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春节临近，是否应该禁放鞭炮都会成为热议话题。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全面禁止燃放鞭炮，理由是鞭炮不仅噪音扰民，存在安全隐患，还增加了PM2.5，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空气污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燃放鞭炮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代表着年味儿，如今年味儿本就越来越淡，如果连鞭炮声都听不到，那还叫过年吗？
　　关于鞭炮是否禁放的问题，我国早有相关政策。1988年上海率先实行禁放鞭炮，之后全国又有近百个城市相继宣布禁放鞭炮。然而，就在全面禁放的十余年后，各地又不约而同纷纷解除禁令，改“禁”为“限”。这让笔者不由联想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颁布的禁酒令。当时的美国舆论倾向于认为酒是犯罪的根源，于是通过国会，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向酒宣战，这足以说明其禁酒的决心之大。但结果却令人沮丧，非但没能实现人们道德情操的净化，反而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导致地下走私活动猖獗、民怨沸腾。禁酒令几乎没有真正得到执行，终于在颁布13年后被废除。
　　中国禁放鞭炮与美国禁酒不成功的原因相似——一项新法令试图去干涉甚至挑战人们既有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而文化与习俗因具有强大的惯性而不易改变，新法令操之过急，败下阵来完全在情理之中。因此，在治理鞭炮的问题上，改“禁”为“限”不失为明智之举，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理念。
　　首先，它体现了公权力有限的原则。尽管现代社会公权力对各领域渗透颇深，但在涉及公众生活的问题上却必须保持必要的谦抑，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其次，由“禁”到“限”体现了法的价值博弈与平衡精神。燃放鞭炮固然会产生事故，但其发生概率与交通事故相比未必更高；燃放鞭炮无疑会污染空气，但与经年累月的汽车尾气排放、工厂排污相比几乎可忽略不计。但与此同时，鞭炮扰民、侵犯他人权利却也是事实。因此，限制燃放鞭炮其实是在不同价值之间作出相对理性的调适。并且，这一改变体现了法律对民意的尊重。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群体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习惯差异和观念差异，正如无法统一南方人与北方人关于粽子应当是甜还是咸的观点一样，在鞭炮放不放的问题上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改“禁”为“限”其实体现了对不同民意的尊重。
　　中国春节燃放鞭炮的传统已有1500余年，早在公元六世纪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习俗要在一朝一夕改变肯定不现实。笔者认为，虽然鞭炮问题对于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危害客观存在，但治理鞭炮问题却也不能急于求成、搞一刀切，相反应当尊重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以法律为基础，以教育引导为主，循序渐进地推动鞭炮治理。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群众路线是不错的尝试。目前已有不少地方制定了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但执行效果却差强人意，尽管存在诸多原因，但不可否认有些规定本身不科学、不合理，比如禁放的区域过大、禁放的时间过长等，是造成群众抵触、执行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之一。提升规定的合理性，重点在于引入民主决策机制，“开门”立法，多听取群众意见。比如去年武汉市在出台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办法的过程中，就通过官网发布的方式广泛征求市民意見，通过社会参与、多方论证才能使规定更加合理、群众接受度更高。
　　其次，善于运用法律、市场和行政的多重手段，加强对源头和中间环节的治理。比如，针对鞭炮声音过响严重扰民的问题，可以加强行业规范，严格规定鞭炮的合理分贝范围；针对鞭炮安全性问题，进一步健全质量监管机制，同时要求生产、运输和销售企业进行强制商业投保；针对环境污染问题，一方面可征收高额的环境补偿费，另一方面可通过减免税收等手段，鼓励科技创新，减少污染；针对“土豪”滥买乱放问题，可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必要时甚至可以使出“限购”杀手锏。
　　最后，加强对全社会的引导，逐步实现移风易俗。移风易俗，要靠公众的自觉和文明水平的提升，但政府部门的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有示范引导之责。去年年底，中纪委下发《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勤俭节约、移风易俗。这也许只是一小步，但有了公家的示范作用，或许改变滥放鞭炮的现状便能前进一大步。
　　变“禁”为“限”贺新春，希望污染干扰年年少，年味儿岁岁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