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为什么欧洲开始崛起，殖民世界，并且在经济上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印度等曾经非常繁荣的国家呢？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其归结为新教伦理和苦行主义。而如今，哈佛大学的约瑟夫·亨里奇教授有一个乍听起来惊世骇俗的观点：不娶表亲。
　　大约在公元600年左右，罗马教会就开启了一场长达1000年的运动，宣扬一种“良好”的基督教的婚姻模式，不仅禁止表亲之间的联姻，也禁止远房表亲之间的联姻。这场运动改变了曾经如同部落一般靠亲缘关系维系的欧洲社会，让欧洲的组织结构和欧洲人的心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因此诞生了亨里奇所说的“世界上最古怪（WEIRD）的人”“WEIRD”是西方的（western）、受过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了的（industrialised）、富裕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这几个词的英文首字母的合成词。

　　這群“古怪”的人将自己视为自主的个体，而不是从属于某个家族或某个种姓。他们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自信，更有耐心和控制力，也更加地不循规蹈矩。他们几乎从不与亲戚结婚（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对欧洲人的控制力很强，但也绝不是说表亲联姻完全没有），而在如今的中东和非洲，亲戚之间联姻仍然占到四分之一。亨里奇在《世界上最古怪的人》一书中写道：“单独考虑，每个特征都不是那么不常见。”但是这几个特征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非常罕见的最“古怪”（WEIRD）的人。

文化进化论

　　亨里奇博学多才，曾教授过经济学和心理学，同时也从事人类进化生物学的研究。从学术背景来看，他是人类学家，曾在斐济群岛和智利的部落中进行过多年的实地调查。

　　多样化的知识背景，让亨里奇注意到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某些弊端，他发现，很多行为经济学的结论，都是以美国人为实验对象得出的，如果把这些结论拿到中国或韩国，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亨里奇认为：“西方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结论，实际上并不能符合所有人类的心理状况，而只是反映了WEIRD人的心理。”在亨里奇看来，在西方，从研究人员到小说家都带有深刻的偏见，他们将自己的思维方式视为所有人类的样本，而不是某个特例。
　　亨里奇是一位大胆的学者。他在《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一书中挑战了达尔文的理论，认为文化进化而非自然选择最能解释为什么某些人类社会繁荣发展。亨里奇认为，各个社群之间相互竞争、不断学习、拥有更好的“集体智慧”（即良好的规范、习惯和思维）的社群往往会更快成长。亨里奇认为，以这种模式，人类可以学习到有效的技巧，例如在炎热的气候下，烹饪时添加香料可防止病原体感染。
　　亨里奇对不娶表亲的论述是从人类学和文化进化的角度阐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殊性和西方社会崛起的原因。公元597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将他的修道院兄弟奥古斯丁以及40名随行人员派往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试图说服肯特王国的君主埃瑟尔伯特严格遵守教会的婚姻法令，禁止亲戚之间通婚。
　　罗马教廷将这种婚姻形式作为一种差异化竞争的策略来使用。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盛行“异教”（基督教对其他宗教的称呼），人们信奉各种各样的部落神，同时古罗马的宗教残余还在延续，这些“异教”都支持更为宽松的家庭规则，而基督教则希望通过婚姻法令，能够刻画出自己鲜明的教义。
　　在欧洲，加洛林帝国崩溃后，罗马天主教会开始颁布一套有关婚姻、家庭、身份和继承的新规定，亨里奇统称为婚姻与家庭计划（MFP）。以此为基础逐步拆除以亲属为基础的机构，例如部落、血统和宗族制度，这是当时大多数人类社会和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典型特征。随着这些机构的解散，与之相关的规范如一夫多妻制和表亲婚姻被取缔。

　　由此产生的斗争持续了数百年，因此也就推迟了罗马教会反对包办婚姻、一夫多妻制的斗争。禁止家族内通婚这种“极端禁令”不容易遵循，因为它迫使人们在家族之外寻找伴侣，寻找联盟。但是到了公元1000年，盎格鲁—撒克逊人被说服了。到了公元1500年，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取代了部落，成了人们需要忠诚的对象。

　　这当然对罗马教廷有利，让它超越了其他的宗教。亨里奇认为，更重要的是，这条婚姻法令帮助建立了西欧的繁荣。亨里奇认为，罗马教会禁止表亲结婚，从而使欧洲摆脱了“表亲暴政”。因此诞生的西方“古怪”的人，崇尚个人主义，经常有罪恶感但从不羞愧，他们有耐心，更勤奋，想成就一番事业，并且信任陌生人。亨里奇指出，渴望发现普遍真理是“古怪”人的另一个特征。“古怪”的人更加协作，他们作为个体在自由的市镇生活，并与市场上的陌生人进行交易。他们的暴力行为也有所减少，部分原因是教皇格里高利所想到的，在一夫一妻制下，男性表现出较低的睾丸激素水平。 　　大约从1500年起，从传统欧洲社会结构的废墟中，人们开始建立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利益或信仰，而不是基于血缘关系或部落的隶属关系。因此，现代国家诞生了。

现代国家取代世袭制

　　一位美国外交官曾讲过这样一件事：20世纪90年代，他到某个亚洲国家任职，当时这个国家刚刚结束多年内战。当地人告诉他，不要去当地市场上购买蔬菜，因为“在市场上没亲戚的话，有人会卖给你毒番茄”。所谓的毒番茄就是已经蔫了的番茄，注水后看起来很新鲜（注入的水通常取自下水道）。产生这种恐怖结果的原因在于，內战（部族与部族之间的战争）导致当地人之间的信任崩溃，让人们对不是亲戚的人更加怀疑。
　　在西欧，冲突和群体间的竞争为强大的民主国家铺平了道路。那么，为什么这个亚洲国家和西欧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亨里奇的回答是，与其他宗教不同，罗马教廷在历史上禁止亲族内联姻，再婚也不可以（例如，配偶去世后，在配偶的亲族内挑选结婚对象），限制收养条件，并鼓励个人拥有所有权。这样做，教会就成功地打破了对国家的最大威胁、对个人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最大束缚——宗族主义。
　　在欧洲，人们建立起了普遍的道德观念。战争冲突进一步推动他们自愿加入大学、商人行会和修道院等协会。这些社团基于共同的兴趣、信仰和技能（而不是亲属关系）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基督教的准则进一步被推行，人们愿意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此外还点燃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强大的公正的国家也在此基础上诞生。亨里奇认为，战争对文化和国家制度演变的影响取决于先前存在的条件，尤其是人们的心理倾向。
　　与文化进化理论一样，亨里奇这个禁止宗族内通婚的理论也并非毫无争议，不过这一次，他可以从其他人的社会理论中找到依据，在那些试图解释社会兴衰原因的理论中，亨里奇的禁止宗族内通婚的理论与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有相似之处。福山在研究了现代国家如何取代以亲属为基础的“世袭制”统治后认为，这种过渡比从独裁政权转向民主体制要困难得多。
　　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而另一些国家富有？
　　《世界上最古怪的人》是亨里奇2016年出版的《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的续集。这本书还让人想起类似的跨学科书籍，如贾里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所有这些跨学科的著作都试图回答亚当·斯密在18世纪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的根本性和永恒性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而另一些国家富有？
　　亨里奇的观点与另一本富有新意的著作相呼应，即经济学家达伦·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的《狭窄的通道》（The Narrow Corridor）。这本书也从公元5世纪的欧洲部落社会找到了后来西方取得成功的起源，不过与亨里奇提出的理论截然不同，《狭窄的通道》着眼于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来回较量，既没有提及表亲问题，也完全没有提到婚姻问题。
　　《狭窄的通道》中说，罗马陷落后的四五百年期间，在西欧大陆和英伦三岛，历史发展受两股力量的主导。一个是日耳曼部族的规范传统，一个是罗马帝国的建制遗产。日耳曼部族的传统是议事会，那是一种多数人参与式的政体，国王也要服从其规则，也需要咨询社会各方人士的意见，需要确保重要决策得到普遍认同。罗马帝国则是集权制的，有整套的行政机构与职能官员，从事司法、税收及其他事务。这两股力量的较量确定了西欧和英国的“笼中的利维坦”模式，也就是说暴力集权得到了控制。
　　更引人深思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现在能从亨里奇的理论中学到什么。亨里奇指出，过度自信是“WEIRD”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当世界似乎与西方模式保持一致时，这种自信似乎是恰当的，最让西方人自信的当属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另外，“WEIRD”现在能在多大程度上赋予西方国家优势呢？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下，可能对这个问题更需要重新思考。从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说，在西方人逐渐接受自己力量和影响越来越小的情况下，亨里奇的观点可能会让西方对自己的能力有个更适度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