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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11年5月6日
采访地点：省政协办公大楼8楼
采 访 者： 陈宪宇 师春苗 王莹
1978年4月3日，中央任命习仲勋同志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为了搞好广东工作，习书记来广东之前走访了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谷牧、余秋里等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向他们请示如何进一步搞好广东工作。4月5日，习老从北京到广州赴任。当时，广东正在召开第四届党代会，与会代表住在东方宾馆、流花宾馆，会场设在友谊剧院。习书记到广州的第二天，即4月6日就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对广东工作的指示，并根据广东实际情况简要提出了广东今后工作的思路和设想。
（一）性子急，时间观念强，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工作
习老对工作非常认真，时间抓得很紧，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广东工作。为什么呢？他经常讲一句话：“因为康生一个条子，毛主席一念，就变成毛主席语录，搞得我16年没有工作，我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时候没有工作干。”他1913年出生，1962年就靠边站，到1978年整整16年没有工作，也就是说从49岁到65岁正是能干事的最好年华白白浪费了。所以，他总是说：“我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一天要干两天的工作。”那个工作量大得，我们在他身边的年轻人都顶不住。他吃过晚饭，只要打个盹，最起码熬夜到凌晨3点；晚饭后散个步，至少到凌晨1点才睡觉。他长期保持着革命的拼命精神，直到最后去中央工作之前，他还是这样，在卫生间的马桶上批文件，在浴缸里泡澡也在批文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习老紧跟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分秒必争地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精神，使其尽早和广东实际结合，由精神力量变物质力量。1980年1月，邓小平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书记和省长都去北京参加了会议，回来时带的是记录稿，是不准确的。为了能尽快准确传达会议精神，习老随时跟踪讲话稿的运作情况，当晚就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的冯文彬说：“小冯呀，小平的讲话定稿没有。”小冯说：“习总理，我刚刚从小平家出来，小平同志刚刚定稿。”习老就说：“那你晚上马上用电话传过来。”那时，不像现在有传真机，要对方在电话里说一句，我们这边记一句，很麻烦。当时，我还在吃晚饭，就接到习老秘书张志功的电话，说让我马上回去记录中办的电话。我吃完饭就去了，冯文彬说一句，我记一句，一直忙到十点多，还没有记到五分之一。习老一看这样速度太慢，就让冯文彬又找了一部电话，张志功也亲自上阵，我们俩忙到凌晨4点还没完；一看不行，又找来陈中权，三部电话忙到5点多还没搞完；然后又找来林瑞铭，一共四部电话一起传，才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传完整个文件，交到习老手里。八点半就要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全省处以上干部和广州局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习老在路上简单看了文件，到了会场，就在开场白里，把我们表扬了一番，说“昨晚，省委办公厅琚立铭等几位同志忙了一个晚上，没有休息，我今天早上才能拿到定稿。”然后，就按邓小平同志的定稿，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一遍，这在全国也是最早传达的，也只有习老才做得到，他在中央工作过，有比较好的人脉关系。
再如，1979年又是一个偷渡高潮，宝安和东莞偷渡非常严重。习老和寇老（负责政法工作的省委常委寇庆延）一起到深圳坐阵抓偷渡，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也抓不完，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率领一个工作组来广东调查民政方面的工作，并到深圳、东莞等地视察，看到宝安收容所的条件非常差，10平方米的一个房子里挤三四十个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又是夏天，有很大的汗臭味，又热又臭，沿途还有人剃着阴阳头、挂着牌子挨批斗。回到广州刘景范就向习老反映了这些情况。习老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当时决定中午不休息，临时增加召开一个常委会，革委会副主任参加，专门分析解决偷渡问题。首先确定偷渡外逃的性质。他说“偷渡外逃”不准确，香港、澳门是我们的领土，不能叫偷渡外逃，应该叫偷渡外流。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因为老百姓生活困难，对面生活水平高，我们生活水平太低，所以才偷渡外流，这是我们长期“左”的路线和“左”的政策带来的恶果，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搞批斗，不能罚站，不能剃阴阳头。在习老的领导下，广东后来逐步纠正偷渡外流中的一些政策问题，通过抓经济抓生产抓群众生活最终解决偷渡外流问题。
因为他性子急，有一次开民主生活会，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王全国就向他提意见：“仲勋同志，你性格太急躁，要求太急，以后要改正。”习老当时在会上没有反对。过后，我陪他散步时，他说：“小琚呀，全国说我性子急，要求严，我还算急吗？我哪有周总理急呀，周总理上班交待的事情，下班就要来问落实的情况，我还没有周总理急呢。”
（二）解放思想，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积极平反冤假错案
习仲勋同志思想解放，一到广东就率先表态，支持并积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习老连续召集省委常委在广州举行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会上不断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教育和宣传，是全国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几个省级负责人之一。1979年3月，习老谈到当初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复杂性时说：“北京有同志见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你表了态大家还要知道这个底。”。正是因为习老思想解放，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了出来，广东思想解放之火被迅速点燃起来。为了解决基层市县的领导班子的思想问题，习老作为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还亲力亲为，到各地发表讲话，为各级机关的大讨论加油鼓劲。他还让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带队，组织全省的地委书记到港澳考察，打开他们的眼界，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他还亲自给全省8个地市负责人包括湛江地委书记林若、韶关地委书记马一品打电话联系。这次考察在全省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时，农民出国考察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但中山小榄镇一大队支部书记带队出国考察。当时，省政府批准了中山小榄镇的出国申请后，又报国务院批准。农民出国考察，这在全国是第一宗。 平反冤假错案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很重要一环。习仲勋来到广东以后，除了积极落实老干部、知识分子、华侨等各方面政策，还重点抓了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事情。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1972年，“文革”期间，有人说在韶关火车站发现了一张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大字报。后当做特一号案件侦破，经过调查，发现是广州市第13中学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广东电视台的郭鸿志、李秀芳一起搞的。赵紫阳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省委班子认为是反动大字报，因为它批评毛泽东，批评无产阶级专政，批评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在当时的思想条件下认为是反动大字报，于是发动全省百万人进行批判；1975年11月，韦国清来广东当省委第一书记，刚好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结果1977年12月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李一哲案件由“反动大字报”上升到“反革命大字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分别被判了有期徒刑，投进监狱。郭鸿志、李秀芳等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习仲勋同志来广东时，赵紫阳已经是政治局委员，韦国清是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面两个人一个定“反动大字报”，一个定“反革命大字报”，习仲勋要为“李一哲事件”平反，把“反革命大字报”改成“革命大字报”，阻力是多么大呀。仲勋同志也没有向中央汇报，也没有向谁请示，就直接让公安厅把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放了，安排他们住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专门派人照顾他们的生活。习仲勋同志白天要开会看文件，没有时间，晚上就抽出时间找他们谈话，有时让王宁或者宋志英他们陪着，我负责记录，从晚上十一点开始谈，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第二天还要开会，很是辛苦。谈完后，习老就对我说：“小琚同志，你辛苦些，今晚把谈话内容整理出来，明天在常委会上讨论。”就这样，我晚上连夜整理，一个月整整瘦了12斤，谈话内容就整理了30多万字。习仲勋对他们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这是历史上发生的、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习老非常交心，敢于承担责任。后来，习老让吴南生带着几个人到北京去做赵紫阳和韦国清的工作，让他们两个人即使不同意，也不要反对。吴南生曾担任中南局秘书长，和他们二人比较熟。最后，经过努力，总算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了反。这一切都大大地调动了干群的积极性。
同时，习老也在不断酝酿广东的改革开放。当时，中央、国务院也派出大批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学习，在这个大气氛下，广东提出要下放权力，放水养鱼。中央给广东、福建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在以习仲勋为首的广东省革委会的共同努力下向中央争来的。如果没有习仲勋这样重量级吨位的领导，事情就相对难办些。
（三）会选干部，会用人，较早推行党内民主
习仲勋同志很会用人，他来广东时，争取中央派来一些他比较熟悉的、有工作能力的领导干部，如吴冷西（20多岁就是《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龚子荣（20世纪50年代就是中组部副部长）、黄静波（粮食部副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肖敏（当时是洛阳管工业的副市长，后来任广州市委副书记）、李延年（《人民日报》社的，后来仲勋走后，任《人民日报》秘书长）、陈铁（政策研究室）等，这样，从领导班子到政策调查研究决策，都有得力干将。
习仲勋非常重视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妇女干部和青年干部，盘才万、张帼英都是习老一手提拔上来的。比如，瑶族干部盘才万是习老的家中常客，即使习老后来到了北京，也依然如此，他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非常融洽。有一次我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盘才万去开两会，我们一起去习老家拜访，习老当面表扬盘才万，说他是瑶王，做得很好，要为党为国家多做贡献。习老非常欣赏张帼英。1980年，我们去仁化调研时，张帼英是仁化县委书记，非常朴实，光着脚丫，裤腿卷在膝盖上，她和习老坐在一排，习老问张帼英关于仁化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仁化一共有多少生产大队，每个大队有多少人，收入多少，人均多少，她都脱口而出，回答得清清楚楚，习老对她大加赞赏，说：“帼英啊，你是当代的穆桂英、花木兰。”在汇报座谈中当得知张帼英的女儿嫁给三同户的儿子时，更是大为感慨，说：“帼英呀，你真了不起，县太爷的千金竟然嫁给三同户农民的儿子。”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到三同户家里去，说：“县太爷不嫌你们地位低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好官。”并当面封张帼英，说“你是将来广东省的女农业厅长。”他对张帼英印象非常好。后来，习老回到北京当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处理常务工作，就把张帼英调到中央当妇联第一书记。
习老对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既严格要求，批评教育，又注意方法，保护其积极性，鼓励他们大胆工作。比如在总结推广“清远经验”上，最开始财政厅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去清远调研时，让财政厅派一个人一起去看实际情况，财政厅副厅长蒋月明一起去的。一路下来，习老用事实说服蒋月明。每到一个地方，听完当地汇报的好经验，仲勋同志就问：“小蒋，怎么样啊？”小蒋就说：“好啊，好啊。”这样，一路循循善诱、批评教育，而不是用训斥的方法。还有，对待韶关地委书记马一品也是这样。马一品是雇农出身，当时，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路线想不通，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不通，在韶关地委会议上公开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人写信告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就批给了习仲勋同志。习老对马一品一方面进行批评教育，一方面又给予很大鼓励。他说：“老马呀，你是三代雇农，知道你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时代在前进，思想也在进步，当然中央的政策也是要等待、要看，不搞强迫命令。”韶关之行结束后，第二天，我们到了从化温泉宾馆，想让习老放松一下。在那里，他不放过任何时间，还把从化县委书记陈基找来谈工作，还去从化县委看，并在那里召开座谈会。陈基呢，也是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满意的，习老又对他循循善诱，开导他。 习老在工作上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在工作中比较早地扩大党内民主。习仲勋同志召开常委会或者书记会议，凡是讨论一个议题，涉及的所有部门必须都派人来。他认为主管部门有片面性，如果只让主管部门参加会议，对他们有利的他们就报常委会，无利的就不说，这样省委听到的就是一面之词，到最后按一面之词下决定了，主管部门就会说这是省委的决定。习老非常重视扩大党内民主，听取各方意见，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集中。胡锦涛指出，扩大民主首先要扩大党内民主，省委全委会议扩大一倍，过去只有市委书记是委员，现在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委员，人数从40多人增加到90多人。习老在80年代就强调扩大党内民主以便做出正确决策了，是践行扩大党内民主的先行者。
（四）非常重视基层调研，善于以点带面促进基层工作
解放前，习老在延安就非常重视发动群众，毛泽东说他是人民中走出来的领袖，是模范延安地委书记。解放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文教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协助周总理工作。后来，又16年靠边站，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和下面的情况都不了解。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为了更好了解广东省情，抓住广东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广东经济，习书记除了安排主要活动，还非常重视到基层调查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
他始终记着叶剑英交待给他的话：“派你去守祖国的南大门”。他那时调查研究，不像现在前呼后拥，他总是带上身边的人，研究室的人和主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去调研时，通过开座谈会，一边消化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种指示，一边结合广东实际思考发展新思路。习老在广东工作时间比较短。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习老爬山越岭，深入田间、工厂、猪场和炼铁炉旁，尽量利用一切机会直接接触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广泛向社会作调查，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汇报。这些基层调研，使习老逐渐形成了促进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
习老在基层工作上非常重视抓典型，以点带面。有一次，到阳山去调研。阳山是石灰岩地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生活非常穷，吃饭、饮水都成问题，《人民日报》有文章称其为“被遗漏的寒极”。那里的农民说：“习书记呀，我们这里太穷了，女人都不愿意嫁过来，我们祖孙三代都找不到老婆。”习老一听觉得很奇怪，就问：“找不到老婆，你们的孩子怎么生出来的？”对方回答：“习书记呀，你不知道，我们长到三四十岁，找不到老婆，就要别人一个孩子；孩子长到三四十岁又找不到老婆，就再从别人那里要一个孩子，这样不就祖孙三代了吗？”习老知道情况后，非常着急，不过看到阳山的资源非常丰富，到处都有小煤窑、水泥等等，就想出一个办法。他说：“珠江三角洲的南海比较富裕，南边有南海，北边有阳山，我建议你们阳山与南海组织对口赛，看谁发展快。”并说：“你们召开一个干部会，我要讲话进行动员。”县委临时通知第二天开县、乡镇、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当天晚上，杨应彬、张汉青、李延年分头给习书记写讲话稿，我在那里抄，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我1965年到省委工作20多年，从来没见过杨应彬抽烟，那晚，杨应彬也熬不住，还让我给他找了一支烟抽，此后也再也没见过他抽烟。第二天早上九点开大会，习书记把全县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要加快发展，要“赶”要“超”。
习老心系南粤大地，心爱广东任何地方。到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工作时，全省就剩下茂名没去。他说：“我要补课，我要把没去过的茂名的县都走遍。”
采访地点：省政协办公大楼8楼
采 访 者： 陈宪宇 师春苗 王莹
1978年4月3日，中央任命习仲勋同志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为了搞好广东工作，习书记来广东之前走访了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谷牧、余秋里等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向他们请示如何进一步搞好广东工作。4月5日，习老从北京到广州赴任。当时，广东正在召开第四届党代会，与会代表住在东方宾馆、流花宾馆，会场设在友谊剧院。习书记到广州的第二天，即4月6日就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对广东工作的指示，并根据广东实际情况简要提出了广东今后工作的思路和设想。
（一）性子急，时间观念强，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工作
习老对工作非常认真，时间抓得很紧，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广东工作。为什么呢？他经常讲一句话：“因为康生一个条子，毛主席一念，就变成毛主席语录，搞得我16年没有工作，我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时候没有工作干。”他1913年出生，1962年就靠边站，到1978年整整16年没有工作，也就是说从49岁到65岁正是能干事的最好年华白白浪费了。所以，他总是说：“我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一天要干两天的工作。”那个工作量大得，我们在他身边的年轻人都顶不住。他吃过晚饭，只要打个盹，最起码熬夜到凌晨3点；晚饭后散个步，至少到凌晨1点才睡觉。他长期保持着革命的拼命精神，直到最后去中央工作之前，他还是这样，在卫生间的马桶上批文件，在浴缸里泡澡也在批文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习老紧跟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分秒必争地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精神，使其尽早和广东实际结合，由精神力量变物质力量。1980年1月，邓小平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书记和省长都去北京参加了会议，回来时带的是记录稿，是不准确的。为了能尽快准确传达会议精神，习老随时跟踪讲话稿的运作情况，当晚就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的冯文彬说：“小冯呀，小平的讲话定稿没有。”小冯说：“习总理，我刚刚从小平家出来，小平同志刚刚定稿。”习老就说：“那你晚上马上用电话传过来。”那时，不像现在有传真机，要对方在电话里说一句，我们这边记一句，很麻烦。当时，我还在吃晚饭，就接到习老秘书张志功的电话，说让我马上回去记录中办的电话。我吃完饭就去了，冯文彬说一句，我记一句，一直忙到十点多，还没有记到五分之一。习老一看这样速度太慢，就让冯文彬又找了一部电话，张志功也亲自上阵，我们俩忙到凌晨4点还没完；一看不行，又找来陈中权，三部电话忙到5点多还没搞完；然后又找来林瑞铭，一共四部电话一起传，才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传完整个文件，交到习老手里。八点半就要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全省处以上干部和广州局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习老在路上简单看了文件，到了会场，就在开场白里，把我们表扬了一番，说“昨晚，省委办公厅琚立铭等几位同志忙了一个晚上，没有休息，我今天早上才能拿到定稿。”然后，就按邓小平同志的定稿，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一遍，这在全国也是最早传达的，也只有习老才做得到，他在中央工作过，有比较好的人脉关系。
再如，1979年又是一个偷渡高潮，宝安和东莞偷渡非常严重。习老和寇老（负责政法工作的省委常委寇庆延）一起到深圳坐阵抓偷渡，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也抓不完，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率领一个工作组来广东调查民政方面的工作，并到深圳、东莞等地视察，看到宝安收容所的条件非常差，10平方米的一个房子里挤三四十个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又是夏天，有很大的汗臭味，又热又臭，沿途还有人剃着阴阳头、挂着牌子挨批斗。回到广州刘景范就向习老反映了这些情况。习老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当时决定中午不休息，临时增加召开一个常委会，革委会副主任参加，专门分析解决偷渡问题。首先确定偷渡外逃的性质。他说“偷渡外逃”不准确，香港、澳门是我们的领土，不能叫偷渡外逃，应该叫偷渡外流。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因为老百姓生活困难，对面生活水平高，我们生活水平太低，所以才偷渡外流，这是我们长期“左”的路线和“左”的政策带来的恶果，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搞批斗，不能罚站，不能剃阴阳头。在习老的领导下，广东后来逐步纠正偷渡外流中的一些政策问题，通过抓经济抓生产抓群众生活最终解决偷渡外流问题。
因为他性子急，有一次开民主生活会，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王全国就向他提意见：“仲勋同志，你性格太急躁，要求太急，以后要改正。”习老当时在会上没有反对。过后，我陪他散步时，他说：“小琚呀，全国说我性子急，要求严，我还算急吗？我哪有周总理急呀，周总理上班交待的事情，下班就要来问落实的情况，我还没有周总理急呢。”
（二）解放思想，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积极平反冤假错案
习仲勋同志思想解放，一到广东就率先表态，支持并积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习老连续召集省委常委在广州举行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会上不断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教育和宣传，是全国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几个省级负责人之一。1979年3月，习老谈到当初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复杂性时说：“北京有同志见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你表了态大家还要知道这个底。”。正是因为习老思想解放，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了出来，广东思想解放之火被迅速点燃起来。为了解决基层市县的领导班子的思想问题，习老作为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还亲力亲为，到各地发表讲话，为各级机关的大讨论加油鼓劲。他还让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带队，组织全省的地委书记到港澳考察，打开他们的眼界，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他还亲自给全省8个地市负责人包括湛江地委书记林若、韶关地委书记马一品打电话联系。这次考察在全省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时，农民出国考察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但中山小榄镇一大队支部书记带队出国考察。当时，省政府批准了中山小榄镇的出国申请后，又报国务院批准。农民出国考察，这在全国是第一宗。 平反冤假错案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很重要一环。习仲勋来到广东以后，除了积极落实老干部、知识分子、华侨等各方面政策，还重点抓了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事情。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1972年，“文革”期间，有人说在韶关火车站发现了一张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大字报。后当做特一号案件侦破，经过调查，发现是广州市第13中学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广东电视台的郭鸿志、李秀芳一起搞的。赵紫阳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省委班子认为是反动大字报，因为它批评毛泽东，批评无产阶级专政，批评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在当时的思想条件下认为是反动大字报，于是发动全省百万人进行批判；1975年11月，韦国清来广东当省委第一书记，刚好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结果1977年12月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李一哲案件由“反动大字报”上升到“反革命大字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分别被判了有期徒刑，投进监狱。郭鸿志、李秀芳等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习仲勋同志来广东时，赵紫阳已经是政治局委员，韦国清是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面两个人一个定“反动大字报”，一个定“反革命大字报”，习仲勋要为“李一哲事件”平反，把“反革命大字报”改成“革命大字报”，阻力是多么大呀。仲勋同志也没有向中央汇报，也没有向谁请示，就直接让公安厅把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放了，安排他们住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专门派人照顾他们的生活。习仲勋同志白天要开会看文件，没有时间，晚上就抽出时间找他们谈话，有时让王宁或者宋志英他们陪着，我负责记录，从晚上十一点开始谈，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第二天还要开会，很是辛苦。谈完后，习老就对我说：“小琚同志，你辛苦些，今晚把谈话内容整理出来，明天在常委会上讨论。”就这样，我晚上连夜整理，一个月整整瘦了12斤，谈话内容就整理了30多万字。习仲勋对他们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这是历史上发生的、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习老非常交心，敢于承担责任。后来，习老让吴南生带着几个人到北京去做赵紫阳和韦国清的工作，让他们两个人即使不同意，也不要反对。吴南生曾担任中南局秘书长，和他们二人比较熟。最后，经过努力，总算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了反。这一切都大大地调动了干群的积极性。
同时，习老也在不断酝酿广东的改革开放。当时，中央、国务院也派出大批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学习，在这个大气氛下，广东提出要下放权力，放水养鱼。中央给广东、福建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在以习仲勋为首的广东省革委会的共同努力下向中央争来的。如果没有习仲勋这样重量级吨位的领导，事情就相对难办些。
（三）会选干部，会用人，较早推行党内民主
习仲勋同志很会用人，他来广东时，争取中央派来一些他比较熟悉的、有工作能力的领导干部，如吴冷西（20多岁就是《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龚子荣（20世纪50年代就是中组部副部长）、黄静波（粮食部副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肖敏（当时是洛阳管工业的副市长，后来任广州市委副书记）、李延年（《人民日报》社的，后来仲勋走后，任《人民日报》秘书长）、陈铁（政策研究室）等，这样，从领导班子到政策调查研究决策，都有得力干将。
习仲勋非常重视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妇女干部和青年干部，盘才万、张帼英都是习老一手提拔上来的。比如，瑶族干部盘才万是习老的家中常客，即使习老后来到了北京，也依然如此，他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非常融洽。有一次我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盘才万去开两会，我们一起去习老家拜访，习老当面表扬盘才万，说他是瑶王，做得很好，要为党为国家多做贡献。习老非常欣赏张帼英。1980年，我们去仁化调研时，张帼英是仁化县委书记，非常朴实，光着脚丫，裤腿卷在膝盖上，她和习老坐在一排，习老问张帼英关于仁化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仁化一共有多少生产大队，每个大队有多少人，收入多少，人均多少，她都脱口而出，回答得清清楚楚，习老对她大加赞赏，说：“帼英啊，你是当代的穆桂英、花木兰。”在汇报座谈中当得知张帼英的女儿嫁给三同户的儿子时，更是大为感慨，说：“帼英呀，你真了不起，县太爷的千金竟然嫁给三同户农民的儿子。”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到三同户家里去，说：“县太爷不嫌你们地位低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好官。”并当面封张帼英，说“你是将来广东省的女农业厅长。”他对张帼英印象非常好。后来，习老回到北京当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处理常务工作，就把张帼英调到中央当妇联第一书记。
习老对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既严格要求，批评教育，又注意方法，保护其积极性，鼓励他们大胆工作。比如在总结推广“清远经验”上，最开始财政厅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去清远调研时，让财政厅派一个人一起去看实际情况，财政厅副厅长蒋月明一起去的。一路下来，习老用事实说服蒋月明。每到一个地方，听完当地汇报的好经验，仲勋同志就问：“小蒋，怎么样啊？”小蒋就说：“好啊，好啊。”这样，一路循循善诱、批评教育，而不是用训斥的方法。还有，对待韶关地委书记马一品也是这样。马一品是雇农出身，当时，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路线想不通，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不通，在韶关地委会议上公开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人写信告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就批给了习仲勋同志。习老对马一品一方面进行批评教育，一方面又给予很大鼓励。他说：“老马呀，你是三代雇农，知道你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时代在前进，思想也在进步，当然中央的政策也是要等待、要看，不搞强迫命令。”韶关之行结束后，第二天，我们到了从化温泉宾馆，想让习老放松一下。在那里，他不放过任何时间，还把从化县委书记陈基找来谈工作，还去从化县委看，并在那里召开座谈会。陈基呢，也是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满意的，习老又对他循循善诱，开导他。 习老在工作上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在工作中比较早地扩大党内民主。习仲勋同志召开常委会或者书记会议，凡是讨论一个议题，涉及的所有部门必须都派人来。他认为主管部门有片面性，如果只让主管部门参加会议，对他们有利的他们就报常委会，无利的就不说，这样省委听到的就是一面之词，到最后按一面之词下决定了，主管部门就会说这是省委的决定。习老非常重视扩大党内民主，听取各方意见，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集中。胡锦涛指出，扩大民主首先要扩大党内民主，省委全委会议扩大一倍，过去只有市委书记是委员，现在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委员，人数从40多人增加到90多人。习老在80年代就强调扩大党内民主以便做出正确决策了，是践行扩大党内民主的先行者。
（四）非常重视基层调研，善于以点带面促进基层工作
解放前，习老在延安就非常重视发动群众，毛泽东说他是人民中走出来的领袖，是模范延安地委书记。解放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文教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协助周总理工作。后来，又16年靠边站，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和下面的情况都不了解。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为了更好了解广东省情，抓住广东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广东经济，习书记除了安排主要活动，还非常重视到基层调查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
他始终记着叶剑英交待给他的话：“派你去守祖国的南大门”。他那时调查研究，不像现在前呼后拥，他总是带上身边的人，研究室的人和主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去调研时，通过开座谈会，一边消化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种指示，一边结合广东实际思考发展新思路。习老在广东工作时间比较短。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习老爬山越岭，深入田间、工厂、猪场和炼铁炉旁，尽量利用一切机会直接接触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广泛向社会作调查，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汇报。这些基层调研，使习老逐渐形成了促进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
习老在基层工作上非常重视抓典型，以点带面。有一次，到阳山去调研。阳山是石灰岩地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生活非常穷，吃饭、饮水都成问题，《人民日报》有文章称其为“被遗漏的寒极”。那里的农民说：“习书记呀，我们这里太穷了，女人都不愿意嫁过来，我们祖孙三代都找不到老婆。”习老一听觉得很奇怪，就问：“找不到老婆，你们的孩子怎么生出来的？”对方回答：“习书记呀，你不知道，我们长到三四十岁，找不到老婆，就要别人一个孩子；孩子长到三四十岁又找不到老婆，就再从别人那里要一个孩子，这样不就祖孙三代了吗？”习老知道情况后，非常着急，不过看到阳山的资源非常丰富，到处都有小煤窑、水泥等等，就想出一个办法。他说：“珠江三角洲的南海比较富裕，南边有南海，北边有阳山，我建议你们阳山与南海组织对口赛，看谁发展快。”并说：“你们召开一个干部会，我要讲话进行动员。”县委临时通知第二天开县、乡镇、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当天晚上，杨应彬、张汉青、李延年分头给习书记写讲话稿，我在那里抄，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我1965年到省委工作20多年，从来没见过杨应彬抽烟，那晚，杨应彬也熬不住，还让我给他找了一支烟抽，此后也再也没见过他抽烟。第二天早上九点开大会，习书记把全县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要加快发展，要“赶”要“超”。
习老心系南粤大地，心爱广东任何地方。到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工作时，全省就剩下茂名没去。他说：“我要补课，我要把没去过的茂名的县都走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