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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时期四川地区与陕西路进行物资交流，这种物资交流对陕西军务、川陕地区的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川陕地区的物资流通为主线，来探讨北宋时期的川陕社会。
【关键词】物资流通；北宋；陕社会
北宋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平衡，程民生在其著作里把宋代的分为四种形态：国防性经济，包括陕西、河北、河东，地处国防，经济很大程度上为国防服务；供应性经济，包括两浙，淮南，京东，成都等地，这些地方的负担较轻，可以能够向中央提供的大量的物资，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柱。自给经济，包括福建、荆湖南北，广东等地；贫困经济，包括夔州、利州、广西等地。①
一、四川商业与物资流通
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物产丰富，茶叶等物产的生产量大，而川内的消费量不够，茶叶岁产“三千万斤”，而蜀中人口只有一千多万，茶叶大量过剩，因此茶叶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时茶场岁额有曰纲外者，有司新其法，止通商于蜀，出他路者禁之。然蜀产茶郡居多，商无由通，于是，纲外茶山积”。②川峡地区的丝织业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北宋时期主要丝织业的基地，大量的布帛丝绸也通过官方或者民间商人的运送，源源不断的运入陕西地区或者上贡朝廷。同样，对于解盐也是一样，政府在西北划定解盐销售区，而解盐的生产量很大，销售区的消费也远远小于生产量，仁宗年间“内供奉官周惟德言：‘解州盐池见管盐货万数浩瀚，可得十年支遣。欲乞榷住种造三年’，诏权住”。解盐库存很大，大量滞销，政府最后议定“诏权住二年”。③解盐被迫停产两年。连接四川和陕西的水陆通道，把物产丰富成都府路、成都平原、汉中盆地、关中平原连接起来。成都平原的成都府及其附近的彭州、汉州、蜀州、广安军、绵州等由于平原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水运网络，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这一中心通过这条通达关中并可由此通往京城的大道与兴元府相连，而兴元府也依托蜀道和凭借汉水，以茶叶贸易为主导，成为北宋商业中心之一。④这条商业城市链以蜀道为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洋州、京兆府、秦州等三府三州为支点的西部经济带。⑤这条道路是川茶贩卖至秦陇的必由之路，商人贩卖货物往陕西也由这条道路，因此道路繁忙，是商业最发达的地带。
（一）成都府经济区
位于成都平原的成都府，自古以来就是西南的商业中心，在唐代就有“扬一益二”之说，在北宋时期这里已经成为“西南大都会”，这里是“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娥嫹靡曼，裙联袂属；奇物异产，瑰琦错落，肆而班布市；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少，颠迷醉昏。”⑥宋代的成都是川陕干线上的枢纽，交通路线四通八达，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达，成为川陕城市带上最大的粮食、茶叶、纺织品、纸张、书籍等商品的集散地。
梓州，是北宋时川陕干道上的新兴城市，虽然“壤地瘠薄，民物之产不及西川一大县”，但“为剑外一都会，与成都相对”，并且“于西南为大都”，⑦虽然在宋以前，梓州在经济上不如成都发达，但是处于涪江与罗江的交汇点上，往北可入绵州，达到从成都至关中的道路，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机织户数千家”，⑧是新兴的纺织业基地，又是川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商业贸易十分发达，熙宁十年（1077年）梓州的商税约为55000余贯，⑨在川峡地区仅次于成都府，史载，“潼川（即梓州）弁冕三蜀，方率十八州，山川形胜，衣冠人物，贡赋织织，民庶繁夥，望成都不肯低一线气。”⑩梓州是依赖于商业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
（二）汉中经经济区
地处汉中盆地的兴元府和洋州，是联系西南与西北的枢纽，受川陕城市带的影响最大。兴元府地处穿越秦岭、巴山的陈仓道、褒斜道与金牛道、米仓道等道路的交汇处，是川陕交通线上的枢纽，商旅来往不断，商业繁荣，经济也很发达。据文同《丹渊集》记载：
本府自三代已来，号为巨疆镇。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下褒斜临汉沔，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棊布桑麻秔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列东北，深蟠逺跱，孕畜云雨，罅道百出，相拱如辐，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旧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于此，今复弛禁，一切不问，故四方来者，颇自占业。殊习异尚，杂处闾里，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枲，衣被他所。近岁洮河所仰茶产巨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絶。
由于处在交通要道上，兴元府也是川陕通道上重要的经济中心。而洋州濒临汉水，又是傥骆道、荔枝道必经之地。
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汉水之上，川陆平衍，广袤千里，东北诸山，萦带联属，径路盘屈，隙穴深远，上通荆楚，旁出岐雍，其中所产济人急用之助，品目甚众，旦夕赢辇，道路不绝，闾巷井邑，百货填委，实四方商贾贸易毕至之地，衣被秦蜀，有足仰者，汉唐之际，已名重郡。
汉中盆地汉中盆地是蜀道的总枢纽和中继站，与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其繁荣程度仅次于成都府。
兴州（陕西略阳），在两宋时，即时战略要地，也是川陕互通的必经之地，为了方便商旅往来，真宗景德二年下诏“诏兴州青泥路依旧置驿，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商旅往来，经济也很繁荣。此外还有利州、绵州、遂州、三泉县等位于川陕通道上的州县，也都在川陕商品互相流通的刺激下，商业发达，经济也很繁荣。
（三）关陇经济区
关陇经济区虽然失去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但仍然是中国西部与川蜀经济区相媲美的繁华之地。由于地处中原与西域及大西南的交通要冲，是川陕城市带西北各族和西域地区贸易的窗口，边境贸易非常活跃。主要以京兆府和秦州市场为中心，由于战争原因，关陇地区驻守大量军队，需要大量的战争物资和生活物资，市场需求量大，这个时期，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川陕贸易极为活跃，“关陕以西至沿边诸路，颇有东南商贾，内如永兴军、凤翔府数处尤多”。秦州位于陇山之外的渭河南岸，是陇右通关中、蜀中的三岔交会之地，所谓“扼巴蜀之境，陷河徨之城。其西又控党项、吐蕃，陇右山之外今之一都会也。”由于临近蕃部，很多少数民族商人都在这里进行贸易，有官方的榷场贸易，也有从事走私贸易的，秦州担当着与蕃部贸易的中转中心，他们活跃了秦州市场，带动了秦州市场的繁荣，促进秦州商业的发展。在王韶熙河拓边之后，河湟羌戎势力的归附，西域诸国也通过青唐道，到秦州进行朝贡和贸易。秦州也成为秦州也是茶马贸易的中心，北宋用蜀茶和蕃部博马。由于军事和经济双重作用下，秦州也发展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总之，由于北宋时期川陕两地在地域和和经济上的差异性，两个区域在商品上的互动，刺激当时处于川陕通道山的城市的发展，而道路的畅通也对商品流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物资流通与陕西军务
川陕两地在经济上的互通往来，商品的上的互通有无，大批的战略物资被政府或者民间运送到陕西地区，对当时的陕西地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援助。虽然陕西地区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富庶之地，由于连年的战乱，经济实力大为衰退。北宋时期，陕西地区更是战事迭起，战争消耗极大，当时“四五十万之人坐仰食”，而当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难以支付几十万人的庞大的军事开支。当时的川陕贸易的发展，使得大批物资流入陕西地区，尤其是茶叶和布帛，对于当时的西北战场来说极为重要。
在整个北宋时期，陕西地区就是宋夏交边界地，驻有大量的部队，为了应付战争需要，政府每年要输送大量的钱粮等物资。尤其是神宗年间，大规模的对熙河用兵，元丰年间对夏战争，两次战争都是耗资巨大。而四川诸路邻近陕西，北宋政府将大量的物资转入陕西以备军用。熙宁三年九月政府下诏令三司：
除在京合支用金帛外，应西川四路上供金帛及四路卖度僧牒钱所变转物，并截留陕西转运司，令相度于永兴或凤翔府椿，以备边费，候见数可兑折，充将来起发往陕西银绢之数。政府为了战事需要，就近调配四川的财赋运入陕西，这样一来，就可以省运入京师的费用，去同年十一月，政府又调令：
诏陕西转运司，以西川四路物帛内变转见钱二十万缗，充制置解盐司钞场本钱。三司言，元年，成都府路有剩钱七十四万缗、绢十九万匹、五万匹、布十三万匹、丝六万两，绵四十六万两，银四千九百两。诏转运使选官与成都府转运司划刷年计外，见在钱市物帛并余物，尽数发至陕西转运司变转，充西盐钞场本钱外，封桩以备边费。先是，王安石白上，移巴蜀物就与陕西封桩，非独省蜀人输送，且可以免自京师支拨之费，故有是诏。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为了战争需要，四川流入陕西的物资数量是十分可观的，不仅如此，政府对川峡诸路的茶叶实行禁榷，在四川划定解盐销售区，官运官销，实行商人入中粮草，换取盐钞，也都是为了支西北战场军费开支。川陕贸易的发展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在神宗年间，邵伯温上书言“并边有积年滞钞不用，用之以迁蜀货，而鬻于边州官于古渭砦置市易务，因之可以开河湟复故土断匈奴右臂”。由此可见，川陕贸易对于陕西的军需补给，西北边防的巩固影响甚大。
整个北宋时期，宋夏战事不断，党项立国，占据西北部产马之地，北宋战马匮乏，战马来源一度依靠战马主要来自陕西秦凤路沿边吐蕃等部族和四川境内各少数民族，而川陕两地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茶马贸易，这对于当时战马匮乏的北宋王朝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益处，是北宋时期战马补给的一个重要来源。
以陕西地区为主的西北市场，消费市场也极为广阔，居住在此地的诸多少数民族对于茶叶、丝帛等日常消费品的日常需求量也很大，而川陕两地商品流通以茶、盐、布、帛等为主，都是普通百姓日常所需要的，四川地区通过和陕西地区缘边的少数民族进行互市，川陕两地成为中原民族和西北民族的贸易中转站。因此川陕商品流通，无疑满足了两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刺激极了西北市场的繁荣。在熙和路设置提举茶马司，临近吐蕃诸族，这里物产丰饶，马羊成群，马源十分充足；而这些游牧民族“食肉饮酪，故贵茶”，甚至“恃茶为命”，这样两相需求，互通有无。这一时期，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及其它农副土特产品大量流入汉族地区，汉族地区的细绢、布、陶瓷、食盐及其它手工业品与农副土特产也流入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有利于百姓生活的改善。
此外，在宋代以前，长安长期为封建王朝的都城，周围的城市也是一片繁华。入宋以后，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长期战乱不断，北方城市逐渐衰败，商业活动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川陕贸易的兴起，大批商人的活动，“蜀商多至秦”，“陕西诸州商旅，无问无少，往来道路，交错如织”，大宗的商品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繁荣，当时的京兆府：
天下之所观望而化，王政之所始也。四方之冲，两河之交，舟车商贾之所聚，金玉绵绣之所积，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妊之劳，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民有恭俭廉退之风。在川陕经济互动的刺激下，西北市场也活跃了起来，川陕贸易，尤其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带动了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品流通。各少数民族组成的很大的互市通商队伍，带着马匹及其他畜特产品，这种交流的频繁进行，像一根经济纽带把蕃汉各族联系到了一起，从而成为社会尤其是边疆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注 释】
①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329—330.
②范百禄.宋尚书司封员外郎充秘阁校理新知湖州文公墓志铭[M].宋代蜀文辑存卷二二。
③⑧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1933；6111；5081；7672.
④⑤梁中效.宋代蜀道交通与汉中经济的重大发展[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3）.
⑥（明）杨慎.全蜀艺文志（卷34）[M].北京：线装书局，2003.
⑦（宋）祝穆.方舆胜览——潼川府·形胜（卷六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3：1090.
⑩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地，2005.
（宋）文同.丹渊集（卷三四）[M].台湾：世界书局，1985.
（宋）李焘.长编（卷六十一）[M].杭州：浙江书局，1881：1364.
（宋）李焘.长编（卷三四四）[M].杭州：浙江书局，1881：8260.
（明）杨士奇，黄维.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宋）李焘.长编（卷二一五）[M].杭州：浙江书局，1881：5244.
（宋）李焘.长编（卷二一七）[M].杭州：浙江书局，1881：5281.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8.
（宋）李焘.长编（卷一六〇）[M].杭州：浙江书局，1881：3862.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策别九（卷二）[M].北京：中国书店，1986.
【作者简介】
马朝（1988— ），男，甘肃成县人，西北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隋唐历史文化；许伟（1980— ），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十二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历史教学。
【关键词】物资流通；北宋；陕社会
北宋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平衡，程民生在其著作里把宋代的分为四种形态：国防性经济，包括陕西、河北、河东，地处国防，经济很大程度上为国防服务；供应性经济，包括两浙，淮南，京东，成都等地，这些地方的负担较轻，可以能够向中央提供的大量的物资，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柱。自给经济，包括福建、荆湖南北，广东等地；贫困经济，包括夔州、利州、广西等地。①
一、四川商业与物资流通
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物产丰富，茶叶等物产的生产量大，而川内的消费量不够，茶叶岁产“三千万斤”，而蜀中人口只有一千多万，茶叶大量过剩，因此茶叶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时茶场岁额有曰纲外者，有司新其法，止通商于蜀，出他路者禁之。然蜀产茶郡居多，商无由通，于是，纲外茶山积”。②川峡地区的丝织业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北宋时期主要丝织业的基地，大量的布帛丝绸也通过官方或者民间商人的运送，源源不断的运入陕西地区或者上贡朝廷。同样，对于解盐也是一样，政府在西北划定解盐销售区，而解盐的生产量很大，销售区的消费也远远小于生产量，仁宗年间“内供奉官周惟德言：‘解州盐池见管盐货万数浩瀚，可得十年支遣。欲乞榷住种造三年’，诏权住”。解盐库存很大，大量滞销，政府最后议定“诏权住二年”。③解盐被迫停产两年。连接四川和陕西的水陆通道，把物产丰富成都府路、成都平原、汉中盆地、关中平原连接起来。成都平原的成都府及其附近的彭州、汉州、蜀州、广安军、绵州等由于平原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水运网络，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这一中心通过这条通达关中并可由此通往京城的大道与兴元府相连，而兴元府也依托蜀道和凭借汉水，以茶叶贸易为主导，成为北宋商业中心之一。④这条商业城市链以蜀道为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洋州、京兆府、秦州等三府三州为支点的西部经济带。⑤这条道路是川茶贩卖至秦陇的必由之路，商人贩卖货物往陕西也由这条道路，因此道路繁忙，是商业最发达的地带。
（一）成都府经济区
位于成都平原的成都府，自古以来就是西南的商业中心，在唐代就有“扬一益二”之说，在北宋时期这里已经成为“西南大都会”，这里是“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娥嫹靡曼，裙联袂属；奇物异产，瑰琦错落，肆而班布市；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少，颠迷醉昏。”⑥宋代的成都是川陕干线上的枢纽，交通路线四通八达，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达，成为川陕城市带上最大的粮食、茶叶、纺织品、纸张、书籍等商品的集散地。
梓州，是北宋时川陕干道上的新兴城市，虽然“壤地瘠薄，民物之产不及西川一大县”，但“为剑外一都会，与成都相对”，并且“于西南为大都”，⑦虽然在宋以前，梓州在经济上不如成都发达，但是处于涪江与罗江的交汇点上，往北可入绵州，达到从成都至关中的道路，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机织户数千家”，⑧是新兴的纺织业基地，又是川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商业贸易十分发达，熙宁十年（1077年）梓州的商税约为55000余贯，⑨在川峡地区仅次于成都府，史载，“潼川（即梓州）弁冕三蜀，方率十八州，山川形胜，衣冠人物，贡赋织织，民庶繁夥，望成都不肯低一线气。”⑩梓州是依赖于商业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
（二）汉中经经济区
地处汉中盆地的兴元府和洋州，是联系西南与西北的枢纽，受川陕城市带的影响最大。兴元府地处穿越秦岭、巴山的陈仓道、褒斜道与金牛道、米仓道等道路的交汇处，是川陕交通线上的枢纽，商旅来往不断，商业繁荣，经济也很发达。据文同《丹渊集》记载：
本府自三代已来，号为巨疆镇。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下褒斜临汉沔，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棊布桑麻秔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列东北，深蟠逺跱，孕畜云雨，罅道百出，相拱如辐，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旧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于此，今复弛禁，一切不问，故四方来者，颇自占业。殊习异尚，杂处闾里，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枲，衣被他所。近岁洮河所仰茶产巨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絶。
由于处在交通要道上，兴元府也是川陕通道上重要的经济中心。而洋州濒临汉水，又是傥骆道、荔枝道必经之地。
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汉水之上，川陆平衍，广袤千里，东北诸山，萦带联属，径路盘屈，隙穴深远，上通荆楚，旁出岐雍，其中所产济人急用之助，品目甚众，旦夕赢辇，道路不绝，闾巷井邑，百货填委，实四方商贾贸易毕至之地，衣被秦蜀，有足仰者，汉唐之际，已名重郡。
汉中盆地汉中盆地是蜀道的总枢纽和中继站，与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其繁荣程度仅次于成都府。
兴州（陕西略阳），在两宋时，即时战略要地，也是川陕互通的必经之地，为了方便商旅往来，真宗景德二年下诏“诏兴州青泥路依旧置驿，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商旅往来，经济也很繁荣。此外还有利州、绵州、遂州、三泉县等位于川陕通道上的州县，也都在川陕商品互相流通的刺激下，商业发达，经济也很繁荣。
（三）关陇经济区
关陇经济区虽然失去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但仍然是中国西部与川蜀经济区相媲美的繁华之地。由于地处中原与西域及大西南的交通要冲，是川陕城市带西北各族和西域地区贸易的窗口，边境贸易非常活跃。主要以京兆府和秦州市场为中心，由于战争原因，关陇地区驻守大量军队，需要大量的战争物资和生活物资，市场需求量大，这个时期，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川陕贸易极为活跃，“关陕以西至沿边诸路，颇有东南商贾，内如永兴军、凤翔府数处尤多”。秦州位于陇山之外的渭河南岸，是陇右通关中、蜀中的三岔交会之地，所谓“扼巴蜀之境，陷河徨之城。其西又控党项、吐蕃，陇右山之外今之一都会也。”由于临近蕃部，很多少数民族商人都在这里进行贸易，有官方的榷场贸易，也有从事走私贸易的，秦州担当着与蕃部贸易的中转中心，他们活跃了秦州市场，带动了秦州市场的繁荣，促进秦州商业的发展。在王韶熙河拓边之后，河湟羌戎势力的归附，西域诸国也通过青唐道，到秦州进行朝贡和贸易。秦州也成为秦州也是茶马贸易的中心，北宋用蜀茶和蕃部博马。由于军事和经济双重作用下，秦州也发展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总之，由于北宋时期川陕两地在地域和和经济上的差异性，两个区域在商品上的互动，刺激当时处于川陕通道山的城市的发展，而道路的畅通也对商品流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物资流通与陕西军务
川陕两地在经济上的互通往来，商品的上的互通有无，大批的战略物资被政府或者民间运送到陕西地区，对当时的陕西地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援助。虽然陕西地区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富庶之地，由于连年的战乱，经济实力大为衰退。北宋时期，陕西地区更是战事迭起，战争消耗极大，当时“四五十万之人坐仰食”，而当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难以支付几十万人的庞大的军事开支。当时的川陕贸易的发展，使得大批物资流入陕西地区，尤其是茶叶和布帛，对于当时的西北战场来说极为重要。
在整个北宋时期，陕西地区就是宋夏交边界地，驻有大量的部队，为了应付战争需要，政府每年要输送大量的钱粮等物资。尤其是神宗年间，大规模的对熙河用兵，元丰年间对夏战争，两次战争都是耗资巨大。而四川诸路邻近陕西，北宋政府将大量的物资转入陕西以备军用。熙宁三年九月政府下诏令三司：
除在京合支用金帛外，应西川四路上供金帛及四路卖度僧牒钱所变转物，并截留陕西转运司，令相度于永兴或凤翔府椿，以备边费，候见数可兑折，充将来起发往陕西银绢之数。政府为了战事需要，就近调配四川的财赋运入陕西，这样一来，就可以省运入京师的费用，去同年十一月，政府又调令：
诏陕西转运司，以西川四路物帛内变转见钱二十万缗，充制置解盐司钞场本钱。三司言，元年，成都府路有剩钱七十四万缗、绢十九万匹、五万匹、布十三万匹、丝六万两，绵四十六万两，银四千九百两。诏转运使选官与成都府转运司划刷年计外，见在钱市物帛并余物，尽数发至陕西转运司变转，充西盐钞场本钱外，封桩以备边费。先是，王安石白上，移巴蜀物就与陕西封桩，非独省蜀人输送，且可以免自京师支拨之费，故有是诏。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为了战争需要，四川流入陕西的物资数量是十分可观的，不仅如此，政府对川峡诸路的茶叶实行禁榷，在四川划定解盐销售区，官运官销，实行商人入中粮草，换取盐钞，也都是为了支西北战场军费开支。川陕贸易的发展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在神宗年间，邵伯温上书言“并边有积年滞钞不用，用之以迁蜀货，而鬻于边州官于古渭砦置市易务，因之可以开河湟复故土断匈奴右臂”。由此可见，川陕贸易对于陕西的军需补给，西北边防的巩固影响甚大。
整个北宋时期，宋夏战事不断，党项立国，占据西北部产马之地，北宋战马匮乏，战马来源一度依靠战马主要来自陕西秦凤路沿边吐蕃等部族和四川境内各少数民族，而川陕两地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茶马贸易，这对于当时战马匮乏的北宋王朝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益处，是北宋时期战马补给的一个重要来源。
以陕西地区为主的西北市场，消费市场也极为广阔，居住在此地的诸多少数民族对于茶叶、丝帛等日常消费品的日常需求量也很大，而川陕两地商品流通以茶、盐、布、帛等为主，都是普通百姓日常所需要的，四川地区通过和陕西地区缘边的少数民族进行互市，川陕两地成为中原民族和西北民族的贸易中转站。因此川陕商品流通，无疑满足了两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刺激极了西北市场的繁荣。在熙和路设置提举茶马司，临近吐蕃诸族，这里物产丰饶，马羊成群，马源十分充足；而这些游牧民族“食肉饮酪，故贵茶”，甚至“恃茶为命”，这样两相需求，互通有无。这一时期，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及其它农副土特产品大量流入汉族地区，汉族地区的细绢、布、陶瓷、食盐及其它手工业品与农副土特产也流入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有利于百姓生活的改善。
此外，在宋代以前，长安长期为封建王朝的都城，周围的城市也是一片繁华。入宋以后，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长期战乱不断，北方城市逐渐衰败，商业活动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川陕贸易的兴起，大批商人的活动，“蜀商多至秦”，“陕西诸州商旅，无问无少，往来道路，交错如织”，大宗的商品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繁荣，当时的京兆府：
天下之所观望而化，王政之所始也。四方之冲，两河之交，舟车商贾之所聚，金玉绵绣之所积，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妊之劳，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民有恭俭廉退之风。在川陕经济互动的刺激下，西北市场也活跃了起来，川陕贸易，尤其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带动了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品流通。各少数民族组成的很大的互市通商队伍，带着马匹及其他畜特产品，这种交流的频繁进行，像一根经济纽带把蕃汉各族联系到了一起，从而成为社会尤其是边疆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注 释】
①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329—330.
②范百禄.宋尚书司封员外郎充秘阁校理新知湖州文公墓志铭[M].宋代蜀文辑存卷二二。
③⑧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1933；6111；5081；7672.
④⑤梁中效.宋代蜀道交通与汉中经济的重大发展[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3）.
⑥（明）杨慎.全蜀艺文志（卷34）[M].北京：线装书局，2003.
⑦（宋）祝穆.方舆胜览——潼川府·形胜（卷六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3：1090.
⑩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地，2005.
（宋）文同.丹渊集（卷三四）[M].台湾：世界书局，1985.
（宋）李焘.长编（卷六十一）[M].杭州：浙江书局，1881：1364.
（宋）李焘.长编（卷三四四）[M].杭州：浙江书局，1881：8260.
（明）杨士奇，黄维.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宋）李焘.长编（卷二一五）[M].杭州：浙江书局，1881：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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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苏东坡全集·策别九（卷二）[M].北京：中国书店，1986.
【作者简介】
马朝（1988— ），男，甘肃成县人，西北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隋唐历史文化；许伟（1980— ），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十二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历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