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一手操纵的“行宪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开幕。
　　当时，国共内战已烽火连天，战况已明显对国民党不利，蒋介石仍积极主张筹开“国大”，实行所谓的“还政于民”，其“良苦用心”是激励士气，标榜民主，以赢得美国更大的支持。
　　4月5日，国民党中常委一致拥戴总裁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4月9日，150多名“国大”代表签署，请选蒋主席为总统，连署者高达2489人。
　　4月19日，是选举总统的日子。早上8时50分开始签到，出席的代表、来宾、记者都十分踊跃，座无虚席。中午12时40分宣布开票，蒋中正以2430票当选，陪选的居正仅得269票。
　　
　　二
　　
　　总统选举是一边倒的情势，没有人可以跟蒋介石竞选，居正陪选原本多此一举，然而副总统选举就是群雄相争了。有那么几个人踊跃参加竞选，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有言在先，他曾郑重宣布：“本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本党不提名，由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
　　桂系首脑、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1948年3月11日在北平中南海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后，于3月25日自平抵宁（南京）请见蒋介石，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当着李的面，蒋自然要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这是民主政治的开端，人人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绝无成见。
　　李宗仁在得到蒋对其参选没有成见的承诺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而他本人则坐镇南京指挥竞选。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闻知李宗仁参加竞选副总统立即驰函鼓励：
　　德邻先生：前天看报上记载，先生愿做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匆匆敬祝双安。胡适敬上，三十七年一月十一日早。
　　李宗仁顺着胡适公平竞争的意思，也回信鼓励他竞选大总统：
　　适之先生：接到来信，承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次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敬祝大安。李宗仁。一月十四日。（以上两函均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1948年1月）
　　胡、李两函曾并刊于报端，颇令人注目。
　　美联社记者得悉后加以报道，美国舆论认为李之参选“有助于民主政治在中国实施”。
　　紧随李宗仁之后，国民党内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和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也宣布参加竞选。此外，社会贤达莫德惠和民社党的徐傅霖在蒋介石自由竞选原则鼓动下，在“行宪国大”开幕后也跃跃欲试，相继加入竞选行列。但这些人显然非李宗仁的对手。
　　当时，桂系将领白崇禧、黄绍竑等人皆不理解李宗仁为何要冒蒋桂冲突的风险，去竞选那毫无实权的副总统。他们担心，李宗仁此举很可能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因此都竭力劝阻其竞选副总统。但李宗仁主意已定，根本不为所动。以他知蒋之深，不会不知道蒋对其多疑深忌，一定会反对他参加竞选副总统。但他却信心十足地认为，蒋和CC系愈反对，他愈会当选。
　　在李宗仁看来，蒋介石必然失败，自己若竞选成功，遇有机会即可同中共和谈收拾残局。也就是说，李宗仁打算在副总统位子上等待时机，准备从蒋介石手中接收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但蒋介石对李宗仁的这一政治意图显然缺乏考虑。因此，初闻李宗仁有意角逐副总统时并无异议，居然仍说党内同志均可公开竞选，对任何人都毫无成见。
　　
　　三
　　
　　“国大”开幕之后，由于总统选举没有竞争的余地，副总统选举便显得特别热烈。
　　当李宗仁的呼声愈来愈高时，蒋介石开始懊恼起来了，因为蒋已感觉到，在参与竞选副总统的各候选人之中，论实力和社会影响，恐怕没有谁是李宗仁的对手。如果李宗仁就此当选，桂系实力和影响势必进一步大增，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
　　蒋介石起初企图改用“政党提名”的方式产生副总统候选人，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产生他所喜欢的候选人，借以取消李宗仁的竞选资格，便派吴稚晖与张群当说客，去劝李宗仁放弃竞选。吴稚晖开门见山地对李宗仁说：“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但是，本党还必须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竞选，应尊重本党的意旨，由党提名。这个办法是极公允的，每个党员都应尊重照办。”张群接上吴稚晖的话头说：“总裁是怕由于副总统竞选而引起党内摩擦，这才提出由党提名的办法。德公如没有意见，我便去向总裁报告。”
　　李宗仁没有买张群、吴稚晖的账，激动地站起来说：“选举正、副总统是实施宪政的开始，任何国民都可按照法定程序参加竞选。现在既已行宪，我主张一切都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除此之外的任何办法，我都将反对到底。”
　　话不投机，张、吴二人怏怏而去。
　　这样，蒋介石以“政党提名”的诡计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蒋介石并未就此罢休，在党国大员吴稚晖、张群对李宗仁劝退无效后便亲自出马，单独召见李宗仁，以“军人不应竞选，免蹈民国初年军人把持政治之覆辙”为由劝其退出竞选。
　　李宗仁胸中早有应对之策，听了蒋的“宏论”之后，便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我以前曾当面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结果各不相让，不欢而散。
　　能够当面和蒋介石“顶嘴”，在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李宗仁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新闻”不胫而走，反而使李宗仁得到更多的同情。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蒋介石为阻止其参加竞选，曾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在密议中，蒋介石声称：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如一把匕首插在吾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
　　
　　四
　　
　　蒋介石在劝退不了李宗仁之后，便决心推出原本无意出马的孙科来当“黑马”。这着棋的意图甚是明显：一则孙科既是孙中山的儿子，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在党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力；二则孙科为粤人，粤人拥孙，可分李的两广选票，李失粤援，很难当选；三则孙科虽也反过蒋，但毕竟是文人，而李不仅是军人，而且有实力，更何况抗战时期的功勋以及抗战后的威望，这一切都使蒋受到威胁；四则总统一职非蒋莫属，蒋桂矛盾一向很深，蒋孙搭档，较为适宜。
　　但在国民党内一向以自由派、民主派形象著称的孙科，却对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不感兴趣，一心只想当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因此，在“国大”开幕之前，当李宗仁向其征询意见时，孙科曾明确表示“无意参加竞选”。但后来，孙科还是经不住蒋介石的一再劝说，于3月25日正式宣布参加竞选，并公开表示：“我要是放弃副总统竞选，就对不起蒋主席了。”在孙科正式宣布参加竞选后，蒋介石便为其大肆宣传造势，以和李宗仁一争高低。
　　4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4月20日，“国大”公告6名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以联署提名人数多少为序，依次是：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
　　4月23日，“国大”正式举行投票选举副总统。选举结果：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莫德惠得218票，徐傅霖得214票。
　　李宗仁得票比孙科多195张，虽居第一，但未过法定票半数，即不足法定当选票数。按规定，必须得到超过“国大”代表总额3045票之半数选票，即至少得1523票方能当选。因此，“国大”必须依法对得票位居前3名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于是竞争更趋激烈。
　　蒋介石意识到孙科不是李宗仁的对手，便召来陈立夫，嘱其组织可以控制的“国大”代表，对李宗仁进行反击。蒋介石还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命他们立即为程潜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与他们支配，其目的就是要用程潜来分李宗仁的票而使孙科当选。
　　孙科自以为有蒋介石的支持，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
　　李宗仁和孙科的支持者也都纷纷披挂上阵，很快便交上了火。
　　恰在这时，龚德柏主办的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披露孙科的第二夫人蓝妮有“汉奸嫌疑”的文章。
　　蓝妮是云南人，年轻、漂亮、聪明，是上海滩一朵著名的交际花。孙科于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社交宴会上认识蓝妮，便对她一见钟情。先是让蓝妮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不久即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与孙科前往重庆。1940年，蓝妮为照顾女儿独返上海。在上海交际圈里，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往，也曾和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过从甚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抗战胜利后，蓝妮被当成汉奸抓了起来，而她自己则说是“受命潜入敌后，为党国进行特殊工作”……
　　孙科认为，《救国日报》在这个时候抛出这篇文章一定是受人指使，是别有用心地对他进行诬蔑和攻击，严重地扭曲了他的形象。于是，便唆使其助选人大打出手，一举将报馆捣毁。这种恶劣的行径反而使孙科的选票更趋劣势，孙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五
　　
　　4月24日，“国大”进行复选。李宗仁仍领先得1163票，孙科得945票，程潜得616票。李宗仁虽比孙科多得218票，但仍未过半数。按规定，必须再在3人中进行第三轮投票。
　　蒋介石看到形势越发紧迫，若不采用非常手段抢救，孙科必落选无疑。于是便动员党政机关、特务、宪兵、警察一齐出动，对“国大”代表变本加厉地进行威胁、利诱。半夜三更，到各代表住处敲门访问，直言不讳地要代表按照总裁之意投票，从者有官有钱，违者自毁前程。这一切最终都酿成了竞选丑闻。
　　为了搞臭李宗仁，“一时京中流言四起”，揭露、诽谤李宗仁夫妇隐私的传单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耸人听闻地宣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要“逼宫”，逼蒋出国。以此激发拥蒋派对李宗仁的痛恨。
　　面对如此肆无忌惮地人身攻击，李宗仁决定接受黄绍竑的建议，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进行反击，于4月25日以选举不公、幕后压迫统制为由，正式声明放弃竞选。顿时，舆论大哗。这一招果然厉害，李宗仁放弃竞选，这就使孙科失去了竞争对手，陷入了尴尬境地，最终迫使孙科、程潜为“表白自己”，也相继放弃竞选。
　　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原本是蒋介石要唱的戏，现在，3位副总统候选人相继罢选，眼看“行宪国大”这出戏唱不下去了，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为了不使副总统选举流产，蒋介石赶忙派王宠惠、张群、陈布雷、白崇禧等人分别去做李宗仁、孙科、程潜的工作，“解释误会”，劝他们取消“放弃竞选的决定”。经过工作，孙科、程潜均表示“一切可听大会决定”，但李宗仁却未置可否。为打破僵局，蒋介石只好于4月26日亲自召见白崇禧，请白劝李恢复竞选，且信誓旦旦表示：对于造谣生事，尤为震怒；党内同志参加副总统选举，绝对可以自由竞选，外传的约束投票之说，纯属无稽。
　　得到蒋介石的保证之后，白崇禧答应劝说李宗仁恢复竞选。随后，又经“国大”主席团出面调停，李宗仁这才同意恢复竞选。
　　4月28日，休会3天的“行宪国大”，举行第三轮副总统选举。结果，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得1040票，程潜得515票。李宗仁得票虽仍领先，但仍未超过法定当选票数，只好进行第四轮投票，竞选更趋白热化。程潜因得票最少，依法退出，由李宗仁和孙科进行最后角逐，只要得到简单多数，哪怕只多1票即可当选。为此，双方全力以赴，短兵相接，做最后一搏。由于李宗仁不失时机地亲自出马做湖南代表的工作，而获得湖南人的支持，使程潜的选票转投李宗仁。最终李宗仁以1438票对1295票的微弱优势击败孙科而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国大”选举的首届副总统。
　　
　　六
　　
　　李宗仁的当选使蒋介石非常之气愤。蒋介石侍从室一位侍卫官告诉李宗仁：当第四次投票达到最高潮时，蒋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李宗仁依法当选时，蒋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
　　李宗仁也亲身感受到蒋介石的不快。当选后某日，李氏夫妇前往黄埔路官邸拜候蒋，在客厅里枯等了半小时后，蒋氏夫妇才姗姗出来，使李氏夫妇极为尴尬。（以上两事皆见《李宗仁回忆录》）
　　1948年5月20日，举行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李宗仁正式宣誓就任总统、副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总统、副总统穿的服装迥异。蒋介石穿长袍马褂，李宗仁则一身戎装。此前，李一再请示，蒋先是说穿西装礼服，后又手谕着军常服。可到时候，在李全然不知情之下，蒋却以长袍马褂亮相，李以军服伫立其后，犹如副官。
　　蒋介石在如此庄重、肃穆的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故意让李宗仁难堪，这不仅仅是发泄对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不满，也是对李宗仁的一个报复。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说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这是在泄当年长沙阅兵时落马堕地出洋相的那腔怨气。
　　那是1926年8月14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驻跸长沙。驻长沙的北伐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请蒋总司令检阅他们的部队。在校场上，蒋介石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缓缓地进入主帅位置。阅兵开始，蒋居首，李居第二，唐生智则紧随李后，其他高级将领则分乘战马10多匹紧随其后，蒋介石自右向左按辔徐行。
　　当阅到唐生智第八军时，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李在后发现，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10多人，当总司令的坐骑刚至军乐队的行列前，号兵队长一声令下，号兵立即举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便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的坐骑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可能是蒋平素不多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蒋足朝天，头朝下，顿时翻鞍堕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镫里，被马拖于地下。李宗仁、唐生智见状，为之大惊失色，一时不知所措。所幸蒋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蒋被马拖了两丈多远，才跟马脱离，卧在地上。李、唐等人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蒋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蒋的副官也赶来把蒋身上的泥土稍为拍落一些。蒋继续率领众将领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进行完毕。
　　堕马的情形确实狼狈，免不了引得一些将士窃笑。这本是蒋介石本人因骑术不精所致，但他却迁怒于李宗仁，只是当时没有发火，但已耿耿于怀。
　　此次就职典礼上，李宗仁虽因蒋介石的促狭，穿着军装参加大典，但在那张历史性的照片上倒也十分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