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我想房伟是呈以深情拥抱的，以爱好者、评论者和创作者兼而有之的多重身份。作为爱好者，他仿若书蠹，在古今中外浩瀚的文学卷帙里贪婪而忘我地汲取着自己喜欢的和需要的营养。无论他是学生、肉联厂工人、机关秘书，还是社科院研究员、大学教授，对文学的热爱，矢志不渝。作为评论者，他将目光投注于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丰沛的知识积淀、开阔的理论视野、敏锐的感悟和鉴赏能力铸就了他犀利的“牛刀”，也奠定了他作为70后新锐力量在评论界的地位。作为创作者，他沉潜于生活之河里，荡漾的微波、飞溅的水花、峻急的湍流、魅惑的旋涡……他以赤子的情怀和敏感的心性和面对、感受着这些生活的馈赠，并将其敛藏、使之发酵、付诸文字，不断散发出文学的馨香。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教授一向主张文学研究者要有进入和参与文学现场的能力，作为其得意门生，无论是源自本性的“水到渠成”还是出于对师训的谨遵，房伟虔诚而满怀激情地践行着，长篇小说《英雄时代》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英雄时代》催人表达、促人“反刍”
　　好的小说就像一枚澄澈璀璨的钻石，有很多精细的切面，不同的切面折射出不同的光辉，个个切面聚合成一个整体，便显现出非凡的气度。《英雄时代》就是这样一本小说，让人有强烈的表达欲望，表达的东西很多，却有种不知从何说起的困惑，而不说则又觉得不畅快。面对《英雄时代》，可惜自己没有郢人和庖丁般超凡的技艺，只好絮絮道来。
　　房伟酝酿《英雄时代》用了几年的功夫，而落笔则只消一个月的时间。难怪初读小说便有种酣畅淋漓的感受，无厘头的幽默文字、飞扬灵动的诗意想象、针砭时弊的胆识和智慧，以及大胆却精巧的行文结构让人忍不住一次次暗暗叫好，阅读起来着实快意。
　　《英雄时代》引人在阅读之中和阅读之后主动进行“反刍”：王小波激扬的英雄情结和游戏精神，莫言审美狂欢中透出的惨烈气息，刘震云人到中年的“一地鸡毛”式的悲凉，以及影片中周星驰戏谑语言被伤感腌渍的痕迹，在“反刍”过程中渐渐显现出来。待各种况味渐渐沉淀，孑然而立的是一种孤独与无奈。房伟以显性饱满的文字刻画了“英雄”，而以文字隐性的力量为“英雄”投下一个暗影，无言地诉说着英雄的孤独和悲情。初读时畅游于文字，而“反刍”时则被这个影子笼罩。
　　《英雄时代》里的“英雄谱”何谓“英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可见应该是智勇双全之人，无论男女，也无论古今。小说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某县城肉联厂刘建民和王梅的故事为主线，内嵌对《水浒传》中武松和潘金莲故事的个人演绎。刘建民、王梅、武松、潘金莲身上体现了作者对“英雄”一词的诸多理解。
　　刘建民：被“安置”的命运：
　　房伟创作《英雄时代》的初衷是对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反思，他说“宏大叙事遮蔽了个体命运的起承转合，实际上作为个体，我感触最深的是国企改革背景下大学生的命运。”大学文秘专业毕业被分配到肉联厂的刘建民无疑是典型代表。入厂之初，艰苦的生活条件、与自己的所学风马牛不相及的机械而血腥的工作给了刘建民当头一棒，青春的激情、高远的理想遭到无情的打击。这期间，是爱幻想的天性使然，也是聊以抵御残酷现实的有效选择，刘建民时常蹲在厂房门口，任由自己在冥想状态中遨游，在幻化的世界里，他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燕麦小子，“跑到中国，变成了武松，最终成长为英雄，并独自打死了一头猛虎……”
　　刘建民身上具有很多英雄的特质：他虽然他位卑言轻，但始终未向钱权势的代表的副厂长和严书记屈膝；尽管也曾一度萌生“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玩世念头，但最终没有放弃把握自己命运、坚守自己尊严的主动权；他对二妞的公允而明朗态度、对王梅的接纳与情感里始终坚持自己的标尺，而不为庸俗的偏见左右。很明显，王小波笔下王二的游戏精神在刘建民身上得到了延续。刘建民的“游戏”体现在他的冥想和小说写作中，也体现在他貌似“玩世不恭”的言行中，而这些实际上是他释放自由奔放的生命、消解苦难、对抗现实并抵御绝望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带给他的是潜藏、持久而不张扬的智慧，胆识和力量。
　　然而，他身上也分明体现着英雄的悲情。在小说末尾，刘建民离开肉联厂，成了一个个体屠宰户，像其他屠户一样，起早贪黑地干着屠户的活儿、给老母猪注水以便买个更好的价钱，还不时向工商税务部门小头头行贿。偶尔想起那被王梅垫在炉子底下最终被烧成灰烬的《打虎记》手稿，他才猛然想起自己曾有过那么多绮丽的幻境和梦想。看着王梅不修边幅、狼吞虎咽吃烧鸡的情形，刘建民一定感到格外孤独和凄凉，“战友”不再，自己将独自“奋战”。走过激扬的青春，刘建民貌似自主地选择了出路、逃脱了权势的魔爪，却终究逃不出命运的摆布，不禁慨叹“我只不过是从一个‘安置’走向了另一个‘安置’。”
　　王梅：“林黛玉”的堕落：
　　与刘建民横向对应的是王梅。当年的她“刚从大学外语系毕业不久，人长得漂亮，贤淑雅致，作风也严谨，颇有点儿林黛玉的风采。”这样一个女子，当是遗世独立、出尘清高的，却要终日接受生猪声嘶嚎叫、皮肉飞溅的血腥场面的“洗礼”，为了换取一份不在屠宰现场的清闲干净工作，她委身于副厂长。在权利的淫威之下，个体的选择或命运有几种可能：对抗（结局是以巨大代价获得成功，也可能是走向毁灭），由隐忍而至麻木或崩溃，另外一个便是屈从。王梅选择了屈从，她对副厂长的“委身”具有象征意味，即个体理想、尊严的屈服。
　　在对权利的屈从过程中，王梅忍受着精神的折磨，并向刘建民发起了有关“堕落”的追问。对此，刘建民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但有的时候，道德其实不过是一些欺骗别人并自欺欺人的事情。可怕的是，自己堕落了，却认为自己受迫害，或者说，堕落了，还装着没堕落。就是堕落，也要坦坦荡荡，清清白白。”并坦言“我自己也堕落了，凭什么看不起你？比如说，我和老崔，就看过你们女工洗澡。”刘建民的“堕落理论”给王梅带来了深切的抚慰，王梅也由此感佩于刘建民的英雄气度，并毅然离开了副厂长而转向刘建民，两人并不笃厚的爱情在共同对抗外来胁迫和压力的过程中得以加深。
　　然而，王梅终究不是一个完美的“女英雄”，王梅由对副厂长的屈从而转向对刘建民的主动追求从实质上说都是对强者的一种趋近和依附，只不过前者是带有阴暗色彩的权势，而后者是带有明亮色彩的独立精神。离开副厂长后，王梅和刘建民备受排挤，王梅一次次催促刘建民决绝地辞职走人，很难预料如果两人仍然留在厂里，王梅是否经得住较以往猪叫、猪毛和血腥场面更摧残人的现实挤压和折磨。另外，小说结尾，王梅成了一家私人学校的老师并为人母，生活的重压犹如无情的刻刀，终把昔日颇有“林黛玉风采”的她雕刻成一个臃肿而世俗的妇女形象。之前在肉联厂里，王梅对淫威一度选择了屈从；离开肉联厂，在磨人的现实中，人们看到王梅最终走向了麻木。作品由此引人产生这样的感慨：“英雄”本无性别之分，想做“女英雄”势必要接收更多重、更残酷的磨难。 　　武松：对“被英雄”说“不”：
　　与刘建民纵相对应的是其创作的小说中的武松。在武松身上，更多地体现了作者房伟的一种反思精神和颠覆勇气，直指现实、历史和伦理等诸多层面。《水浒传》里武松打虎的英勇事迹人人皆知，后来入伙梁山，成为名传后世的英雄好汉。对此，房伟说：“《水浒传》中武松是一个道德化的英雄，以杀人、杀女人的方式成就自己的英雄名气。真正的英雄不应该是这样，应是懂得尊重别人，具有人性中的勇气和智慧。”于是，在《英雄时代》里，武松被人们误解成英雄，并一度沉浸在身为英雄的荣耀里。
　　历史是被提前记录下来的当代，而幻想、故事、传说里分明带有现实的投射，武松的“被英雄”有多重意蕴，显然具有现实批判意味。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传统历史叙事和评判的质疑，另一方面则影射了当下社会“被文化”的荒诞与蒙昧。另外，连同潘金莲的“被淫妇”，读者也分明可以读出一份无奈：人活于世，难免顶着这样那样的头衔，这些头衔或如“英雄”令人艳羡，或如“淫妇”遭人唾弃，终归是被他人冠以的，这里的“他人”或指向强权，或指向民间，却都给当事人带来了种种困惑乃至灾难。在强大的“被文化”环境里，事实遭到遮蔽和歪曲，个体遭到异化和戕害。
　　在官家眼里，梁山是一个草寇聚集的窝点；在民间传说里，梁山是一个英雄荟萃的圣坛。窝点也好，圣坛也罢，武松由“山外人”转而为“山中人”，看尽了其中的虚伪、无聊，自有对梁山的深切理体会，他最终选择了离开。离开时的武松颇似《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一切都是浮云，对他最重要的或许只有金莲。
　　刘建民常把自己幻想为武松，武松最终清清爽爽地离开梁山，抛却了“英雄”的浮名过着自己做主的日子，不为任何人左右和奴役；相形之下，刘建民的人生却显得暗淡无光。对武松的塑造，是以传奇人物映现凄凉现实人生的策略，也寄托了刘建民乃至作者的微弱但明丽的希冀。
　　潘金莲：谣言的怪诞与力量：
　　《英雄时代》的潘金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她不仅不是被历代人唾弃的淫女荡妇，也不是循规蹈矩、温顺孱弱的传统良家妇女。潘金莲虽然出身寒微，却不甘心被他人和命运摆布，她有勇有谋、敢爱敢恨，是一个带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侠女，她超凡美貌、精湛武艺和机灵俏皮很像黄蓉、紫霞等经典武侠小说和影片中的人物形象。
　　作者为《英雄时代》里的潘金莲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结局，以他人叙述的方式呈现，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给人光怪陆离的印象。马老板说金莲在狱中受尽各种身体和精神磨难后自杀而亡，张老板说金莲被叛以“骑木驴”的极刑而被处死。对于两种说法，作者的描述可谓浓墨重彩，让人不禁联想到莫言《檀香刑》和苏童《我的帝王生涯》里面有关酷刑的血腥描写，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另外还有两种说法，狱卒则说金莲是被乱刀砍死的，而阳谷小同乡则说金莲后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大鸟飞走了，县令怕不好向上级交代还制造假消息并勒令百姓封口，后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某些怪诞、荒唐的相关事实，令人读来不禁一笑。这样的安排似乎有笔墨不节制和天马行空之嫌，却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作者想由此揭示一个严肃的命题——什么是“真相”，怎样解读“真相”？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角度上叙述或转述自己的所见或所闻的事件，使历史成了一个混乱的谜团、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莎士比亚说，谣言会把人们所恐惧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正像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从对金莲之死的种种传言或说“谣言”中，什么是人们“恐惧的对象”不言而喻。或许，潘金莲和武松才是刘建民乃至作者心中真的“英雄”，“英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真正具有独立精神、权利和尊严的“个体”，对英雄的呼唤，实际上就是对真正意义的“人”的呼唤。
　　“诗意的世界”离不开对英雄的冥想。王小波作为一面文学和精神的旗帜，深深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也包括房伟。作为王小波文字的忠实爱好者，房伟至今难忘自己在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王小波《白银时代》时激动的心情，而《黄金时代》一书他竟然读了几十遍之多，他以阅读走近王小波。作为评论者，多年来，他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王小波文学评论的文章，引起了不小反响，他以评论解读王小波。作为创作者，房伟说“他（王小波）的写作方法对我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竟然还可以这样写”，并有意无意地向他学习，在他离世15年后，房伟的《英雄时代》问世，他以此致敬王小波。《英雄时代》名字的由来多有周折，之前曾被命名为《打虎记》、《屠宰场里的潘金莲》，《英雄时代》无疑是最好的，“英雄”是对其自己以及王小波精神内核的高度提纯，“时代”则是对王小波《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的自然接续。房伟说，“作为前辈，王小波已给我们指出一条路，要保持精神上的尊严，虽然环境恶劣，但一定不要被现实压垮……让我明白了除了当顺民，除了当异见者，还有另一种活法。”房伟自言最信奉的名言来自王小波——“人拥有此生此时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或许，他所说的“另一种活法”即指向“诗意的世界”，而“诗意的世界”里是离不开幻想，离不开英雄的。卡尔维诺说：“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们就该像波修斯那样飞到另一个空间，这并不是逃入梦或非理性中去，而是必须改变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飞”对刘建民而言就是对武松、中世纪骑士等英雄，以及英雄时代的冥想，这种“冥想”并不是逃入梦或非理性中，而是给人以无形的牵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