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此后，他担任过中国驻外大使、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他曾经以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的身份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
　　她是现任外交部的外语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外事翻译委员会主任。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联合国的外交官。曾先后担任了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翻译，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还参与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8·19公报》的起草。她先后担任过驻比利时使馆参赞、驻卢森堡大使、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
　　“他”是吴建民，“她”是施燕华。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伉俪大使。
　　“我们俩在1994年都是大使，我在荷兰，她在卢森堡。夫妇俩都是现职大使的，我们给外交部开了头。”吴建民很自豪。
　　这对夫妻入行的经历颇有几分相像。吴建民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做外交官的。刚走上这条道路时，他甚至满肚子的不情愿。“是外交部挑我去的。我开始没打算当外交官，是后来干着干着才喜欢上的。当年我想考的是北大物理系。”
　　“她(指施燕华)原来也没想当外交官，她是北外研究生毕业，本来想留下来当老师的。天下的事情就这么阴错阳差。那时外交部人员不够，每当有大的使团来访，就要从北外借研究生。后来就被外交部留下了。”
　　吴建民和施燕华的相识也很有戏剧性。1965年从布达佩斯回国的吴建民担任外交部翻译室团委书记，刚去翻译室工作的施燕华是团委副书记。吴建民“觉得这个女孩子不虚荣、实在、用功”，很有好感，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成就了一对“大使夫妇”。
　　1968年11月，孩子刚生下来4个多月，施燕华就被下放到广东牛田洋参加劳动。临行前，刚好吴建民又要出差，漫天大雪中，夫妻二人在车站分别，相望无言。
　　“那时候，孩子在上海，夫人在广州，我在北京，真是凄凄惨惨。”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吴建民声音低沉：“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很渺茫，也很难过。晚上别人回家了，自己只能在办公室呆着。心理上很孤独。”
　　原以为从此只能“人海两茫茫”，没想到国际大事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转折。1969年柬埔寨突发政变，外交部缺人，夫妻俩的命运轨迹又重叠在了一起。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吴建民精通法文，施燕华专攻英文，夫妻双双被派出国。
　　“当时大家纳闷，怎么把吴建民和施燕华分在一个房子里去了?是不是搞错了?这男的女的怎么能分在一个房间呢?”吴建民哈哈大笑，“当时我们驻联合国的使团是名副其实的和尚庙，大家都羡慕我俩。”
　　甘苦与共，相濡以沫，两人从相识到今天，已携手走过了几十个春夏春秋。他们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都在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艰辛而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令他们的感情历久长新，老而弥坚。
　　
　　对话吴建民
　　问：在中国外交战线，外交伉俪不少，但是像您跟施燕华大使这样被大家所知的，并不是非常多。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吴建民：走在一起也是命运啊。1965年我当时在团中央借调回到外交部，当时都是年轻人，1965年我26岁，她比我小大概9个月，她也很年轻。年轻人到一起成立团支部，当时我已经入党了，党支部就说你去当团支部书记吧，我当书记她当副书记，这么就开始有接触了。慢慢慢慢接触两个人还谈得来。
　　问：就是您在形容你们关系的时候，都属兔，那双兔傍地走。
　　吴建民：傍地走是因为，当时一个去荷兰去的，一个去卢森堡了，部领导对我们很客气了，说你们什么时候见面，你们自己定吧，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万永翔跟我讲。我们有时候两三周见一次面，聊聊天啊。
　　问：这种聚少离多外交夫妻的生活，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
　　吴建民：不大会，因为多年了解了。她这个人，很有特点，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而且还好学。所以她在工作上我们谈了很多，她给我很多帮助。她出的点子，有的时候出了很好的点子，包括我到法国当大使的时候，本来她还可以再当一任大使的。我就问她，我说我去法国了，你跟我去吗?她想了想，去吧，跟你去吧。因为到法国活动那么多，她懂得，在官邸举行晚宴，女主人非常重要，我这个女主人也不能借一个啊。她很理解我，她和我一起去了。
　　问：一个清闲，一个忙，有时候会不会家庭关系会失去平衡?
　　吴建民：不会，我们每天在一起散步。每天吃完晚饭，我们都要出去散步，再晚我们也要出去散步。很多事可以交流，包括我的工作，因为大家都是搞外交的，很多事情，我经历什么事她也帮我出点子，她讲讲她的看法，对我很有启发。