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8月17日,人民币结束了连续5天的贬值,重新恢复微幅升值趋势。17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是6.7979,比前一交易日走高85个基点,18日的中间价是6.7895,比17日低84个基点,人民币双边波动振幅有所加大。
6月19日央行重新启动汇改步伐,人民币汇率按照“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重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其波动性取代升值成为关注焦点。
“汇率的浮动越小越好,固定汇率制不仅对于中国经济,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都更有益处。”8月1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对于人民币浮动汇率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汇率浮动要慎重
《财经国家周刊》:自从近期中国央行宣布重启汇改,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情况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你如何评价这种浮动制?
蒙代尔:我认为,对于人民币来说,最好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固定汇率制。二战后,两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是德国和日本,它们能保持长期的经济繁荣恰恰源自固定汇率。过去的十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得益于人民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同时,必须认识到,贸易顺差并不是由于汇率问题造成的,不应该让人民币浮动太多。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过大,对中国有害,对亚洲和全球经济也十分有害。
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浮动率还非常小,因此还没有带来太多危害。维持在小范围内的浮动对中国经济来说非常重要,上下浮动过大将是对经济的致命打击。
美国从2004年开始就一直逼迫人民币升值,原因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非常大,这些贸易顺差也使很多其他国家感到不舒服。
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把国内的就业压力转嫁给中国,因此,美国国会在未来将给人民币施加更大的压力。现在,民主党占大多数的美国政府也与国会占到了同一立场上,他们将竭尽所能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
但是我认为,应对巨额贸易顺差的对策并不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引起中国西部地区的通货紧缩,扩大地区间收入不均衡的差距。要想解决贸易顺差问题,应该提高中国百姓的收入,通过增加国内消费来实现。
我主张汇率中间价浮动过程中,2%比3%更好,1%比2%更好,而0比1%更好。也就是说固定汇率是最好路径。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看待近期欧元和美元的走势呢?
蒙代尔:全球金融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欧洲的情况也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糟糕。欧元的波动也比较大,但是我认为欧元不会出现大幅贬值的危险。
汇率是很难预测的,因为政府对其很容易进行控制。我认为,欧元兑美元的比率会在1.15至1.35之间浮动,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如果超出,政府和央行就会进行干预。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后,美元对欧元迅速升值,但是美国经济还没有真正复苏,最重要的标志是其失业率仍然维持在10%的高位。目前美元走强对美国经济很不利,但是这个趋势可能还存在,它将影响美国相对于欧洲的出口竞争力,同时也会阻碍美国房地产危机复苏的步伐,进而伤及整个经济。
必须强调的是,汇率的重大波动,特别是欧元和美元间汇率的波动对经济的危害很大,以至于会造成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人民币应纳入特别提款权
《财经国家周刊》: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带来国际货币体系重大变革,现在我们也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这是否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将迎来一次新的变革?人民币在变革中会有哪些机遇?
蒙代尔:我的确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考虑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当前的情况下,改革恐怕是很困难的,因为无法达成共识,没有人希望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再去做过多的改变。
虽然我支持改革,但是我对于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这需要有好的时机来讨论,目前拥有这种机会的几率不到50%,或者说仅有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并没有在讨论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把现有的体制维持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启动改革的人,改革的动力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改革需要大国来推动,美国现在仍有17%的投票权,它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人们希望未来的国际货币不要由美元来主导,那么这个改革由谁来引领呢?现在还很难说。
我的建议是先改革SDR(特别提款权)的权重。现在SDR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构成,占比分别为44%、34%、11%和11%,我建议到2011年,把人民币纳入进来,至少人民币应该和日元、英镑一样,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承认,因为中国发展比英国强,也许比日本还强,特别是中国的外贸是世界最强的,所以中国经济代表性应得到体现。因此,我希望这个比例变为美元占40%、欧元30%、日元10%、英镑10%、人民币10%。
之所以倡议人民币纳入SDR,是因为全球GDP前四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我相信中国在未来30年中会使其GDP每十年翻一番,到2040年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因此中国地位很重要。
《财经国家周刊》:但是有人表示,中国要想加入SDR,首先需要实现可自由兑换,才具备有效条件?
蒙代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规定货币的可自由兑换是其加入SDR的前提。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这其中的大部分货币都是不可自由兑换的。因此不能用这一标准作为衡量人民币加入SDR的条件。
另一方面,人民币加入SDR,体现的是国际上对于中国强大经济实力的承认,这是中国的权利,也正顺应了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即增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其中的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步伐还非常缓慢。我的提议是给人民币10%的特别提款权,这仅仅是从美元、欧元等四种货币中拿出很小的比例,实际上这10%并不会改变什么,我想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让中国在这个体系中得到应有的地位。
6月19日央行重新启动汇改步伐,人民币汇率按照“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重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其波动性取代升值成为关注焦点。
“汇率的浮动越小越好,固定汇率制不仅对于中国经济,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都更有益处。”8月1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对于人民币浮动汇率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汇率浮动要慎重
《财经国家周刊》:自从近期中国央行宣布重启汇改,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情况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你如何评价这种浮动制?
蒙代尔:我认为,对于人民币来说,最好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固定汇率制。二战后,两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是德国和日本,它们能保持长期的经济繁荣恰恰源自固定汇率。过去的十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得益于人民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同时,必须认识到,贸易顺差并不是由于汇率问题造成的,不应该让人民币浮动太多。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过大,对中国有害,对亚洲和全球经济也十分有害。
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浮动率还非常小,因此还没有带来太多危害。维持在小范围内的浮动对中国经济来说非常重要,上下浮动过大将是对经济的致命打击。
美国从2004年开始就一直逼迫人民币升值,原因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非常大,这些贸易顺差也使很多其他国家感到不舒服。
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把国内的就业压力转嫁给中国,因此,美国国会在未来将给人民币施加更大的压力。现在,民主党占大多数的美国政府也与国会占到了同一立场上,他们将竭尽所能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
但是我认为,应对巨额贸易顺差的对策并不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引起中国西部地区的通货紧缩,扩大地区间收入不均衡的差距。要想解决贸易顺差问题,应该提高中国百姓的收入,通过增加国内消费来实现。
我主张汇率中间价浮动过程中,2%比3%更好,1%比2%更好,而0比1%更好。也就是说固定汇率是最好路径。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看待近期欧元和美元的走势呢?
蒙代尔:全球金融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欧洲的情况也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糟糕。欧元的波动也比较大,但是我认为欧元不会出现大幅贬值的危险。
汇率是很难预测的,因为政府对其很容易进行控制。我认为,欧元兑美元的比率会在1.15至1.35之间浮动,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如果超出,政府和央行就会进行干预。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后,美元对欧元迅速升值,但是美国经济还没有真正复苏,最重要的标志是其失业率仍然维持在10%的高位。目前美元走强对美国经济很不利,但是这个趋势可能还存在,它将影响美国相对于欧洲的出口竞争力,同时也会阻碍美国房地产危机复苏的步伐,进而伤及整个经济。
必须强调的是,汇率的重大波动,特别是欧元和美元间汇率的波动对经济的危害很大,以至于会造成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人民币应纳入特别提款权
《财经国家周刊》: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带来国际货币体系重大变革,现在我们也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这是否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将迎来一次新的变革?人民币在变革中会有哪些机遇?
蒙代尔:我的确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考虑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当前的情况下,改革恐怕是很困难的,因为无法达成共识,没有人希望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再去做过多的改变。
虽然我支持改革,但是我对于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这需要有好的时机来讨论,目前拥有这种机会的几率不到50%,或者说仅有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并没有在讨论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把现有的体制维持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启动改革的人,改革的动力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改革需要大国来推动,美国现在仍有17%的投票权,它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人们希望未来的国际货币不要由美元来主导,那么这个改革由谁来引领呢?现在还很难说。
我的建议是先改革SDR(特别提款权)的权重。现在SDR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构成,占比分别为44%、34%、11%和11%,我建议到2011年,把人民币纳入进来,至少人民币应该和日元、英镑一样,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承认,因为中国发展比英国强,也许比日本还强,特别是中国的外贸是世界最强的,所以中国经济代表性应得到体现。因此,我希望这个比例变为美元占40%、欧元30%、日元10%、英镑10%、人民币10%。
之所以倡议人民币纳入SDR,是因为全球GDP前四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我相信中国在未来30年中会使其GDP每十年翻一番,到2040年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因此中国地位很重要。
《财经国家周刊》:但是有人表示,中国要想加入SDR,首先需要实现可自由兑换,才具备有效条件?
蒙代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规定货币的可自由兑换是其加入SDR的前提。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这其中的大部分货币都是不可自由兑换的。因此不能用这一标准作为衡量人民币加入SDR的条件。
另一方面,人民币加入SDR,体现的是国际上对于中国强大经济实力的承认,这是中国的权利,也正顺应了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即增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其中的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步伐还非常缓慢。我的提议是给人民币10%的特别提款权,这仅仅是从美元、欧元等四种货币中拿出很小的比例,实际上这10%并不会改变什么,我想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让中国在这个体系中得到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