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债务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非常关注。理论分析认为,债务来源差异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同。但已有研究忽略了这种异质性,或将债务等同于银行借款,并且缺乏对企业投资不足问题的关注。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债务治理的角度,考察商业信用这种债务来源对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将商业信用与非效率投资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到投资不足领域,同时关注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类非效率投资问题的双向治理作用。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提出商业信用能对非效率投资发挥双向治理作用的研究假设。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从理论上证明商业信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为验证商业信用对非效率投资的双向治理作用提供实证支持。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商业信用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考虑到在RICHARDSON方法的测量下,几乎所有公司的投资都是非效率的,因此借鉴XIAO的研究,认为同时满足两种非效率投资测量方法的观测值才能定义为非效率投资,即实际投资水平与正常投资水平的拟合值之差大于0(小于0)且存在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倾向的样本才能被定义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研究结果表明,商业信用不仅能抑制过度投资,还能缓解投资不足,从而对非效率投资问题发挥双向治理作用。在稳健性检验中,控制其他负债来源或改变非效率投资样本的划分标准,并不会改变主要结果,表明实证结果比较稳健,商业信用能对非效率投资实现双向治理,改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在目前中国法律制度环境亟待改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仍能对非效率投资实现双向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商业信用的制度性安排,以强化商业信用在中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中的作用,上市公司则有必要进一步重视商业信用,发挥其在融资功能之外的非效率投资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