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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土地，还能称其为农民吗?在一个叫做“干顷洼”的地方确有这么一群农民。
千顷洼是衡水湖的前身，曾经是一片自然湿地。那时的千顷洼时涝时旱，变化无常，涝时整个地区成为一片汪洋；旱时仅洼地有水，成为大片良田。因此洼里散布着不少村落，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早巳习惯了几千年来水进我退、水退我进的耕种生活。
千顷洼田地几万亩，农民怎么也种不完。涝了，旱了，对村民生活影响也不大。想起当年，顺民庄一位憨厚的老伯咂着自制的卷烟，笑呵呵地说，“田地没数!随便种，那么多地，怎么种得完啊!想上哪种就上哪。种一年吃五年啊!”
除了修水利对付旱涝，几千年来人们乐天自足地生活在这片洼地里，生生不息，他们似乎从没有想过这个地方还会变成别的什么样子，他们耕种着，收获着，生活着，似乎和自然达成了一种默契与和谐。
忽然有一天，千顷洼变了，那里的农民也从此告别了早已习惯了的默契与和谐，开始了命运的漂泊与动荡。
时间回到几个特殊阶段：1958-1972年，1973-1985年，1986年至今。
1958年，千顷洼涌进了几万人，三十八天后，变成了一个大水库，而祖祖辈辈生活在千顷洼的农民离它而去……
“我们是农民不像农民，渔民不像渔民，农民没有地，渔民没有渔民的政策，也有人说我们是‘无地的农民’”。这是我在衡水湖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顺民庄村支书董海水一家的经历也许就是这些千顷洼农民的缩影。
2005年4月26日下午，我走进了顺民庄。这是一个四面环水，唯有一条小土路伸进去的小村子。忙了一上午刚刚回到家的老支书热情地接待了我。已经66岁的他，从20多岁当村干部到现在还在忙碌着。
我的问题将老支书的记忆带回到了大跃进的年代：“1958年修水库时，政府组织当地村民搬迁，合并到别的村里。别的村人家还有点自留地种点菜什么的，可我们外迁来的人什么也没有，住简易房，吃大食堂。”这是千顷洼的农民第一次搬迁，除顺民庄外，还涉及北关、绳头等几个村1000多口人。而他们离开后的干顷洼，仅仅三十八天后就变成了一个大水库，几个村一万多亩耕地和房子全部被淹没。
“1958年修水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前期为了行洪，后期为了灌溉，提高粮食产量，还有保京津铁路……”老支书说。
修水库是国家的需要，全局的利益，舍小家顾大家，他们能理解。虽然政府对移民的生活进行了安置，但是故土难离呀!千顷洼在他们心中总有一种牵挂。水库修好后连续几年蓄水，但由于在平原地区修水库，只顾蓄水，不顾排水，结果带来的是白花花的一片盐碱，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效果。1962年，只好提闸放水，水下的耕地又显露出来，招引着那些迁走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回到了它的怀抱。可是，千顷洼除了一片土地外，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得重头开始，一边重建家园，一边重新耕耘起自己的田地，直到1972年。说起那次搬迁，村民们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见识什么叫水库，而为了这水库，他们有了第一次集体搬迁和“借宿”它村的经历。并从那时起，他们就与动荡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3年，老天爷降雨多了起来，水库自然蓄了水，第二次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成了最早进城的农民工。
老支书给我讲了一段至今难以忘怀的经历。1973年水库又蓄水后，村里有60人由当地政府安排到衡水市当了工人，种粮的转成吃商品粮的了。其余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没办法安排，后来老支书通过在天津工作的表哥的关系，带着村里100多人去了天津，搞起了建筑。“那时还没有外出打工这一说，如果没有五级(村、乡、县、地区、省)证明，施工单位哪敢接收外来打工的?我们属于政府特殊照顾，要不然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开证明、盖章，我光跑省上就好几趟。”老支书说。
“到天津打工，一下子变换了身份，换了生活环境，适应吗?”我问。
“刚到天津时不适应，农民一家一户，同父母、孩子一起生活惯了，到那儿一年才回一次家。吃饭也不适应，在家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那儿就不行了，100多号人，只能吃馒头炒菜。住的条件也差，十多个人睡一个大通铺……”老支书说。
当时卖了农具和牲畜，外出打工，这是千顷洼的农民头一次离开土地进了城，这恐怕也是最早进城的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由种地的变成盖楼的，这种身份转换的巨大反差，给他们带来诸多不适应，一部分人打了退堂鼓，最后搞建筑的只剩40多人。
1973年后，随着一些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水库也在断断续续地蓄水、引上游水，但水量时大时小，1981年到1984年因上游缺水，一点水也没有蓄上，水库停蓄。这期间，搬迁出去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大部分又回来重操旧业——置办农具、买牲畜，种地。千顷洼农民的命运就在洼里有水无水、水多水少中来回晃荡。
回忆起带着村民在天津搞建筑的那些日子，老支书十分感慨，他们从农民摇身变成了建筑工人，靠着他们的勤劳在天津成了一支小有名气的建筑队。但是，他们也饱尝了农民工的苦楚。因为他们的身份，因为一身土里土气的打扮，因为囊中羞涩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和尴尬，成了身在都市却又远离都市的异类。他们在困惑和迷茫中奋斗了近10年，最终还是回到了故土一一千顷洼。如今，我们可以从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身上见到他们几十年前的影子。
1985年，水库又开始蓄水，并从外往里调水，作为水库的今生终于稳定下来。这一次，千顷洼农民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放下农具，操起了渔具。
“刚开始打渔时，不会撒网，也不会摇船，头两天上船头晕，还没见着鱼呢就晃，晚上回来躺在炕上还晃哩……”这是绳头村村长魏宝根给我讲述的他们当初学打鱼的情景。
“从哪儿学的打鱼?”
“请白洋淀、山东的师傅来教。我们自己没船，也没渔网，就给师傅打下手，一个礼拜学会撒网，两三年才基本都学会了……”魏宝根提起学打鱼的事，仿佛又回到当年头一次上船时的情景，连比划带晃悠地说。
自1985年开始，衡水湖作为水库的功能日趋完善，除自然蓄水外每年还从外往里调水。千顷洼农民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成了渔民。这是千顷洼农民第三次折腾了，村民们说：“经常是种了，淹了，有水时卖牲口、卖农具，没水了再买牲口、买农具，这么来回折腾，每次都损失很大”。他们经历了农变工，工变农，农变渔，身份几年一变。
近20年过去了，这些“半路出家”的渔民究竟是怎样过的呢?我又一次走进了顺民庄，耳闻目睹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2005年4月27日清晨，我来到 顺民庄。
晨曦中，月亮的影子还留在湖面上，只见陆陆续续从各家院子里出来两个人，一人扛橹，另一人拿个大铝盆，径直走向湖边。解缆、撑篙，摇橹，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蒙胧的湖中了。老支书一家三口出来了，女儿翠敏和她母亲上船朝着湖里划去了，老支书另划一条小渔船载着我也进了湖。
翠敏摇船，她母亲起网，我注意到开始起的几个网都没有任何收获，但她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继续起网。
上午近10点，翠敏母女俩回来了。小船靠岸后，翠敏端着满满一盆鱼上了岸，放在小推车上径直来到收购点，过秤，装箱，收购鱼的姑娘将数量和价钱记录在小本子上，翠敏一家的鱼就算卖完了。我估算了一下，翠敏一家今天收入大概50块钱。
我问翠敏：“今天逮的鱼比平常多还是少?”
“一天逮30多斤鱼就是最好的了。”翠敏说。“打鱼没保证，有时遇上刮风下雨就无法下网，很可能两三天一条鱼也没有。我家前天刮大风就没出去。有鱼和没鱼的日子平均下来，每天的收入可能就是几块钱。”正说着，又来了一位中年男子卖鱼，他今天打了14斤鱼。相比之下，翠敏一家这两天运气不错。
我跟着翠敏到了她家，一家人开始吃早饭，这时已是上午十点半了。
“今天鱼也卖了，下午就没事了吧?”我问大妈。
“吃完早饭还要摘网，就是把挂在网上的水草等杂物一点点摘去，很费功夫的。”大妈说。
“然后呢?”
“吃过中午饭，下午三四点钟再去下网……”
大妈说她今年59岁，自耕地被水淹了后就开始打鱼，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但是一天不出去，一天就没钱，这日子还得过呀。村里像大妈这样年龄还打鱼的人有不少。早上我就碰到一位69岁的老人仍然在打鱼，他说：“不逮鱼没办法，孩子上学一年得3000多块钱，每天生活至少也要十几块钱。”
下午，老支书带我在村里又访问了几位老人，家家户户已被“逼上房梁”。落满灰尘的几件老旧农具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些农具还有用吗?”我问。
“没用了，可也舍不得扔呀……”一位老伯叹了口气说。
“种地和逮鱼比，哪个更好?”
“老年人大多不会打鱼，更愿意种地，30岁以下的年轻人愿意打鱼，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种地了。”老伯说。
在几十年的晃荡中，最终操起渔具的千顷洼农民，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院门外挂的渔网和湖边的小船，表明了他们现在的身份，但是曾经的农耕历史依然让他们留恋。村民孙家才说，我们村原来每人差不多20亩耕地，每亩按现在的收入500元算，衡水湖蓄水后，全村每人一年就“奉献”了一万元，而得到的国家补偿还不足100元。逮鱼一年最多4个月，即使不算成本，每户一年收入也就四五千元。近两年，看着周边种地的农民，每亩棉花一年就能收入两三万元，孙家才他们更感到没有了土地好像没有了根，东一把西一把的日子，就像每天在渔船上晃荡。他们说：“说得不好听点，我们现在是死无葬身之地。村里土地被水库淹的时候，一些土葬的祖坟也被淹了，现在我们村仅有的陆地就是那条通往外边的土路，新坟只能建在路边上。可是近几年要搞旅游，规定路边不能有坟。”
衡水湖保护区的建立，对这些失地农民来说又多了一些限制。他们面对的是一道比一道更难跨越的门槛。
“过去吃粮、吃菜、吃肉都是自己种自己养，现在猪不让养，鸭不让养，全部靠买，每天至少要十几块钱才能维持生活。”村民们说。
正当这些失地农民筹划着利用水面养鱼、养鸭、搞旅游……不断地寻找新路子还没有眉目的时候，2000年，以保护湿地鸟类及其栖息地为主要对象的衡水湖自然保护区建立了，无疑又对老百姓多了限制。因为要保护衡水湖不受污染，养猪、养鸭被禁止了；老百姓过去用网箔(俗称迷魂阵)捕鱼，因为它不分大小鱼一块儿捕，并对鸟类造成伤害，所以必须改用扎网；有些人搞起旅游，为游客开船，因为柴油机船对湖水有污染，被政府统一收购；近几年，政府从保护资源的角度出台了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期间，老百姓没了生活来源……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说，这些措施本无可非议，但是在这过程中，老百姓废了网箔买扎网，缴了旧船买新船，又一次受损。
自然捕捞受到限制，这些失地农民又盯上了人工网箱养殖，但谁知又是一堆困惑在那里等着他们。
“我从20岁开始当村干部，当了50多年，没受过处分，尽是奖励，可现在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北关村72岁的老支书王大卷无奈地说。
原来，各村耕地被水淹后，乡政府划出一些水面给各村集体经营。北关村自1993年开始搞网箱养鱼，鱼塘承包。10年后的2004年，村里开始新一轮鱼塘承包。但是申请承包的人多，水面有限，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于是为承包鱼塘的事，在群众之间、村干部之间意见不统一，闹了几个月毫无进展，进而导致当了50多年村干部的支书王大卷和村主任辞职。
失地的农民们在接受保护区管理的同时，没有放弃致富的愿望。两年前，绳头村的支书和村长带着村民跑到山东学习蒲草编织，因为衡水湖里长着大量的蒲草，不用的话，就烂在水里了。他俩说：“以前割蒲草直接卖给山东，这两年开始搞蒲草编织。我们专门去山东、吉林、唐山了解行情，把人家的样品拿回来给村民看。2004年保护区又组织村里老百姓去山东学习，我们村去了10个人，秋后又把师傅请来，教了12天，学会了5种编织，20多户学会了。村里拿出一部分资金买模具，但现在因规模小，数量不多，还没有市场。”
近几年，衡水湖的旅游慢慢火起来了，现在只有少数村民经营起了饭店、旅馆、游船。对大多数村民来说，一方面没有能力投资，另一方面还没有很强的运作能力，摆在他们面前的仍是一道道更难跨越的门槛。
保护区的成立，其实给这些失地农民们提出了一些限制的同时，也提出了一条把眼光放得更远的致富之路。但是，这条路除了使当地受益，还要使全社会甚至全人类共同受益。这些失地农民又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全局利益，放弃已有的方式，做出新的选择。
千顷洼是衡水湖的前身，曾经是一片自然湿地。那时的千顷洼时涝时旱，变化无常，涝时整个地区成为一片汪洋；旱时仅洼地有水，成为大片良田。因此洼里散布着不少村落，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早巳习惯了几千年来水进我退、水退我进的耕种生活。
千顷洼田地几万亩，农民怎么也种不完。涝了，旱了，对村民生活影响也不大。想起当年，顺民庄一位憨厚的老伯咂着自制的卷烟，笑呵呵地说，“田地没数!随便种，那么多地，怎么种得完啊!想上哪种就上哪。种一年吃五年啊!”
除了修水利对付旱涝，几千年来人们乐天自足地生活在这片洼地里，生生不息，他们似乎从没有想过这个地方还会变成别的什么样子，他们耕种着，收获着，生活着，似乎和自然达成了一种默契与和谐。
忽然有一天，千顷洼变了，那里的农民也从此告别了早已习惯了的默契与和谐，开始了命运的漂泊与动荡。
时间回到几个特殊阶段：1958-1972年，1973-1985年，1986年至今。
1958年，千顷洼涌进了几万人，三十八天后，变成了一个大水库，而祖祖辈辈生活在千顷洼的农民离它而去……
“我们是农民不像农民，渔民不像渔民，农民没有地，渔民没有渔民的政策，也有人说我们是‘无地的农民’”。这是我在衡水湖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顺民庄村支书董海水一家的经历也许就是这些千顷洼农民的缩影。
2005年4月26日下午，我走进了顺民庄。这是一个四面环水，唯有一条小土路伸进去的小村子。忙了一上午刚刚回到家的老支书热情地接待了我。已经66岁的他，从20多岁当村干部到现在还在忙碌着。
我的问题将老支书的记忆带回到了大跃进的年代：“1958年修水库时，政府组织当地村民搬迁，合并到别的村里。别的村人家还有点自留地种点菜什么的，可我们外迁来的人什么也没有，住简易房，吃大食堂。”这是千顷洼的农民第一次搬迁，除顺民庄外，还涉及北关、绳头等几个村1000多口人。而他们离开后的干顷洼，仅仅三十八天后就变成了一个大水库，几个村一万多亩耕地和房子全部被淹没。
“1958年修水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前期为了行洪，后期为了灌溉，提高粮食产量，还有保京津铁路……”老支书说。
修水库是国家的需要，全局的利益，舍小家顾大家，他们能理解。虽然政府对移民的生活进行了安置，但是故土难离呀!千顷洼在他们心中总有一种牵挂。水库修好后连续几年蓄水，但由于在平原地区修水库，只顾蓄水，不顾排水，结果带来的是白花花的一片盐碱，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效果。1962年，只好提闸放水，水下的耕地又显露出来，招引着那些迁走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回到了它的怀抱。可是，千顷洼除了一片土地外，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得重头开始，一边重建家园，一边重新耕耘起自己的田地，直到1972年。说起那次搬迁，村民们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见识什么叫水库，而为了这水库，他们有了第一次集体搬迁和“借宿”它村的经历。并从那时起，他们就与动荡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3年，老天爷降雨多了起来，水库自然蓄了水，第二次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成了最早进城的农民工。
老支书给我讲了一段至今难以忘怀的经历。1973年水库又蓄水后，村里有60人由当地政府安排到衡水市当了工人，种粮的转成吃商品粮的了。其余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没办法安排，后来老支书通过在天津工作的表哥的关系，带着村里100多人去了天津，搞起了建筑。“那时还没有外出打工这一说，如果没有五级(村、乡、县、地区、省)证明，施工单位哪敢接收外来打工的?我们属于政府特殊照顾，要不然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开证明、盖章，我光跑省上就好几趟。”老支书说。
“到天津打工，一下子变换了身份，换了生活环境，适应吗?”我问。
“刚到天津时不适应，农民一家一户，同父母、孩子一起生活惯了，到那儿一年才回一次家。吃饭也不适应，在家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那儿就不行了，100多号人，只能吃馒头炒菜。住的条件也差，十多个人睡一个大通铺……”老支书说。
当时卖了农具和牲畜，外出打工，这是千顷洼的农民头一次离开土地进了城，这恐怕也是最早进城的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由种地的变成盖楼的，这种身份转换的巨大反差，给他们带来诸多不适应，一部分人打了退堂鼓，最后搞建筑的只剩40多人。
1973年后，随着一些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水库也在断断续续地蓄水、引上游水，但水量时大时小，1981年到1984年因上游缺水，一点水也没有蓄上，水库停蓄。这期间，搬迁出去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大部分又回来重操旧业——置办农具、买牲畜，种地。千顷洼农民的命运就在洼里有水无水、水多水少中来回晃荡。
回忆起带着村民在天津搞建筑的那些日子，老支书十分感慨，他们从农民摇身变成了建筑工人，靠着他们的勤劳在天津成了一支小有名气的建筑队。但是，他们也饱尝了农民工的苦楚。因为他们的身份，因为一身土里土气的打扮，因为囊中羞涩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和尴尬，成了身在都市却又远离都市的异类。他们在困惑和迷茫中奋斗了近10年，最终还是回到了故土一一千顷洼。如今，我们可以从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身上见到他们几十年前的影子。
1985年，水库又开始蓄水，并从外往里调水，作为水库的今生终于稳定下来。这一次，千顷洼农民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放下农具，操起了渔具。
“刚开始打渔时，不会撒网，也不会摇船，头两天上船头晕，还没见着鱼呢就晃，晚上回来躺在炕上还晃哩……”这是绳头村村长魏宝根给我讲述的他们当初学打鱼的情景。
“从哪儿学的打鱼?”
“请白洋淀、山东的师傅来教。我们自己没船，也没渔网，就给师傅打下手，一个礼拜学会撒网，两三年才基本都学会了……”魏宝根提起学打鱼的事，仿佛又回到当年头一次上船时的情景，连比划带晃悠地说。
自1985年开始，衡水湖作为水库的功能日趋完善，除自然蓄水外每年还从外往里调水。千顷洼农民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成了渔民。这是千顷洼农民第三次折腾了，村民们说：“经常是种了，淹了，有水时卖牲口、卖农具，没水了再买牲口、买农具，这么来回折腾，每次都损失很大”。他们经历了农变工，工变农，农变渔，身份几年一变。
近20年过去了，这些“半路出家”的渔民究竟是怎样过的呢?我又一次走进了顺民庄，耳闻目睹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2005年4月27日清晨，我来到 顺民庄。
晨曦中，月亮的影子还留在湖面上，只见陆陆续续从各家院子里出来两个人，一人扛橹，另一人拿个大铝盆，径直走向湖边。解缆、撑篙，摇橹，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蒙胧的湖中了。老支书一家三口出来了，女儿翠敏和她母亲上船朝着湖里划去了，老支书另划一条小渔船载着我也进了湖。
翠敏摇船，她母亲起网，我注意到开始起的几个网都没有任何收获，但她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继续起网。
上午近10点，翠敏母女俩回来了。小船靠岸后，翠敏端着满满一盆鱼上了岸，放在小推车上径直来到收购点，过秤，装箱，收购鱼的姑娘将数量和价钱记录在小本子上，翠敏一家的鱼就算卖完了。我估算了一下，翠敏一家今天收入大概50块钱。
我问翠敏：“今天逮的鱼比平常多还是少?”
“一天逮30多斤鱼就是最好的了。”翠敏说。“打鱼没保证，有时遇上刮风下雨就无法下网，很可能两三天一条鱼也没有。我家前天刮大风就没出去。有鱼和没鱼的日子平均下来，每天的收入可能就是几块钱。”正说着，又来了一位中年男子卖鱼，他今天打了14斤鱼。相比之下，翠敏一家这两天运气不错。
我跟着翠敏到了她家，一家人开始吃早饭，这时已是上午十点半了。
“今天鱼也卖了，下午就没事了吧?”我问大妈。
“吃完早饭还要摘网，就是把挂在网上的水草等杂物一点点摘去，很费功夫的。”大妈说。
“然后呢?”
“吃过中午饭，下午三四点钟再去下网……”
大妈说她今年59岁，自耕地被水淹了后就开始打鱼，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但是一天不出去，一天就没钱，这日子还得过呀。村里像大妈这样年龄还打鱼的人有不少。早上我就碰到一位69岁的老人仍然在打鱼，他说：“不逮鱼没办法，孩子上学一年得3000多块钱，每天生活至少也要十几块钱。”
下午，老支书带我在村里又访问了几位老人，家家户户已被“逼上房梁”。落满灰尘的几件老旧农具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些农具还有用吗?”我问。
“没用了，可也舍不得扔呀……”一位老伯叹了口气说。
“种地和逮鱼比，哪个更好?”
“老年人大多不会打鱼，更愿意种地，30岁以下的年轻人愿意打鱼，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种地了。”老伯说。
在几十年的晃荡中，最终操起渔具的千顷洼农民，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院门外挂的渔网和湖边的小船，表明了他们现在的身份，但是曾经的农耕历史依然让他们留恋。村民孙家才说，我们村原来每人差不多20亩耕地，每亩按现在的收入500元算，衡水湖蓄水后，全村每人一年就“奉献”了一万元，而得到的国家补偿还不足100元。逮鱼一年最多4个月，即使不算成本，每户一年收入也就四五千元。近两年，看着周边种地的农民，每亩棉花一年就能收入两三万元，孙家才他们更感到没有了土地好像没有了根，东一把西一把的日子，就像每天在渔船上晃荡。他们说：“说得不好听点，我们现在是死无葬身之地。村里土地被水库淹的时候，一些土葬的祖坟也被淹了，现在我们村仅有的陆地就是那条通往外边的土路，新坟只能建在路边上。可是近几年要搞旅游，规定路边不能有坟。”
衡水湖保护区的建立，对这些失地农民来说又多了一些限制。他们面对的是一道比一道更难跨越的门槛。
“过去吃粮、吃菜、吃肉都是自己种自己养，现在猪不让养，鸭不让养，全部靠买，每天至少要十几块钱才能维持生活。”村民们说。
正当这些失地农民筹划着利用水面养鱼、养鸭、搞旅游……不断地寻找新路子还没有眉目的时候，2000年，以保护湿地鸟类及其栖息地为主要对象的衡水湖自然保护区建立了，无疑又对老百姓多了限制。因为要保护衡水湖不受污染，养猪、养鸭被禁止了；老百姓过去用网箔(俗称迷魂阵)捕鱼，因为它不分大小鱼一块儿捕，并对鸟类造成伤害，所以必须改用扎网；有些人搞起旅游，为游客开船，因为柴油机船对湖水有污染，被政府统一收购；近几年，政府从保护资源的角度出台了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期间，老百姓没了生活来源……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说，这些措施本无可非议，但是在这过程中，老百姓废了网箔买扎网，缴了旧船买新船，又一次受损。
自然捕捞受到限制，这些失地农民又盯上了人工网箱养殖，但谁知又是一堆困惑在那里等着他们。
“我从20岁开始当村干部，当了50多年，没受过处分，尽是奖励，可现在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北关村72岁的老支书王大卷无奈地说。
原来，各村耕地被水淹后，乡政府划出一些水面给各村集体经营。北关村自1993年开始搞网箱养鱼，鱼塘承包。10年后的2004年，村里开始新一轮鱼塘承包。但是申请承包的人多，水面有限，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于是为承包鱼塘的事，在群众之间、村干部之间意见不统一，闹了几个月毫无进展，进而导致当了50多年村干部的支书王大卷和村主任辞职。
失地的农民们在接受保护区管理的同时，没有放弃致富的愿望。两年前，绳头村的支书和村长带着村民跑到山东学习蒲草编织，因为衡水湖里长着大量的蒲草，不用的话，就烂在水里了。他俩说：“以前割蒲草直接卖给山东，这两年开始搞蒲草编织。我们专门去山东、吉林、唐山了解行情，把人家的样品拿回来给村民看。2004年保护区又组织村里老百姓去山东学习，我们村去了10个人，秋后又把师傅请来，教了12天，学会了5种编织，20多户学会了。村里拿出一部分资金买模具，但现在因规模小，数量不多，还没有市场。”
近几年，衡水湖的旅游慢慢火起来了，现在只有少数村民经营起了饭店、旅馆、游船。对大多数村民来说，一方面没有能力投资，另一方面还没有很强的运作能力，摆在他们面前的仍是一道道更难跨越的门槛。
保护区的成立，其实给这些失地农民们提出了一些限制的同时，也提出了一条把眼光放得更远的致富之路。但是，这条路除了使当地受益，还要使全社会甚至全人类共同受益。这些失地农民又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全局利益，放弃已有的方式，做出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