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８．１５”纪念日到来之前，中日两国有责任感的“知日派”和“知中派”学者在本刊编辑部面对面，从现实中的中日关系出发，梳理了两国关系几十年的发展状况，并探究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走向。本刊与日本爱知大学《中国２１》杂志同时发表几位学者的精彩发言。
　　加加美光行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所长、教授
　　金熙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冯昭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前副所长、研究员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天儿慧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所长、教授
　　
　　中国放弃“区分论”了吗？
　　
　　加加美光行：
　　今年８月１５日是日本战败六十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是在这个敏感时期开的这个座谈会。通常中方学者去日本参加这种讨论会的机会相对多一些，而日方学者专门来中国参加这种讨论是很少的。但为了了解今后日中关系发展的方向和听取中国学者的看法，虽然有几分冒险， 我们还是来了。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区分论”。在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争责任问题采用了“区分论”。即认为日本人民无罪，战争的责任在日本国家领导层。
　　
　　今年以来日中民众间出现了一些对立事件。日本的一些做法激起了中国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而中国的这种反日活动反过来又激起了日本一些民众的反华情绪。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专家，我对这种现象非常担忧。
　　过去中国批评日本的历史问题和教科书问题，只是针对日本政府和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可近年来，中国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上述那一小部分人，而是包括了日本老百姓在内的普通民众。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１９７２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曾宣布，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权利，根本目的是不让日本百姓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周总理说，日本百姓也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的确，在战后的一些年里，日本人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１９６０年日、美签署“安保条约”时，有５００多万的日本民众参加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仅首都东京就有５０多万人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示威游行、围攻日本国会，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当时的首相岸信介下台。因为岸信介不仅与美国签署了“安保条约”，更想把日本的自卫队改编成国军，进行日本国家的再军备化。同时，他还想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全面放弃战争手段）。在“日美安保条约”签署的当年（１９６０年），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接见日本客人时曾这样说，在反对美日安保的活动中，日本人民表现出了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英雄行为。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日本人民的反美、反战活动。以后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区分论”。中国领导人认为日本普通的百姓是无罪的，是反对战争的，战争的责任在日本的领导层。但今天这种“区分论”几乎消失了，起码是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不再采用“区分论”了。同时我认为中国政府也没有坚定地坚持“区分论”。
　　
　　我认为这种变化有它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自１９７５起到现在的３０年里，在日本，那种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几乎消失了，这是明治维新以来史无前例的。我认为这是日本人信仰危机的一种表现。举一个例子。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一个调查委员会出台了一份报告，称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此报告一出，在世界各地，包括英、美等国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在日本却没有。实际上日本国民并非不反对伊拉克战争。如果做舆论调查的话，至少会有５０％以上的人表示反对伊战，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看法，更不愿意组织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这给外国人（包括中国人）的印象，当然是日本人不反对伊拉克战争，是全面支持小泉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日本国民这种保持沉默的做法，事实上的确起到了支持小泉政府的效果，客观上帮了小泉的忙。
　　仅仅３０年，为什么日本人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是一些日本人理想破灭后的表现。当意识形态具象化、现实化的时候，其结果常常会很令人失望。苏联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时期，杀死的自己人超过了１０００万。而所谓的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让日本年轻一代充满希望后又失望。上个世纪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越南人死亡的数量超过了２００万。日本在二战后全面跟着美国走，采用的现代化模式也是美国式的。上世纪６０年代前后，日本的社会里产生了很多问题。如严重的空气污染、对自然的破坏、贪污腐败现象、医疗机关不负责任等等。很多青年学生逐渐认识到了美国现代化模式的弊端，并对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感到了失望。当时也有一部分人曾经信仰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但在看到中国“文革”的悲惨情况后对红色中国也开始失望。我的一位好朋友户田彻１９８０年曾在岩波书店的月刊杂志《思想》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给马克思送葬”。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海湾战争中，为了表示对美国的支持，日本支付了人均１万日元的费用给英美联军攻打伊拉克，全国总共支付了相当于１００亿美元的经费。但是科威特政府宣布为海湾战争做出贡献的国家名单中，却没有“日本”的国名，当时的海部首相就此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疑，对方的回答是，日本只出钱，没出人。得知这个结果后，日本国民非常气愤。此后日本开始提出“国际贡献论”，其主要思想是日本不能只出钱，还要做出一些军事方面的贡献。就是从这里开始，日本跟着美国，把军队派往了海外，一步步地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束缚。
　　如果这是在１９７５年之前，日本国民一定会站起来反对政府的，但是由于日本普通百姓的信仰出现了危机，他们不愿意站出来，从而使得日本政府的决策能够全部得以实施，而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小泉首相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也是因为百姓的这种沉默。这就是目前日本的现状。
　　
　　向右翼开炮，但左翼挡着炮弹
　　
　　金熙德：
　　听了加加美教授的发言，我受到很多启发。我知道加加美教授是一位一贯追求思想深度的学者。
　　我认为“区分论”可以被看作是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二战后德国与日本都受到了战争审判，并确定了战争的责任者。这一结果是二战所独有的。我认为这样做也有好处。首先，以这种方式划分战争责任，可以使两国人民摆脱战争问题。第二，这一做法也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政策理念相符合。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打击一小撮，是共产党一贯的政策。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时期都是这样。
　　现在发生变化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民众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是否真正认同了“区分论”的观点。当时中国领导人说出了“区分论”，但这个决策并没有经过民主讨论，也没有经过研究机构的调研。因为当时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威望，老百姓接受了这一决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我本人而言，至今也是赞同这个决策的。然而当中日之间出现矛盾之后，两国民众都有了自己的想法，特别是现在言论日益自由之后，领导人已经不能完全代表老百姓了。
　　
　　而在日本，正如加加美教授所言，现在的民众在一些问题上既不说“是”也不说“否”，常常模棱两可，让人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日本舆论的单一化非常严重，多数民众都保持沉默，听到的多是右翼的声音，让人很难想像这是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而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并不清楚日本社会还分为左、右翼。所以他们听到右翼的声音就认为这是整个日本的声音，于是就产生了不能将战争责任全推到东条英机等少数甲级战犯身上的想法，而认为日本人都有份。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也是小泉首相的逻辑。小泉是不承认“区分论”的。他在国会答辩时就说，“把战争责任推到少数人身上是很奇怪的事情”。我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小泉说这段话，感到问题很严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出于好意，要把一小撮战争的策划者与普通的日本老百姓区分开来，但小泉作为日本首相却不接受。现在日本的主流舆论与精英也越来越不接受“区分论”。这样下去的话，恐怕中国的舆论与精英也很难再坚持“区分论”。我与很多来华访问的日本议员交谈过，有些议员对我讲，东条英机当时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我很吃惊。如果东条英机只是执行者的话，那么由谁来承担战争的责任呢？是天皇吗？当初要是惩罚了天皇，将东条英机以下的人都释放了，也就不会产生现在这样的混乱，最高战争责任者就很清楚了。
　　现在在中日关系上还有一个怪圈，江主席访日时谈到历史认识问题也好，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也好，中国学者写文章回击也好，矛头指向的都是日本的右翼，而非日本人民。但奇怪的是，来与我们接招、跟我们进行辩论的却是日本的左翼。日本的右翼根本就不到中国来，所以他们不怕中国，放开手脚骂我们。像《正论》、《诸君》等日本的一些右翼报刊，其内容我们根本看不下去。现在的情况是，一帮右翼躲在“善良的日本人民”后面攻击我们，向我们开炮，但我们却打不着他们，我们只要一回击，打到的先是挡在右翼前面的日本左翼，还有日本的普通民众。
　　
　　小泉的所作所为动摇了“区分论”
　　
　　冯昭奎：
　　我也认为日本人没有接受“区分论”，小泉一次又一次地参拜供奉了１４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动摇和颠覆了中国领导人的“区分论”，鼓动、助长了“不加区分论”。所以可以说小泉是中国人的“反日教员”，是反日风波的煽动者。
　　中国领导人提出“区分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认为中国老百姓和日本老百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受害形态不同。除去发生过冲绳岛战役这样的偏远岛屿外，日本人没有直接面对美国军人。而与之相对照，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则是在中国的本土历经了十几年的、全民规模的、人与人、面对面、民族对民族的对决。比较中日两国的战争受害形态，要让中国人不去憎恨千千万万个具体执行侵略暴行的日军官兵，谈何容易！但是，在中国领导人具有说服力的“区分论”的引导下，中国人还是努力做到了对日本的极大的宽容，东北抗日联军优待了三万多名日军战俘（这与近年来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善良的东北农民还抚养了大批日本人遗孤。
　　中日复交以后，上述“区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右翼区分开来，把日本一般为政者与日本右翼区分开来。
　　至于加加美先生提出的中国政府是否仍然坚持“区分论”的问题，我认为虽然在互联网和部分媒体上有人主张放弃“区分论”，但并不是主流，更不代表中国政府，我理解的中国对日外交仍然是基于一种广义的“区分论”，这就是上面说的，不仅把过去的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的日本国民区分开来，而且把今天日本少数右翼与广大日本国民及一部分坚持和平主义的政治力量区分开来。把今年４月中国发生的反日游行看作是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对决并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应是中国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与小泉政权的民族主义的对决。
　　
　　我赞同日中关系研究所所长凌星光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力量分为四派，第一是“亲美国际派”，代表人物就是小泉，对美国亲上加亲，实际上没有把自己国家看作是亚洲国家。第二是“亚洲国际派”，他们在重视同美国关系的同时，也重视对中国、对亚洲的关系。第三是“理性民族派”，代表人物是中曾根康弘。第四是“极端民族派”，代表人物是石原慎太郎，他狂热反华，又有部分反美倾向。今后日本政治主要是“亲美国际派”与“亚洲国际派”的较量，可以相信“亚洲国际派”的力量迟早会上升。
　　一般说来，极端派绝对不可能全面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中间派则比较注意照顾国家各方面的利益。现在日本形成了“回归战前”与“回归亚洲”的两条路线之争，处于四派中两端部分的“亲美国际派”和“极端民族派”倾向于回归战前，重走与亚洲邻国对立的道路；处于四派中间部分的“亚洲国际派”和“理性民族派”则倾向回归亚洲，重视对华关系。我相信，被视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日本老百姓终将认识到中间派的主张更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
　　
　　双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
　　
　　王逸舟：
　　我不是研究日本问题的，讲几句可能是外行的话吧。
　　现在中日关系比较复杂，而且在这个年份讲这个问题也比较敏感。民族情感、民族自尊始终成为双边决策的底色和基调。还涉及领土、能源问题。我想向加加美先生提个问题。您谈到日本民众感到很失望，无论是对美国的自由主义，还是对中国“文革”时代的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又如何看待日本与大洋彼岸的美国越来越近、而与中国越来越远呢？我认为这与小泉政权的倾向有关，也与力量、地缘政治的对比有关。原先日本看到的是发达的欧美，是黑暗落后的亚洲大陆，自然是选择脱亚入欧（美）。邓小平以后的时代，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亚洲一些国家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民众忽然发现原先不太注意的大陆现在正在出现发展的机会，当然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安定感。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美国方面的一些新情况，它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鼓励日本在国际上发出更大的声音。小泉代表的是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和对中国崛起不确定因素的担忧。于是又靠上了美国。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由于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和战略力量的变化。东亚开始出现两强。但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有多大，中国的国民也倾向于把自己国家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现实是外国人对中国的影响力估计得偏高，而中国人对自己的影响力又估计得偏低，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日本紧跟美国是有看法并进行批评的。一般人认为日本这样做就是亲美、保守、反华，是遏制中国的崛起。我赞赏加加美教授对中日关系几十年思想状况的梳理。应该说双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有高涨的民族主义，也有失落的民族主义，例如日本对ＯＤＡ（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多的评价表示不满，对中国方面要求其反复道歉表示不理解，而右翼则利用这个来强化“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的声音。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右翼总是以整体的面貌出现，发出声音的也多是代表政府的大臣或首相。中国人很难一一加以区分，中国的“知日派”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让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原因。
　　当然，日本人的一些做法也有他们的考虑。日本国民在海湾战争期间给美国贡献了１００多亿美元，但没有受到好评。现在日本为了让美国主流给予好评，要派出自卫队，要有人牺牲，但大的方向是要给国际社会做贡献。我曾经在日本的会场目睹了一个情况，当中国学者批评日本在伊拉克的行为时，很多日本人非常愤怒，并认真强调他们是给联合国做贡献。其实，按照我们的判断以及多数国家的判断，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是非法的，是缺少联合国合法性的，但日本很多国民却认为支持美国就是在支持联合国，是贡献国际社会，是比金钱更重要的贡献。
　　日本国民的这种心态，反映了东亚整个思绪的一种混乱。大家对自己的判断都不太明确，怎样走过来的，又将向何处去，看得都不清楚。现在在中日关系上，批评的声音占主调，情绪化的东西强大，缺少战略意识、大局感和平衡过程，这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学者比较担心的。“和”则两利，“斗”则皆损。中日矛盾增大，美国坐收渔人之利。我们看到，美国强硬的保守势力得到了日本国民的大力支持，日本向伊拉克既派兵又出钱，这在西欧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可理解的。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在亚洲造成很坏的影响。现在这个矛盾的线头越缠越紧，越缠越多。希望日本的“知中派”能够从国家利益和全局的高度来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国民在感情上有负罪感
　　
　　天儿慧：
　　关于“区分论”，我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另外还有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问题。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１９７６年，那是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我去了中国的东北。在抚顺市，当地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接待了我们，那时候他特别跟我们强调，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是不一样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这种说法让我觉得很别扭，我们这个访问团由对中国感兴趣的各种人组成，多数成员在战争问题上还是抱着对中国的负罪感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主任说我们没有责任，我们觉得很难接受。坦率地说，我认为“区分论”并不是处理战争责任的一种好办法。一般来说，从感情方面讲，日本的很多老百姓还是认为对于那场战争是有责任的，因为当时打仗的时候我们没有反对和抵制。我本人也持有这种想法。
　　所以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很多的日本老百姓去中国访问，为增进双方的友好交流、为进行环境保护和帮助贫困地区等。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双方的共识也在不断地增加。尽管现在看上去两国间的对立情绪比较高涨，但事实上，中日两国仍有很多的共识和相互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想法越来越复杂，“知日派”和“知中派”的工作也就需要做得更加细致。
　　长期以来，日本人在考虑日本外交时经常说的话是“脱亚入欧（美）”或者“脱欧（美）入亚”，但是当前日本的外交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中立的态度。
　　日本人现在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感情似乎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国家的概念又越来越淡薄。中国人看日本的时候，由于舆论的影响，更多看到的是日本民族主义强的一面，当然在考虑日中关系的时候这种声音也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另一方面，在日本，国际协调主义、和平主义、重视对中国友好的人也在不断增多，这也是事实。所以我认为在用“区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一方面是从感情上来分析，另一方面还要从理智上来分析，这其中有着很多可以作为依据的事实。根据这个事实来分析和建立新的日中关系非常重要。我认为“区分论”并不是最重要的，其中的事实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在看待中日关系的时候，不仅要看眼前的情况，更要看到将来长期的发展趋势。日本的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小泉这样的领导人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左右摇摆，做事出尔反尔。这种情况刺激了中国人的反日情绪，而中国人的做法同样又刺激了日本人的反华情绪。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努力使双方的人们更多地看到共同的利益，使日中关系向着合作的方向发展。
　　
　　加加美光行：
　　我同意天儿慧的看法。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和大部分的日本百姓都有这样一种战争的责任感。我的三个哥哥从１９４２年都参加了战争，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肯定也杀过人。所以我也会觉得战争有自己的一份。但日本刚刚战败时，一位著名评论家大宅壮一曾严厉批评过“一亿人赎罪论”观点，指出这种全民有罪论的观点实际就是要主张谁都无罪的观点。其结果就是为了使天皇和那些甲级战犯们逃避责任。
　　正如刚才金先生所讲，“区分论”这种观点是很早就有的，但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中国领袖提出的“区分论”是作为一个战术手段来应用的，６０年代后半期开始有了变化，以超过５００万的日本人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为契机，“区分论”从战术转向了战略。
　　另外在要不要放弃日本的对华战争赔偿问题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１９５２年“台湾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一个“和约”，宣布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权利。当时中共的周恩来总理曾发表过一个讲话，大意是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的巨大的灾难，所以是不能那么容易就放弃战争赔偿的，亚洲人民有要求日本给予赔偿的正当理由和权利。可是１９６５年前后，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最终有了１９７２年的正式放弃战争赔偿。
　　不过，日本在历史问题方面是有模糊认识的。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日战争的所有战场都在中国，对普通的日本人来说并没有切肤之痛。日本国内只有日美战争纪念馆、纪念碑。其实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人对美国人是非常仇恨的，后来因为获得了来自美国的大量经济援助，日本很快实现了战后的复兴，日本人对美国的感情才慢慢缓和了。
　　
　　金熙德：
　　像天儿慧教授所说的，在感情上每个日本人可能都在反省，但从理智上却不承认自己是战争责任者。
　　
　　中日关系发展了，历史问题才能解决
　　
　　冯昭奎：
　　我觉得历史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问题，现在靖国神社问题变成了一场外交斗争，本质还是正确的历史观与错误的历史观的斗争。但小泉把斗争性质歪曲为“中国干涉日本内政，日本不向中国屈服”。他的逻辑就是，他如果不去参拜，就是对中国屈服了。所以他一定要去，一定要显示自己是英雄好汉，这样就可以骗取更多日本国民的支持。
　　现在有人说，历史问题不解决，中日关系就不能发展。我则认为只有中日关系发展了，历史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因为中日关系发展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扩大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历史问题就好解决了。在日华人教授朱建荣说，历史问题不宜作为中日关系的“入口”，而应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出口”。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对的，因为只有以中日关系的发展为依托，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历史问题才能最终在国民层次上得到真正的解决。
　　日本有句成语，“手从喉咙里伸出来”，意思是特别渴望要一件东西。我认为目前日本的右翼特别想要的东西就是“三化”：恶化中日关系、激化中日矛盾、毒化中日两国间的气氛。因为有了这“三化”，主张强硬路线的右翼政治家不仅可以自保，还能使自己的鹰派路线后继有人、青胜于蓝。为了使比小泉更强硬的人物能上台，就需要中日两国、两个民族的对立情绪特别高涨。在这种条件下，右派右翼才会得势。现在小泉要借以做文章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靖国神社，另一个可能性更大的是东海。在邮政民营化出现败局的情况下，为转移百姓的视线，小泉就会把矛头引向国外。日本抗议中国开发“春晓”油田表明，小泉内阁中的右翼又在使用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伎俩了。具体地说，日本右翼现在想要的就是中国人用塑料瓶和石头砸日本的使领馆、料理店，再来一次更大的反日风波。这样，可能成为小泉继任者的安倍晋三就会越来越神气，越来越能得到支持。但是，我相信，中国的外交不会这么愚蠢，中国的民众也不会这么愚蠢。
　　
　　努力做到“现实问题非历史化”
　　
　　金熙德：
　　我想就今后怎样发展中日关系谈几点看法。
　　第一，我认为历史问题已经重新成为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本来，中国日本研究界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的工作，就是力图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因为虽然历史问题不可能消失，但我们想力争使它成为中日关系中的次要问题。但是，包括我在内的抱有同样想法的一批日本问题研究学者都没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不应总是就这一现状感到遗憾，而是应该现实地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老老实实地承认“历史问题”已经“现实化”了。不要还是用上个世纪７０、８０年代那种理想状态来看中日关系，不要主观理想化，而应该把中日关系客观现实化。
　　第二，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的做法是把历史问题加以外交处理、政治处理，一些感情问题被搁置起来了。当时的做法是物质上不再算账，精神上也不再追究，一切向前看。我认为历史问题本来就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国际关系上的，一是感情上的。本来这两个层面应该分开，两国政府也不应该动摇。负责任的政治家、主流精英，也应该坚持两国之间在外交层面上已经在１９７２年有了一个文件、有了一个框架的立场。感情问题也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加以解决。但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这两个层面开始混在一起，感情问题上升为外交问题，出现了和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时完全不同的局面。这想必是毛泽东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所未曾预料到的局面。现在，这种感情问题不断冲击外交关系，我最近把它称为“历史问题的现实化”。
　　反过来，由于历史问题的现实化，中日间的所有现实问题，如台湾问题、东海问题等都得不到解决。尤其是台湾问题，我们从理智上知道台湾问题主要不是中日之间的大问题，而是中美问题。日本不会为台湾与中国单独打仗，或者要保卫台湾、主动挑起事端。只有在中美之间出现问题时，日本才面临一个选择问题。而上述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中日之间的大问题，就是因为历史问题现实化了。我又把它称为“现实问题的历史化”。
　　由于历史问题的存在，只要日本有对中国不好的地方，中国民众就会做出强烈反应。比如在民意调查中，中国民众最喜欢的国家和感到最大威胁的国家都是美国，而日本则是最不喜欢的国家和感到第二大威胁的国家，这就是因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判断有感情色彩，而对美国则少有这种色彩。这种感情色彩使中日关系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截然不同。对待其他国家，中国都能用战略观点看，惟独对日本难以单纯以战略观点来看待。
　　第三，面对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应怎么办？我认为就是要努力把历史问题还原到原来的位置，即争取做到“现实问题的非历史化”。媒体和学者以往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的报道还不够全面，应当还能做得更好。一个方面是没有对日本进行全面报道，负面新闻报得多，对年轻一代形成了一种误导。毕竟，去过日本的中国人还是少数。而完全没有去过日本的年轻人在这种报道中只会形成对日本的负面印象。日本也有同样的现象，现在日本民众并没有形成对当代中国、中国人民的全面认识。
　　今后中日关系既不可能全都是好的，也不可能只有坏的。如果经过舆论引导使人形成中日关系只有坏的一面的印象，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中日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合作。在今后的报道中，也应多报道一些中日合作的内容。同时，我认为也应该避免在一段时期内只报道好的消息或只报道坏的消息的片面倾向。这一倾向在过去１０年中一直存在。应该实事求是地全面报道，使社会和民众在平时就对中日关系负面的东西形成一定的免疫力。
　　日本一些人说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不满情绪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产物，这不是事实。中国年轻人对日感情的恶化根本不是学校教育出来的。这种感情都是走上社会后在实践中，通过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事情不断形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中日政治摩擦，如果小泉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感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坏。
　　
　　加加美光行：
　　刚才金教授提到的“历史问题现实化”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历史问题本身不是现在年轻一代能够亲眼看到、体会到的，比如今天在中国所有城市的马路上不可能看到穿军服的日本军人和态度很骄傲的日本人。“历史问题现实化”起到了破坏日中关系的作用。实际上，历史问题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公众的课题。年轻人，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战争，只是在观念上想像历史问题。
　　
　　“知中派”要加强对政府的影响力
　　
　　天儿慧：
　　我很同意金熙德先生说的我们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最近以来我成了日本右翼报刊的重要攻击对象。《诸君》、《产经新闻》、《新潮周刊》等都对我进行了很严厉的攻击，攻击的最主要问题是我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态度。
　　我是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委员，此次的新日本历史教科书我也参与了审定。我认为我们这些委员基本上是比较客观地来做这项工作的。我们很认真地审查，对有些不合适的内容要求其进行修改。这次审定的历史教科书共有八本，其中七本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有扶桑社的那本有问题。我想说的是，审定通过的扶桑社教科书与送来的申请本在内容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做了大量的修改，至少学生读了这本书后不会认为日本当年在中国战场上的所作所为是一件好的事情。当然对于已经审定通过了的扶桑社教科书我认为仍有些问题，于是在《朝日新闻》接受采访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由此招致了日本右翼对我的猛烈攻击。我在日本属于比较温和的学者，不是那种观点极端的左派，但是也没能躲过右翼的攻击。不过我的立场不会动摇，我也要像金熙德先生那样，在当前中日关系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尽自己的努力去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做工作。现在在日本真正想加强日中友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力还很不够。
　　６月１９日我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要建立一个“国立追悼设施”，小泉首相对此持消极态度。所以如果小泉在９月的选举中失败的话，我们打算在明年新首相做预算时再提设立“国立追悼设施”。
　　
　　高层、民间都要加强交往
　　
　　王逸舟：
　　我提两点建议，目的是改善中日关系，走出目前的困难局面。第一，中国、日本和美国三边应当进行高层战略对话，使大局观得以恢复，使矛盾和问题不至于失控，最好能够形成某些基本的共识，推动多赢的出现。目前中美之间、中日之间、日美之间各有战略高层的磋商对话，为什么不能形成一个积极互动的三角沟通呢？第二，我想强调，政治意愿和高层的决断，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中日关系得以脱困，使中日两国乃至周边地区的关系向前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国际关系史上，包括中日关系史上，不乏这种先例。我对小泉后时代抱有期待，也希望两国的有识之士为建立中日关系的大局观做出不懈努力。
　　
　　冯昭奎：
　　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除了讲爱国主义，还讲国际主义，当时讲的国际主义并不是后来提倡“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而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要相互学习、交流，友好相处。现在中国媒体上对国际主义的宣传太少了。我认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都应该提倡，这是一个平衡。
　　在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都处于国际社会之中，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处于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关系网”之中。但是，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却把“国家利益”孤立化绝对化起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产业大臣中川先生，他明明知道“春晓”油气田主要是供应中国的长三角，而一半以上在华的日资企业都在长三角，那里的电力供应非常紧张，大家都在盼望着“春晓”油气田早日“出气”。日本这时候来搞一个抗议，这就是向跨国公司抗议啊，现在跨国公司本身的实力已经超过国家了，日本将矛头对准他们，肯定要孤立的。因此，应该反对“能源问题一国主义”，提倡建立整个亚洲地区的能源安全保障体制。
　　我认为在东海开发问题上，必须区分两种形式的“共同开发”。一是在有争议的海域，即日本所谓的“中间线”的东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带有政治意义的共同开发。在“中间线”以西没有争议的海域，则可以进行商业意义上的共同开发。
　　
　　加加美光行：
　　我认为在开发问题上并不是完全要以政府为主，也可以进行一些民间的合作。另外，现在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有三种：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从民间合作的观点来看，世界主义有最重要的意义。我希望更多的是世界主义，它是超越了国际主义的一种更高的境界。现在日本的部分年轻人，特别是参加了ＮＧＯ（非政府组织）等活动的年轻人，已开始有世界主义的倾向。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