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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出发，本文认为女人和自然的从属和压抑通过语言被结构化和永恒化了。通过对环境话语中的几个隐喻和习语，诸如“土地的强暴”、“处女森林”、“地球母亲”以及“该亚”的批判考察可以发现，这些表达都加强了父权制的二元论和等级制的传统，它继续把妇女和自然对象化，并且使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分离永恒化，它与环境运动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因此本文主张，应对我们所使用的“男性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言进行持续的质疑，以创造一种进步的、富有想象力的、能让包括平等的人类群体在内的自然世界的神奇性和多样性都得到表达的环境话语。
[关键词]环境话语；生态女性主义；女性隐喻；自然母亲的强暴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4-0119-10
[作者简介]泽珀拉·伯曼（Tzeporah Berman），加拿大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环境行动主义者，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气候和能源”项目负责人，加拿大环保组织“森林伦理”项目负责人，曾被誉为“加拿大的绿色女王”。
[译者简介]赵奎英（1969—），女，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语言诗学、生态语言学与生态美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语言与生态：西方自然语言观与当代生态诗学、美学语言哲学基础建构”（09YJC751054）的相关译介性成果。
近几十年来，许多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其他理论家都提出这样的论点，即人类现实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我们的语言不是一个客观的分类系统，而是我们的现实如何被命名的反映。像戴尔·斯宾达（Dale Spender）、玛丽·达利（Mary Daly）、多萝茜·史密斯（Dorothy Smith）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延伸了这种观念，她们提出，我们的现实是“男人制造”的，因为在西方的父权制社会中，男人已经历史地持有（并将继续持有）权力和支配的位置，并通过它控制了意义。正因为如此，语言本身则是一个政治的小宇宙，它建立起并再生产了支配的权力关系。
戴尔·斯宾达认为，既然语言是男人创造的（男人根据他们所处的支配性地位来定义世界，而语言中就包含着这种男人形成的意义），那么，女性的从属地位正是通过这种父权制语言被建构起来的。在这篇文章中，我要扩展这种批评，我认为女人和自然的从属和压抑通过语言被结构化和永恒化了。这可以通过考查环境话语中几个用来描述自然和环境危机的习语和隐喻来阐明。我断言许多通用表达，诸如“对土地的强暴”、“处女森林”、“地球母亲”以及表达地球的另一个术语“该亚”（Gaia）的再转用（re-appropriation）都加强了父权制的二元论和等级制的传统，它继续把妇女和自然对象化，并且使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分离永恒化。正因为如此，这些表达的使用似乎与环境运动实现进步的社会变革的目标不一致。如此说来，环境运动是在复制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并加强他们试图寻求摧毁的霸权吗？
在开始这次旅程之前，我相信先给我自己作一个定位是很重要的。我是一位白人女性，一位生态女性主义者，一名环境激进主义分子。我确信我们的语言是拒绝并压制（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已经认定的）“少数者”的经验的，或者更具体地说，少数族裔的文化或种族被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的西方模式边缘化了。另外，我相信占主导范式的语言加强了阶级压迫。然而，由于我的阶级、教育和肤色的特权，我对于阶级和种族压迫有较少理解。此外，由于这篇文章的篇幅和范围所限，我也不可能充分地处理所有这些问题。然而，这不是暗示一种等级制度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得出的论点之一是，我们语言的结构反映并再生产支配范式，强化许多潜藏在笛卡尔世界观中的二元对立的假设——男性与女性、自然与文化、心灵与身体、情感与理性、直觉与事实的分离。我的确不相信客观性，甚至我自己的客观性。正是因为如此，我不能也不试图去把我的情感与我的分析区分开。这篇文章点缀着个人的观察、散文和诗歌①，给它以力量，让它更真实，并对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的传统表达尊敬。她们大胆地着手拿回、重新创造、重新编织并结成一种情感和经验相交织的语言。
最后，这篇文章用第一人称写作，因为。我不是一个客体。我是一个真实的人，拥有真实的感情、价值观念和直觉的知识。我吃饭，我睡觉，我出汗，我行经，我哭喊，我高兴，我庆祝。我感到恐惧，我感到愤怒，我感受到野性，我感受到力量。
一、什么是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寻求社会变革的理论和运动，它把生态学的原则和女性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尽管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有许多争议，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洞见也被用无数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存在着的一个共识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基础是：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中，对妇女的压抑和对自然的控制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另外，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只是那个大得多的生态群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群落包括人类和所有的生命系统。
然而，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相信，妇女比男性在生理上与自然更接近；更多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妇女比男性与自然或许更接近，但这是由在父权制社会中被压抑、被控制的生存经历造成的，是由妇女和自然的共同被贬值造成的。与此相反，还有一些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则认为，妇女比男性更接近自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因为性别和自然都是社会的建构。然而，这种立场并不否认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她们共同的从属地位。一个更合适的问题宁或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主导范式建构的，这些关系又是如何被永恒化的？考察男性和女性是怎样与自然关联和接近或许更有价值，而质询哪一性或哪一性别更接近自然会加强我们社会中的二元论假设。我在这篇文章中对环境话语的分析，正是受到后一种立场的启发。我坚持语言确实是一种出于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范式的利益被人类发明出来的文化产品。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语言维持并永恒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并因此强化了妇女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两者相互加强的被压迫关系。我断言，如果要致力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更加协调的关系，当务之急是对环境话语的语言进行批判检查。 二、语言与他者
许多环境主义者已经提到，我们的语言是西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代表——这是一种根本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它把动物、植物和自然系统都看成是为人类所用的对象。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可以从一些术语和短语的使用中得到说明，诸如用“木材”代替树木，用“获取自然资源”和“野生生物管理”这些短语去描述并使人类对自然和自然系统的开采合法化。
如前所述，正是通过语言，我们创造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语言通过创造作为边界发挥作用的类别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界限。女性主义者的语言、思想和现实分析的显著特征是，认为女人没有创造这些类别。多萝茜·史密斯争辩说，男人对生产文化意象负主要的责任，这些意象有效地导致把女人与男人分开，并把男性经验普遍化。作为语言的运用者和平等的社会成员，女人被置于不利的位置，因为男性语言伪造女人的经验和知觉。这一分析使得女性主义学者艾德丽安·芮琦（Adrienne Rich）认为，客观性“只不过是男性的主观性”。而且，父权秩序通过把男性的主观性概念化为像是客观性以使男性经验和主观性合法化并变得无可质疑（Spender， 1980）。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因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语言是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c）（男性中心）的，因此，它不仅仅是过滤和命名我们的现实，而且歪曲我们的现实，创造玛丽·戴莉所说的那种单向度的现实（Cameron，1992）。
伊丽莎白·道森·格雷（Elizabeth Dodson Gray）提出，这种对现实的歪曲和对男性经验的普遍化，来源于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层级结构，这是犹太—基督教思想的共同成果（1981）。在这种层级结构中，上帝被视做至高无上的存在，紧接着的是男人，然后才是女人、孩子、动物、植物和随后的更低等的自然。她提出，从这种优势的金字塔又进一步促生出哲学上的二元论的分类：心理与身体、灵魂与肉体、自然与文化的分类。虽然这种对于父权制系统的认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新鲜，但这种认识与许多女权主义者的分析截然不同，因为格雷很明确地指出动物和自然的附属地位。
安德莉·考拉德（Andree Collard）认为，对人类认同自然的拒绝，以及“男性和女性”、“自然和文化”等二元对立概念的产生都是采用梵语的结果。据记载，大约6000年前，在中东地区出现了信仰上帝的男性群体，而这一男性群体的出现恰好是与使用梵语同时发生的。在这种新语言中，女人与自然从重要的位置上降落下来了。因此，当许多人相信西方思想中面向“科学的客观性”的转折点和机械主义的兴起是在17世纪的时候，考拉德坚持认为这种从权力关系演化而来的世界观和自然的贬值是梵语中固有的（Collard ＆ Contrucci，1988）。
姑且不管这种起源，很明确的是，在这种父权制文化中，男权等级制度通过把统治逻辑合法化的文化二分法保持下来了。生态女性主义者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把二元论定义为： “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主导与从属的关系得以形成并作为既相互反对又相互排斥的对比概念建构起来。”（1992）通过这种概念化的二元论，妇女历史性地与自然联系起来，男人与文化联系起来，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被构造为对抗性的。这种文化的两极化导致二元论中的一方的贬值和两方的共同歪曲。凯瑟琳·罗奇（Catherine Roach）指出：“当女人被视做比男人更接近自然时，妇女不可避免地被视做比男人更少完整的人类性”。（1991）因此，正是通过这种二分法，“他者”的概念才被创造出来。生态女性主义者朱迪思·普兰特（Judith Plant）谈到：“作为父权制合理性存在的客体，他者只有当有益于主体时才会被考虑。”（1989）无论是妇女还是自然都变成为男人所用的客体。作为母亲，我们的身份是以一个照看者的角色（care-Giver）被界定；作为妻子，我们采用我们丈夫的名字（一个来源于把妇女通过法律制度公然地当作客体来对待的时代的传统）；作为妓女，女人成为性对象。在自然世界中，动物是肉，是实验对象，或是畸形表演中的囚禁者，而植物、树木、矿物则变成美元。这种对象化来源于西方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的内在化和二元论假设的流行。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因此认为，等级制度的创造和二元论的过程为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提供了知识基础。
然而，假定潜在于西方思想之下的二元论假设是一维的并创造了绝对的关联却是错误的。凯特·桑地兰兹（Kate Sandilands）指出，单极性从来没有完全主导西方的性别概念（1991）。而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则认为，尽管妇女历史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这种被联系起来的自然却是相当分歧的，并且有时它是为妇女赋权的来源（1983）。然而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种分类和二元论是复杂的而不是凝滞的，并且我也相信，男人与女人之间、思想的理性模式与直觉模式之间、心理与身体、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极性联系，在我们的语言中、在社会—政治中、在经济系统中是很容易看到的。我相信这种分类的持久存在，对于达到平等的社会和更和谐的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是有害的。
对于二元论和性别分类的社会建构是如何表现在我们的语言结构中，黛博拉·卡梅伦（Deborah Cameron）提出富有洞见的分析。她将把性别规范归到无生物和其他对其性别没有知识的存在物的倾向称作“普遍的文化现象”。她认为，把性别分类强加于生活的每一方面的现象创造了一种这些分类是“自然的”的幻觉，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具有局限性的构造。卡梅伦引用罗森塔尔（Rosenthal）的实验，这个实验要求人们把一些物体（刀 / 叉，盐/辣椒，香草 / 巧克力，福特 / 雪佛兰）识别为男性的或女性的。古怪至极的是，人们对于性别归类存在着一种几乎是总体上的一致性：刀、福特、辣椒、巧克力被识别为男性的，而叉、雪佛兰、盐、香草则被识别为女性的。卡梅伦从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概念是从与‘真实的性别差异’有关的任何事物中无限分离出来的。”（1992）尽管我质疑“真正的性别差异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但这里得出的观点是清晰的：性别范畴（而且我想性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是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这种范畴被对其他存在者和物体的性别化（engendering）永恒化了。而环境理论家还经常谈到在人类社会中对其他存在物赋予人格化（anthropomorphize）的倾向，我将进一步拓展这种批评，把对其他存在物的“男性中心的人格化”（andropomorphizing）问题包含进去。 在考察爱德华岛上的伐木操作时，我看到一个伐木者去接近一棵巨大的、古老的、高达大约200英尺的西加云杉时的情景。“他是棵大云杉”（“He''s a big one.”），他充满敬畏地凝望着那棵西加云杉说。工作人员不断进行着他们的工作，几分钟内那棵云杉便轰然倒地。在触着地面之前，我清楚地听到那个男人说：“她正快速倒下。”（“She''s coming down fast.”）在什么意义上那棵西加云杉变成一位女性？我能推测到的唯一结论是，当西加云杉高高地耸立，远远地超过那个男人的时候，他把男性性别投射到这棵树上表示一种尊敬和一种可能是无意识的平等。从男性性别到女性性别的转换发生在这个男人对树的占有之时。这时它不再拥有强力了，它的根已被切断，它的威严已被征服，她屈服地倒在地上，等待着被“剥离”和“使用”。
卡梅伦指出，给物体性别化只有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性别对比时才是有道理的。例如，问盐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只有在把它与辣椒相比时才是讲得通的。如果比较对象变了，性别也会改变。卡梅伦用“调羹和叉子”对“刀子和叉子”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例子中，人们或许会把叉子视作男性的，在第二个例子则可能把它视为女性的。这个例子表明性别分类的绝对的主观性。性别分类建基于许多父权制的假设和社会化的性格特征之上，通过它们另一性别被作为对抗物创造出来。通过对这些性别范畴的运用，我们持久化了对抗性和压制性的等级思维。因此，对于环境话语中的“地球母亲”这个术语和自然的女性人格化现象进行探讨是有益的。这些术语和范畴是把对抗性的等级思维和对女性与自然的压制永恒化了吗？或者，它们能被用于为人类对自然的认同提供手段和为妇女赋予权力提供一种资源吗？
三、母亲是大地，父亲是谁？
在环境话语中，“地球母亲”和“自然母亲”术语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并且是被普遍地、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考虑到北美女权主义运动的威力和对妇女的主要给予照管角色的广泛质疑，我发现这一术语的使用是令人吃惊的。我认为这种文化现象表明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历史联系的力量。另外，我相信，地球作为女性的拟人化，尤其是作为母亲的拟人化，值得进行批判研究，它对环境和女性运动的价值是很成问题的。
安德莉·考拉德指出：“人们将文化价值投射于外部世界，而恰恰是这种投射决定了人们处理世界的方式。”（Collard and Contrucc，1988） 当我们把地球命名为我们的母亲的时候，我们也对我们与母亲身份的关系，以及父权制社会中我们母亲的育儿活动、“妇女工作”及其私人领域的贬值赋予这个名称。拟人化的过程创造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它用可以辨认的人类特征建立客体和其他存在物（在这个例子中，它是地球和自然）。拟人化允许我们“用人类的术语解释这个世界中的现象——这些术语，能在我们自己的动机、目标、行为和个性的基础上被理解”。（Lakoff and Johnson， 1987）通过对“地球母亲”这个术语的理解，两个重要问题产生了：（1）考虑到我们带给“母亲”这个术语的文化包袱，我们能否通过这个术语锻造一种新的进步的与自然的关系？（2）如果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语言中使用一种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并且我将把它视为以男性为中心的）方式去象征自然，承认其他存在物和生命系统的固有价值是否可能？
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传统地与母亲身份联系起来，并因此负责养育、照料和给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母亲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并常常是不容易被意识到的，也是被贬值的。在父权制文化中，正是我们的母亲满足我们的所有需要，她带走垃圾，清洁并喂养我们，我们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虽然这是事实——我们对我们的母亲有特定的依赖，我们对她也有很多期望，但你的母亲不太可能会伤害你。正是因为如此，将地球视做我们的母亲把这样一种观念永恒化了：人类可以获取而不期望被归还，地球是无限的，它可以被人类无限利用。这种观念反映在我们的经济系统中，在那里，自然是一种自然资源和或一种外部事物。多萝西·丁纳史坦（Dorothy Dinnerstein）提出，女人也被知觉为“一种自然资源，一种可以被拥有、被治理、被获取和被开采的资产，对她的枯竭没有同情，对她的保存和补充不负有责任”。（1976）当我们把地球看做我们的母亲，并因此是给予的、仁慈的、某种程度上是永不枯竭的母亲时，我们也将把妇女视做“母亲地球”（“Earth Mother”）——负责养育、照料、并把她委托给传统的基本的“照料—给予者”的角色。
在环境话语中，地球的另一个作为女性的突出意象是古希腊女神“该亚”的复活和重新阐释。这一术语通过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著作中的该亚假说开始流行。在这部著作中，洛夫洛克假设地球是一个活着的系统。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指出，在古希腊神话中，该亚变成她的“儿子-丈夫”乌拉诺斯的附庸。 他认为，地球作为与男人分离的某种东西的客观化，加强了等级制的二元论。墨菲提到洛夫洛克早期著作中一个吐露真情的段落，在那里可以看到，男人必需获得知识以确保“她”（该亚）的存活。因此，“男人”发挥着她的母亲或配偶的智识者和保护者的作用；他保证了她的存活。（1988）这种把男性与自然和女性分离开的做法加强了等级制的二元论，并把女性和自然的被压制和从属性永恒化了。
然而，对该亚意象的这种考虑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女神意象带给生态女性主义的为女性赋权的重要方面。女神意象和宗教对于承认和理解妇女解放和自然解放，对于重新评价女性原则与自然之间的联结已成为一种重要手段。然而，女神崇拜的挑战对于主流的犹太-基督教的宗教来说是一种重要而徒劳的工作，用一种近似的等阶化的母权制（matriarchy）去替换一种父权制的宗教，将无助于解决分离和二元论的问题。然而，我对等级制和该亚意象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意义上否定对女性性格和女性权力的重新估价，或为女人的灵性开拓一个正面的安放之所的重要诉求。
该亚和地球母亲的意象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给我们一种把地球作为人类和女性的意象，限制了我们所能创造的形象。对于人类来说，最根本的是重新形成一种对于地球的新理解，在这里，地球被视做一种有力量的神圣的存在，而人类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地球性别化为一种女性形象，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加强了妇女和自然的从属性和被压抑性，并把父权制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永恒化了。 四、缺席的指涉物
缺席的指涉物的概念对于环境话语来说具有重要的意味，并易于说明语言中的任意性的社会范畴的建构。卡萝尔·亚当斯（Carol Adams）谈到：“在消费者参与吃掉它们之前，动物已经通过那种重新命名死尸的语言缺席了。”（1990）从猪到尸体、到肉、到火腿，暴力缺席了，死亡缺席了，猪成为消费的对象。亚当斯指出：“这种缺席的指涉物允许我们去忘掉作为独立实体的动物，也允许我们抵制使动物出场的努力。”在工业社会中，这种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中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那天我发现那头小牛是一头婴儿牛。我经受了一种彻底的憎恶和背叛的心情。它是怎么隐瞒我这么长时间的？我低头看着这个白色的泡沫聚苯乙烯容器，它盛着苍白的被整齐地包装在塑料袋中的小牛的肉块。我怎么会知道是这种情况？
对这种缺席的所指的认识揭示出存在于我们的语言和行为中的矛盾。一般地说，虐待我们称之为“宠物”的动物，被认为是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然而，对于存在于工厂化的农场经营和屠宰场中的我们称之为“肉”的动物的暴力和虐待却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些冲突第一次变得明显起来，是我在卡尔马哈热带雨林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研究一种有大理石般色彩花纹的小海鸦，一种古老的海鸟。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个鸟类学者在观察了一天海鸟回来后，做了一只小鸡作为午餐，当他咀嚼着鸡翅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些行为中的矛盾。一种鸟是标签化的食物，而另一种则是“自然中的存在”。一种被研究，它的自然习性被奋力保护；而另一种则被强制喂养，被注入化学制剂，被圈养在一个小笼子里并被残酷地杀害，被用玻璃纸包装，并被我们的自然观察人士占有。没有一个鸟类学者会拒绝承认一只鸡是一只鸟。然而，这种冲突却通过我们的语言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通过一个简单的创造性的重新命名的实践，很容易说明这一点。这种实践可以戏剧性地改变我们看待与动物关系的方式：宠物/俘虏，肉/尸体，火腿/切片的猪，役用动物/奴隶。值得怀疑的是，当肉被称做尸体时，是否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吃肉。
这种缺席的指涉物能在许多联系着动物和妇女的比喻性说法中见到——女人曾被称为牛，狗、母狗、海狸、小免子最终被称为“肉片”。在这些说法中缺席的是女性自身和潜藏在这些贬损的术语中的暴力。通过这种缺席的指涉物，主体被客观化了，父权制的价值观念成为惯例。例如，伴随着强暴的隐喻，针对妇女的暴力合法化了。强暴的行为是普通的，它因此也是某种可接受的？在文化暴力的描述中，动物和自然都是缺席的所指；在“女性的屠宰”中，动物作为肉是缺席的指涉物；在“野性的强暴”中，妇女是缺席的所指。通过这些隐喻和说法，缺席的指涉物在某种程度上被假定存在了，被具象化了，同时也被吸收了。
正是语言使动物从我们的餐桌上缺席，使妇女从政治论坛中缺席。例如，殴打、强暴一个女性伴侣已经成为一种“家庭的暴力”。在这种模糊的术语中，不仅妇女是缺席的，她被客观化为一种暴力的对象，而且通过创建温和的也是相当模糊的术语——“家庭的暴力”，施暴者也与他行为的责任分离开了。卡萝尔·亚当斯认为，身体的压制依赖于缺席的所指把暴力、支配以及把行为的责任与行为本身之间的距离合法化。这种分析使我们质疑环境话语中使用强暴的隐喻去指涉环境的恶化。
五、“强暴的隐喻”和命名的重要性
他们告诉我这之间没有联系……但是当我听到他们讨论大地的被强暴时，我感到好像是我被亵渎了。他们告诉我这之间没有联系……但是“处女森林”的说法对我言说了一些东西。
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他们的著作《我们据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指出，人类隐喻性地思维，我们的概念系统因此从根本上是隐喻性的。另外，他们还认为：
我们的概念构成我们所感知的东西，我们是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我们又是怎样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我们的概念系统因此在界定我们的日常现实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1987）
引申开来，那么，隐喻在建构我们的思想、行为和可能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隐喻的本质是用另一种术语来理解和经历此一种事情。”进一步说，如果一种概念是被隐喻性地构成的，“这种活动就被隐喻性地构成了，并且相应地，这种语言也被隐喻性地构成了”。当我们考虑环境话语中广泛使用的强暴隐喻时，两位作者所建立的这种框架是非常有用的。这些隐喻表现在这些说法中：诸如“大地的强暴”，“处女森林”，“穿透荒野”，或者更明显的“穿透地球母亲”。由于隐喻的本质是用另一种术语来理解和经历此一种事情，我们看到，强暴的隐喻建立起来的对自然的掠夺开发类似于对一个女人的强暴。如果隐喻不仅仅是对语言的任意的使用，而是我们心理的、文化的、进而是组织我们行为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强暴隐喻的使用就具有重大的意味。
关于人类的行为，“强奸”一般被理解为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女人的暴力的、非法的、强迫性的性侵入。虽然许多人相信强奸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个疯狂的或精神错乱的男人实施的行为，但它却远非其中任何一种情况。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谈到，对强奸者的许多研究表明，那些男人们并没有表现出“精神失常”现象。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海伦娜·诺伯格—霍奇（Helena Norberg-Hodge）进一步提出，许多其他文化，特别是与西方世界接触甚少的其他古代文化，在他们的社会中没有强奸的概念。（1991）强奸是一种习得的行为。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是把男性设置为支配性的、有力的和强壮的，并把妇女（自然）视做被动的——供男人使用的对象。无论是暴力地穿透荒野，还是暴力地穿透女性，强暴都是一种更大的政治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表现。潜藏在西方非法强奸概念下面的是一种这样的认识，即强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性行为的形式。“是她要求这样做的。”“当一个女人那样穿衣服时你能期望什么呢？”这种通常的表述反映出一种理解，即男人难以控制的性欲和需要使他易于以暴力愤怒的形式表现他自己。进一步说，那个女人也下意识地希望被强暴。安德莉·考拉德指出，这种希望被强暴的知觉方式也被投射到对自然的认识上。 自然不是被指责为太吸引人（和危险）就是被指责为对人太冷漠。（自然）就像塞任（Siren-like）这个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一样，她召唤和吁请着钩子和枪支，以同样的方式，女人被说成是引诱了男人和要求被强暴。……我们知道女人想被强暴差不多就像鹿和狮子想被射杀一样，就像地球、海洋和天空要求被挖掘，被污染，被探测一样。这种指责受害者的倾向也很明显地存在于森林文学中，在这里，“处女”林被认为是“过于成熟”了的，她因此需要被收割。（Collard and Contrucci 1988）
“地球的强暴”这一隐喻在主流文化中的使用，代表了对人类行为中固有的对待自然世界的暴力和控制以及男人在这种行为中所起的作用的承认和接受。“强暴”隐喻的使用也假定了在某些情况下，自然就像女人一样，或许愿意与男人合作。那么，这一隐喻就把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强化并合法化了。
当“强暴”这个词被隐喻性地使用的时候，女人的经验变成一种可以被接受的隐喻，这个词语和这一行为对于女性的暴力和虐待意味被抽干了。女人变成缺席的所指。黛尔·斯宾达提到，“强暴”这个词并没有反映出女性的经验，而是显现了她的沉默，它因此反映的只是男性对于这一行为的理解和命名（1980）。她提到，在“强暴”这一名称中，存在着一种强迫的缺席，它没有把强奸作为一种邪恶的性行为来揭示。反过来，这正是它没被人所厌弃而可以被隐喻性地使用的原因之一。隐喻的使用增强了这一术语和行为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可以使人们永远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resourcismo”的观点，即自然和女人都可以按照男人的需求被安排。
强暴隐喻的扩展使用最常见的地方是涉及“荒野”的文学作品。未被人类染指的森林被称为“处女森林”，而对荒野地区的开发和占有则常常被称为“对荒野的穿透”。有趣的是，这些术语被许多问题利益相关者——如工业，政府和环境主义者所使用。这些积蓄已久的说法的流行指向把荒野和女性作为可以被男人征服的客体的根深蒂固的理解。苏珊·格里芬雄辩地说明了拓荒者围绕着被征服了的处女地时的心态：“他是第一个涉足这里的人。只有他鞋子的印记触碰了这里的土壤。这松树，水獭，峡谷，麝牛。她放弃了她的秘密。他是第一个知道这秘密并对他所看到的给予命名的人。”与荒野地区相关的“处女”和“穿破”术语的运用，把拥有和征服的观念永恒化了——一旦你穿破她，她就是你的了。另外，这一说法生动地说明并永恒化了环境话语中的男性偏见和命名的重要性。格瑞丝·佩利（Grace Paley）说：“科学的男人数百年来都相信，命名先于拥有，拥有先于使用，使用自然地先于用完。”（Diamond and Orenstein， 1990）
通过命名其他生物、物体及行为，男性文化已经将其他认知方式排除在外，而这种排除是通过创造界定性的范畴实现的。因此，戴尔·斯宾达认为：“那些有权力命名世界的人能够影响现实。”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男性经验的普遍化。比如说，如果请你在头脑中勾勒一幅人类进化的过程图，假设你是在西方社会中长大的，那么你脑子里呈现的画面很可能就是一只类人猿或猴子逐渐演变成一个年轻白种男人的画面，而极不可能出现一只类人猿进化为一个（白种）女人的画面，更不可能出现进化为一个土著女人或其他肤色女人的情况。这个例子说明，在父权制社会中，我们的社会化过程无处不在。
六、结论：面向进步的环境语言
在这篇文章中，我业已指出，对一种社会现象的命名，反映出一个社会将怎样知觉并怎样与这种现象打交道。引申开来，自然和性别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是我们怎样看它的方式。我们对自然世界的经验是被社会地和文化地建构起来的。我们的语言在建构这些经验，建构我们的现实，因此也在我们的行动中发挥着意味深长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通过语言构想自然和描画自然的方式，对于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同小可的意味。环境话语中的女人、女性特质与自然的关联把父权制的传统和控制永恒化了。由此可以看出，那种不加批判的对自然的性别化以及对强暴隐喻的运用，重新创造了一种支配的、压制的意识形态，并延续了霸权主义的传统。对于环境运动，这是一个成问题的结论，用女性主义学者和诗人奥德丽·洛德（Audrey Lorde）的话来说：“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屋。”
因此，很显然创造性地运用新的隐喻和习语去表达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个极大的需要是，为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们、存在物和自然系统创造一个积极的语义空间。正因为此，玛丽·戴莉呼吁一种语言的阉割——它隐喻性切掉父权制强加给它的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c）的价值系统。
语言是一种强有力的人类工具，我们必须检查它在维系、保持现存社会结构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对制造我们等级化、秩序化的阶级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相信，去持续地质疑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并发现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去挑战深深地扎根在社会中的男性中心的偏见是必要的。这种质疑将进而创造一种进步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富有想象力的表达方式将被孕育出来，包括平等的人类群体在内的自然世界的神奇性和多样性，将在这种方式中得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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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面散见于整篇文章中的斜体字，正是点缀在这篇文章中的“个人的观察、散文和诗歌”等方面的内容。译者按。
责任编辑：龙迪勇
[关键词]环境话语；生态女性主义；女性隐喻；自然母亲的强暴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4-0119-10
[作者简介]泽珀拉·伯曼（Tzeporah Berman），加拿大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环境行动主义者，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气候和能源”项目负责人，加拿大环保组织“森林伦理”项目负责人，曾被誉为“加拿大的绿色女王”。
[译者简介]赵奎英（1969—），女，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语言诗学、生态语言学与生态美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语言与生态：西方自然语言观与当代生态诗学、美学语言哲学基础建构”（09YJC751054）的相关译介性成果。
近几十年来，许多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其他理论家都提出这样的论点，即人类现实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我们的语言不是一个客观的分类系统，而是我们的现实如何被命名的反映。像戴尔·斯宾达（Dale Spender）、玛丽·达利（Mary Daly）、多萝茜·史密斯（Dorothy Smith）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延伸了这种观念，她们提出，我们的现实是“男人制造”的，因为在西方的父权制社会中，男人已经历史地持有（并将继续持有）权力和支配的位置，并通过它控制了意义。正因为如此，语言本身则是一个政治的小宇宙，它建立起并再生产了支配的权力关系。
戴尔·斯宾达认为，既然语言是男人创造的（男人根据他们所处的支配性地位来定义世界，而语言中就包含着这种男人形成的意义），那么，女性的从属地位正是通过这种父权制语言被建构起来的。在这篇文章中，我要扩展这种批评，我认为女人和自然的从属和压抑通过语言被结构化和永恒化了。这可以通过考查环境话语中几个用来描述自然和环境危机的习语和隐喻来阐明。我断言许多通用表达，诸如“对土地的强暴”、“处女森林”、“地球母亲”以及表达地球的另一个术语“该亚”（Gaia）的再转用（re-appropriation）都加强了父权制的二元论和等级制的传统，它继续把妇女和自然对象化，并且使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分离永恒化。正因为如此，这些表达的使用似乎与环境运动实现进步的社会变革的目标不一致。如此说来，环境运动是在复制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并加强他们试图寻求摧毁的霸权吗？
在开始这次旅程之前，我相信先给我自己作一个定位是很重要的。我是一位白人女性，一位生态女性主义者，一名环境激进主义分子。我确信我们的语言是拒绝并压制（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已经认定的）“少数者”的经验的，或者更具体地说，少数族裔的文化或种族被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的西方模式边缘化了。另外，我相信占主导范式的语言加强了阶级压迫。然而，由于我的阶级、教育和肤色的特权，我对于阶级和种族压迫有较少理解。此外，由于这篇文章的篇幅和范围所限，我也不可能充分地处理所有这些问题。然而，这不是暗示一种等级制度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得出的论点之一是，我们语言的结构反映并再生产支配范式，强化许多潜藏在笛卡尔世界观中的二元对立的假设——男性与女性、自然与文化、心灵与身体、情感与理性、直觉与事实的分离。我的确不相信客观性，甚至我自己的客观性。正是因为如此，我不能也不试图去把我的情感与我的分析区分开。这篇文章点缀着个人的观察、散文和诗歌①，给它以力量，让它更真实，并对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的传统表达尊敬。她们大胆地着手拿回、重新创造、重新编织并结成一种情感和经验相交织的语言。
最后，这篇文章用第一人称写作，因为。我不是一个客体。我是一个真实的人，拥有真实的感情、价值观念和直觉的知识。我吃饭，我睡觉，我出汗，我行经，我哭喊，我高兴，我庆祝。我感到恐惧，我感到愤怒，我感受到野性，我感受到力量。
一、什么是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寻求社会变革的理论和运动，它把生态学的原则和女性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尽管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有许多争议，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洞见也被用无数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存在着的一个共识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基础是：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中，对妇女的压抑和对自然的控制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另外，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只是那个大得多的生态群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群落包括人类和所有的生命系统。
然而，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相信，妇女比男性在生理上与自然更接近；更多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妇女比男性与自然或许更接近，但这是由在父权制社会中被压抑、被控制的生存经历造成的，是由妇女和自然的共同被贬值造成的。与此相反，还有一些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则认为，妇女比男性更接近自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因为性别和自然都是社会的建构。然而，这种立场并不否认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她们共同的从属地位。一个更合适的问题宁或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主导范式建构的，这些关系又是如何被永恒化的？考察男性和女性是怎样与自然关联和接近或许更有价值，而质询哪一性或哪一性别更接近自然会加强我们社会中的二元论假设。我在这篇文章中对环境话语的分析，正是受到后一种立场的启发。我坚持语言确实是一种出于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范式的利益被人类发明出来的文化产品。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语言维持并永恒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并因此强化了妇女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两者相互加强的被压迫关系。我断言，如果要致力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更加协调的关系，当务之急是对环境话语的语言进行批判检查。 二、语言与他者
许多环境主义者已经提到，我们的语言是西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代表——这是一种根本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它把动物、植物和自然系统都看成是为人类所用的对象。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可以从一些术语和短语的使用中得到说明，诸如用“木材”代替树木，用“获取自然资源”和“野生生物管理”这些短语去描述并使人类对自然和自然系统的开采合法化。
如前所述，正是通过语言，我们创造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语言通过创造作为边界发挥作用的类别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界限。女性主义者的语言、思想和现实分析的显著特征是，认为女人没有创造这些类别。多萝茜·史密斯争辩说，男人对生产文化意象负主要的责任，这些意象有效地导致把女人与男人分开，并把男性经验普遍化。作为语言的运用者和平等的社会成员，女人被置于不利的位置，因为男性语言伪造女人的经验和知觉。这一分析使得女性主义学者艾德丽安·芮琦（Adrienne Rich）认为，客观性“只不过是男性的主观性”。而且，父权秩序通过把男性的主观性概念化为像是客观性以使男性经验和主观性合法化并变得无可质疑（Spender， 1980）。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因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语言是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c）（男性中心）的，因此，它不仅仅是过滤和命名我们的现实，而且歪曲我们的现实，创造玛丽·戴莉所说的那种单向度的现实（Cameron，1992）。
伊丽莎白·道森·格雷（Elizabeth Dodson Gray）提出，这种对现实的歪曲和对男性经验的普遍化，来源于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层级结构，这是犹太—基督教思想的共同成果（1981）。在这种层级结构中，上帝被视做至高无上的存在，紧接着的是男人，然后才是女人、孩子、动物、植物和随后的更低等的自然。她提出，从这种优势的金字塔又进一步促生出哲学上的二元论的分类：心理与身体、灵魂与肉体、自然与文化的分类。虽然这种对于父权制系统的认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新鲜，但这种认识与许多女权主义者的分析截然不同，因为格雷很明确地指出动物和自然的附属地位。
安德莉·考拉德（Andree Collard）认为，对人类认同自然的拒绝，以及“男性和女性”、“自然和文化”等二元对立概念的产生都是采用梵语的结果。据记载，大约6000年前，在中东地区出现了信仰上帝的男性群体，而这一男性群体的出现恰好是与使用梵语同时发生的。在这种新语言中，女人与自然从重要的位置上降落下来了。因此，当许多人相信西方思想中面向“科学的客观性”的转折点和机械主义的兴起是在17世纪的时候，考拉德坚持认为这种从权力关系演化而来的世界观和自然的贬值是梵语中固有的（Collard ＆ Contrucci，1988）。
姑且不管这种起源，很明确的是，在这种父权制文化中，男权等级制度通过把统治逻辑合法化的文化二分法保持下来了。生态女性主义者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把二元论定义为： “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主导与从属的关系得以形成并作为既相互反对又相互排斥的对比概念建构起来。”（1992）通过这种概念化的二元论，妇女历史性地与自然联系起来，男人与文化联系起来，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被构造为对抗性的。这种文化的两极化导致二元论中的一方的贬值和两方的共同歪曲。凯瑟琳·罗奇（Catherine Roach）指出：“当女人被视做比男人更接近自然时，妇女不可避免地被视做比男人更少完整的人类性”。（1991）因此，正是通过这种二分法，“他者”的概念才被创造出来。生态女性主义者朱迪思·普兰特（Judith Plant）谈到：“作为父权制合理性存在的客体，他者只有当有益于主体时才会被考虑。”（1989）无论是妇女还是自然都变成为男人所用的客体。作为母亲，我们的身份是以一个照看者的角色（care-Giver）被界定；作为妻子，我们采用我们丈夫的名字（一个来源于把妇女通过法律制度公然地当作客体来对待的时代的传统）；作为妓女，女人成为性对象。在自然世界中，动物是肉，是实验对象，或是畸形表演中的囚禁者，而植物、树木、矿物则变成美元。这种对象化来源于西方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的内在化和二元论假设的流行。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因此认为，等级制度的创造和二元论的过程为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提供了知识基础。
然而，假定潜在于西方思想之下的二元论假设是一维的并创造了绝对的关联却是错误的。凯特·桑地兰兹（Kate Sandilands）指出，单极性从来没有完全主导西方的性别概念（1991）。而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则认为，尽管妇女历史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这种被联系起来的自然却是相当分歧的，并且有时它是为妇女赋权的来源（1983）。然而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种分类和二元论是复杂的而不是凝滞的，并且我也相信，男人与女人之间、思想的理性模式与直觉模式之间、心理与身体、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极性联系，在我们的语言中、在社会—政治中、在经济系统中是很容易看到的。我相信这种分类的持久存在，对于达到平等的社会和更和谐的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是有害的。
对于二元论和性别分类的社会建构是如何表现在我们的语言结构中，黛博拉·卡梅伦（Deborah Cameron）提出富有洞见的分析。她将把性别规范归到无生物和其他对其性别没有知识的存在物的倾向称作“普遍的文化现象”。她认为，把性别分类强加于生活的每一方面的现象创造了一种这些分类是“自然的”的幻觉，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具有局限性的构造。卡梅伦引用罗森塔尔（Rosenthal）的实验，这个实验要求人们把一些物体（刀 / 叉，盐/辣椒，香草 / 巧克力，福特 / 雪佛兰）识别为男性的或女性的。古怪至极的是，人们对于性别归类存在着一种几乎是总体上的一致性：刀、福特、辣椒、巧克力被识别为男性的，而叉、雪佛兰、盐、香草则被识别为女性的。卡梅伦从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概念是从与‘真实的性别差异’有关的任何事物中无限分离出来的。”（1992）尽管我质疑“真正的性别差异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但这里得出的观点是清晰的：性别范畴（而且我想性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是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这种范畴被对其他存在者和物体的性别化（engendering）永恒化了。而环境理论家还经常谈到在人类社会中对其他存在物赋予人格化（anthropomorphize）的倾向，我将进一步拓展这种批评，把对其他存在物的“男性中心的人格化”（andropomorphizing）问题包含进去。 在考察爱德华岛上的伐木操作时，我看到一个伐木者去接近一棵巨大的、古老的、高达大约200英尺的西加云杉时的情景。“他是棵大云杉”（“He''s a big one.”），他充满敬畏地凝望着那棵西加云杉说。工作人员不断进行着他们的工作，几分钟内那棵云杉便轰然倒地。在触着地面之前，我清楚地听到那个男人说：“她正快速倒下。”（“She''s coming down fast.”）在什么意义上那棵西加云杉变成一位女性？我能推测到的唯一结论是，当西加云杉高高地耸立，远远地超过那个男人的时候，他把男性性别投射到这棵树上表示一种尊敬和一种可能是无意识的平等。从男性性别到女性性别的转换发生在这个男人对树的占有之时。这时它不再拥有强力了，它的根已被切断，它的威严已被征服，她屈服地倒在地上，等待着被“剥离”和“使用”。
卡梅伦指出，给物体性别化只有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性别对比时才是有道理的。例如，问盐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只有在把它与辣椒相比时才是讲得通的。如果比较对象变了，性别也会改变。卡梅伦用“调羹和叉子”对“刀子和叉子”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例子中，人们或许会把叉子视作男性的，在第二个例子则可能把它视为女性的。这个例子表明性别分类的绝对的主观性。性别分类建基于许多父权制的假设和社会化的性格特征之上，通过它们另一性别被作为对抗物创造出来。通过对这些性别范畴的运用，我们持久化了对抗性和压制性的等级思维。因此，对于环境话语中的“地球母亲”这个术语和自然的女性人格化现象进行探讨是有益的。这些术语和范畴是把对抗性的等级思维和对女性与自然的压制永恒化了吗？或者，它们能被用于为人类对自然的认同提供手段和为妇女赋予权力提供一种资源吗？
三、母亲是大地，父亲是谁？
在环境话语中，“地球母亲”和“自然母亲”术语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并且是被普遍地、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考虑到北美女权主义运动的威力和对妇女的主要给予照管角色的广泛质疑，我发现这一术语的使用是令人吃惊的。我认为这种文化现象表明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历史联系的力量。另外，我相信，地球作为女性的拟人化，尤其是作为母亲的拟人化，值得进行批判研究，它对环境和女性运动的价值是很成问题的。
安德莉·考拉德指出：“人们将文化价值投射于外部世界，而恰恰是这种投射决定了人们处理世界的方式。”（Collard and Contrucc，1988） 当我们把地球命名为我们的母亲的时候，我们也对我们与母亲身份的关系，以及父权制社会中我们母亲的育儿活动、“妇女工作”及其私人领域的贬值赋予这个名称。拟人化的过程创造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它用可以辨认的人类特征建立客体和其他存在物（在这个例子中，它是地球和自然）。拟人化允许我们“用人类的术语解释这个世界中的现象——这些术语，能在我们自己的动机、目标、行为和个性的基础上被理解”。（Lakoff and Johnson， 1987）通过对“地球母亲”这个术语的理解，两个重要问题产生了：（1）考虑到我们带给“母亲”这个术语的文化包袱，我们能否通过这个术语锻造一种新的进步的与自然的关系？（2）如果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语言中使用一种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并且我将把它视为以男性为中心的）方式去象征自然，承认其他存在物和生命系统的固有价值是否可能？
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传统地与母亲身份联系起来，并因此负责养育、照料和给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母亲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并常常是不容易被意识到的，也是被贬值的。在父权制文化中，正是我们的母亲满足我们的所有需要，她带走垃圾，清洁并喂养我们，我们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虽然这是事实——我们对我们的母亲有特定的依赖，我们对她也有很多期望，但你的母亲不太可能会伤害你。正是因为如此，将地球视做我们的母亲把这样一种观念永恒化了：人类可以获取而不期望被归还，地球是无限的，它可以被人类无限利用。这种观念反映在我们的经济系统中，在那里，自然是一种自然资源和或一种外部事物。多萝西·丁纳史坦（Dorothy Dinnerstein）提出，女人也被知觉为“一种自然资源，一种可以被拥有、被治理、被获取和被开采的资产，对她的枯竭没有同情，对她的保存和补充不负有责任”。（1976）当我们把地球看做我们的母亲，并因此是给予的、仁慈的、某种程度上是永不枯竭的母亲时，我们也将把妇女视做“母亲地球”（“Earth Mother”）——负责养育、照料、并把她委托给传统的基本的“照料—给予者”的角色。
在环境话语中，地球的另一个作为女性的突出意象是古希腊女神“该亚”的复活和重新阐释。这一术语通过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著作中的该亚假说开始流行。在这部著作中，洛夫洛克假设地球是一个活着的系统。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指出，在古希腊神话中，该亚变成她的“儿子-丈夫”乌拉诺斯的附庸。 他认为，地球作为与男人分离的某种东西的客观化，加强了等级制的二元论。墨菲提到洛夫洛克早期著作中一个吐露真情的段落，在那里可以看到，男人必需获得知识以确保“她”（该亚）的存活。因此，“男人”发挥着她的母亲或配偶的智识者和保护者的作用；他保证了她的存活。（1988）这种把男性与自然和女性分离开的做法加强了等级制的二元论，并把女性和自然的被压制和从属性永恒化了。
然而，对该亚意象的这种考虑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女神意象带给生态女性主义的为女性赋权的重要方面。女神意象和宗教对于承认和理解妇女解放和自然解放，对于重新评价女性原则与自然之间的联结已成为一种重要手段。然而，女神崇拜的挑战对于主流的犹太-基督教的宗教来说是一种重要而徒劳的工作，用一种近似的等阶化的母权制（matriarchy）去替换一种父权制的宗教，将无助于解决分离和二元论的问题。然而，我对等级制和该亚意象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意义上否定对女性性格和女性权力的重新估价，或为女人的灵性开拓一个正面的安放之所的重要诉求。
该亚和地球母亲的意象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给我们一种把地球作为人类和女性的意象，限制了我们所能创造的形象。对于人类来说，最根本的是重新形成一种对于地球的新理解，在这里，地球被视做一种有力量的神圣的存在，而人类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地球性别化为一种女性形象，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加强了妇女和自然的从属性和被压抑性，并把父权制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永恒化了。 四、缺席的指涉物
缺席的指涉物的概念对于环境话语来说具有重要的意味，并易于说明语言中的任意性的社会范畴的建构。卡萝尔·亚当斯（Carol Adams）谈到：“在消费者参与吃掉它们之前，动物已经通过那种重新命名死尸的语言缺席了。”（1990）从猪到尸体、到肉、到火腿，暴力缺席了，死亡缺席了，猪成为消费的对象。亚当斯指出：“这种缺席的指涉物允许我们去忘掉作为独立实体的动物，也允许我们抵制使动物出场的努力。”在工业社会中，这种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中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那天我发现那头小牛是一头婴儿牛。我经受了一种彻底的憎恶和背叛的心情。它是怎么隐瞒我这么长时间的？我低头看着这个白色的泡沫聚苯乙烯容器，它盛着苍白的被整齐地包装在塑料袋中的小牛的肉块。我怎么会知道是这种情况？
对这种缺席的所指的认识揭示出存在于我们的语言和行为中的矛盾。一般地说，虐待我们称之为“宠物”的动物，被认为是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然而，对于存在于工厂化的农场经营和屠宰场中的我们称之为“肉”的动物的暴力和虐待却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些冲突第一次变得明显起来，是我在卡尔马哈热带雨林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研究一种有大理石般色彩花纹的小海鸦，一种古老的海鸟。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个鸟类学者在观察了一天海鸟回来后，做了一只小鸡作为午餐，当他咀嚼着鸡翅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些行为中的矛盾。一种鸟是标签化的食物，而另一种则是“自然中的存在”。一种被研究，它的自然习性被奋力保护；而另一种则被强制喂养，被注入化学制剂，被圈养在一个小笼子里并被残酷地杀害，被用玻璃纸包装，并被我们的自然观察人士占有。没有一个鸟类学者会拒绝承认一只鸡是一只鸟。然而，这种冲突却通过我们的语言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通过一个简单的创造性的重新命名的实践，很容易说明这一点。这种实践可以戏剧性地改变我们看待与动物关系的方式：宠物/俘虏，肉/尸体，火腿/切片的猪，役用动物/奴隶。值得怀疑的是，当肉被称做尸体时，是否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吃肉。
这种缺席的指涉物能在许多联系着动物和妇女的比喻性说法中见到——女人曾被称为牛，狗、母狗、海狸、小免子最终被称为“肉片”。在这些说法中缺席的是女性自身和潜藏在这些贬损的术语中的暴力。通过这种缺席的指涉物，主体被客观化了，父权制的价值观念成为惯例。例如，伴随着强暴的隐喻，针对妇女的暴力合法化了。强暴的行为是普通的，它因此也是某种可接受的？在文化暴力的描述中，动物和自然都是缺席的所指；在“女性的屠宰”中，动物作为肉是缺席的指涉物；在“野性的强暴”中，妇女是缺席的所指。通过这些隐喻和说法，缺席的指涉物在某种程度上被假定存在了，被具象化了，同时也被吸收了。
正是语言使动物从我们的餐桌上缺席，使妇女从政治论坛中缺席。例如，殴打、强暴一个女性伴侣已经成为一种“家庭的暴力”。在这种模糊的术语中，不仅妇女是缺席的，她被客观化为一种暴力的对象，而且通过创建温和的也是相当模糊的术语——“家庭的暴力”，施暴者也与他行为的责任分离开了。卡萝尔·亚当斯认为，身体的压制依赖于缺席的所指把暴力、支配以及把行为的责任与行为本身之间的距离合法化。这种分析使我们质疑环境话语中使用强暴的隐喻去指涉环境的恶化。
五、“强暴的隐喻”和命名的重要性
他们告诉我这之间没有联系……但是当我听到他们讨论大地的被强暴时，我感到好像是我被亵渎了。他们告诉我这之间没有联系……但是“处女森林”的说法对我言说了一些东西。
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他们的著作《我们据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指出，人类隐喻性地思维，我们的概念系统因此从根本上是隐喻性的。另外，他们还认为：
我们的概念构成我们所感知的东西，我们是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我们又是怎样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我们的概念系统因此在界定我们的日常现实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1987）
引申开来，那么，隐喻在建构我们的思想、行为和可能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隐喻的本质是用另一种术语来理解和经历此一种事情。”进一步说，如果一种概念是被隐喻性地构成的，“这种活动就被隐喻性地构成了，并且相应地，这种语言也被隐喻性地构成了”。当我们考虑环境话语中广泛使用的强暴隐喻时，两位作者所建立的这种框架是非常有用的。这些隐喻表现在这些说法中：诸如“大地的强暴”，“处女森林”，“穿透荒野”，或者更明显的“穿透地球母亲”。由于隐喻的本质是用另一种术语来理解和经历此一种事情，我们看到，强暴的隐喻建立起来的对自然的掠夺开发类似于对一个女人的强暴。如果隐喻不仅仅是对语言的任意的使用，而是我们心理的、文化的、进而是组织我们行为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强暴隐喻的使用就具有重大的意味。
关于人类的行为，“强奸”一般被理解为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女人的暴力的、非法的、强迫性的性侵入。虽然许多人相信强奸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个疯狂的或精神错乱的男人实施的行为，但它却远非其中任何一种情况。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谈到，对强奸者的许多研究表明，那些男人们并没有表现出“精神失常”现象。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海伦娜·诺伯格—霍奇（Helena Norberg-Hodge）进一步提出，许多其他文化，特别是与西方世界接触甚少的其他古代文化，在他们的社会中没有强奸的概念。（1991）强奸是一种习得的行为。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是把男性设置为支配性的、有力的和强壮的，并把妇女（自然）视做被动的——供男人使用的对象。无论是暴力地穿透荒野，还是暴力地穿透女性，强暴都是一种更大的政治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表现。潜藏在西方非法强奸概念下面的是一种这样的认识，即强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性行为的形式。“是她要求这样做的。”“当一个女人那样穿衣服时你能期望什么呢？”这种通常的表述反映出一种理解，即男人难以控制的性欲和需要使他易于以暴力愤怒的形式表现他自己。进一步说，那个女人也下意识地希望被强暴。安德莉·考拉德指出，这种希望被强暴的知觉方式也被投射到对自然的认识上。 自然不是被指责为太吸引人（和危险）就是被指责为对人太冷漠。（自然）就像塞任（Siren-like）这个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一样，她召唤和吁请着钩子和枪支，以同样的方式，女人被说成是引诱了男人和要求被强暴。……我们知道女人想被强暴差不多就像鹿和狮子想被射杀一样，就像地球、海洋和天空要求被挖掘，被污染，被探测一样。这种指责受害者的倾向也很明显地存在于森林文学中，在这里，“处女”林被认为是“过于成熟”了的，她因此需要被收割。（Collard and Contrucci 1988）
“地球的强暴”这一隐喻在主流文化中的使用，代表了对人类行为中固有的对待自然世界的暴力和控制以及男人在这种行为中所起的作用的承认和接受。“强暴”隐喻的使用也假定了在某些情况下，自然就像女人一样，或许愿意与男人合作。那么，这一隐喻就把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强化并合法化了。
当“强暴”这个词被隐喻性地使用的时候，女人的经验变成一种可以被接受的隐喻，这个词语和这一行为对于女性的暴力和虐待意味被抽干了。女人变成缺席的所指。黛尔·斯宾达提到，“强暴”这个词并没有反映出女性的经验，而是显现了她的沉默，它因此反映的只是男性对于这一行为的理解和命名（1980）。她提到，在“强暴”这一名称中，存在着一种强迫的缺席，它没有把强奸作为一种邪恶的性行为来揭示。反过来，这正是它没被人所厌弃而可以被隐喻性地使用的原因之一。隐喻的使用增强了这一术语和行为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可以使人们永远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resourcismo”的观点，即自然和女人都可以按照男人的需求被安排。
强暴隐喻的扩展使用最常见的地方是涉及“荒野”的文学作品。未被人类染指的森林被称为“处女森林”，而对荒野地区的开发和占有则常常被称为“对荒野的穿透”。有趣的是，这些术语被许多问题利益相关者——如工业，政府和环境主义者所使用。这些积蓄已久的说法的流行指向把荒野和女性作为可以被男人征服的客体的根深蒂固的理解。苏珊·格里芬雄辩地说明了拓荒者围绕着被征服了的处女地时的心态：“他是第一个涉足这里的人。只有他鞋子的印记触碰了这里的土壤。这松树，水獭，峡谷，麝牛。她放弃了她的秘密。他是第一个知道这秘密并对他所看到的给予命名的人。”与荒野地区相关的“处女”和“穿破”术语的运用，把拥有和征服的观念永恒化了——一旦你穿破她，她就是你的了。另外，这一说法生动地说明并永恒化了环境话语中的男性偏见和命名的重要性。格瑞丝·佩利（Grace Paley）说：“科学的男人数百年来都相信，命名先于拥有，拥有先于使用，使用自然地先于用完。”（Diamond and Orenstein， 1990）
通过命名其他生物、物体及行为，男性文化已经将其他认知方式排除在外，而这种排除是通过创造界定性的范畴实现的。因此，戴尔·斯宾达认为：“那些有权力命名世界的人能够影响现实。”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男性经验的普遍化。比如说，如果请你在头脑中勾勒一幅人类进化的过程图，假设你是在西方社会中长大的，那么你脑子里呈现的画面很可能就是一只类人猿或猴子逐渐演变成一个年轻白种男人的画面，而极不可能出现一只类人猿进化为一个（白种）女人的画面，更不可能出现进化为一个土著女人或其他肤色女人的情况。这个例子说明，在父权制社会中，我们的社会化过程无处不在。
六、结论：面向进步的环境语言
在这篇文章中，我业已指出，对一种社会现象的命名，反映出一个社会将怎样知觉并怎样与这种现象打交道。引申开来，自然和性别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是我们怎样看它的方式。我们对自然世界的经验是被社会地和文化地建构起来的。我们的语言在建构这些经验，建构我们的现实，因此也在我们的行动中发挥着意味深长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通过语言构想自然和描画自然的方式，对于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同小可的意味。环境话语中的女人、女性特质与自然的关联把父权制的传统和控制永恒化了。由此可以看出，那种不加批判的对自然的性别化以及对强暴隐喻的运用，重新创造了一种支配的、压制的意识形态，并延续了霸权主义的传统。对于环境运动，这是一个成问题的结论，用女性主义学者和诗人奥德丽·洛德（Audrey Lorde）的话来说：“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屋。”
因此，很显然创造性地运用新的隐喻和习语去表达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个极大的需要是，为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们、存在物和自然系统创造一个积极的语义空间。正因为此，玛丽·戴莉呼吁一种语言的阉割——它隐喻性切掉父权制强加给它的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c）的价值系统。
语言是一种强有力的人类工具，我们必须检查它在维系、保持现存社会结构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对制造我们等级化、秩序化的阶级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相信，去持续地质疑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并发现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去挑战深深地扎根在社会中的男性中心的偏见是必要的。这种质疑将进而创造一种进步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富有想象力的表达方式将被孕育出来，包括平等的人类群体在内的自然世界的神奇性和多样性，将在这种方式中得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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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面散见于整篇文章中的斜体字，正是点缀在这篇文章中的“个人的观察、散文和诗歌”等方面的内容。译者按。
责任编辑：龙迪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