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各地军阀捕杀的中共领袖人物就有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等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因此，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名政治局委员组成，任务是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特委下设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特科是执行机构。特科下面设一科（总务科），首任科长为洪扬生；二科（情报科）首任科长为陈赓；三科（行动科）首任科长为顾顺章，三科下设红队，顾顺章兼任红队队长；四科（电讯科）首任科长为李强。红队又称“赤色恐怖队”、“打狗队”。人员十分精悍，约二、三十人。最早的红队成员是从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骨干中挑选出来的，每人配一、二支手枪和若干个炸弹。红队成立后，惩办了多个出卖同志的叛徒，如出卖彭湃、杨殷烈士的白鑫，出卖罗亦农烈士的何家兴等。
1930年10月，龚昌荣被调到上海工作，加入红队并担任队长。龚昌荣，原名邝惠安、邝福安，1903年生，广东新会人。他身材高大，体魄强壮，能使双枪，百发百中，善用匕首格斗，并会拳术，人称“老广东”。他自幼家贫，被卖给旅美华侨龚福利为养子，改姓龚。读过中学，在家乡参加过农民运动，到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龚昌荣参加中共广州市委委员沈青领导的“剑仔队”，专门惩办工贼和“改组委员”。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敢死队连长，参加攻打广州市公安局的战斗。起义失败后，被调往香港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的“打狗队”队长，先后带人秘密处决了香港警察署侦缉队长谢安和叛徒游体仁。
龚昌荣接任红队队长之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龚昌荣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率领红队队员掩护中共中央领导人转移，使敌人对中央机关进行大破坏的阴谋没有得逞。周恩来撤往中央苏区前，改组了特科机构，改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负责。新的特科一科科长由陈云兼任，二科科长由潘汉年担任，三科科长由康生担任。龚昌荣继续担任红队队长。龚昌荣在以后几年十分艰险的环境下，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凭借一身过硬本领，与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及叛徒作出殊死的斗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直至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威震敌胆
龚昌荣领导红队后，首先整顿队伍。他在上海及全国各地调来一些忠于革命、胆大心细而又具有军事知识及技能的干部，并加以严格的政治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又在上海设立若干秘密据点，存放枪支、弹药。红队队员人数仍保持精干，约二、三十人，分为若干小组，互不接头，由三科和龚昌荣本人保持与各小组的联系。红队成员包括龚昌荣本人平日不带枪，大多有公开职业作掩护，与家属同住以掩人耳目。如龚在上海法租界巨赖达路凤祥银行二楼住所就存放一批枪械，由龚妻张小妹负责保护机关和管理枪弹。一旦有行动，红队队员才到存放点拿武器。这样，红队的行动更有效和安全。
新组建的红队第一个大行动是消灭叛徒黄国华。1931年秋，中共党员黄国华从江西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但他信念动摇，主动投靠中统上海行动区。中统特务如获至宝，要护送他到南昌向蒋介石当面密告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情况。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从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内线人员中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报告了陈云，陈云命令龚昌荣派人尽快暗杀黄国华。消灭黄国华的具体过程在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编印的《共匪的特务机关和保密工作》手册中有详细记载，称“黄国华，为匪发现，即决定秘密制裁。某日共方约黄到某旅馆接头，刚进门后即拔出枪将黄国华击倒，凶手仓皇离去。事后查知，中共派来暗杀者，为红队实习人员，技术欠熟练，过分紧张，未能将黄击毙。事情发生后，调查科将伤者护送至公务局警察专用的仁济医院急救诊治，并派捕房包探及印度巡捕看守。这些情况被共特人员侦悉。遂利用星期日病人会见眷属的机会，派遣6个红队队员深入医院2楼，先将巡捕及包探击毙，再将黄国华打死，持枪并行出院，在医院门口分手四散逃逸”。带人闯入仁济医院击毙黄国华的就是龚昌荣。同年9月，龚昌荣派红队队员李龙章到汉口击毙了出卖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1932年4月，根据中央特科的命令，龚昌荣派红队队员李士英等在上海惩处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叛徒、特务王斌、曹消澄。
1932年10月，中共丹阳县委书记汤醒白（化名黄达）向中统上海区自首，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约汤到上海新闸里斯文里特务机关大楼接头。龚昌荣得知后带人前往袭击，击毙中统特务王寿喜，击伤特务赵伯谦，而史济美则因迟到而幸免，汤醒白见情形不对而提早溜走。但这件事使上海中统特务头子史济美大吃一惊，想不到共产党打到了他的巢穴，而叛徒汤醒白更吓得从此不敢露面，不知去向。
1933年春，上海的形势更加紧张，中统南京区大特务顾建中带人到上海，与史济美一起，利用叛变的团中央负责人陈庆斋、胡均鹤、袁炳辉、姜子云作引导，破坏共青团沪西区委，逮捕了曹鸿和胡天夫妇。胡天夫妇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出卖了新成立的位于上海法租界辣德路某鞋店的共青团中央机关，中统特务逮捕了看守机关的袁炳辉母亲等。胡天被安排为中统上海区侦查员，到处跟踪革命同志。龚昌荣决定除掉此人。他很快得知胡天夫妇新搬往南市小西门居住。一天，胡天经过住处的里弄，龚昌荣假装在里弄口的老虎灶喝开水，一看见胡天路过，即拔出枪一枪击毙胡天，然后放下水杯，结账后从容离去。据曾任中统上海区行动股副股长的特务陈蔚如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回忆录回忆：“‘斯文里事件’和胡天被毙后，引起中统上海区的极大震动，除留个别‘表现工作’的自首人作短期‘表现’外，其余立即调回南京。”
龚昌荣率领的红队的一系列革命行动极大鼓舞了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斗志，并多次受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表扬，但他不自满，又将行动目标对准了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史济美是个老特务，他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破获多个党团机关，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中共中央特科决定由红队负责制裁史济美。1933年10月，龚昌荣亲自带领红队骨干赵轩、孟华庭、陈杰明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伏击史济美。在行动中，龚昌荣一照面就首先开枪，击中史的胸部，使史来不及拔枪反抗，便倒在地下呻吟，孟华庭这个年轻的神射手跳上前又补上几枪，史济美当场气绝身亡。史济美的随从人员和卫士还未反应过来，龚昌荣等人已按原订好的撤退路线分头退走，一刹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后，上海各大报刊大肆渲染，令国民党特务人人自危，而中统特工总部大发雷霆，严令追查凶手，要求接替史济美担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潘哲和继任上海行动区区长徐兆麟限期破案。不久，龚昌荣又策划了一次针对上海区的行动，计划在广西路一家酒楼内杀死潘哲和徐兆麟，可惜潘、徐二人因怕危险而未赴宴。龚不甘心空手而回，击伤了上海区行动股副股长陈蔚如。事后，潘哲和徐兆麟后怕不已。中统内部都知道中共特科红队“老广东”的厉害，但他们只从一些叛徒的口供中知道有“老广东”其人，但不知其真实姓名身份和模样。据陈蔚如以后说：“尽管上海区破坏了不少中共组织，但有关‘红队’的线索却一直没有一点，叛徒、特务单独外出活动，总是疑神疑鬼，就怕碰上‘红队’”。 不幸被捕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中统上海行动区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有事外出，在西藏路北泥城桥附近偶然碰见安插在中共地下党机关的叛徒张阿四。张自首后没有什么“贡献”，苏成德让他不暴露身份，充当“内线细胞”，继续潜伏在中共地下党内。苏成德定期与张阿四联系，给他一点点经费。此前，苏成德已有一个多月找不到张阿四。苏成德这次见面后便问他为何不按时接头的原因。张阿四说，一个多月前，他被党组织从沪西的工厂内调走，被安排住在北泥城桥一间灶披间内，规定不能随便外出，每天都要训练使用手枪。苏成德听了十分重视，问明张阿四现在的地址，并约好下次接头方法。苏成德马上回上海区，向行动股股长陈中柱汇报。陈中柱又向区长徐兆麟报告。徐、陈二人经过分析，认为张阿四有可能被吸收为中共特科红队新成员，便决定由陈中柱抽调专人负责此案的侦破。
陈中柱、苏成德再次约见张阿四。据张阿四说，他新的上级联系人叫赵轩，但与赵轩的接头是没有规律的，一般是赵轩随时来住处找他，而他也不知赵轩的住址。老辣的陈中柱派了一名有经验的特务在附近租了另一间民房居住，盯住张阿四的一举一动。不久，特务发现赵轩来找张阿四，便马上跟踪，谁料到赵轩为人十分小心谨慎，离开张阿四后转身便走，很快就找不到人了。特务只得再耐心等候。两天后，赵轩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了，特务徒步跟踪自然追不上。吃了两次亏，陈中柱加大力度，派多一名特务前来协助，并准备了两辆自行车。几天后，赵轩果然又骑自行车来找张阿四，两个特务骑着车跟踪而去，终于发现赵轩住在西藏路大世界对面一所民宅内。两个特务昼夜不停盯住赵轩，发现他经常到鸿祥里旅馆找一个名叫孟华庭的小伙子，而孟华庭也常到赵轩家。特务很快又发现了孟华庭的住处。一天，特务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的“广东人”来孟华庭家找他，两人谈完话后迅速离去。特务跟踪“广东人”至法租界巨赖达路，发现他住在凤祥银行二楼。特务们对“广东人”和孟华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监视，没有发现什么线索，而且这两人行动十分机警，也不敢太靠近，徐兆麟听取汇报后决定先不下手，继续盯梢。不久，徐兆麟因破获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力而被中统特务总部调回南京行动区，另一名大特务韩达被派到上海行动区任区长。韩达到任后，将全部力量放到侦破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和新建立的共青团中央机关上，对追踪“广东人”和赵轩、孟华庭的行动也停了下来。这段时间内，“广东人”和赵轩等表面上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特务们一段时间也不跟踪他们了，只是作为线索留作后用。
1934年10月中旬，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工作的机要人员翕国华叛变，上海局负责人深怕翕首先出卖组织，严令红队尽快除掉此人。龚昌荣即派红队队员胡陵武在二马路昼锦里宝隆旅店内枪击翕国华，翕中弹未死，被巡捕送进了仁济医院。四、五天后，好几个大汉大白天闯入仁济医院，在病床上将翕国华击毙。医院内一片混乱，暗杀者混在四散的人群中悄然退走。不巧，一名曾跟踪过“广东人”和赵轩、孟华庭的特务张风章，发现“广东人”正与赵轩、孟华庭一同出现在现场。张风章马上用电话向上级报告目睹经过。上海区区长韩达翻查了以前的情报，并召集上海区特派员游定一，行动股长陈叔平、副股长陈蔚如召开紧急会议。几个人一分析，认为“广东人”、赵轩、孟华庭很有可能是中共特科红队的行动人员。几乎在此同时，早在1934年8月被捕的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盛宗亮经不住敌特两个月的攻心战术而叛变，供出了特科和红队的一些情况。韩达决定立即破案。陈叔平主张用逮捕和绑架相结合的方式来抓人。但陈蔚如提出这几个人都在法租界内活动，最好是绑架，这样可以不惊动巡捕房，而减少以后要引渡的麻烦。韩达最后拍板：先实行绑架，不行就公开抓人。他并指定游定一和上海市公安局特务股主任刘槐指挥行动。
1934年10月底的一天上午9时许，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埋伏在巨赖达路一带的特务们发现“广东人”夹着一柄雨伞从家中出来，往霞飞路走去。姜志豪、杨阿才、张一久等几名特务乘上一辆汽车追踪，追上“广东人”时便一拥而上，企图将他塞进小汽车内。但“广东人”力气很大，一见势头不对便挣脱特务的劫持，飞跑而去，几名特务紧追不舍，在霞飞路上互相扭打。一名法国巡捕见状上前帮忙，当知道此人是“重要犯人”时便一起殴打“广东人”。中统特务见秘密绑架不成，便按原计划转为公开抓人，姜志豪揪住“广东人”的衣领，与巡捕一起将他押往法租界戈登路巡捕房。快进巡捕房大门口时，“广东人”盯着一个空子，挥起雨伞朝特务头上猛击，打得特务姜志豪头破血流。巡捕房门警急忙按动警铃，一批巡捕从里面跑出来，才制服了“广东人”。游定一随后飞车赶到戈登路巡捕房，告诉巡捕房法国探长，说这个“广东人”就是不久前仁济医院血案的主犯。巡捕房便重视起来，将“犯人”押至老闸北巡捕房关押，并配合中统上海区在法租界内分头抓获了赵轩、孟华庭、陈杰明等人。经过叛徒的指认，并依靠一些证据，中统上海区和巡捕房才知道，这个“广东人”就是红队队长龚昌荣，即是他们早已知名的“老广东”。而赵轩等均是红队骨干人员，其中赵轩是红队行动组组长，孟华庭是红色法庭庭长。
接着，巡捕房搜查了赵轩的家，抓住了赵的妻子。陈叔平又带着巡捕前往巨赖达路龚昌荣的家。砸开门后，发现龚昌荣妻子张小妹手持两支驳壳枪准备反抗。特务们连忙上前将张按倒在床上，缴下了枪。经过搜查，发现龚家藏存一批军火，计有手枪32枝、子弹2000多发、手榴弹一枚、刺刀一把、钢马甲一件。
英勇牺牲
龚昌荣等被捕后面对严刑拷打，坚不吐实。巡捕房连续审问了10天，没有什么口供，龚昌荣和赵轩夫妻之间也互不相认。龚、赵等人受过严格的反审讯训练，知道“只要不开口，神仙也难下手”的道理，不讲一句多余的话。号称“讲法律”的法租界巡捕房一时也无法定案。
中统上海区区长韩达十分焦急，天天派人到巡捕房催问结果，并通过各种关系疏通，要求法租界巡捕房将龚昌荣引渡到上海区审讯一个星期。于是，龚等人被押往上海市警察局暂时关押，中统总部派来叛徒兼特务王杰夫、阴耀武前来协助审讯，但又一无所获。在人证物证面前，龚等只承认曾枪杀史济美、胡天、翕国华等人，其余一概不认，更不说出党组织的秘密。一星期后，上海区只得将龚昌荣等人押回法租界巡捕房。 法租界巡捕房与中统特务组织虽有矛盾，但在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方面是一致的。不久，巡捕房便办理了“法律”手续，将龚昌荣等移送到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审理。法院判决龚昌荣、赵轩、孟华庭、陈杰明死刑，龚妻张小妹有期徒刑6年，赵轩妻子有期徒刑3年。随后，龚昌荣等并没有被立即执行死刑，而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原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发现龚昌荣等个个都是神枪手，竟异想天开，想通过关押、利诱、劝降等手段来软化他们，收为己用。因此，龚昌荣等在南京狱中渡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当时，中共地下党员陈同生与龚昌荣等关押在一起。陈同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部工作，官至司局级干部。陈同生曾写下长篇革命斗争回忆录《不倒的红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当年的狱友龚昌荣、赵轩等人在狱中的最后斗争。据陈同生回忆，龚昌荣等人明知来日无多，但视死如归，在狱中读书写字，抓紧时间锻炼身体，鼓励同志们坚守信念。在陈同生的印象中，龚昌荣、赵轩沉着老练。其中赵轩受刑最重，几乎不能行走。而时年才18岁的孟华庭性格活泼好动。徐恩曾等曾到狱中劝降，甚至同意他们可以不出卖党组织和同志，只要他们愿意加入中统，专门从事对付日本特务的工作，就可以释放他们出狱。但龚昌荣等坚决不上当，拒绝了徐恩曾。而赵轩的态度最为强硬，公开说宁死也不当三国时的“姜维”。
“爱才”的徐恩曾面对这些硬汉子也一度心存佩服，而一直没有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直到1935年4月初，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得知实情后，扬言要将人犯全部提回执行。徐恩曾怕得罪洋人，引起外交纠纷，便决定对龚昌荣等下毒手。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刑场上，特务们对龚昌荣、赵轩、孟华庭、陈杰明执行最残忍的绞刑，这是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对犯人执行绞刑。刽子手是经临时训练后“上岗”的。临刑前，龚昌荣等大义凛然，齐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令在场的人惊诧不已。龚牺牲时32岁。4月15日，南京《新闻报》在显眼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
龚昌荣被捕前，陈云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康生到了前苏联莫斯科，特科由中共中央上海局直接领导，具体工作由潘汉年负责。龚昌荣被捕牺牲后，红队的实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之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几次遭中统特务机关破坏，上海局负责人卢福坦、李竹声等被捕，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但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而又机智勇敢的潘汉年仍然领导着未暴露身份的特科人员艰难地与敌人斗争，并开辟了一些新的情报关系，为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取得上海隐蔽战线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龚昌荣等牺牲了，但他们的光辉事迹和动人故事永远留在人民心中。新中国成立后，龚昌荣等人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61年3月，原中央特科的重要人物陈赓、李克农在上海养病，一同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要求亲自主持和组织人员编写十年内战时期中共中央特科的历史和牺牲红队成员的传记，纪念先烈及一批无名英雄，以弥补中共党史中这一段空白，其中就有龚昌荣等人。可惜，陈赓和李克农先后在1961年、1962年病逝，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近20年来，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中共中央特科的历史终于编印成册，公开出版，传之万世。
1930年10月，龚昌荣被调到上海工作，加入红队并担任队长。龚昌荣，原名邝惠安、邝福安，1903年生，广东新会人。他身材高大，体魄强壮，能使双枪，百发百中，善用匕首格斗，并会拳术，人称“老广东”。他自幼家贫，被卖给旅美华侨龚福利为养子，改姓龚。读过中学，在家乡参加过农民运动，到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龚昌荣参加中共广州市委委员沈青领导的“剑仔队”，专门惩办工贼和“改组委员”。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敢死队连长，参加攻打广州市公安局的战斗。起义失败后，被调往香港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的“打狗队”队长，先后带人秘密处决了香港警察署侦缉队长谢安和叛徒游体仁。
龚昌荣接任红队队长之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龚昌荣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率领红队队员掩护中共中央领导人转移，使敌人对中央机关进行大破坏的阴谋没有得逞。周恩来撤往中央苏区前，改组了特科机构，改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负责。新的特科一科科长由陈云兼任，二科科长由潘汉年担任，三科科长由康生担任。龚昌荣继续担任红队队长。龚昌荣在以后几年十分艰险的环境下，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凭借一身过硬本领，与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及叛徒作出殊死的斗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直至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威震敌胆
龚昌荣领导红队后，首先整顿队伍。他在上海及全国各地调来一些忠于革命、胆大心细而又具有军事知识及技能的干部，并加以严格的政治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又在上海设立若干秘密据点，存放枪支、弹药。红队队员人数仍保持精干，约二、三十人，分为若干小组，互不接头，由三科和龚昌荣本人保持与各小组的联系。红队成员包括龚昌荣本人平日不带枪，大多有公开职业作掩护，与家属同住以掩人耳目。如龚在上海法租界巨赖达路凤祥银行二楼住所就存放一批枪械，由龚妻张小妹负责保护机关和管理枪弹。一旦有行动，红队队员才到存放点拿武器。这样，红队的行动更有效和安全。
新组建的红队第一个大行动是消灭叛徒黄国华。1931年秋，中共党员黄国华从江西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但他信念动摇，主动投靠中统上海行动区。中统特务如获至宝，要护送他到南昌向蒋介石当面密告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情况。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从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内线人员中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报告了陈云，陈云命令龚昌荣派人尽快暗杀黄国华。消灭黄国华的具体过程在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编印的《共匪的特务机关和保密工作》手册中有详细记载，称“黄国华，为匪发现，即决定秘密制裁。某日共方约黄到某旅馆接头，刚进门后即拔出枪将黄国华击倒，凶手仓皇离去。事后查知，中共派来暗杀者，为红队实习人员，技术欠熟练，过分紧张，未能将黄击毙。事情发生后，调查科将伤者护送至公务局警察专用的仁济医院急救诊治，并派捕房包探及印度巡捕看守。这些情况被共特人员侦悉。遂利用星期日病人会见眷属的机会，派遣6个红队队员深入医院2楼，先将巡捕及包探击毙，再将黄国华打死，持枪并行出院，在医院门口分手四散逃逸”。带人闯入仁济医院击毙黄国华的就是龚昌荣。同年9月，龚昌荣派红队队员李龙章到汉口击毙了出卖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1932年4月，根据中央特科的命令，龚昌荣派红队队员李士英等在上海惩处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叛徒、特务王斌、曹消澄。
1932年10月，中共丹阳县委书记汤醒白（化名黄达）向中统上海区自首，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约汤到上海新闸里斯文里特务机关大楼接头。龚昌荣得知后带人前往袭击，击毙中统特务王寿喜，击伤特务赵伯谦，而史济美则因迟到而幸免，汤醒白见情形不对而提早溜走。但这件事使上海中统特务头子史济美大吃一惊，想不到共产党打到了他的巢穴，而叛徒汤醒白更吓得从此不敢露面，不知去向。
1933年春，上海的形势更加紧张，中统南京区大特务顾建中带人到上海，与史济美一起，利用叛变的团中央负责人陈庆斋、胡均鹤、袁炳辉、姜子云作引导，破坏共青团沪西区委，逮捕了曹鸿和胡天夫妇。胡天夫妇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出卖了新成立的位于上海法租界辣德路某鞋店的共青团中央机关，中统特务逮捕了看守机关的袁炳辉母亲等。胡天被安排为中统上海区侦查员，到处跟踪革命同志。龚昌荣决定除掉此人。他很快得知胡天夫妇新搬往南市小西门居住。一天，胡天经过住处的里弄，龚昌荣假装在里弄口的老虎灶喝开水，一看见胡天路过，即拔出枪一枪击毙胡天，然后放下水杯，结账后从容离去。据曾任中统上海区行动股副股长的特务陈蔚如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回忆录回忆：“‘斯文里事件’和胡天被毙后，引起中统上海区的极大震动，除留个别‘表现工作’的自首人作短期‘表现’外，其余立即调回南京。”
龚昌荣率领的红队的一系列革命行动极大鼓舞了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斗志，并多次受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表扬，但他不自满，又将行动目标对准了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史济美是个老特务，他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破获多个党团机关，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中共中央特科决定由红队负责制裁史济美。1933年10月，龚昌荣亲自带领红队骨干赵轩、孟华庭、陈杰明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伏击史济美。在行动中，龚昌荣一照面就首先开枪，击中史的胸部，使史来不及拔枪反抗，便倒在地下呻吟，孟华庭这个年轻的神射手跳上前又补上几枪，史济美当场气绝身亡。史济美的随从人员和卫士还未反应过来，龚昌荣等人已按原订好的撤退路线分头退走，一刹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后，上海各大报刊大肆渲染，令国民党特务人人自危，而中统特工总部大发雷霆，严令追查凶手，要求接替史济美担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潘哲和继任上海行动区区长徐兆麟限期破案。不久，龚昌荣又策划了一次针对上海区的行动，计划在广西路一家酒楼内杀死潘哲和徐兆麟，可惜潘、徐二人因怕危险而未赴宴。龚不甘心空手而回，击伤了上海区行动股副股长陈蔚如。事后，潘哲和徐兆麟后怕不已。中统内部都知道中共特科红队“老广东”的厉害，但他们只从一些叛徒的口供中知道有“老广东”其人，但不知其真实姓名身份和模样。据陈蔚如以后说：“尽管上海区破坏了不少中共组织，但有关‘红队’的线索却一直没有一点，叛徒、特务单独外出活动，总是疑神疑鬼，就怕碰上‘红队’”。 不幸被捕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中统上海行动区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有事外出，在西藏路北泥城桥附近偶然碰见安插在中共地下党机关的叛徒张阿四。张自首后没有什么“贡献”，苏成德让他不暴露身份，充当“内线细胞”，继续潜伏在中共地下党内。苏成德定期与张阿四联系，给他一点点经费。此前，苏成德已有一个多月找不到张阿四。苏成德这次见面后便问他为何不按时接头的原因。张阿四说，一个多月前，他被党组织从沪西的工厂内调走，被安排住在北泥城桥一间灶披间内，规定不能随便外出，每天都要训练使用手枪。苏成德听了十分重视，问明张阿四现在的地址，并约好下次接头方法。苏成德马上回上海区，向行动股股长陈中柱汇报。陈中柱又向区长徐兆麟报告。徐、陈二人经过分析，认为张阿四有可能被吸收为中共特科红队新成员，便决定由陈中柱抽调专人负责此案的侦破。
陈中柱、苏成德再次约见张阿四。据张阿四说，他新的上级联系人叫赵轩，但与赵轩的接头是没有规律的，一般是赵轩随时来住处找他，而他也不知赵轩的住址。老辣的陈中柱派了一名有经验的特务在附近租了另一间民房居住，盯住张阿四的一举一动。不久，特务发现赵轩来找张阿四，便马上跟踪，谁料到赵轩为人十分小心谨慎，离开张阿四后转身便走，很快就找不到人了。特务只得再耐心等候。两天后，赵轩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了，特务徒步跟踪自然追不上。吃了两次亏，陈中柱加大力度，派多一名特务前来协助，并准备了两辆自行车。几天后，赵轩果然又骑自行车来找张阿四，两个特务骑着车跟踪而去，终于发现赵轩住在西藏路大世界对面一所民宅内。两个特务昼夜不停盯住赵轩，发现他经常到鸿祥里旅馆找一个名叫孟华庭的小伙子，而孟华庭也常到赵轩家。特务很快又发现了孟华庭的住处。一天，特务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的“广东人”来孟华庭家找他，两人谈完话后迅速离去。特务跟踪“广东人”至法租界巨赖达路，发现他住在凤祥银行二楼。特务们对“广东人”和孟华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监视，没有发现什么线索，而且这两人行动十分机警，也不敢太靠近，徐兆麟听取汇报后决定先不下手，继续盯梢。不久，徐兆麟因破获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力而被中统特务总部调回南京行动区，另一名大特务韩达被派到上海行动区任区长。韩达到任后，将全部力量放到侦破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和新建立的共青团中央机关上，对追踪“广东人”和赵轩、孟华庭的行动也停了下来。这段时间内，“广东人”和赵轩等表面上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特务们一段时间也不跟踪他们了，只是作为线索留作后用。
1934年10月中旬，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工作的机要人员翕国华叛变，上海局负责人深怕翕首先出卖组织，严令红队尽快除掉此人。龚昌荣即派红队队员胡陵武在二马路昼锦里宝隆旅店内枪击翕国华，翕中弹未死，被巡捕送进了仁济医院。四、五天后，好几个大汉大白天闯入仁济医院，在病床上将翕国华击毙。医院内一片混乱，暗杀者混在四散的人群中悄然退走。不巧，一名曾跟踪过“广东人”和赵轩、孟华庭的特务张风章，发现“广东人”正与赵轩、孟华庭一同出现在现场。张风章马上用电话向上级报告目睹经过。上海区区长韩达翻查了以前的情报，并召集上海区特派员游定一，行动股长陈叔平、副股长陈蔚如召开紧急会议。几个人一分析，认为“广东人”、赵轩、孟华庭很有可能是中共特科红队的行动人员。几乎在此同时，早在1934年8月被捕的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盛宗亮经不住敌特两个月的攻心战术而叛变，供出了特科和红队的一些情况。韩达决定立即破案。陈叔平主张用逮捕和绑架相结合的方式来抓人。但陈蔚如提出这几个人都在法租界内活动，最好是绑架，这样可以不惊动巡捕房，而减少以后要引渡的麻烦。韩达最后拍板：先实行绑架，不行就公开抓人。他并指定游定一和上海市公安局特务股主任刘槐指挥行动。
1934年10月底的一天上午9时许，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埋伏在巨赖达路一带的特务们发现“广东人”夹着一柄雨伞从家中出来，往霞飞路走去。姜志豪、杨阿才、张一久等几名特务乘上一辆汽车追踪，追上“广东人”时便一拥而上，企图将他塞进小汽车内。但“广东人”力气很大，一见势头不对便挣脱特务的劫持，飞跑而去，几名特务紧追不舍，在霞飞路上互相扭打。一名法国巡捕见状上前帮忙，当知道此人是“重要犯人”时便一起殴打“广东人”。中统特务见秘密绑架不成，便按原计划转为公开抓人，姜志豪揪住“广东人”的衣领，与巡捕一起将他押往法租界戈登路巡捕房。快进巡捕房大门口时，“广东人”盯着一个空子，挥起雨伞朝特务头上猛击，打得特务姜志豪头破血流。巡捕房门警急忙按动警铃，一批巡捕从里面跑出来，才制服了“广东人”。游定一随后飞车赶到戈登路巡捕房，告诉巡捕房法国探长，说这个“广东人”就是不久前仁济医院血案的主犯。巡捕房便重视起来，将“犯人”押至老闸北巡捕房关押，并配合中统上海区在法租界内分头抓获了赵轩、孟华庭、陈杰明等人。经过叛徒的指认，并依靠一些证据，中统上海区和巡捕房才知道，这个“广东人”就是红队队长龚昌荣，即是他们早已知名的“老广东”。而赵轩等均是红队骨干人员，其中赵轩是红队行动组组长，孟华庭是红色法庭庭长。
接着，巡捕房搜查了赵轩的家，抓住了赵的妻子。陈叔平又带着巡捕前往巨赖达路龚昌荣的家。砸开门后，发现龚昌荣妻子张小妹手持两支驳壳枪准备反抗。特务们连忙上前将张按倒在床上，缴下了枪。经过搜查，发现龚家藏存一批军火，计有手枪32枝、子弹2000多发、手榴弹一枚、刺刀一把、钢马甲一件。
英勇牺牲
龚昌荣等被捕后面对严刑拷打，坚不吐实。巡捕房连续审问了10天，没有什么口供，龚昌荣和赵轩夫妻之间也互不相认。龚、赵等人受过严格的反审讯训练，知道“只要不开口，神仙也难下手”的道理，不讲一句多余的话。号称“讲法律”的法租界巡捕房一时也无法定案。
中统上海区区长韩达十分焦急，天天派人到巡捕房催问结果，并通过各种关系疏通，要求法租界巡捕房将龚昌荣引渡到上海区审讯一个星期。于是，龚等人被押往上海市警察局暂时关押，中统总部派来叛徒兼特务王杰夫、阴耀武前来协助审讯，但又一无所获。在人证物证面前，龚等只承认曾枪杀史济美、胡天、翕国华等人，其余一概不认，更不说出党组织的秘密。一星期后，上海区只得将龚昌荣等人押回法租界巡捕房。 法租界巡捕房与中统特务组织虽有矛盾，但在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方面是一致的。不久，巡捕房便办理了“法律”手续，将龚昌荣等移送到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审理。法院判决龚昌荣、赵轩、孟华庭、陈杰明死刑，龚妻张小妹有期徒刑6年，赵轩妻子有期徒刑3年。随后，龚昌荣等并没有被立即执行死刑，而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原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发现龚昌荣等个个都是神枪手，竟异想天开，想通过关押、利诱、劝降等手段来软化他们，收为己用。因此，龚昌荣等在南京狱中渡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当时，中共地下党员陈同生与龚昌荣等关押在一起。陈同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部工作，官至司局级干部。陈同生曾写下长篇革命斗争回忆录《不倒的红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当年的狱友龚昌荣、赵轩等人在狱中的最后斗争。据陈同生回忆，龚昌荣等人明知来日无多，但视死如归，在狱中读书写字，抓紧时间锻炼身体，鼓励同志们坚守信念。在陈同生的印象中，龚昌荣、赵轩沉着老练。其中赵轩受刑最重，几乎不能行走。而时年才18岁的孟华庭性格活泼好动。徐恩曾等曾到狱中劝降，甚至同意他们可以不出卖党组织和同志，只要他们愿意加入中统，专门从事对付日本特务的工作，就可以释放他们出狱。但龚昌荣等坚决不上当，拒绝了徐恩曾。而赵轩的态度最为强硬，公开说宁死也不当三国时的“姜维”。
“爱才”的徐恩曾面对这些硬汉子也一度心存佩服，而一直没有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直到1935年4月初，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得知实情后，扬言要将人犯全部提回执行。徐恩曾怕得罪洋人，引起外交纠纷，便决定对龚昌荣等下毒手。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刑场上，特务们对龚昌荣、赵轩、孟华庭、陈杰明执行最残忍的绞刑，这是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对犯人执行绞刑。刽子手是经临时训练后“上岗”的。临刑前，龚昌荣等大义凛然，齐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令在场的人惊诧不已。龚牺牲时32岁。4月15日，南京《新闻报》在显眼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
龚昌荣被捕前，陈云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康生到了前苏联莫斯科，特科由中共中央上海局直接领导，具体工作由潘汉年负责。龚昌荣被捕牺牲后，红队的实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之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几次遭中统特务机关破坏，上海局负责人卢福坦、李竹声等被捕，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但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而又机智勇敢的潘汉年仍然领导着未暴露身份的特科人员艰难地与敌人斗争，并开辟了一些新的情报关系，为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取得上海隐蔽战线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龚昌荣等牺牲了，但他们的光辉事迹和动人故事永远留在人民心中。新中国成立后，龚昌荣等人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61年3月，原中央特科的重要人物陈赓、李克农在上海养病，一同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要求亲自主持和组织人员编写十年内战时期中共中央特科的历史和牺牲红队成员的传记，纪念先烈及一批无名英雄，以弥补中共党史中这一段空白，其中就有龚昌荣等人。可惜，陈赓和李克农先后在1961年、1962年病逝，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近20年来，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中共中央特科的历史终于编印成册，公开出版，传之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