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摩尔认为：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的运算速度，约每隔18个月增长一倍。近40年过去了，计算机的发展，一直在印证着这个被称之为“摩尔定律”的断言。计算机何以飞速发展？那是因为人类社会知识量以非常迅猛的指数级增长，刺激了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升。计算机功能的强大，为知识的巨量生产带来了空前的便利，在计算机性能的提升与知识的巨量增长相互作用下，人类社会进入了知识爆炸的新时代。
　　据科学家研究，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人类的知识量翻了一番；2004年到2010年的7年内，人类知识有了“爆炸性”突破；预计从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间，人类的知识量将比现在增加3～4倍。2012年全球信息总量突破2.7ZB，这超过了人类过去五千年信息的总和。这一切表明，人类已经淹没在自身创造的知识“海洋”之中。
　　在浩瀚的知识面前，社会的复杂程度加剧了，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才能适应生存。但人的认知时间是恒定的，知识量的巨增与人的认知时间和能力之间的落差不断增大，要求人们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越来越快的节奏、越来越大的信息量、越来越强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技术化程度，必须改变认知方式。
　　当我们提出“2 468×3 579=？”这个问题时，仅用心算，即使是数学高手寻找答案也要思考一番；如果给一张纸、一支笔，这个问题一般人可以轻而易举解决；如果给台计算机，简直就唾手可得了。这种认知能力的变化告诉我们，纸笔、计算机等技术，在人的认知活动中不可或缺。
　　现在，网络视频正改变着教育的方式。离开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可汗学院无法存在。在“可汗”的体系中，技术不是用来辅助教学，而是教学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离开了计算机技术、视频技术、反馈测评技术和网络媒介技术，就无法实现学习。在这种教育信息生态中，人的认知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学生的认知活动，不仅发生在大脑对外部信息的加工过程中，同时发生在外部智能设备对信息加工的过程中，还发生在人脑与外脑（即外部智能设备）的协同交互和转移过程之中。人机结合的分布式认知方式，成为现代人基本的认知方式。
　　塞缪尔·约翰逊认为：“知识有两种，我们亲身知晓某个主题，我们知道从何处找到相关信息。”这种关联主义的思想已成为新教育学的理论基石之一。手机中的一千个电话号码，能记住几个不重要，只要学会存储和检索，一万个、十万个电话号码都不是问题。世界已进入“知道在哪里比知道是什么、知道谁比知道怎样更重要”的新认知时代。
　　此时，技术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素养。现在学校里的教育对象，大多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一出生就浸润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往往被称之为数字时代的“移民”，是在纸笔环境下学习成长的人。如果这些“移民”不放下身段，学习用数字化的方式交流，我们将无法完成教育者的使命。
　　人们担心技术带来网瘾、色情、暴力、近视和辐射，但这只是技术使用不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技术已融入人类的社会生活，如果采取排斥态度，将被这个时代所抛弃。面对网络可能带来的消极因素，我们应开发更多积极、有效的学习资源，占领学生上网的空间，提高学生利用网络技术表达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成就感，当学生的媒介素养得以提升时，技术使用不当的负面影响就会得到消减。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教育与技术关系的探索，都是对人与知识关系的探索，其本质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给予式的、命令式的、控制与被控制式的关系，在技术进步的今天，展现出开放、赋权、参与、合作以及自由之类的涵义。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权力转移”，这种权力的转移，并非来自政党、国家或掌握权力的特定人物，而是来自知识获取和控制关系的转变。这种变化，顺应了人对自由、平等、公正的追求。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教育是人类智慧的投放。技术与教育的新型关系，不是将传统的课堂搬上网络，而是技术解放了人类原有的天性，使人类的智慧之花得以更加绚烂地绽放。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