杂八的款项瓜分了……我的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我依旧害怕“有朋自远方来”，甚至害怕每一次聚会……我知道再也不能这样下去，在消费水平并不低的长沙，每月500元是远远不够生活开销的。为了解决负债这一矛盾，我不得不利用节假日在一个广告公司兼职，甚至连下班后的休息时间也在忙着挣钱。我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更别说有什么业余活动，工作成了一种负担，生活成了一种累赘。父亲每一次来长沙，见我忙得晕头转向，就怜惜地对我说：“钱是挣不完的，还得注意身体啊！”我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身体迟早会受不了，可不这样做，我哪有钱装修房子？哪有钱结婚过日子？哪有钱让自己的生活正常运转？
如此玩命地工作，终于可以勉强地将生活进行下去，可2004年初的一天，我因劳累过度，神情恍惚，下班后骑摩托车回家时一不小心把路边的一位老大爷撞得头破血流，事后不得不为此支付了3万多元医药费。由于实在筹不到钱，我只好把住了不到半年的新房卖了，从此又成了租房一族！
父亲，能否让我留在广阔的乡下
其实我也很喜欢都市，可我并不想那样没日没夜地劳累，我也想像别人那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要想在城市好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辛……渐渐地，我开始厌倦这种单调、劳累而又缺乏乐趣的生活，我甚至开始害怕城市，害怕在城市里无尽的忙碌与挣扎。我向父亲透露了这种想法，可父亲怎么也不能理解：“不想呆在城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城里有什么不好，那么精彩的世界，哪是乡里可以比的？别人是做梦都想呆在城里，你倒好，竟反着来……”我知道我的心境，生活在农村的父亲是永远也不会理解的。
但我还是离开了城市。2004年4月底，在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一家烟花企业的力邀下，我去做了市场部的主任。老实说，开始时我心里挺矛盾，就像父亲所说，大伙儿是做梦都往城里跑，而我却反着来，从城里跑回乡下。我究竟是对是错呢？我不敢告诉同学，更不敢告诉父亲。可我不久就开始喜欢这里了，在这里，公司上下对我十分看重，我做市场部主任，大小事务不需经过老总认可就可以自行决定，这使我有了充分展示才能的空间；而且我的薪水不低，每月加上奖金有3000多；公司给我一个人安排了二室一厅的住房。在这里，我根本不需要像在城市里那样苦苦挣扎，除了工作上有些挑战外，生活上我过得十分开心和舒适：两三块钱可以吃一顿快餐，20元钱可以住一回“宾馆”，三四万元可以建一栋小别墅，每月除去花销，我的3000元薪水几乎可以全部余下；我不再担心有客人来，也不再担心日子过得紧……我开始喜欢这家公司，开始喜欢公司外宽阔的乡野！
不久，我的一位在广州混得不如意的师兄得知我的情况后，毅然加入到了这家公司。师兄的到来，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于是壮着胆子把我换了工作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反应超出了我的想象：“什么，你没在长沙了，在乡下，你……”后面的话我没有听到，接电话的二哥告诉我，父亲晕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赶到了我所在的这家公司。他是连夜坐汽车过来的，一晚上没睡，整整10小时。父亲依然怒气未消，见面后，不顾我的同事和老总都在场，气愤地质问我：“你真的脑子有病，这地方有什么好，这么偏僻的乡下，这么小的一个公司，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要是村里人知道你居然在这种乡里公司上班，我们不被笑死才怪！我们当时费尽艰辛好不容易供你念完大学，目的就是希望你以后脱离农村，可以在城市里生活，你这样对得住我吗？对得往你妈吗？对得住你的哥哥姐姐吗……”父亲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我第一次将心里话掏给了父亲，对他说，城市不缺我这样的人，在那里我活得很累，而在乡下我可以生活得自在而惬意……我每说一句，父亲就反驳一句，“城市活得累？在这个世界上，谁活得不累？”“城里不好，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削尖了脑壳往城里钻呢？”“乡下活得自在？在这里你就是干得再好也是个乡巴佬，干得再好也没几个人羡慕！别人在背后笑话你，你还能自在吗？就算你脸皮厚，能自在，我们能自在吗？”……我知道我无法用道理来说服倔犟的父亲，最后生气地顶了一句：“我不跟你争了，总之我愿意留在这里！谁也改变不了我！”我的话音刚落，气昏了头的父亲居然一头撞向一旁的墙壁，我阻挡不及，他晕过去了……
在父亲的以死相逼下，我只好舍弃了美好的乡下，重新回到了让我苦闷的城市。刚回长沙那阵子，父亲由于担心“不听话”的我再次叛逆地去乡下工作，居然卷着铺盖在长沙陪了我两个月，直到那家乡下企业彻底打消了留我的念头，直到我重新找到了稳定的工作，重新“平静”了叛逆的想法，他才唠唠叨叨地走了。可我内心里又怎么能真正平静呢？像我这样一个人，只要留在都市，就无法逃避重重的压力，就无法轻松无法惬意。我不否认城市有着它无可比拟的诱惑力，但我认为，城市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选择；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相比于城市，我觉得乡下更适合我。
我根本就无心挣扎于城市的边缘，却又无法说服固执的父亲，深深的矛盾让我的内心一天比一天憔悴。我知道，这样下去，我不但会一事无成，而且极有可能过早地被城市的巨浪所吞噬。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报纸上得知广州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因为适应不了城市的高压，最后选择了自杀，这让我更加感到苦闷和害怕，担心自己也会和他一样走向绝路。
2004年11月底，我终于再一次逃离了长沙，到浏阳市永安镇一家民营包装公司做部门经理。由于人才稀缺，老板对我十分器重，各方面待遇也相当好。尽管永安离长沙不远，尽管我做的是部门经理，但毕竟是乡下，为防止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把自己来永安的事告诉任何人，对父亲更是严加提防：为了给他造成我没有离开长沙的假象，我的手机号码一直没变；我请原来公司门卫室的保安撮了一顿，如果父亲突然来访，就让他们拦住父亲，并马上电话通知我；为了防止父亲打电话到我原来上班的办公室，我还特别交代那些老同事们，让他们每一次接到电话就说我出差去了……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父亲一直不知道我的“背叛”，而我也工作得十分顺利，多次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并受到公司表彰，前途十分光明。可是，工作之余，我内心里却十分惶恐，生怕哪一天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寻死觅活地又将我赶回都市。我多么希望父亲明白，他的儿子一直铭记着他的大恩大德，并不是有意要“叛逆”，有意要让他在乡邻面前丢脸；儿子只是知道，与其艰辛而痛苦地挣扎于压力重重的都市边缘，还不如好好地生活在广袤的乡野。
选择一个地方，不应看它是否繁荣，而应看它是否适合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或许对父亲而言，接受儿子“舍城市而留乡下”的现实比杀了他还痛苦，可于我而言，苦苦挣扎于都市，又何尝不是一场真真切切的自杀？
（遵主人公意，文中部分地名已作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