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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风险社会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源自于前现代社会的恐慌政治学在全球性风险社会中产生了恐惧文化，而恐惧文化又加深了恐慌政治的社会嵌入。恐慌政治借助于技术理性似乎消除了社会恐惧，达到了得。应手的境界，但其自身的深刻悖论在于：它可能导致反科学、反人性的结果，尤其是作为社会强势群体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的结合而成为社会大众最可怀疑和恐惧的对象。我们应开辟公共讨论的领域，以达致不同意见共存基础上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和谐。
[关键词]风险社会 恐慌政治 技术化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168－05
在技术主义时代，世界全球化进程面临着众多的风险，如核战争、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各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的出现、基因工程不可预料的后果、恐怖主义的蔓延、全球经济系统的崩溃及一系列潜在的毁灭性灾难，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机四伏”的风险图景。风险社会相应地催生了风险文化，它要求一种审慎的、反思性的制度安排，以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值得反思的是，与风险相伴而生的恐惧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滋长蔓延，特别是社会恐慌心态的策略性运用已经导致一种非常态的政治学的盛行——恐慌政治学。然而，恐慌政治学是一个谱系，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只不过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和科学技术的拓展，它一方面具备了越来越多的张扬理由和条件，衍生出更多的隐蔽而复杂的变体；另一方面它本身越发展就越遭遇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的深刻悖论。
一、恐慌政治学溯源
前现代社会是一个依附型的社会，因为生产力的低下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对生活整体中的许许多多的未知事物进行控制，而这些东西永恒地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严重不安，人们为此而痛苦，渴望通过现实行为对不确定性进行控制，意图驯服偶然，消除恐惧，并由此获得安全感。于是社会中产生了诸如魔术师、科学天才、政治预言家或行家里手这一类角色。这些社会角色一经产生，就通过对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大肆渲染而强化自己的天然优势地位，强调自身的不可或缺，并断言，只有使用他们设计并加以完善的方法，才能摆脱这些危险。此时的社会当中形成了人的两种基本性格类型：一种可以被称作“普通信徒”类型，另一种可以被称作“教士一思想者”类型。前者注重行动的跟随性，后者注重思想的原创性；前者奔走于谋生等日常琐事，例行公事地周而复始地生产他们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他们在此意义上“行动着”，后者“不行动”，只是反思行动，后者尽管是少数人，但与众不同，他们能够通过逻辑深入到偶然性背后的深处，以使这种偶然性可以被预知。他们把知识作为操纵命运的手段，成为知识的代言人，对普通民众的恐惧感进行操纵和利用，消解他们的反抗意识。在人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真理、价值；拥有知识便意味着拥有真理，也便有了一种启蒙的权力，可以为世俗生活制定法则。被人们视为道德标本的知识拥有者，即是要在人们心中灌注恐惧，并就此鼓励他们回避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躲进一种城堡式心态——一种无望、无奈、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心态。其目的是要造成这样一种谨慎的宿命论：我们只能小心行事，除了规避风险，没有其他真正的选择。但他们不总是能够得逞的，也会遭到抗拒。为了处理反抗和把弱势群体的反感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大权在握者总是试图模糊他们之间的界限。尽管如此，弱者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权，并对此表示愤恨。这种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孕育着社会冲突的火种。
因此，恐慌作为政治统治策略，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总是处于冲突之中，冲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力。社会冲突表面上是在社会交换中的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占有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的不平等。换言之，社会不平等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是强大群体对弱势群体剥削的结果。恐慌政治策略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正在于强化或形成符合强势群体利益需要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和社会秩序。
运用恐慌政治策略的机构或群体往往以真理的代言人面貌出现，站在社会统治秩序一方讲话，透过制造风险和煽动恐慌来凝聚全民义愤，以便顺理成章地使用铁腕手段打击所谓行为偏差的团体。这种做法不但显示了公权力顺应民意、高大有为的形象，还投射出自身的道德光环，通过运用非常雄辩的语言来取得公众支持，“作为统治性言论，要通过突出自己和自己关心的问题，同时排斥从属群体——下级群体，来维护特权群体的意识形态霸权，它涉及能够谈论的一切事物，这就使一切政治化”。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些社会性措施或立法措施。同时它使大众感到放心，因为有强硬的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在管理国家和世界。在当今世界，某些强权国家就借口这个世界还存在危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恐怖主义，还有支持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因而充当世界警察，运用精确制导的高科技武器对隐藏在暗处的“敌人”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清剿行动，而不管行动的结果如何。英国学者默克罗比也指出，在现代英国社会中，恐慌文化现在已经成了新闻记者常用的名词。在访问保守的政治家时，这是一个必然被问到的问题：你是否准备煽动人们的道德恐慌，为将来制定严厉的法律条文打下基础?还是想借此转移民众对某些经济问题的注意力?
所以，恐慌政治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国家对私人生活、强权政治对弱势国家行使“霸权”的策略之一。不可否认，恐慌政治可能造成社会各阶层意见的统一，这对建设一个倾向于法律和秩序、远离自由主义的社会十分有利。如此一来，恐慌政治策略成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行政手段。它使用权威性的语言，形成了一种警告系统，覆盖范围从地方问题到国家问题，从社会上的人们感到的焦虑到社会和政治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慌政治策略也是一种关于维持社会凝聚力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其操作方法和最终目标是，通过对恐慌的制造或放大，引起社会公众的焦虑和恐惧，再以“恐慌终结者”的面貌出现消除恐慌，在政治博弈中获得优势地位，达到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强化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二、风险社会的来临与恐慌政治学的泛滥
当今社会的人们很容易接受“社会正面临着各种各样威胁与风险”的宣言，认为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和机会微乎其微。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代社会已经变成一个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和人的安全感日益受到威胁的风险社会，其中心论题是：各种危险后果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然而，这些后果无可置疑地让那种通过制度使副作用变得可以预测的做法受到挑战， 并使它成了问题。也就是说，现代工业社会既诞生了风险控制的机制，同时，现代化进程中释放出来的破坏力不断超出它产生的收益，因而也在破坏这个机制，并使之失灵。在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风险基本上代表着一种预测未来结果的方法，相对应的方法包括统计法、事故可能性和方案、保险统计法以及预期监管的标准和组织。这是现代化第一个阶段应对风险的简单措施。这种风险概念依据的是一个大多数事物——包括外部世界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自始至终被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世界。但是在风险全球化的世界里，危险的传递与运动经常是潜在的、内在的，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日常知觉来说，它是无影无踪的。这种社会无形性意味着，风险只有被清楚地意识到，才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实在的威胁，换言之，风险不是来自无知，而是来自知识，是社会感知和结构使风险成为“现实”。所以对风险的认识程度是与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知识结构紧密相连的，风险的实在性是通过植根于前进中的工业和科学生产与研究程序的“冲突”而喷发出来的。因此，科学技术一方面提高了人们感知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更多类型的风险，而这二者之间又是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风险社会中通过媒体技术快速散播的恐慌消息表明，这个社会对自身感到严重不安，由于理论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就有无数种危险。其实，我们的身体心理与我们的社会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二元要素，而是互动共生的同一文化过程，因此风险社会与恐惧文化相伴而生。
吉登斯特别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即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来自客观自然物质世界的固有特性，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换言之，风险可以被人为制造出来，其目的是按照社会各种机构或利益集团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有意识地掀起社会恐慌，通过分流、吸引、操纵、规诫等手段，达到自身目的。恐慌政治学之所以能够大显身手，就在于风险与恐惧之间的这种勾连，尤其是在高度技术化的当今社会中，在工业社会的控制逻辑遭到根本质疑的情况下，风险的存在意味着社会危机的存在、恐惧的存在，从而意味着传统政治统治的运行和控制方式的变化。虽然适度的恐惧有助于我们面对意外和不可预料的情况集中注意力，但是，英国学者富里迪认为，西方社会中，恐惧文化已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化的决定性特征是，它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强大破坏力。任何问题或挑战都可能转变为生死存亡的问题，整个社会陷入对各种人类末日来临景象的想象之中，沉浸于关于理论上的危险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而不去注意那些早已存在着的一直威胁着我们生命的危险。即便是对现实的危险采取行动时，由于利益的介入，分散了社会的注意力，也使人们不能专心面对社会面临的真正挑战。比如在有关转基因食品等危险问题上，各种受物质利益驱动的主张彼此展开竞争，并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公民对其效忠，这就持续不断地加强了公众的恐惧与焦虑，为劣质品支付着高昂的价格，欺骗的行径大行其道，轻松地从一个伎俩换到另一个伎俩。个体生存境遇的偶然性和多变性带来安全和危险问题，尤其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总是试图抓住一些能够带给他们安全感的东西，向特定的强势机构靠拢，以获得庇护，消除恐惧。
对恐慌政治而言，其设想目标是将人的身体(包括心理)作为机器人来看待，并使之符合生物学上的刺激一反应模式，这就使得人的主体性日益削弱；恐慌政治对碎片化的社会关系青睐有加，致力于生产弱势无助和居元定所的漂泊者，唯其如此才能激发个体的焦虑和恐惧，这就使得生动的社会关系变成一堆僵死的、支离破碎的关系，对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信号反应失灵、毫无知觉，而表面看起来稳如泰山的社会秩序内部隐藏着无数的病灶。
三、恐慌政治学的技术化进程及其悖论
随着17世纪欧洲理性主义的勃兴，人们高举理性大旗，冲破经院哲学与神权的桎梏，纷纷为自然界立法，也为人本身立法，以理性之光普照自然、社会和人类。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导致技术主义理性风起云涌，人们深信：通过理性的技术主义这把锋利的奥卡姆剃刀，把人的道德、精神、思想等非理性方面割而舍之，人类对自身以及自身以外的事物的认识就会越来越清澈。于是，现代社会控制理论已经日益笼罩在技术主义的偏好之中，使得整个社会患上技术依赖症，对技术无以复加地推崇，相信技术能够造成全景监狱式的多方位控制，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任何问题的求解可以归结于技术求解，只要技术正当，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技术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就会形成。于是，技术主义时代的恐慌政治策略已经演变为围绕技术权力而形成的警告系统，试图通过许诺安全、满足需要、化解风险、消除恐惧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和理解。马尔库塞深刻地指出，技术理性压制了人性，技术通过自身令人生畏的力量转化为技术拜物教并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但是由于技术知识的不完备性和技术系统的复杂性，技术理性自身携带着风险的基因，技术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技术冒险的过程，不加适当控制的冒险更是一种以人类整体利益为赌注的巨大赌博，它可能给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个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戕害，引发新的恐慌——技术恐惧，而且全球化既促进了相互依赖的加强和时空距离的缩短，为世界提供了高水准的安全，同时也使风险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形成连锁反应，因而全球化对风险社会具有放大效应。由于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和责任均摊的机制并未真正形成，全球化时代的科技进步产生了同等的风险，全球化时代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处于“无政府状态”，风险的控制缺乏有效的机制，使全球化更加具有风险性。一些悲观人士曾认为，未来生物技术的强大力量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这种恐惧感弥散在我们这个已经变得高度敏感的技术世界里，尤其是挑战人类神圣性底线的克隆技术，正在渐渐地朝向生命个体的深层次领域不断拓展，人们既为人类技术能力不可抑止的强大而感到震惊，但这背后又隐含着某种无奈的感觉。因为正是通过科学研究而获得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所面临的危险，产生人类的高度自信。但是在当今人类社会涌动的各种忧患中，无疑包括了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深切忧患，而这种忧虑表现在社会个体那里，就是信奉安全至上的谨慎原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里就是将科学描述为一种神话，一种自我言说的霸权话语，这预示着我们可能从唯科学主义走向反科学的非理性道路。
科学技术发展为恐慌政治的实施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手段和技术空间，通信技术的革命已经建立起新颖而复杂的说服工具，使用这些工具构成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技术主义文化的发展推动 了这样一股强有力的趋势：社会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以及舆论一律局面的破产。从前的社会以涉及面很广的公认的价值观为核心，这个核心现在日益缩小，看不出在今后几十年会再形成什么广泛的一致性，趋势是外向多样化，不是内向一致化。
于是，恐慌政治学技术化进程的又一个悖论产生了。技术力量的普遍化激发了每个人说“不”的勇气，世界社会场域中的各色群体在为争夺自身权力和利益的角斗场中总把自己看作是永恒真理的化身，而指责对方的种种不是，给对方贴上“危险”的标签，把对方加以妖魔化，意图使人们相信对方的行为是越轨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障碍物，也是引起恐慌的诱因，从而使自身占据有利的社会位置，并打压对方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在一种文化中，一群人只有通过压迫另一群人才能得到满足，问题会变得严重起来，这种文化的结果会激起公众的反抗，如果驱使广大民众抗争的欲求得不到满足的话，这种文化便不值得存在。当一个社会为恐慌政治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公开或秘密地鼓励公众相互倾轧、相互揭发时，这个社会注定将是一个动荡不安、分崩离析、血流成河的世界。马尔库塞认为，在技术发达的富裕社会中，攻击性变成了人们对事物的一种本能反应，一种如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经官能症”。而这种攻击性源于人的深刻的孤立无助之感，现代社会在技术主义操纵原则指导下的“剩余压抑”改变了人们的本能结构。“生的本能”越来越受到控制，相反，“死的本能”却得到了增强。结果，人的本能充满了攻击和破坏的冲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大街小巷的堕落的语言和图片，对死亡的黑色幽默式的报导和描绘，新殖民主义穷凶极恶的屠杀场景，应接不暇的青年刑事犯罪案件等等这一切，使人们对恐惧现象习以为常，攻击性成为人们心理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社会表征出一种自杀的倾向。
四、恐慌政治学与知识分子的窘境
恐慌政治学的技术化进程同时也意味着，在“知识经济”不再是一个童话的时代，接受“知识”洗礼、从事“知识性”工作——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从业者——的人，将不再居于社会成员的少数。由于知识分子是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载体，在使用技术并推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么乍看起来，技术主义的发展为知识权力的膨胀提供了可靠的强大推动力，知识分子在技术主义时代应当是如鱼得水，因而也是最具话语权的压倒性的社会群体了。事实上，当今时代每天都有无数的专家顾问向人们兜售风险管理、危机分析方面的建议。技术权威所使用的莫测高深的专业术语和符号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实施其社会控制权。如果知识是力量的话，那么冷僻深奥的知识显然便是难以得到的力量。拥有技术知识的人便拥有阐述问题、划定解决方案和影响结果的权力，有时候公开地而更多的时候是秘密地进行文化征伐，以实现文化霸权，通过意识形态的阐释，把自在的阶层提升到自为阶层，并获得与自己的集体职业相适应的权威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虽然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级主管们动辄被指责说他们对安全问题漠不关心，掩盖了许多潜在的危险，对民众生活安全受到的各类威胁置若罔闻，但是，作为掌握知识资源的主体，知识分子的命运恰恰取决于他们与经济资源主体、政治资源主体的关系。迄今为止，知识分子不是受政治权力的控制，就是受资本权力的控制，尤其是资本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很快地加紧了。无论是主流知识分子还是边缘知识分子，很难摆脱资本的控制和诱惑，在商业化动机的驱动下，竞相利用恐慌策略为自身谋取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公司、科学家和官员们或者维护既得利益或者为获取额外利润合谋制造了恐慌政治，于是，“在这样的商业原则支配之下，异端的声音受到资本的不断鼓励被释放出来，而且越是趋于偏激、极端，越是受到市场的鼓励，会赢得所谓的收视率、点击率、出版印数，通过资本主义的投入一产出的会计制度，化为实实在在的商业利润”。当知识分子狭隘的私欲膨胀，就可能形成功利的洞穴、情感的洞穴，很容易将自己的努力全部贯注于自己所需要的那一点或一方面而不顾及其余，形成洞穴思维。当知识分子用这种“洞穴理性”指导实践时，实现的目的则往往不具有普遍性而带有狭隘性或偏见，甚至产生反理性的效应。“现在，知识阶层的思潮非常显著的区分特色是它的自我指涉性，即它急切地全神贯注于自己专业活动的状况，对社会的其他部门采取日益严重的明哲保身的态度”，“知识阶层关注的问题和当务之急与公共事务之间的联系迅速弱化”。因此，一些知识分子正在退化，知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买卖的资本，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庸人。于是，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结果，所谓的正义、良知、真理在市场利益的作秀闹剧中，变为虚张声势的图腾和得心应手的道具。
科学技术知识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它所以成为异己的力量，成为压抑人发展的对立物，并不是科学技术知识本身的过错，而是使用或应用技术知识的人缺乏自觉性和应有的智慧。恐慌政治作为国家对私人生活行使“霸权”的策略，作为政治统治的行政手段，不应该被毫无限制地滥用，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人性的标准。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人自身创造的，技术终究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应该成为异己的奴役人的力量。我们应适度控制技术理性，而不是像极端技术悲观主义者那样恐惧技术将统治人类、电子技术和自动技术会把人类带入“机械人统治人类”的社会，因而为避免这种悲惨结局就完全抛弃技术理性。所以，德尼·古莱希望发展“与我们科学相称的智慧”，技术科学必须与人的智慧相互尊重地进行对话，才能把支离分散的现实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知识分子作为引领科技发展潮流的先锋人物和社会文明的代言人，应当审慎思考奈斯比特提出的问题：如何欢迎保留人性的科技，拒绝侵犯人性的科技。所以，我们应当如哈贝马斯呼吁的那样，致力于开辟公共讨论的领域，就是指独立的个人和由他们所组成的自治社团进行自主交往的精神文化领域，它是一种非谋利性的社会交往和文化创造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科学家、技术人员、企业家、领导社会的政治集团之间展开一场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拥有的潜在能力同人们的实际需要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深入的讨论，不同的意见和观念之间通过碰撞、交流、争论、融合而逐步趋向于相互承认的价值观，从而达致不同意见共存基础上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和谐。虽然实现这一良好愿望的路途非常遥远，但是要求人性化的世界和符合人性的社会关系不致被毁灭，建立一种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诉求，在这种文化关系中，人不断自我净化，成为更文明的一代，社会不断自我调控，成为更文明的世界。
[责任编辑：吕 楠]
[关键词]风险社会 恐慌政治 技术化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168－05
在技术主义时代，世界全球化进程面临着众多的风险，如核战争、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各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的出现、基因工程不可预料的后果、恐怖主义的蔓延、全球经济系统的崩溃及一系列潜在的毁灭性灾难，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机四伏”的风险图景。风险社会相应地催生了风险文化，它要求一种审慎的、反思性的制度安排，以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值得反思的是，与风险相伴而生的恐惧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滋长蔓延，特别是社会恐慌心态的策略性运用已经导致一种非常态的政治学的盛行——恐慌政治学。然而，恐慌政治学是一个谱系，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只不过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和科学技术的拓展，它一方面具备了越来越多的张扬理由和条件，衍生出更多的隐蔽而复杂的变体；另一方面它本身越发展就越遭遇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的深刻悖论。
一、恐慌政治学溯源
前现代社会是一个依附型的社会，因为生产力的低下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对生活整体中的许许多多的未知事物进行控制，而这些东西永恒地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严重不安，人们为此而痛苦，渴望通过现实行为对不确定性进行控制，意图驯服偶然，消除恐惧，并由此获得安全感。于是社会中产生了诸如魔术师、科学天才、政治预言家或行家里手这一类角色。这些社会角色一经产生，就通过对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大肆渲染而强化自己的天然优势地位，强调自身的不可或缺，并断言，只有使用他们设计并加以完善的方法，才能摆脱这些危险。此时的社会当中形成了人的两种基本性格类型：一种可以被称作“普通信徒”类型，另一种可以被称作“教士一思想者”类型。前者注重行动的跟随性，后者注重思想的原创性；前者奔走于谋生等日常琐事，例行公事地周而复始地生产他们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他们在此意义上“行动着”，后者“不行动”，只是反思行动，后者尽管是少数人，但与众不同，他们能够通过逻辑深入到偶然性背后的深处，以使这种偶然性可以被预知。他们把知识作为操纵命运的手段，成为知识的代言人，对普通民众的恐惧感进行操纵和利用，消解他们的反抗意识。在人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真理、价值；拥有知识便意味着拥有真理，也便有了一种启蒙的权力，可以为世俗生活制定法则。被人们视为道德标本的知识拥有者，即是要在人们心中灌注恐惧，并就此鼓励他们回避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躲进一种城堡式心态——一种无望、无奈、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心态。其目的是要造成这样一种谨慎的宿命论：我们只能小心行事，除了规避风险，没有其他真正的选择。但他们不总是能够得逞的，也会遭到抗拒。为了处理反抗和把弱势群体的反感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大权在握者总是试图模糊他们之间的界限。尽管如此，弱者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权，并对此表示愤恨。这种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孕育着社会冲突的火种。
因此，恐慌作为政治统治策略，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总是处于冲突之中，冲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力。社会冲突表面上是在社会交换中的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占有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的不平等。换言之，社会不平等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是强大群体对弱势群体剥削的结果。恐慌政治策略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正在于强化或形成符合强势群体利益需要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和社会秩序。
运用恐慌政治策略的机构或群体往往以真理的代言人面貌出现，站在社会统治秩序一方讲话，透过制造风险和煽动恐慌来凝聚全民义愤，以便顺理成章地使用铁腕手段打击所谓行为偏差的团体。这种做法不但显示了公权力顺应民意、高大有为的形象，还投射出自身的道德光环，通过运用非常雄辩的语言来取得公众支持，“作为统治性言论，要通过突出自己和自己关心的问题，同时排斥从属群体——下级群体，来维护特权群体的意识形态霸权，它涉及能够谈论的一切事物，这就使一切政治化”。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些社会性措施或立法措施。同时它使大众感到放心，因为有强硬的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在管理国家和世界。在当今世界，某些强权国家就借口这个世界还存在危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恐怖主义，还有支持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因而充当世界警察，运用精确制导的高科技武器对隐藏在暗处的“敌人”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清剿行动，而不管行动的结果如何。英国学者默克罗比也指出，在现代英国社会中，恐慌文化现在已经成了新闻记者常用的名词。在访问保守的政治家时，这是一个必然被问到的问题：你是否准备煽动人们的道德恐慌，为将来制定严厉的法律条文打下基础?还是想借此转移民众对某些经济问题的注意力?
所以，恐慌政治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国家对私人生活、强权政治对弱势国家行使“霸权”的策略之一。不可否认，恐慌政治可能造成社会各阶层意见的统一，这对建设一个倾向于法律和秩序、远离自由主义的社会十分有利。如此一来，恐慌政治策略成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行政手段。它使用权威性的语言，形成了一种警告系统，覆盖范围从地方问题到国家问题，从社会上的人们感到的焦虑到社会和政治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慌政治策略也是一种关于维持社会凝聚力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其操作方法和最终目标是，通过对恐慌的制造或放大，引起社会公众的焦虑和恐惧，再以“恐慌终结者”的面貌出现消除恐慌，在政治博弈中获得优势地位，达到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强化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二、风险社会的来临与恐慌政治学的泛滥
当今社会的人们很容易接受“社会正面临着各种各样威胁与风险”的宣言，认为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和机会微乎其微。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代社会已经变成一个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和人的安全感日益受到威胁的风险社会，其中心论题是：各种危险后果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然而，这些后果无可置疑地让那种通过制度使副作用变得可以预测的做法受到挑战， 并使它成了问题。也就是说，现代工业社会既诞生了风险控制的机制，同时，现代化进程中释放出来的破坏力不断超出它产生的收益，因而也在破坏这个机制，并使之失灵。在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风险基本上代表着一种预测未来结果的方法，相对应的方法包括统计法、事故可能性和方案、保险统计法以及预期监管的标准和组织。这是现代化第一个阶段应对风险的简单措施。这种风险概念依据的是一个大多数事物——包括外部世界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自始至终被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世界。但是在风险全球化的世界里，危险的传递与运动经常是潜在的、内在的，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日常知觉来说，它是无影无踪的。这种社会无形性意味着，风险只有被清楚地意识到，才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实在的威胁，换言之，风险不是来自无知，而是来自知识，是社会感知和结构使风险成为“现实”。所以对风险的认识程度是与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知识结构紧密相连的，风险的实在性是通过植根于前进中的工业和科学生产与研究程序的“冲突”而喷发出来的。因此，科学技术一方面提高了人们感知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更多类型的风险，而这二者之间又是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风险社会中通过媒体技术快速散播的恐慌消息表明，这个社会对自身感到严重不安，由于理论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就有无数种危险。其实，我们的身体心理与我们的社会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二元要素，而是互动共生的同一文化过程，因此风险社会与恐惧文化相伴而生。
吉登斯特别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即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来自客观自然物质世界的固有特性，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换言之，风险可以被人为制造出来，其目的是按照社会各种机构或利益集团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有意识地掀起社会恐慌，通过分流、吸引、操纵、规诫等手段，达到自身目的。恐慌政治学之所以能够大显身手，就在于风险与恐惧之间的这种勾连，尤其是在高度技术化的当今社会中，在工业社会的控制逻辑遭到根本质疑的情况下，风险的存在意味着社会危机的存在、恐惧的存在，从而意味着传统政治统治的运行和控制方式的变化。虽然适度的恐惧有助于我们面对意外和不可预料的情况集中注意力，但是，英国学者富里迪认为，西方社会中，恐惧文化已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化的决定性特征是，它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强大破坏力。任何问题或挑战都可能转变为生死存亡的问题，整个社会陷入对各种人类末日来临景象的想象之中，沉浸于关于理论上的危险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而不去注意那些早已存在着的一直威胁着我们生命的危险。即便是对现实的危险采取行动时，由于利益的介入，分散了社会的注意力，也使人们不能专心面对社会面临的真正挑战。比如在有关转基因食品等危险问题上，各种受物质利益驱动的主张彼此展开竞争，并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公民对其效忠，这就持续不断地加强了公众的恐惧与焦虑，为劣质品支付着高昂的价格，欺骗的行径大行其道，轻松地从一个伎俩换到另一个伎俩。个体生存境遇的偶然性和多变性带来安全和危险问题，尤其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总是试图抓住一些能够带给他们安全感的东西，向特定的强势机构靠拢，以获得庇护，消除恐惧。
对恐慌政治而言，其设想目标是将人的身体(包括心理)作为机器人来看待，并使之符合生物学上的刺激一反应模式，这就使得人的主体性日益削弱；恐慌政治对碎片化的社会关系青睐有加，致力于生产弱势无助和居元定所的漂泊者，唯其如此才能激发个体的焦虑和恐惧，这就使得生动的社会关系变成一堆僵死的、支离破碎的关系，对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信号反应失灵、毫无知觉，而表面看起来稳如泰山的社会秩序内部隐藏着无数的病灶。
三、恐慌政治学的技术化进程及其悖论
随着17世纪欧洲理性主义的勃兴，人们高举理性大旗，冲破经院哲学与神权的桎梏，纷纷为自然界立法，也为人本身立法，以理性之光普照自然、社会和人类。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导致技术主义理性风起云涌，人们深信：通过理性的技术主义这把锋利的奥卡姆剃刀，把人的道德、精神、思想等非理性方面割而舍之，人类对自身以及自身以外的事物的认识就会越来越清澈。于是，现代社会控制理论已经日益笼罩在技术主义的偏好之中，使得整个社会患上技术依赖症，对技术无以复加地推崇，相信技术能够造成全景监狱式的多方位控制，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任何问题的求解可以归结于技术求解，只要技术正当，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技术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就会形成。于是，技术主义时代的恐慌政治策略已经演变为围绕技术权力而形成的警告系统，试图通过许诺安全、满足需要、化解风险、消除恐惧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和理解。马尔库塞深刻地指出，技术理性压制了人性，技术通过自身令人生畏的力量转化为技术拜物教并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但是由于技术知识的不完备性和技术系统的复杂性，技术理性自身携带着风险的基因，技术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技术冒险的过程，不加适当控制的冒险更是一种以人类整体利益为赌注的巨大赌博，它可能给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个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戕害，引发新的恐慌——技术恐惧，而且全球化既促进了相互依赖的加强和时空距离的缩短，为世界提供了高水准的安全，同时也使风险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形成连锁反应，因而全球化对风险社会具有放大效应。由于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和责任均摊的机制并未真正形成，全球化时代的科技进步产生了同等的风险，全球化时代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处于“无政府状态”，风险的控制缺乏有效的机制，使全球化更加具有风险性。一些悲观人士曾认为，未来生物技术的强大力量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这种恐惧感弥散在我们这个已经变得高度敏感的技术世界里，尤其是挑战人类神圣性底线的克隆技术，正在渐渐地朝向生命个体的深层次领域不断拓展，人们既为人类技术能力不可抑止的强大而感到震惊，但这背后又隐含着某种无奈的感觉。因为正是通过科学研究而获得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所面临的危险，产生人类的高度自信。但是在当今人类社会涌动的各种忧患中，无疑包括了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深切忧患，而这种忧虑表现在社会个体那里，就是信奉安全至上的谨慎原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里就是将科学描述为一种神话，一种自我言说的霸权话语，这预示着我们可能从唯科学主义走向反科学的非理性道路。
科学技术发展为恐慌政治的实施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手段和技术空间，通信技术的革命已经建立起新颖而复杂的说服工具，使用这些工具构成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技术主义文化的发展推动 了这样一股强有力的趋势：社会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以及舆论一律局面的破产。从前的社会以涉及面很广的公认的价值观为核心，这个核心现在日益缩小，看不出在今后几十年会再形成什么广泛的一致性，趋势是外向多样化，不是内向一致化。
于是，恐慌政治学技术化进程的又一个悖论产生了。技术力量的普遍化激发了每个人说“不”的勇气，世界社会场域中的各色群体在为争夺自身权力和利益的角斗场中总把自己看作是永恒真理的化身，而指责对方的种种不是，给对方贴上“危险”的标签，把对方加以妖魔化，意图使人们相信对方的行为是越轨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障碍物，也是引起恐慌的诱因，从而使自身占据有利的社会位置，并打压对方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在一种文化中，一群人只有通过压迫另一群人才能得到满足，问题会变得严重起来，这种文化的结果会激起公众的反抗，如果驱使广大民众抗争的欲求得不到满足的话，这种文化便不值得存在。当一个社会为恐慌政治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公开或秘密地鼓励公众相互倾轧、相互揭发时，这个社会注定将是一个动荡不安、分崩离析、血流成河的世界。马尔库塞认为，在技术发达的富裕社会中，攻击性变成了人们对事物的一种本能反应，一种如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经官能症”。而这种攻击性源于人的深刻的孤立无助之感，现代社会在技术主义操纵原则指导下的“剩余压抑”改变了人们的本能结构。“生的本能”越来越受到控制，相反，“死的本能”却得到了增强。结果，人的本能充满了攻击和破坏的冲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大街小巷的堕落的语言和图片，对死亡的黑色幽默式的报导和描绘，新殖民主义穷凶极恶的屠杀场景，应接不暇的青年刑事犯罪案件等等这一切，使人们对恐惧现象习以为常，攻击性成为人们心理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社会表征出一种自杀的倾向。
四、恐慌政治学与知识分子的窘境
恐慌政治学的技术化进程同时也意味着，在“知识经济”不再是一个童话的时代，接受“知识”洗礼、从事“知识性”工作——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从业者——的人，将不再居于社会成员的少数。由于知识分子是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载体，在使用技术并推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么乍看起来，技术主义的发展为知识权力的膨胀提供了可靠的强大推动力，知识分子在技术主义时代应当是如鱼得水，因而也是最具话语权的压倒性的社会群体了。事实上，当今时代每天都有无数的专家顾问向人们兜售风险管理、危机分析方面的建议。技术权威所使用的莫测高深的专业术语和符号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实施其社会控制权。如果知识是力量的话，那么冷僻深奥的知识显然便是难以得到的力量。拥有技术知识的人便拥有阐述问题、划定解决方案和影响结果的权力，有时候公开地而更多的时候是秘密地进行文化征伐，以实现文化霸权，通过意识形态的阐释，把自在的阶层提升到自为阶层，并获得与自己的集体职业相适应的权威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虽然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级主管们动辄被指责说他们对安全问题漠不关心，掩盖了许多潜在的危险，对民众生活安全受到的各类威胁置若罔闻，但是，作为掌握知识资源的主体，知识分子的命运恰恰取决于他们与经济资源主体、政治资源主体的关系。迄今为止，知识分子不是受政治权力的控制，就是受资本权力的控制，尤其是资本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很快地加紧了。无论是主流知识分子还是边缘知识分子，很难摆脱资本的控制和诱惑，在商业化动机的驱动下，竞相利用恐慌策略为自身谋取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公司、科学家和官员们或者维护既得利益或者为获取额外利润合谋制造了恐慌政治，于是，“在这样的商业原则支配之下，异端的声音受到资本的不断鼓励被释放出来，而且越是趋于偏激、极端，越是受到市场的鼓励，会赢得所谓的收视率、点击率、出版印数，通过资本主义的投入一产出的会计制度，化为实实在在的商业利润”。当知识分子狭隘的私欲膨胀，就可能形成功利的洞穴、情感的洞穴，很容易将自己的努力全部贯注于自己所需要的那一点或一方面而不顾及其余，形成洞穴思维。当知识分子用这种“洞穴理性”指导实践时，实现的目的则往往不具有普遍性而带有狭隘性或偏见，甚至产生反理性的效应。“现在，知识阶层的思潮非常显著的区分特色是它的自我指涉性，即它急切地全神贯注于自己专业活动的状况，对社会的其他部门采取日益严重的明哲保身的态度”，“知识阶层关注的问题和当务之急与公共事务之间的联系迅速弱化”。因此，一些知识分子正在退化，知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买卖的资本，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庸人。于是，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结果，所谓的正义、良知、真理在市场利益的作秀闹剧中，变为虚张声势的图腾和得心应手的道具。
科学技术知识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它所以成为异己的力量，成为压抑人发展的对立物，并不是科学技术知识本身的过错，而是使用或应用技术知识的人缺乏自觉性和应有的智慧。恐慌政治作为国家对私人生活行使“霸权”的策略，作为政治统治的行政手段，不应该被毫无限制地滥用，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人性的标准。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人自身创造的，技术终究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应该成为异己的奴役人的力量。我们应适度控制技术理性，而不是像极端技术悲观主义者那样恐惧技术将统治人类、电子技术和自动技术会把人类带入“机械人统治人类”的社会，因而为避免这种悲惨结局就完全抛弃技术理性。所以，德尼·古莱希望发展“与我们科学相称的智慧”，技术科学必须与人的智慧相互尊重地进行对话，才能把支离分散的现实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知识分子作为引领科技发展潮流的先锋人物和社会文明的代言人，应当审慎思考奈斯比特提出的问题：如何欢迎保留人性的科技，拒绝侵犯人性的科技。所以，我们应当如哈贝马斯呼吁的那样，致力于开辟公共讨论的领域，就是指独立的个人和由他们所组成的自治社团进行自主交往的精神文化领域，它是一种非谋利性的社会交往和文化创造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科学家、技术人员、企业家、领导社会的政治集团之间展开一场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拥有的潜在能力同人们的实际需要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深入的讨论，不同的意见和观念之间通过碰撞、交流、争论、融合而逐步趋向于相互承认的价值观，从而达致不同意见共存基础上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和谐。虽然实现这一良好愿望的路途非常遥远，但是要求人性化的世界和符合人性的社会关系不致被毁灭，建立一种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诉求，在这种文化关系中，人不断自我净化，成为更文明的一代，社会不断自我调控，成为更文明的世界。
[责任编辑：吕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