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梦都想去的，是干娘家。
　　暑期里，母亲准许我走亲戚了。拎上小礼包，我轻快地出了家门，从高家村十字街道东边的小路，朝东南方向走去。
　　不想让汤家村的人看见，我先朝南沿万家村东边急走。
　　自从母亲改嫁邻村高家村，我就低下了头。除了母亲和妹妹外，眼前都是陌生的面孔。我人在高家村，心里却想着绛中村的外祖父、舅舅和姨，汤家村的爷爷，斜上村的干娘一家。
　　我有了新的祖母、叔父、姑姑，以及满村子婆爷婶叔伯哥妹，但我明白，他们谁都不是亲人，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感知到了一切。当我以各种辈分呼唤他们时，心里并不认可这种关系。我知道，他们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过了汤家村，穿过任家堡，就到斜上村干娘家了，我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斜上村，又叫王家沟，一个王姓聚居的村子。散居于沟通渭北台地和渭河谷地的一条土坡两侧，依坡势凿洞而居。坡路由黄土垫压而成，车辙压出两道白棱，尘土蒸腾，下雨天，坡路就变成了泥潭，半腿深的泥泞，陷进去半天拔不出脚来。蛰伏于坡沟地带，人们渴望搬到平坦的塬上去，因而便有了“上”字。
　　找干亲，是老家的一个风俗。小孩孱弱多病，家里人丁不旺，都会给孩子攀一门家境旺实的干亲，冀望借此获得助力。本人幼年患有支气管炎，常年咳嗽不已。再加上外祖父家被封为“地主”，饱受歧视，母亲深感社会关系单薄，想给我缔结一门干亲。算命先生指点，贵人在汤家村东南方向，她便托密友乃雄他妈前去打探，我的生命就这样和干娘一家系在一起。
　　干娘育有二女三男，又要种田，劳累不支。本来在铜川铁路当工人的干大，索性扔了国家饭碗，回家务农。干大身高，为人仗义，干娘手巧慈悲。当我看见干大干娘一家人时，有一种亲人般的亲，无一丝生分感。对干大我有些许害怕，或许是因他高大的身材所致。哥哥姐姐仿佛生来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弟弟也是我的弟弟。我和他们似乎一直就等着相认。
　　在汤家村的时候，我骑在爷爷背上和母亲一块去干娘家走亲戚，他们当天回去了，把我留在那里。干娘一家人喜欢我，过了正月十五，才把我送回家。大约五六岁时，连着在干舅舅家过了两个年，我喜欢上了那个温暖的家庭。
　　干舅舅家在河边，村子叫除张，紧靠在高干渠南堤边，一溜土房。从干娘家去的话，下了坡，一直沿河往西走。干姐攥着我的手，让我走在靠堤岸那边。河水呜呜向东，我不知道它在何处驻足。偶尔会看见漂浮的木板死猪死鸡什么的，我就赶紧把头转开。
　　她带我去参加婚礼，我竟然在新人的热炕上睡着了。醒来时，脚丫子碰到了一枚硕大的红枣。在那个村子，我快活地耍了十几天。感觉一直被大姐牵着手，有时被她抱在怀里。
　　后来，等我跟母亲到了高家村，干娘一家都准备不走了，他们怕我的继父有意见。但继父不反对走这门亲戚，两家又亲亲热热走了三四个年头。
　　除非过年，我才有机会走亲戚。平日里，继父在外做木匠活，我跟随母亲干活，还得照看妹妹和大弟弟，在摇车旁，一边哄弟弟玩，一边看闲书。在窄窄的院子里，因是两家人合住，我心里经常想到斜上村的温暖。但我知道，那样的日子已经不会再有了。
　　回家了。我几乎小跑着来到了村头。秋千架还在大槐树那里伫立着。正月里，大哥将我抱到架上，双手握绳，用力踩动荡板，秋千在空中划出跌宕起伏的弧线，荡得越来越高，风呼呼作响，我害怕了，紧紧抱住他的腿。
　　我那时还不知道，这竟然是最后一次去干娘家了。
　　那年春节，当我兴致勃勃准备去干娘家时，母亲却说不走了。不走就是“断”的意思。母亲的理由是，为了让我安心学习，其实，是因为我梦中哭喊着要去舅家看外婆，母亲说你外婆都死了，我说去看塬下的外婆。这个回答让她感到了危险。她和继父为了收住我的心，怕我长大了不念这个新家，因此决定不走这门干亲了。我为此哭了一个晚上。感觉天塌了，我的生命纽带活生生被掐断了。
　　小学四年级那个秋天的中午，放学出了校门口，路过高家大队小卖部前时，一辆拖拉机从东边突突而来，车上装满了男女，大约是开往西边的水利工地去。人们拿着铁锨锄头之类的工具，车前还插有一面红旗。当车子驶过去后，我突然看到姐姐的面容，我一边跟车跑一边叫着：“姐姐！姐姐！”我看到她朝我挥了挥手，就消失了。泪水决堤般打湿了我的脸颊，有一滴滑到嘴边，我把它咽了下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干娘家的人。
　　上大学后，每次回家，母亲和继父都会不经意地说起，在五泉或新集的集上碰见干大干娘，他们如何热情，又询问我的情况。
　　后来，等我回家结婚时，母亲让我去干娘家送请帖。就这样，两家又走起来了。
　　20年分隔，他们都老了，但一见面，还是那么亲，就好像从未分别过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