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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劳资关系是贯穿资本主义社会始终的主线，也是透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重要切入点。作为最早成立工会、最早进行集体谈判的国家，英国历任政府在劳资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从历史进程来看，英国政府劳资现的嬗变经历了四个时期，每一时期劳资观念的转变均是政府对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回应，其出发点是缓解导致劳资对立的社会矛盾，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并巩固其统治秩序。
[关键词] 英国政府 劳资观 嬗变
[分类号]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12008)03－0098－06
劳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全面稳定和持续发展。劳资双方的利益取向存在分歧，当这种分歧达到一定程度或超出一定范围时，就需要作为第三方的政府介入其中对劳资双方进行调节。所谓劳资观，就是政府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为调谐劳资关系所秉持的态度和理念，是政府实施各项劳资政策的纲领和指导。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政府劳资观也会随之而变化。
从历史上看，英国政府劳资观的嬗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945年前的自由主义劳资观、1945至1979年共识政治时期的合作主义劳资观、1979至1997年的新保守主义劳资观以及1997年后的第三条道路劳资观。
一、 自由主义：1945年前的传统劳资观
在二战前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工人的主要联合形式——工会经历了从萌芽、非法到合法的过程。政府虽然对工会的地位、行动进行了法律限制，但对劳资谈判的过程和内容很少干预；谈判双方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法律；谈判结果也因此而不具有强制力，法律不保障其实行。这个时期的劳资观，用英国著名劳工律师卡恩·弗罗伊德的话来说，基本上属于“集体的自由放任主义制度”。
对劳资谈判的“不干涉”与当时在英国占支配地位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匹配，都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市场自发调节的经济理论在英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相应地，从劳资关系萌芽开始，政府对劳资关系秉持“不干涉”的策略。在政府看来，雇主和工会之间的问题，根本不是通过法院审判能够解决的矛盾，而是一种“利益纠纷”：一方是否同意另一方的要求，让步与否或让步多少，是由各方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自行决定的事情。法律只是在集体谈判无法涉及的领域发挥作用，如“权利纠纷”：管理方是否违反了协议，工会是否进行了民意侵权行为，特定的法规是否得到应用。简言之，只有当雇主和工会的纠纷涉及到公共领域，或是使一些无关的第三方卷入纠纷时，法律才会发挥牵制作用。
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由放任”的劳资观并不会威胁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工业革命，再到由资本向外扩张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的发展都处于加速上升和扩张期，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呈增加趋势，这一时期劳动力过剩和失业问题并不突出。工会的主要使命不是为工人争取或保护工作岗位，而是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工会采取的各种劳工行动和集体谈判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到20世纪初，除工资和基本的就业条件外，裁减雇员、制定工会官员休假时间、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保障、工作质量评估、纪律、惩罚机制等原本由雇主单方决定的事项也逐渐成为劳资谈判的内容。工会争取法律地位和议会席位、参与政党选举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工人的经济权益。总之，这一时期劳资矛盾的中心是工人的经济利益，有关政治权益的斗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不足以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
此外，这一时期的劳工力量薄弱，即便结成工会也无法与资本抗衡。工人罢工虽然会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造成一些破坏，但威慑力相对较低。资本在劳资谈判中处于绝对优势，即使在谈判协议中作出一些改善生产条件的许诺，也丝毫不会减少自己的利润。因此，作为资本代言人的政府对集体谈判的进程和结果无需担心和过问。政府需要做的是防范并打击工人和工会的暴力对抗行为，并为资本最大限度地剥削剩余价值创造条件。
不过，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英国工人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觉悟迅速提高。工人对资本的反抗从最初的破坏机器、罢工等简单的经济斗争形式发展到有组织的斗争和利用选举权等政治斗争形式，从要求提高经济地位发展到要求参与选举和国家政治，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工人带给资本家和政府的不再仅仅是经济压力，还有日益增多的政治压力。为维护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政府和资本家不得不对工人阶级作出一些让步，赋予工人和工会运动一定的法律和政治权益。政府已不是单纯地把劳资关系视为经济和贸易自由发展的保证，而是更将其提升到关系政治稳定的地位。英国劳资关系中政治因素发挥的作用呈现增多的趋势。
二、 合作主义：1945－1979年共识政治时期的劳资观
1945至1979年被称作英国的“共识政治”时期。这一时期的两大主要政党——工党和保守党——在英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基本达成共识。受此影响，两党对劳资关系的态度也基本一致。虽然劳资政三方之间矛盾和冲突不断，但总体来看，寻求合作的理念占据了主导。这一时期政府的劳资观可称作“合作主义”。
二战后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为工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二战后伊始，英国经济供应匮乏，百业待兴。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战争摧残，不存在激烈的海外竞争。因此，即便是在有约400万－500万退伍军人需要安置的情况下，也不需要为充分就业问题担忧。此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盛行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成为二战后英国政府的主导经济思想。这种主张扩大内需以刺激经济的方针拉动了消费资料生产、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的增长。
从政治环境来看，早在二战期间，为维护国家团结、凝聚力量，政府便邀请工会进入政府的协商体制；在行业内部，工会几乎变成了政府的合伙人，而不再是“反对派”。二战后，与工会有着密切联系的工党赢得1945年大选。尽管取得了执政地位，但与保守党相比，无论是从执政根基还是从执政经验来看，工党都要逊色一筹。虽然工党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但它与工会的天然联系及对工会的依赖都决定了工党执政不得不考虑并照顾工会的部分需求。此外，战后的经济重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模式的推广也离不开工会的配合。诸多掣肘决定了工党政府在处理劳资关系时自然要比保守党对工会多一些偏袒。工党提出的纲领是：实行充分就业政策；对煤、气、电、水、铁路和空运等基础行业实行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实行包括国民保健服务(NHS)、失业救济、养老金、疾病及公伤补助金等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实施大规模的住房计划；根据1944年教育法，对教 育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革。这些政策的制定反映出工人阶级及工会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
工党当选无疑给保守党带来了竞选压力和更新纲领的挑战。为顺应民意，一向秉持实用主义的保守党对自己的纲领进行反思，并于1946年制定了《工业宪章》的文件，第一次承认了中央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的原则，认同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以及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等原则。宪章的出台意味着保守主义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标志着英国两党共识政治时期的开始。
1955年，英国经济首次出现“走走停停”，当年国际收入出现1．55亿英镑赤字。(1)为抵消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贬值，工会要求资方大幅增加工资，并以罢工相威胁。然而，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工资的增长，造成生产力成本激增，物价随之上涨，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执政的保守党意识到，工资增速过快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十分不利，但在工会实力扩张的强劲势头下，如果不进行干预，单凭劳资双方的自愿谈判，很难控制工资的增长。为避免直接对抗，保守党政府并没有从限制工会权力人手，而是采用了劳资政三方协商的“法团主义”机制，打破了延续几个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劳资关系传统，开始介入集体谈判。双方博弈演变为三方谈判。法团主义认为经济和社会生活是各方面相互关联的统一体，需要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特别是工会和管理方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
此后各届政府对待劳资关系的态度基本上都是争取三方合作，并成立了三方协商机构，如1962年成立的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NEDC)(2)，1965年成立的国家价格与收入委员会(NBPI)(3)，等等。政府的干预越来越直接，劳资关系乃至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政府与工会的协议结果。
政府劳资观的转变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由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转变的体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式发挥积极作用的时期，法团主义机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机制从制度上肯定了工会的合法地位，有利于发挥工会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不过，在这种机制的鼓励下，工会势力逐渐崛起，到20世纪70年代，劳资政三方关系的实力重心已明显向工会方倾斜，劳资协调机制基本上处于工会主导之下。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52％的人认为英国最强有力的人是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GWU)——的秘书长杰克·琼斯，只有34％的人认为是首相。(4)在公众，包括工党内的右翼人士看来，工会的权力确实太大了，需要加以限制。虽然在此期间政府也试图通过立法约束工会行为，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工会过高的要价和频繁的罢工阻碍了劳动力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影响资本的投入，渐渐演变成阻滞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20世纪70年代“英国病”的一个重要诱因。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罢工常常引起全国经济活动的瘫痪，希思曾被迫五次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采取非常手段以渡难关。(5)工会的能量还不止于影响经济，希思政府、卡拉汉政府的下台都与工会罢工和劳资关系恶化直接相关。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劳资关系领域都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甚至连国外都认为“阶级斗争支配着英国的工业生活，而工会运动则永远存在于这种斗争之中”(6)。社会舆论对工会越来越不利，这就为保守党中新右派的劳资关系改革准备了条件。
三、 新保守主义：1979—1997年保守党政府的劳资观
除了持续恶化的劳资关系，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的加速发展也给英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随着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绝对地衰落了，以信息化和提供各种服务为内容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融入中产阶级队伍，工人阶级队伍严重分化，英国也从一个传统的工业社会进入服务社会、第三产业社会。工会最为集中的制造业成为夕阳产业的代名词，而作为先进产业结构代表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第三产业和新兴高科技产业，历来都是工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且组建新工会的可能性很小。从这一趋势来看，工会占主导的劳资关系模式与工人力量分化、资本迅速扩张的发展趋势并不匹配。共识政治时期的法团主义政策对解决这些矛盾无能为力。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就必须对旧的劳资政策进行改革。此时保守党内主张实行货币主义、限制工会权力、反对共识政治的新右派人士逐渐占据上风，撒切尔夫人就是他们的坚定代表。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改革劳资关系成为其战略重点。
作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撒切尔夫人继承了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中强调法治和秩序、维护国家权威、保护财产私有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主张充分发挥自由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使英国保守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新保守主义支配下，撒切尔政府毫不掩饰对资本的偏袒，认为只有保障资本的最大发展才能改变英国的衰落局面；对待工会则完全相反，将其视为制约资本自由发展的障碍、工业的敌人。自由经济、法治和秩序是新保守主义劳资观的核心要素，三者紧密相关，并行不悖。
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是撒切尔主义的首要目标。它强烈反对任何干预经济自由的力量，具体到劳资关系问题上，表现为反对政府介入谈判进程，认为谈判主体应当是劳资双方，谈判内容只应限于生产和生活条件，决不允许干涉政治或以政治相要挟，目的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自发的调节作用，以吸引资本的投入。这一点与共识政治时期的劳资观有明显区别，是对传统自由主义劳资观的回归。
不介入集体谈判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劳资关系的干预。在新保守主义劳资观中，法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要素，即通过劳资立法等强制手段，改变劳资双方的实力对比，进而间接影响劳资谈判结果，达到改变劳资关系的目的。不过。其劳资立法约束的重点是工会的行为而非资本家。明确包含法治目标是这一劳资观与前述两种劳资观念的重要不同之处。
加强政治权威并非单纯为了实现经济自由。还有着更深层的政治动因——执掌政权并维护其统治秩序。而这又与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联系在一起。从政党政治角度看，作为选举党，保守党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上台执政并保持政权稳定。基于工会与工党的密切联系，保守党认为通过调整劳资关系削弱工会，进而打击工党竞选力的手段具有战略意义。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保守党人一贯主张维护传统，也就是保护财产私有制和现存的社会秩序，痛恨且害怕社会主义变革，由此也坚决反对可能带来变革的载体——工人运动、工会和工党。
1990年10月，撒切尔夫人迫于党内外的压力，提前辞去首相职务，将大权交给由她一手栽培 起来的约翰·梅杰。撒切尔政府的劳资战略大大改变了英国的劳资关系格局，梅杰时期的劳资关系已不如以前那样紧张。虽然对工会的态度仍未改变，但在梅杰政府的战略中，劳资关系问题已经不具有以前那种紧迫性和严重性了。梅杰政府的劳资政策更多的是对撒切尔战略的延续，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在1979至1997年的18年中，新保守主义劳资观始终主导着英国劳资关系的发展方向。
新保守主义的劳资观体现了政治权威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统一，其具体的政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劳资关系格局。1998年进行的工作场所雇员关系调查表明，集体谈判在持续减少，47％的工作场所根本没有工会，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36％。(7)无论是集体谈判的重要性还是罢工次数都明显下降，工会已不再像往日那样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保守党的劳资政策使工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峻挑战，也使工会寄希望于工党重新执政，以改变被动局面。工会的这种要求成为布莱尔政府调整劳资政策的客观动因。
保守党时期的劳资关系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劳资关系模式，即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来维持劳资关系的稳定。在这种模式下，劳资双方的矛盾可能被隐藏起来，或暂时被压抑住，表面上表现为劳资关系的稳定，但表面的稳定并不等于和谐，劳资之间的矛盾被转移为劳方与政府的对立。保守党的政策虽提高了经济效率，却显失公正，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极力宣扬的自由主义观念造成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人们社会观念淡漠，犯罪率上升。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选民厌弃保守党政府的重要原因，也促使布莱尔政府对劳资政策进行调整。
四、 第三条道路：1997年后工党政府的劳资观
从1979到1997年，保守党掌政18年。虽然发生领袖更替，但撒切尔主义一直统治着英国。在保守党连选连任的冲击和压力下，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工党上下对英国的现实、撒切尔主义的内涵以及工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反思。
英国工党是起源于工会运动，以劳工阶级为基础，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长期以来，工党与工会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劳资关系协调上，工党的传统是偏向工会和劳工阶级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英国的社会构成和主流价值观念都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工党过去那种阶级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撒切尔主义虽然注重发挥个体的作用，但其“个人至上”的观念又引发了诸多负面影响。经过激烈的争论，工党逐步从左翼向中间靠拢，在福利国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问题上作了重大调整。1992年的竞选宣言标志着工党政策转向的完成：工党已经完全放弃了凯恩斯主义式的社会民主主义。(8)
1994年，托尼·布莱尔当选为工党新领袖。他意识到，作为以上台执政和巩固政权为目标的选举党，选民是政党的生命线。政府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实现自己在竞选时的许诺，就要既照顾资方的利益，保障企业合理的利润，又要考虑工人的利益，尽量避免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政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双赢的范式，把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纳入合理化机制，在不同的利益中寻求平衡点，建立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机制。(9)他认为，老左派和新右派的方案都不能奏效。他要建设的“新工党”将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也是中左派的政党。(10)新工党需要对传统的“左”与“右”进行平衡和扬弃，提出一种新的劳资观，使之更富有包容性，更易于被劳资双方接受，从而达到协调的目的。这种体现了“左”与“右”结合的劳资观可以用“第三条道路”来概括。它对平等、责任和社区等问题的态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注“平等”历来是工党的传统。老工党的平等观主要强调结果的平等，而新工党的平等观则吸收了撒切尔主义对个人价值的认可，更多强调的是起点和机会的平等。这种平等的实现在于机会均等，要求个人拥有平等接受教育、平等发挥才能的机会和权利。强调社会公正必须建立在每个人价值平等的基础之上，鼓励人们在各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为争取最好的结果而作出努力。新工党的平等观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竞争，而不是等待通过财富的分配来实现平等的结果，其本质是对资方的保护。
工党重新界定了政府的作用和个人的责任，引入保守党提倡的企业家精神，要求个人承担劳动力市场的风险，认为政府仅是一种支持力量。这实际上是要求工人在就业问题上不要过于依赖政府。不过，工党也否定了保守党只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避而不谈个人对社会负责的责任观，称其为狭隘的责任观。工党提出，“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认为责任是实现真正社会公正的基础，如果不对社会负责，权利和机会就成了自私和贪婪的动力。社会有责任给予人们实现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个人也要给予社会和他人回报，承担相应的义务。
针对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个人至上”观念带来的社会意识淡漠和团结互助精神缺失的现实，工党提出了“社区观”，认为社区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概念，只有社区中相互依赖的集体行动才能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工党还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要求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不同阶层的个人、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中，反对任何排斥行为。为此，工党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社群主义作为价值观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强调相互依赖，承认合作才能更好地迎接变革和不安定的冲击。(11)将其应用到劳资关系中，工党主张在劳资政之间建立“社会伙伴关系”，宣称劳资双方不是对立的，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一种谁也离不开谁、需要互相体谅和合作的伙伴关系，应该从过去的劳资对抗发展为劳资合作。
除了进行观念上的协调外，政府对劳资双方还采取了立场截然不同的政策。为扩大选民基础，尤其是争取工商业阶层的支持，政府明显偏向资方，认为“位于创造财富和产业就业前沿的是私营部分而不是政府”(12)，因此，不仅在宏观政策上鼓励市场自由竞争，改善投资环境，在税收等政策上优惠资方，在微观政策上也充分考虑资本的利益，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新老企业。工党拉开了与工会的距离，极力淡化其阶级性质，强调工党是“人民党”、“工商业党”、“基督教党”，目的是给人留下工党是一个代表各方面利益的党的形象。为进一步减少工会的影响，工党广开渠道从个人党员和公司那里筹集资金，并进行组织制度改革，改进领袖选举办法。布莱尔还明确表示，工党政府不会废除保守党执政期间制定的约束工会的劳动法规和政策，新的劳资立法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采取的是增加工人个人法律权利的形式，而非加强工会集体权利的形式。不过，工党政府在约束工会的同时，也要求资本家作出一些让步，以缓解 劳资矛盾，减少经济发展的阻力，保证社会安定。
工党政府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劳资观对保守党的经验进行了选择性吸收，目的是既要尽力保持原有的社会基础，又要争取新中间阶层尤其是资方的支持。现在执政的布朗政府在劳资问题上基本延续了其前任的态度。总体来看，1997年以来的英国劳资关系基本保持稳定，呈现出相对和谐的良性发展态势。诚然，劳资关系稳定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的调节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英国主流劳资观念的嬗变，不难发现：
劳资双方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社会力量和参与主体，二者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进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它们斗争或合作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劳资关系对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复杂，引发的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既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又能够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前进；如果劳资双方冲突不断，那么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将受到重大制约。
生产方式决定劳资关系模式。劳资观的转变是政府对社会结构变革和世界经济变化的能动回应。每一时期政府劳资观的调整都是为了与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结构变迁相匹配。由于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发展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愈益紧密，劳资关系在政府执政战略中的地位更加突显。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干预方式更趋灵活多样，干预力度不断增强，对法律的依赖越来越强。劳资机制法制化、规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
各届英国政府调整劳资政策的出发点是缓解导致社会矛盾的劳资对立，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劳资矛盾，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并巩固其统治秩序。政党存在的价值基础就在于可以通过执掌政权将其代表的特定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但对执政党而言，仅仅实现统治阶级的意愿还是不够的。执政党实现其阶级利益的前提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即社会成员对现存秩序(制度和规范)的认同和自觉维护以及社会政治结构和相互关系的相对均衡。因此，要实现统治根基的稳定，执政党除维护本阶级利益外，还必须考虑其他阶级尤其是对立阶级的利益需求。所以，处理好劳资关系直接关乎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也是政府协调劳资关系的根本之所在。
注释：
(1)“走走停停”(stop－go)是指，当经济步入繁荣，就业增加．即所谓“走”的时期，国际收支便很快出现赤字，英镑受到压力，通货膨胀也抬头了。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就只能采取紧缩措施使经济“停”下来，等到国际收支状况好转后再“走”。参见罗志如、厉以宁《20世纪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341页。
(2)NEDC是英国最早的一个三方机构，成员分别来自职工大会、雇主组织、政府和独立人士，任务是在财政大臣主持下，由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三方参与制定英国工业发展的方针，并提出可行性报告。
(3)NBPI的职能是就诸如价格、工资、就业、培训等与经济发展和劳资关系相关的问题进行协商，以协调劳资之间的不同利益需求。
(4)彼得·詹金斯《撒切尔夫人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5)冉隆勃、王振华《当代英国——政治、外交、社会、文化面面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6)Frank O’Gorman，British Conservatism：ConservativeThought．from Burke to Thatcher，London：Longman Group LId．，1986，p．216．
(7)程延园《集体谈判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8)E．Show，The Labour Party Since 1945，Oxford：Blackwell，1996，p．189．
(9)王凤鸣《“新工党”新在何处?》，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
(10)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11)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载于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2)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载于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责任编辑：文心]
[关键词] 英国政府 劳资观 嬗变
[分类号]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12008)03－0098－06
劳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全面稳定和持续发展。劳资双方的利益取向存在分歧，当这种分歧达到一定程度或超出一定范围时，就需要作为第三方的政府介入其中对劳资双方进行调节。所谓劳资观，就是政府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为调谐劳资关系所秉持的态度和理念，是政府实施各项劳资政策的纲领和指导。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政府劳资观也会随之而变化。
从历史上看，英国政府劳资观的嬗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945年前的自由主义劳资观、1945至1979年共识政治时期的合作主义劳资观、1979至1997年的新保守主义劳资观以及1997年后的第三条道路劳资观。
一、 自由主义：1945年前的传统劳资观
在二战前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工人的主要联合形式——工会经历了从萌芽、非法到合法的过程。政府虽然对工会的地位、行动进行了法律限制，但对劳资谈判的过程和内容很少干预；谈判双方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法律；谈判结果也因此而不具有强制力，法律不保障其实行。这个时期的劳资观，用英国著名劳工律师卡恩·弗罗伊德的话来说，基本上属于“集体的自由放任主义制度”。
对劳资谈判的“不干涉”与当时在英国占支配地位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匹配，都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市场自发调节的经济理论在英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相应地，从劳资关系萌芽开始，政府对劳资关系秉持“不干涉”的策略。在政府看来，雇主和工会之间的问题，根本不是通过法院审判能够解决的矛盾，而是一种“利益纠纷”：一方是否同意另一方的要求，让步与否或让步多少，是由各方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自行决定的事情。法律只是在集体谈判无法涉及的领域发挥作用，如“权利纠纷”：管理方是否违反了协议，工会是否进行了民意侵权行为，特定的法规是否得到应用。简言之，只有当雇主和工会的纠纷涉及到公共领域，或是使一些无关的第三方卷入纠纷时，法律才会发挥牵制作用。
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由放任”的劳资观并不会威胁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工业革命，再到由资本向外扩张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的发展都处于加速上升和扩张期，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呈增加趋势，这一时期劳动力过剩和失业问题并不突出。工会的主要使命不是为工人争取或保护工作岗位，而是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工会采取的各种劳工行动和集体谈判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到20世纪初，除工资和基本的就业条件外，裁减雇员、制定工会官员休假时间、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保障、工作质量评估、纪律、惩罚机制等原本由雇主单方决定的事项也逐渐成为劳资谈判的内容。工会争取法律地位和议会席位、参与政党选举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工人的经济权益。总之，这一时期劳资矛盾的中心是工人的经济利益，有关政治权益的斗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不足以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
此外，这一时期的劳工力量薄弱，即便结成工会也无法与资本抗衡。工人罢工虽然会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造成一些破坏，但威慑力相对较低。资本在劳资谈判中处于绝对优势，即使在谈判协议中作出一些改善生产条件的许诺，也丝毫不会减少自己的利润。因此，作为资本代言人的政府对集体谈判的进程和结果无需担心和过问。政府需要做的是防范并打击工人和工会的暴力对抗行为，并为资本最大限度地剥削剩余价值创造条件。
不过，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英国工人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觉悟迅速提高。工人对资本的反抗从最初的破坏机器、罢工等简单的经济斗争形式发展到有组织的斗争和利用选举权等政治斗争形式，从要求提高经济地位发展到要求参与选举和国家政治，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工人带给资本家和政府的不再仅仅是经济压力，还有日益增多的政治压力。为维护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政府和资本家不得不对工人阶级作出一些让步，赋予工人和工会运动一定的法律和政治权益。政府已不是单纯地把劳资关系视为经济和贸易自由发展的保证，而是更将其提升到关系政治稳定的地位。英国劳资关系中政治因素发挥的作用呈现增多的趋势。
二、 合作主义：1945－1979年共识政治时期的劳资观
1945至1979年被称作英国的“共识政治”时期。这一时期的两大主要政党——工党和保守党——在英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基本达成共识。受此影响，两党对劳资关系的态度也基本一致。虽然劳资政三方之间矛盾和冲突不断，但总体来看，寻求合作的理念占据了主导。这一时期政府的劳资观可称作“合作主义”。
二战后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为工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二战后伊始，英国经济供应匮乏，百业待兴。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战争摧残，不存在激烈的海外竞争。因此，即便是在有约400万－500万退伍军人需要安置的情况下，也不需要为充分就业问题担忧。此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盛行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成为二战后英国政府的主导经济思想。这种主张扩大内需以刺激经济的方针拉动了消费资料生产、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的增长。
从政治环境来看，早在二战期间，为维护国家团结、凝聚力量，政府便邀请工会进入政府的协商体制；在行业内部，工会几乎变成了政府的合伙人，而不再是“反对派”。二战后，与工会有着密切联系的工党赢得1945年大选。尽管取得了执政地位，但与保守党相比，无论是从执政根基还是从执政经验来看，工党都要逊色一筹。虽然工党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但它与工会的天然联系及对工会的依赖都决定了工党执政不得不考虑并照顾工会的部分需求。此外，战后的经济重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模式的推广也离不开工会的配合。诸多掣肘决定了工党政府在处理劳资关系时自然要比保守党对工会多一些偏袒。工党提出的纲领是：实行充分就业政策；对煤、气、电、水、铁路和空运等基础行业实行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实行包括国民保健服务(NHS)、失业救济、养老金、疾病及公伤补助金等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实施大规模的住房计划；根据1944年教育法，对教 育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革。这些政策的制定反映出工人阶级及工会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
工党当选无疑给保守党带来了竞选压力和更新纲领的挑战。为顺应民意，一向秉持实用主义的保守党对自己的纲领进行反思，并于1946年制定了《工业宪章》的文件，第一次承认了中央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的原则，认同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以及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等原则。宪章的出台意味着保守主义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标志着英国两党共识政治时期的开始。
1955年，英国经济首次出现“走走停停”，当年国际收入出现1．55亿英镑赤字。(1)为抵消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贬值，工会要求资方大幅增加工资，并以罢工相威胁。然而，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工资的增长，造成生产力成本激增，物价随之上涨，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执政的保守党意识到，工资增速过快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十分不利，但在工会实力扩张的强劲势头下，如果不进行干预，单凭劳资双方的自愿谈判，很难控制工资的增长。为避免直接对抗，保守党政府并没有从限制工会权力人手，而是采用了劳资政三方协商的“法团主义”机制，打破了延续几个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劳资关系传统，开始介入集体谈判。双方博弈演变为三方谈判。法团主义认为经济和社会生活是各方面相互关联的统一体，需要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特别是工会和管理方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
此后各届政府对待劳资关系的态度基本上都是争取三方合作，并成立了三方协商机构，如1962年成立的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NEDC)(2)，1965年成立的国家价格与收入委员会(NBPI)(3)，等等。政府的干预越来越直接，劳资关系乃至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政府与工会的协议结果。
政府劳资观的转变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由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转变的体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式发挥积极作用的时期，法团主义机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机制从制度上肯定了工会的合法地位，有利于发挥工会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不过，在这种机制的鼓励下，工会势力逐渐崛起，到20世纪70年代，劳资政三方关系的实力重心已明显向工会方倾斜，劳资协调机制基本上处于工会主导之下。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52％的人认为英国最强有力的人是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GWU)——的秘书长杰克·琼斯，只有34％的人认为是首相。(4)在公众，包括工党内的右翼人士看来，工会的权力确实太大了，需要加以限制。虽然在此期间政府也试图通过立法约束工会行为，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工会过高的要价和频繁的罢工阻碍了劳动力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影响资本的投入，渐渐演变成阻滞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20世纪70年代“英国病”的一个重要诱因。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罢工常常引起全国经济活动的瘫痪，希思曾被迫五次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采取非常手段以渡难关。(5)工会的能量还不止于影响经济，希思政府、卡拉汉政府的下台都与工会罢工和劳资关系恶化直接相关。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劳资关系领域都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甚至连国外都认为“阶级斗争支配着英国的工业生活，而工会运动则永远存在于这种斗争之中”(6)。社会舆论对工会越来越不利，这就为保守党中新右派的劳资关系改革准备了条件。
三、 新保守主义：1979—1997年保守党政府的劳资观
除了持续恶化的劳资关系，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的加速发展也给英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随着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绝对地衰落了，以信息化和提供各种服务为内容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融入中产阶级队伍，工人阶级队伍严重分化，英国也从一个传统的工业社会进入服务社会、第三产业社会。工会最为集中的制造业成为夕阳产业的代名词，而作为先进产业结构代表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第三产业和新兴高科技产业，历来都是工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且组建新工会的可能性很小。从这一趋势来看，工会占主导的劳资关系模式与工人力量分化、资本迅速扩张的发展趋势并不匹配。共识政治时期的法团主义政策对解决这些矛盾无能为力。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就必须对旧的劳资政策进行改革。此时保守党内主张实行货币主义、限制工会权力、反对共识政治的新右派人士逐渐占据上风，撒切尔夫人就是他们的坚定代表。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改革劳资关系成为其战略重点。
作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撒切尔夫人继承了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中强调法治和秩序、维护国家权威、保护财产私有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主张充分发挥自由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使英国保守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新保守主义支配下，撒切尔政府毫不掩饰对资本的偏袒，认为只有保障资本的最大发展才能改变英国的衰落局面；对待工会则完全相反，将其视为制约资本自由发展的障碍、工业的敌人。自由经济、法治和秩序是新保守主义劳资观的核心要素，三者紧密相关，并行不悖。
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是撒切尔主义的首要目标。它强烈反对任何干预经济自由的力量，具体到劳资关系问题上，表现为反对政府介入谈判进程，认为谈判主体应当是劳资双方，谈判内容只应限于生产和生活条件，决不允许干涉政治或以政治相要挟，目的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自发的调节作用，以吸引资本的投入。这一点与共识政治时期的劳资观有明显区别，是对传统自由主义劳资观的回归。
不介入集体谈判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劳资关系的干预。在新保守主义劳资观中，法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要素，即通过劳资立法等强制手段，改变劳资双方的实力对比，进而间接影响劳资谈判结果，达到改变劳资关系的目的。不过。其劳资立法约束的重点是工会的行为而非资本家。明确包含法治目标是这一劳资观与前述两种劳资观念的重要不同之处。
加强政治权威并非单纯为了实现经济自由。还有着更深层的政治动因——执掌政权并维护其统治秩序。而这又与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联系在一起。从政党政治角度看，作为选举党，保守党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上台执政并保持政权稳定。基于工会与工党的密切联系，保守党认为通过调整劳资关系削弱工会，进而打击工党竞选力的手段具有战略意义。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保守党人一贯主张维护传统，也就是保护财产私有制和现存的社会秩序，痛恨且害怕社会主义变革，由此也坚决反对可能带来变革的载体——工人运动、工会和工党。
1990年10月，撒切尔夫人迫于党内外的压力，提前辞去首相职务，将大权交给由她一手栽培 起来的约翰·梅杰。撒切尔政府的劳资战略大大改变了英国的劳资关系格局，梅杰时期的劳资关系已不如以前那样紧张。虽然对工会的态度仍未改变，但在梅杰政府的战略中，劳资关系问题已经不具有以前那种紧迫性和严重性了。梅杰政府的劳资政策更多的是对撒切尔战略的延续，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在1979至1997年的18年中，新保守主义劳资观始终主导着英国劳资关系的发展方向。
新保守主义的劳资观体现了政治权威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统一，其具体的政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劳资关系格局。1998年进行的工作场所雇员关系调查表明，集体谈判在持续减少，47％的工作场所根本没有工会，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36％。(7)无论是集体谈判的重要性还是罢工次数都明显下降，工会已不再像往日那样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保守党的劳资政策使工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峻挑战，也使工会寄希望于工党重新执政，以改变被动局面。工会的这种要求成为布莱尔政府调整劳资政策的客观动因。
保守党时期的劳资关系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劳资关系模式，即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来维持劳资关系的稳定。在这种模式下，劳资双方的矛盾可能被隐藏起来，或暂时被压抑住，表面上表现为劳资关系的稳定，但表面的稳定并不等于和谐，劳资之间的矛盾被转移为劳方与政府的对立。保守党的政策虽提高了经济效率，却显失公正，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极力宣扬的自由主义观念造成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人们社会观念淡漠，犯罪率上升。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选民厌弃保守党政府的重要原因，也促使布莱尔政府对劳资政策进行调整。
四、 第三条道路：1997年后工党政府的劳资观
从1979到1997年，保守党掌政18年。虽然发生领袖更替，但撒切尔主义一直统治着英国。在保守党连选连任的冲击和压力下，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工党上下对英国的现实、撒切尔主义的内涵以及工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反思。
英国工党是起源于工会运动，以劳工阶级为基础，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长期以来，工党与工会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劳资关系协调上，工党的传统是偏向工会和劳工阶级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英国的社会构成和主流价值观念都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工党过去那种阶级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撒切尔主义虽然注重发挥个体的作用，但其“个人至上”的观念又引发了诸多负面影响。经过激烈的争论，工党逐步从左翼向中间靠拢，在福利国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问题上作了重大调整。1992年的竞选宣言标志着工党政策转向的完成：工党已经完全放弃了凯恩斯主义式的社会民主主义。(8)
1994年，托尼·布莱尔当选为工党新领袖。他意识到，作为以上台执政和巩固政权为目标的选举党，选民是政党的生命线。政府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实现自己在竞选时的许诺，就要既照顾资方的利益，保障企业合理的利润，又要考虑工人的利益，尽量避免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政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双赢的范式，把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纳入合理化机制，在不同的利益中寻求平衡点，建立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机制。(9)他认为，老左派和新右派的方案都不能奏效。他要建设的“新工党”将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也是中左派的政党。(10)新工党需要对传统的“左”与“右”进行平衡和扬弃，提出一种新的劳资观，使之更富有包容性，更易于被劳资双方接受，从而达到协调的目的。这种体现了“左”与“右”结合的劳资观可以用“第三条道路”来概括。它对平等、责任和社区等问题的态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注“平等”历来是工党的传统。老工党的平等观主要强调结果的平等，而新工党的平等观则吸收了撒切尔主义对个人价值的认可，更多强调的是起点和机会的平等。这种平等的实现在于机会均等，要求个人拥有平等接受教育、平等发挥才能的机会和权利。强调社会公正必须建立在每个人价值平等的基础之上，鼓励人们在各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为争取最好的结果而作出努力。新工党的平等观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竞争，而不是等待通过财富的分配来实现平等的结果，其本质是对资方的保护。
工党重新界定了政府的作用和个人的责任，引入保守党提倡的企业家精神，要求个人承担劳动力市场的风险，认为政府仅是一种支持力量。这实际上是要求工人在就业问题上不要过于依赖政府。不过，工党也否定了保守党只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避而不谈个人对社会负责的责任观，称其为狭隘的责任观。工党提出，“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认为责任是实现真正社会公正的基础，如果不对社会负责，权利和机会就成了自私和贪婪的动力。社会有责任给予人们实现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个人也要给予社会和他人回报，承担相应的义务。
针对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个人至上”观念带来的社会意识淡漠和团结互助精神缺失的现实，工党提出了“社区观”，认为社区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概念，只有社区中相互依赖的集体行动才能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工党还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要求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不同阶层的个人、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中，反对任何排斥行为。为此，工党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社群主义作为价值观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强调相互依赖，承认合作才能更好地迎接变革和不安定的冲击。(11)将其应用到劳资关系中，工党主张在劳资政之间建立“社会伙伴关系”，宣称劳资双方不是对立的，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一种谁也离不开谁、需要互相体谅和合作的伙伴关系，应该从过去的劳资对抗发展为劳资合作。
除了进行观念上的协调外，政府对劳资双方还采取了立场截然不同的政策。为扩大选民基础，尤其是争取工商业阶层的支持，政府明显偏向资方，认为“位于创造财富和产业就业前沿的是私营部分而不是政府”(12)，因此，不仅在宏观政策上鼓励市场自由竞争，改善投资环境，在税收等政策上优惠资方，在微观政策上也充分考虑资本的利益，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新老企业。工党拉开了与工会的距离，极力淡化其阶级性质，强调工党是“人民党”、“工商业党”、“基督教党”，目的是给人留下工党是一个代表各方面利益的党的形象。为进一步减少工会的影响，工党广开渠道从个人党员和公司那里筹集资金，并进行组织制度改革，改进领袖选举办法。布莱尔还明确表示，工党政府不会废除保守党执政期间制定的约束工会的劳动法规和政策，新的劳资立法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采取的是增加工人个人法律权利的形式，而非加强工会集体权利的形式。不过，工党政府在约束工会的同时，也要求资本家作出一些让步，以缓解 劳资矛盾，减少经济发展的阻力，保证社会安定。
工党政府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劳资观对保守党的经验进行了选择性吸收，目的是既要尽力保持原有的社会基础，又要争取新中间阶层尤其是资方的支持。现在执政的布朗政府在劳资问题上基本延续了其前任的态度。总体来看，1997年以来的英国劳资关系基本保持稳定，呈现出相对和谐的良性发展态势。诚然，劳资关系稳定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的调节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英国主流劳资观念的嬗变，不难发现：
劳资双方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社会力量和参与主体，二者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进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它们斗争或合作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劳资关系对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复杂，引发的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既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又能够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前进；如果劳资双方冲突不断，那么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将受到重大制约。
生产方式决定劳资关系模式。劳资观的转变是政府对社会结构变革和世界经济变化的能动回应。每一时期政府劳资观的调整都是为了与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结构变迁相匹配。由于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发展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愈益紧密，劳资关系在政府执政战略中的地位更加突显。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干预方式更趋灵活多样，干预力度不断增强，对法律的依赖越来越强。劳资机制法制化、规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
各届英国政府调整劳资政策的出发点是缓解导致社会矛盾的劳资对立，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劳资矛盾，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并巩固其统治秩序。政党存在的价值基础就在于可以通过执掌政权将其代表的特定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但对执政党而言，仅仅实现统治阶级的意愿还是不够的。执政党实现其阶级利益的前提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即社会成员对现存秩序(制度和规范)的认同和自觉维护以及社会政治结构和相互关系的相对均衡。因此，要实现统治根基的稳定，执政党除维护本阶级利益外，还必须考虑其他阶级尤其是对立阶级的利益需求。所以，处理好劳资关系直接关乎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也是政府协调劳资关系的根本之所在。
注释：
(1)“走走停停”(stop－go)是指，当经济步入繁荣，就业增加．即所谓“走”的时期，国际收支便很快出现赤字，英镑受到压力，通货膨胀也抬头了。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就只能采取紧缩措施使经济“停”下来，等到国际收支状况好转后再“走”。参见罗志如、厉以宁《20世纪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341页。
(2)NEDC是英国最早的一个三方机构，成员分别来自职工大会、雇主组织、政府和独立人士，任务是在财政大臣主持下，由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三方参与制定英国工业发展的方针，并提出可行性报告。
(3)NBPI的职能是就诸如价格、工资、就业、培训等与经济发展和劳资关系相关的问题进行协商，以协调劳资之间的不同利益需求。
(4)彼得·詹金斯《撒切尔夫人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5)冉隆勃、王振华《当代英国——政治、外交、社会、文化面面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6)Frank O’Gorman，British Conservatism：ConservativeThought．from Burke to Thatcher，London：Longman Group LId．，1986，p．216．
(7)程延园《集体谈判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8)E．Show，The Labour Party Since 1945，Oxford：Blackwell，1996，p．189．
(9)王凤鸣《“新工党”新在何处?》，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
(10)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11)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载于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2)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载于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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